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精神动力与爱国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科学家论文,精神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科学家献身国防的精神动力
爱因斯坦曾在普朗克六十寿诞的庆祝会上指出有三种科学探索的动机：“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庙堂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台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00～101，101，101，178页。）爱因斯坦认为，普朗克属于不同于以上两类人的第三种人。普朗克坚守科学庙堂的动机分为两部分：从消极方面来说，“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00～101，101，101，178页。）从积极方面来说，其动机是求得对杂乱无章的现象世界的理解，并作为感情生活乃至安身立命的基础：“人们总想用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景，……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00～101，101，101，178页。）爱因斯坦赞赏普朗克，普朗克的探索动机也就是爱因斯坦的探索动机。这是二战以前的爱因斯坦对科学探索动机的思考和概括，其深刻性毋庸置疑，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被爱因斯坦否定的动机，还是被爱因斯坦赞赏的动机，都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智力娱乐、功利追求、安宁向往无一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动机。事实上，科学家探索的动机比爱因斯坦所述更广泛，尤其是经历二次大战，国防科技创新成为大国不可或缺的重点战略以后，科学探索的动机向国家需求和支持正义发生重大倾斜，爱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普遍成为科学探索的强烈动机，中外各国概莫能外。即令是思想一贯超然的爱因斯坦，也于二战开始时期(1939年)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敦促美国政府重视原子能的开发利用和核武器的研制，建议加速大学实验室的原子能研究工作，建议政府“同那些愿意为这一事业作出贡献的私人进行接触”。（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00～101，101，101，178页。）此时的爱因斯坦已承认有愿意为美国及世界和平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也即是对先前认定的三种科学动机的突破和扩展。
科学研究的动机，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密切相关，是科学家深层意识形态的反映。科学研究动机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科学家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当然，具有不同研究动机的科学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选择相同的研究方向与研究课题。美国曼哈顿工程对各类人才的聚合，以及二战结束后这些科学家的分道扬镳是说明科学研究动机重要影响的最精彩的实例。“公元1941年10月，萨克斯(美国总统顾问——引者注)传递爱因斯坦的信函之后的两年，罗斯福批准全力发展原子弹。当年12月7日，日本攻击珍珠港。……几乎所有美国境内的物理学者，在先前对于是否应该从事与战争相关研究的犹豫尽皆消失，我们全心投入。”（注：约翰·惠勒：《约翰·惠勒自传》，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367，373，373页。）“不过在50年代中期则无法这样做。当时最具创意的科学家都已经回到他们的办公室，实验室与教室，并从事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对国家安全则毫不关心，尤其是当时最出色的科学家几乎与国防应用完全绝缘。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意外。大部分的科学家认为他们已经在最近的战争期间行使国民应尽义务，他们没有感受到国际舞台情势迫切需要他们从事国防工作。”（注：约翰·惠勒：《约翰·惠勒自传》，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367，373，373页。）美国科学家这种行为的后果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在航天技术方面赶上并超越美国。
发人深省的是，当年曾积极参与曼哈顿工程而在二战结束后又抨击氢弹等国防科技研究的大批美国科学家中，就有原子武器的始作俑者爱因斯坦与曼哈顿工程的技术总监奥本海默。1950年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将全力以赴研制氢弹。2月13日，爱因斯坦发表电视讲话，公开抨击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原来是作为预防性措施而引起的美国同苏联之间的军备竞赛，已显得带有歇斯底里的成分。双方都以急如星火的速度，在保密的堡垒后面在完成大规模的破坏手段。而现在公众又被告知，制造氢弹是新的目标，……如果这种努力果然成功了，那么大气的放射性毒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灭绝，都将是在技术上可能达到的范围之内。”（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83，291～292，322，323～324，325页。）1950年10月，在致意大利科学协进会的信中，爱因斯坦又十分激烈地斥责参与国防科研的科学家：“科学家却已倒退到这种程度，他居然把国家政权强加给他的奴役当作不可避免的命运接受下来，他甚至自甘堕落到这种地步，竟然驯服地献出自己的才能，去帮助完成那些注定要造成人类普遍毁灭的工具。”