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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东西部社会的均衡发展——
我的一个梦想
《瞭望》的朋友最近为我出了一个题目：东西部社会的均衡发展。这个题目说着了我多年来的一个梦想。
记得是1984年，我第一次到甘肃定西去做调查。当时那里的贫困状况和我家乡苏南地区的兴旺景象反差很大。由点及面，我亲眼目睹、也亲身感受到了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心里受到震动。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个梦：要想办法赶快把中国西部振兴起来，让生活在西部的各族人民过上富裕的日子。
梦由心生。这和我有过少数民族研究的个人经历也许有关。解放前后，我进行过一些少数民族的调查工作，实地看到过他们在偏远地区的生活景况，对他们很有感情。我觉得，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包含着不同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部分聚居在西部地区。西部的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的发展。加快西部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有利于使我国少数民族与汉族同胞共享繁荣和进步。这是一个事关全局与长远的大课题。
为了这个梦想，80年代中后期，我把对西北地区的调查当作一个重点题目，陕西、内蒙、宁夏、甘肃、青海都跑到了，有些地方去过多次。调查取得的一个结果，是提出了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设想。这个设想得到了中央和有关省区领导的赞同和支持。
黄河上游地区，正处在新疆、西藏、宁夏、内蒙四个民族自治区的中心，是西部的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一些的多民族聚居区，资源条件也比较好。如果先使这一地区发展成为一个中心，就有了辐射和带动整个西部发展的稳固基础。一个区域的总体发展，离不开能够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中心。我过去比较偏重于谈农村对城市的影响问题，从西部地区开始，逐步加深了对经济中心带动周边地区问题的认识。
这个设想，不光有现实条件，也有从历史中受到的启发。著名的丝绸之路是我国西部地区在历史上曾经高度繁荣的一个象征，敦煌莫高窟给后世留下了国际性的艺术宝库。可以说，一千五百年前，中国西部有世界上最辉煌的文化，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心地区。前不久克林顿总统访问我国，是从西部的西安开始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我想他是考虑到中国文化这个因素的。曾经创造世界上最灿烂文化的唐朝国都就是西安。但是，我们要看到，现代东方文化落在西方的后面了。如今大家谈的“知识经济”以及许多高新技术，西方比我们领先了。
当前的世界，形势逼人。如果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看，世界范围内的交流越来越快。秦汉时期，用骆驼做工具，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后来海运发展起来，这种交流就从陆上移到了海上。现在航空和铁路的发达，使交流又回到了陆上。为此，加快西部建设不是空谈，而是实际工作。比如，把西部地区的交通中心建立起来，开发和加工资源，进一步发展工业，稳定农业，不断增加西部的综合实力，加强我国向西参加竞争的实力。
十年前我的梦想就是要把西部发展起来，使我国形成东西部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繁荣，这也是我提出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目的所在。《瞭望》周刊给我出的这个题目，又一次表达了我的这个梦想。我衷心地感谢这一会心之约，并希望我的梦想尽快成为现实。
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
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差距
21世纪初信息技术的发展总趋势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集成度仍将持续地按每一年半到两年翻一番的速度递增，“全系统做在一块芯片上”是发展方向；计算机将向高速和好用两个方向发展，从单纯的数字化计算向多维化的信息处理方向发展；通信技术将向宽带化、个人化、智能化、综合化的方向发展；计算机与通信的紧密结合、计算机与家电的紧密结合，将导致产生一系列新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
按国外一种评价信息社会的坐标系：一是社会基础结构（在学人数、读报人数学）；二是信息基础结构（人均电话数、电视数、卫星覆盖率等）；三是计算机基础结构（人均微机数、联网率、用于软件／硬件的开销等）。评价结果：得分在300分以上的国家为55个，我国排49位；300分以下的国家为150个。
