邓小平政治建设的基本思想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思想论文,战略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之一。发展在当代遇到的一个严峻的课题，集中体现为谋求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两大目标的整合。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在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思考中始终追求的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和谐统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协调配套。透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抉择，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邓小平政治建设的基本思想及其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主导性地位。
一、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
启动并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第一个战略抉择。
（一）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建设的题中之义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过程。如果没有社会的政治发展，则既不能指望经济能得到稳定的发展，更无法获得社会的整体进步。在中国改革的发轫之时，邓小平就把政治建设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在一起。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就针对以往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尖锐地提出了“现代化怎么化法”这个问题，提出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务。1980年8月，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并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指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地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项任务单独地提了出来。在他看来，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从1986年到1987年，邓小平多次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强调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到日程上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在邓小平全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其中贯穿着一条红线或者说立论基石，这就是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断。他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看作是同现代化同等重要的战略目标。
一般而言，政治建设主要有两条途径，即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政治革命是旨在推翻另一阶段的政治统治，实现政治权力的转移。政治改革则是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完善，它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政治领导集团根据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社会矛盾状况，在不改变阶级统治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旨在改进、调节政治关系以期巩固和完善自身的政治统治。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建设采取何种途径推动其进程的问题，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把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连为一体，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作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的思路，这就是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是为了“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同上书第336页）。 邓小平同志曾经把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改革称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当然不是说改革本身就是革命，而是从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所体现的价值说它不亚于一场革命。这也突出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对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中国改革的高度重视，反映了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深层思考。
（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延伸
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而言，如果说在初期主要是从政治建设高度进行认识并由此拉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那么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更多地则是从追求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良性互动的视角加以把握和认识的。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发展的动力归根到底要到经济生活中去寻找，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和被重视程度，往往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程度。我国经济改革从其进程而言，是实现经济模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从其目标来说，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原有的政治体制条件下，权力过于集中，政企不分，使得党和政府的职能呈现胶着状态，而政府部门又往往兼有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职能，以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去管理企业，这就造成了政府实际上行使着企业董事会的职能。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无法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在市场运行过程中，不仅直接扭曲了市场平等竞争规则，而且也使得市场运行失去规范性、公平性和有序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76页）正是在此基础上，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的总体改革思想。
由此可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压力不仅来自政治建设，也来自于经济发展过程之中，而且从深层次来说，主要是来自于经济发展过程之中。自此以后，在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上，两大改革配套进行便成了中国改革总体战略格局中不可缺少的主题之一。
（三）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治腐败的基本保证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当今世界被称为“灰色瘟疫”，成为困扰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难治之症。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本身具有排斥腐败的功能。但在现实生活中，腐败现象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不断扩展甚至呈蔓延、愈演愈烈之势。对于党内腐败问题，邓小平同志有着深邃的洞察并始终提醒全党要高度重视解决之。他谆谆告诫人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同上书第379页），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手抓改革开放， 一手抓惩治腐败”（同上书第314页），只有改革原有体制弊端， 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土壤，只有消除腐败，才能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
腐败，通常指国家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危害社会的一种畸形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其实质和核心是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自国家产生以来，公共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的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的外在组织形式又表现为权力的结构形式。从政治层面来看，我国社会的腐败现象主要是由于原有政治体制中权力结构存在的弊端所致。诚如邓小平同志曾分析的那样，一方面表现为权力的高度集中。从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来说，权力过分集中于各级党委，从党内关系来说，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的几大书记尤其是第一书记，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说，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权力的过分集中，为权力的滥用提供了较多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表现为权力运行过程中缺乏有力且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一般说来，监督包括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司法的监督、参政党的监督、执政党自身的监督、社会的监督等等，从监督的方向而言有自上而下、平行及自下而上的监督，但是，现实生活中法律确定的监督主体未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且由于种种原因，使得自上而下的监督往往代替或者削弱了平行及自下而上的监督。
如果说权力高度集中和缺乏监督是一段时间内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那么这个弊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双轨制”的存在，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又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契机。一方面，政府官员直接管理企业，掌握着原料和项目，另一方面企业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还摆脱不了行政权力的影响，双方之间很容易发生权力与金钱的交换。据有关资料显示，前几年党政干部中的经济违法案件有70%左右与价格“双轨制”条件下不规范的市场交易有关。（参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腐败现象”到“严重腐败现象”再到“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表明我们党对腐败问题的认识逐步加深而且提得愈来愈尖锐。根除腐败，应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集中表明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关于从反腐败视角认识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一基本思路。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取向
在邓小平政治建设的基本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基本途径的政治发展的目标取向的设计，而且这一设计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导思想。
（一）邓小平对中国政治发展目标选择的突出贡献
政治目标设计是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缺少这一内容，政治发展就陷入盲目性。从中国整体改革进程而言，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进程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那么，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着各种政治利益和政治关系的调整，又由于它的成败与否决定着其它改革的成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则一直走着更为稳健之路，这集中地体现在改革目标模式的宏观设计或者说理论准备上。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
早在1979年到1980年间，邓小平同志就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模式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发展和民主进程是成正比的，“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从社会主义本质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同上书第176页）。 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提到这样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这在以往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不仅重申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而且着手对目标模式进行全面和系统地论证。邓小平同志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随后，邓小平同志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本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同上书第179—180页）。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和建议，1986年中共中央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初步方案）。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确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自此以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都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看作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所在。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不是一般抽象地设计民主化目标，而是明确地界定民主化的涵义。政治发展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除此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它任何的选择。