（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83，291～292，322，323～324，325页。）奥本海默以出众的专业水平和杰出的管理才能，研制出威力巨大的原子弹，开辟人类实际利用原子能的先河，并于1946年被授予美国功勋奖章，成为举世瞩目的科技帅才。但是，二战结束后，奥本海默的态度却使美国政府深感震惊。他反对美国率先研制氢弹，由此卷入美国政治漩涡的中心，受到美国政府的安全审查，并以影响政府研制氢弹的决策为由，于1953年12月23日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暂时吊销安全特许权，并通过1954年4月12日～5月6日的安全听证会，最终于1954年6月29日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剥夺安全特许权，酿成震惊世界的“奥本海默案件”。（注：罗伯特·奥本海默：《真知灼见》，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184页。）
与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对国防科研态度大逆转的情形绝然相反，同样曾经积极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惠勒，在二战后一如既往地积极投身美国的国防科研工作。美国20世纪共经历三次国防科技研究高潮：1942～1945年的曼哈顿工程、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氢弹研制以及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后的航天科技研究，惠勒都积极地参与其中。惠勒在1963年荣获美国最高科学奖——费米奖。但作为美国本土物理学的开拓者和世界级的杰出科学家，惠勒的科学成就总未能攀上科学最高峰，他的老师、同学、同事及学生中荣获诺贝尔物理奖者比比皆是，如爱因斯坦、玻尔、玻恩、费米、维格纳、康普顿、温伯格、费因曼，还有如冯·诺依曼、霍金、奥本海默、莫奇莱等在某一领域拔得头筹的大师，惠勒却因献身于国防科技事业而使纯科学成就受到影响，但惠勒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反而颇以献身美国国防科技事业为荣。作为科学家能为本国本民族国防事业如此献身，并有如此高度的创造性、持久性与专一性，在世界各国科学家中实在鲜有其匹。与惠勒同年的钱学森，是中国唯一的“国家杰出科学家”荣誉获得者、中国国防科技帅才和著名的爱国者，其才智、贡献与影响自不在惠勒之下。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是人到中年(1955年)以后才冲破重重阻挠投身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
二、爱国主义是科学家献身国防最强大持久的精神动力
促使惠勒和钱学森一类科学家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最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什么呢？是爱国主义。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注：《马恩列斯毛论历史唯物主义》(中)，北方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3页。）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可能自然而成，它是环境、教育与实践的综合结果。杰出科学家钱学森的经历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钱学森早年与中国绝大多数青少年一样，在世俗层次上受过朴素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20岁以前钱学森曾在父亲的指点下拜谒过杭州的岳飞墓与扬州的史可法墓，心目中留下了爱国者流芳千古、卖国者遗臭万年的深深印痕。在钱学森启程赴美前，又得清华大学教授王士倬先生的教诲：“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对自己的祖国说三道四。要知道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把自己的祖国奉为至尊。祖国富强，人民光彩；祖国落后，我们脸上无光。”（注：祁淑英、魏根发：《钱学森》，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3，236页。）钱学森在美国学业一帆风顺，出类拔萃，博士论文已展示超人才华，著名的冯·卡门——钱学森方法成为应用力学与航空设计领域里20世纪上半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但是从1939年获博士学位至1947年初次回国的8年间，钱学森唯一一次为祖国的直接服务是在1940年，成为成都航空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并在该所研究报告上发表了《高速气流突变之测定》的专论。（注：郑哲敏主编：《钱学森手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02页。）然而在此期间，钱学森却为美国国防科技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评论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钱的帮助下，使大大落后于德国的非常原始的美国火箭事业过渡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他对建造美国第一批导弹起过关键作用。他穿上了军装随同盟国军队进入德国去研究由希特勒的工程师们设计的可怕的空袭武器。四年以后，他就成为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飞机向喷气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的无人航天器过渡的关键人物。钱的贡献的价值，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美国官方的赞扬和确认。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的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注：文洋：《钱学森在美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67～68页。）钱学森对美国国防科技发展所作的贡献，不仅是具体科技层面的，而且是战略决策层面的，“1945年，以冯·卡门为首的科学咨询团为美国陆军航空兵完成了题为《迈向新高度》共9卷的带有展望和规划性的报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空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远景发展蓝图。钱学森为《迈向新高度》提供了他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他在1945年5月所写的对德考察的调研报告的基础上，总结了欧洲国家的研究经验，并且结合战时美国的研究情况，特别是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加州理工学院和喷气推进实验室所做的工作，在《迈向新高度》这一研究报告中的第3、4、6、7和8卷以及技术情报附录中，钱学森详细地论述了有关高速空气动力学、脉冲式空气喷气发动机、冲压发动机、火箭超高速箭形翼导弹，以及核能作为飞行动力的可能性等方面的研究概貌、存在问题以及发展前景。”（注：郑哲敏主编：《钱学森手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02页。）此时的钱学森充分展示了自己出众的才华，不仅为世界航空与火箭科学技术宝库增添了瑰宝，而且成为美国国防科技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钱学森在1939年获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从事与国防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已不是学习性、训练性的研究，而是创造性、贡献性的研究，而钱学森长期留在美国搞研究，则是自己的选择。促成这种选择的原因，既有旧中国社会动荡、科技落后的客观因素，也有在世界航空、火箭研究中心施展才华的主观因素。若以爱国主义精神来衡量，则不能不说钱学森处于早年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与麦卡锡主义迫害后的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之间的低潮期。此时的钱学森从总体上来说，是献身科学的钱学森，还不是献身祖国的钱学森。不久，钱学森成为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这对钱学森来说，既是不幸，又是有幸。所谓不幸，正如钱学森的导师、力学大师冯·卡门愤愤不平指出的：“我的朋友钱学森是1945年我向美国空军科学顾问组推荐的专家之一。他是当时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流火箭专家，……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对美国的火箭研究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在36岁时已是一位无可置疑的天才，……无视他的学识、名望以及为美国利益所作的贡献，美国情报机关在1950年指控钱学森是外国共产党分子，硬说他对他所居留的国家构成危害。当他打算动身回归中国时，他被移民局逮捕，关押在拘留所里两个星期。随后，他被滞留在美国，违背他的意愿达五年之久，经常受到被放逐的威胁。1955年，他在饱尝不公正待遇的辛酸后，收拾行装，返回祖国。”（注：文洋：《钱学森在美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67～68页。）所谓有幸者，这一刻骨铭心的实践经历，使钱学森看清楚了美国的阴暗一面，使钱学森从科学无国界、只求发挥才华，不问为谁服务的科学中性主义迷茫中清醒过来。认识到科学虽无国界，科学家却总有归属。加上祖国的召唤，国际的声援，故国老父的激励，终于使钱学森激发出对新中国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1955年，钱学森在归国途中的邮船上读到的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撰写的关于自己归国的报道，客观地道出了钱学森归国的爱国主义动机：“打算回中国去，竭尽全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国家，使中国人可以生活得光荣幸福。”（注：祁淑英、魏根发：《钱学森》，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3，236页。）钱学森归国后，不久便到哈尔滨参观了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问钱学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坚定地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陈赓大将说：“好！就要你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成为钱学森在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生涯的开端。正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支配下，钱学森为中国重要的尖端国防科技——导弹和人造卫星的成功研制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使中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列世界一百多位时，中国的导弹和航天技术却跻身世界前列。