（二）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坚持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十五大是一次可以与七大相提并论的会议，它是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完全独立承担领导职责的条件下召开的一次跨世纪的会议。一方面，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上继承着邓小平同志的总体设计，另一方面，在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设计和建设方略上，无论就其内容的体系化亦或就其认识的深度，又都体现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
首先，科学全面地阐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含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和全球化趋势的双重压力下，中国要对自己的政治发展作出正确的选择，就必然面临着如何在这两方面开展工作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党的十五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作出了科学而明确的界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个论断不仅揭示了现代国家民主政治应具有的一般特性，也阐明了我国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其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民主政治的核心，依法治国是基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本质所在。三者紧密结合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整体。
其次，突出法制化建设，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一个是人民主权原则，另一个是法治和程序化原则。如果说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那么依法治国则是法治和程序化原则的体现。一个法治国家，不仅要求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更重要的是依照法定程序、法定原则和法定职责运行权力。“依法治国”就是将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各级党政机关的活动纳入法制轨道，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有序运转，特别是保障党和国家重大决策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它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过去的一段时间内那种重人治不重法治的状况。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
如同科学界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本含义和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一样，根据我国政治发展实际状况，制定近期政治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贡献之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政治发展的总的目标，但这一目标决不是可以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这就决定我们在确定近期主要任务时，既要针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同时又要抓住其中最迫切需要解决，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从业已成熟的问题着手。根据这一原则，十五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主要任务。
1.健全民主制度。政治制度的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它在政治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我国民主政治制度中，其主干内容为三大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三大制度集中指向就是确保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我国政治的总格局，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所在，也是选择任何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前提。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都必须致力于基本制度的完善，从而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2.加强法制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呈现出可喜的局面，但在总体上离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加强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重点应抓住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严格依法行政，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加强普法教育等主要环节，从而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法制基础。
3.推进机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多次进行机构改革，但始终未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时至今日，“机构病”已成为全面改革继续推进的重要障碍。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及其实施，标志着新一届政府机构改革的帷幕已经正式拉开。这次改革所迈出的决定性一步，就是使政府功能“归位”，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上来。这就从根本上抓住了现行政府机构的主要弊端。
4.加强民主监督。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就必须完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针对我国监督机制的现状，现阶段尤其要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切实落实人民对行政程序、行政过程、行政结果的知晓权，二是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建立切实有效的民主监督体系。
三、积极稳妥的渐进改革模式：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略
邓小平理论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它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进程紧密相联。可以说，政治建设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既是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如何在化解这一难题的同时又避免社会大的动荡？在这方面，邓小平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一条渐进式的政治发展之路。
（一）从我国实际出发，走循序渐进之路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政治发展都是一个过程，毫不例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它需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实际，是我们进行政治建设的基本出发点。
首先，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具有不完全性。现代民主政治往往是和现代市场经济相关联的。虽然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但是，无论从市场主体、市场规则以及市场体系而言，市场经济依然是处于欠发达阶段。其次，民主政治的历史基础具有脆弱性。中国的封建专制时期很长，封建官僚体制发育也相当充分，“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律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这就决定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基础是十分脆弱的。最后，公众民主意识具有不成熟性。现代民主政治以民主意识为其心理支撑点，民众具有正确的民主意识并合法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是实现政治民主化不可或缺的条件。
上述各种因素使得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必然会呈现出长期性和渐进性的特点，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充分考虑我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特点及社会的承受能力，有计划、分阶段地进行政治建设。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原则
现代民主政治的标志之一，就是政党政治的影响和作用非常重大。在近、现代世界政治发展史上，政治权力的行使往往是通过政党政治来实现的。我国的政党政治是采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处于政治领导地位，其他政党组织是参政党，处于参政议政地位。中国政治体制总格局的这一基本特征是近百年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坚持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这是我们涉及任何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不可逾越的界限，对此，邓小平非常清醒并且始终坚持，毫不动摇。
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政治关系和政治利益的调整，直接牵涉着许多人的利益，甚至要牵涉到改革者自身的利益。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又很不平衡的多民族的国度，要把十几亿人的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就需要一个统一的领导力量和领导核心。在当代中国，这种领导力量和领导核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社会的运作必然会表现为无序的动荡状态，其结果只能是葬送已取得的改革成果，政治发展也变为空谈。
从党的性质来讲，中国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最有觉悟、最先进的分子组成，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具有思想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的优势，能够适时地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所有这一切使得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尽管形势和条件发生了变化，但党的基本性质没有变化，党的根本宗旨没有发生变化。五十年的建国史，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资格、有能力担负起领导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任。
（三）保持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前提
在当代政治发展理论中，政治稳定被看作是评价政治发展的重要尺度。邓小平同志也曾把国家政局是否稳定看作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的三大依据之一。（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可以说，追求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和谐统一，这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最重要特点。
把政治稳定看作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与中国的国情有着直接的联系。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科学教育事业不够发达，民族关系也较为复杂，又有着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历史，缺乏民主与法制的传统，这些都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不利的起始条件。“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 人心涣散的局面。 ”（同上书第284页）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建设必须处理好改革、 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基础。没有稳定，任何一种政治发展设计，无论目标多么美好，逻辑上多么合理，都难免陷入政治乌托邦的困境。我们党之所以把政治稳定作为政治发展策略的重点，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强调在当代中国稳定压倒一切，其道理正在于此。
从二十余年的改革进程中，可以清楚地透视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三大战略抉择：及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在指导思想上把它看作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取向；在实际进程中走一条渐进式的稳妥之路。实践证明，这种战略抉择是成功有效的，而邓小平政治建设的基本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无疑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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