钱学森从早年的朴素爱国主义情怀，到中青年献身科学并为美国国防服务，再到回归祖国、献身祖国国防的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思想精神变化的历程给人的启迪是深刻的：科技人才的职业和工作易于自发形成献身科学的精神，而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则必须通过教育与磨炼才能养成，社会实践则是砥砺爱国主义精神最有效的途径。高素质国防科技人才的培养与纯粹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有所不同，“献身祖国”的精神与“献身科学”的精神一定要同时抓，而且必须要以“献身祖国”的精神来统率“献身科学”的精神。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国防科技这个计划性强、保密性严、应用为主而非市场化的领域里，最强烈、持久而普遍的精神动力是爱国主义，它超越时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那些终生不渝参加国防事业、不计个人科学成就的拔尖科学家的献身精神，真可以动天地、泣鬼神。1971年杨振宁到中国访问，询问同在清华读书，又同在美国获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邓稼先，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是否确是自力更生研制？邓稼先据实复信，杨振宁在上海接信后得知两弹全部由中国人自己制成，不禁潸然泪下，不得不离开宴席走进洗手间。当年与邓稼先处于同一起点的杨振宁，沿着纯科学之路攀上世界科学最高峰，荣获诺贝尔物理奖，成为叱咤风云的物理学大师，邓稼先则隐姓埋名默默奉献于中国的两弹工程，成为中国国防科技的功臣。隐藏在杨振宁激动情绪背后的思想是复杂的，既为好友失去原创性纯科学成就惋惜，更有对好友为国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敬仰。
使惠勒有别于美国大多数科学家，三次积极投身美国重大国防科技的精神动力，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我们可将爱国主义分析为具体内容和精神形式两个方面。就具体内容而言，惠勒的爱国主义既不同于我们的爱国主义，也不同于当年法西斯德国、日本的爱国主义。但是，就忠于自己的祖国，竭力服务于祖国的精神形式而言，惠勒与中国历代的伟大爱国者屈原、岳飞、文天祥、于谦、郑成功等并无两样。有志于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中国科学家们，不难从惠勒身上感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形式，并应该创造性地转化为献身中国国防科技的爱国主义强大精神动力。惠勒爱国主义精神的源泉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美国本土出生和成长的经历，使惠勒的精神文化背景，有别于二战期间被迫流亡到美国的大部分欧洲科学家。二是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的胞弟二战期间牺牲在德国战场，惠勒一生对此刻骨铭心，并将其转化为强烈的爱国情怀：“过去50多年来，我一直对弟弟的死亡无法释怀，也很难排除弟弟死亡对我的影响。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是相当肯定的：一旦国家需要我，我就有责任接受征召以报效国家。”（注：约翰·惠勒：《约翰·惠勒自传》，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367，373，373页。）三是惠勒式的“大我责任”感，这是有良知的科学家应有的一种社会责任感。惠勒晚年写自传时专辟一节“大我的责任”，对自己所尽的国民义务和社会责任无怨无悔：“我在当时眼见国家受到威胁之际，也有身为国民所应尽的义务。我对大众也有责任。毕竟，我之所以能够享有身为科学家与教授身份并获得活动资源，也正是公众的赐予。如今回首既往，我检讨自己为了善尽这些不同义务所曾参与的各种活动。或许我将精神太过于分散了，也或许我走过头了。”惠勒明知善尽义务对自己纯科学成就的影响，但惠勒最后还是斩钉截铁地写道：“大我责任乃深植于我的灵魂深处。”（注：约翰·惠勒：《约翰·惠勒自传》，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367，373，373页。）
三、正确分析各类精神动力，坚定倡导爱国主义精神
科学技术有其自身的源流、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传统，与此相应，科学家科学探索的动机各不相同。科学家参与国防科技事业的思想与行为千差万别。有些科学家虽然难以做到全心全意，终身不渝，但他们往往可以成为国防科技事业的同路人，并有可能作出重大贡献。一方面，我们必须坚定地倡导爱国主义精神，因为它是支持科学家献身国防最强大持久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和兼收并蓄的办法，吸收、容纳和鼓励众多不同精神背景的杰出科技人才积极投身国防科技事业。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正确分析阻碍科学家全心全意献身国防的具体精神动机，以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还有一种纯粹的科学主义动机(Science for Science)，这类科学主义者，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求真知，不计利害，他们的科学好奇心有时会指向国防科技问题，或者他们的纯粹基础研究成果恰好可解国防科技之疑难，如哈恩、迈特纳、弗里施发现的核裂变成为启动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基础。这些科学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开辟国防科技研究新领域、创立国防科技新方法的先驱，如阿塔诺索夫的电子计算机研究。国防科技领域的组织管理者，不仅应有欣赏这些冥思遐想式的科学奇才的非凡胆识，也应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人才战略措施。但是，纯粹的科学主义研究动机有时会与学术自由的价值观结成同盟，并与强调高度计划性与保密性的国防科研产生明显的冲突。要正确评价这种冲突，是十分繁难的课题，因为它牵涉到政治立场、文化背景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是爱因斯坦在二战后发表的一系列见解。针对当时美国盛行的麦卡锡主义，爱因斯坦指出，“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斗争主要是为了争取政治信仰和讨论的自由，以及研究和教学的自由。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所导致的政策，已使我们受到其余文明人类的嘲笑。”（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83，291～292，322，323～324，325页。）“借口我们的国家遭到所谓外来的危险，教学和相互交换意见的自由、出版和使用其他传播工具的自由，都受到侵犯或阻挠。而这是靠着制造出使人们觉得自己的经济受到威胁的一些条件来实现的。结果，愈来愈多的人避免自由发表意见，甚至在他们私人社交生活中都是如此。这是一种危及民主政治生存的局势。”（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83，291～292，322，323～324，325页。）这种带有绝对意味的学术自由价值观，使曾经是美国曼哈顿工程积极倡议者的爱因斯坦不愿意参加任何计划性的科学研究。1954年11月18日，爱因斯坦在答美国《记者》杂志问时说：“你们问我，对于你们那些有关美国科学家处境的文章有什么意见。我不想去分析这个问题，而只想用一句简短的话来表达我的心情：如果我重新是个年轻人，并且要决定要怎样去谋生，那么，我绝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83，291～292，322，323～324，325页。）二战后，许多美国科学家参与国防科研的热情一落千丈，与爱因斯坦身上反映出来的科学主义、学术自由观念同国防科技价值之间的冲突有深刻的关联。如上所述，这种冲突在美国一度表现得十分尖锐，而在中国，一般说来并无严重的对立。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纯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观念仍会对科学家投身国防科技产生影响。据钱三强回忆，早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经面临一次抉择，“我毕业后，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前途。一个是到南京军工署研究机构工作，另一个是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去。我父亲钱玄同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与那种军事机构有什么联系，主张我选择后者。吴有训先生也赞成，他写了一封信，把我推荐给当时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严济慈先生。”（注：钱三强：《徜徉原子空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数十年后的今天，有杰出科学才能的年轻拔尖人才投身国防科技领域的状况仍不尽人意，原因固然是复杂的，上述深层思想观念的影响显然不容低估。
再有一种生态伦理与生命伦理价值观，也常常对国防科研提出挑战。195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鲍林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发表“现代世界中的科学”的演讲，鲍林在演讲中大谈放射性尘埃的危害，反对将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应用于战争，因为它使战争更具有毁灭性。鲍林还联合若干名著名科学家起草一封公开信，其中写道：“每一次核武器试验都使世界各地放射性元素的包袱加重。辐射量的增加，不仅损害全人类的身体健康，而且破坏人类种质库，致使患有严重缺陷的孩子的出生率增加。”（注：戈策尔著，《科学与政治的一生——莱纳斯·鲍林传》，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第180页。）公开信被发向美国各地，并征求签名，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两千多份签名信像雪片飞来，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穆勒、美国科学联合会主席斯奈德等著名科学家。但是，鲍林纯生态主义的观点也遭到许多著名科学家的反对，这些科学家认为，辐射造成的危害如果跟保卫世界安全的需要相比，毕竟利大于弊，因此是可以接受的。杰出的科学大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成员冯·诺依曼指出，引起世界关注的早期太平洋核试验的放射性外溢事件中有1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而发生在日本的一次渡船事故，曾导致1000人死亡，损失大大超过前者。于是冯·诺依曼断言，为了用先进技术装备国家，承受某些尽可能小的损失实属难免。因此，美国军队发布嘉奖令，赞扬冯·诺依曼不仅是物理学家和工程师，而且是武器设计师和爱国主义者。（注：刘瑞挺：《卓越的科学家：冯·诺依曼》，《计算机教育》，2004年，第5期，第55页。）如果抽去具体的政治内容，冯·诺依曼不仅在科学理论层面、军事技术层面，而且在国家战略层面为国防事业效劳的业绩和精神，难道不值得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深思和借鉴吗？
综上所述，国防科技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领域，直接关系国家的独立、安全和稳定。献身国防的爱国主义精神动力与投身市场经济、追求纯科学成就等科学家的精神动力必然既有冲突又可融合，倡导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并恰当融合推动市场经济与纯粹基础研究的精神动力，是中国国防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国防科技管理层面合理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