生物技术产业呈现的优点主要有：产值高，见效快；可利用自然界的再生资源；生物技术产业一般无环境污染等。如基因工程在农业上的应用，导致了农业绿色革命：改造谷物和家畜品种。目前已有30种基因工程农产品投放市场。如抗棉铃虫的棉花，延熟番茄，抗除草剂的烟草、油菜、大豆、棉花、抗病虫的西葫芦、烟草，油脂改良的油菜，抗虫马铃薯等。在制造新型药物、疫苗和进行基因治疗方面，目前已有50多种基因产品投放市场，治疗疑难病、多发病。
我国生物技术领域研究重点是：高产、优质、抗逆动植物新品种；新型药物；蛋白质工程。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地位。与发达国家比较，在实验室技术上差距也不大，有的还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需继续努力创新；在工业化水平上则差距很大。
材料科学，是20世纪后半叶在冶金学、化学、凝聚态物理学及工程科学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与材料技术已密不可分。我国材料工业的整体水平始终落后于工业化国家。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材料技术基础薄弱，基础研究与材料应用衔接不够好，与材料应用紧密相关的加工制造技术落后。据美国一份报告的评估：以4代表国际先进水平，我国材料技术总体实力为2.7，制造与加工技术总体实力仅为1.6。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对材料的需求是十分迫切的。以钢为例：年产量已超过一亿吨，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但按国际标准和先进标准生产的钢材不足80%，达到世界主要产钢国实物质量水平的钢材不足20%。每年仍需耗巨资进口一千万到几千万吨优质钢材。
我国在煤矿开发、石油开采、水力发电等方面的研究、开发、利用已有长足进步，并在国际上占有一定地位。但在高效发电技术、洁净煤技术、核电新技术、新能源利用技术、储能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关键工程技术研究、大型设备制造，特别是自主创新的实用化技术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尚有相当大的差距。
现在，许多国家已具备航天发射的能力。至今各国共发射了近5000个航天器，对空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像即将开始建造的国际空间站，是由美国为首，联合俄罗斯、欧空局11国、日本、加拿大和巴西等16国共同建造和运行的大型载人轨道设施，其构型十分复杂，总重量400多吨，由航天员居住舱、实验舱、服务舱、对接过渡舱、桁架、太阳能电池阵等部分组成。按计划将在2002年建成；初步估算将耗资近1000亿美元。
近年来，各个国家迫于财政困难，在航天技术发展上积极探索新的途径，过去那种由政府投资、单纯强调产品性能、忽视经济效费比的传统做法正被逐步抛弃。航天产品从强调性能转向强调效费比和实在的产业化：①改变卫星的传统设计思想，发展经济实用的小卫星。②变革卫星制造方法。如摩托罗拉公司采用流水线作业方式，在同一总装生产线上制造60～70颗低轨卫星，每颗的生产周期21天。③研究、开发更经济的卫星运载工具。这值得我国重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
资源开发利用面临巨大压力
人口过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退化，三者相互影响、恶性循环，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我国人口到本世纪末将近13亿，到2030年可能达到16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使我国资源和环境达到所能承担的极限。
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中有一部分消耗了就不可再生或是在破坏以后很难恢复，像石油、表土等。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多，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数量日益增加，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日益加剧，引起资源过度消耗，局部和全球环境恶化，生态系统失衡，最终带来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能力下降，工农业能源和原材料缺乏，生物种群消亡。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正在破坏自身生成条件和环境。
全球耕地从1990年到2010年估计增加很少，从14亿公顷到15亿公顷，灌溉的耕地从2.3亿公顷到2.77亿公顷。不断的砍伐还会使森林减少。海洋的捕鱼量也会增加。人口的增长在未来将超过可以提供的资源的增长速度，人均资源将要普遍下降。
我们国家人均资源，可耕地只有世界的1/3，淡水只有1/4，森林是1/16，草地1/13，矿产1/12，而且有一些重要的矿产，像石油、铁矿、钾、盐、铜等都很缺乏。让人痛心的是，资源的利用率不高，浪费很严重。
我们用世界7%的耕地和不到6%的淡水养活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成就。但是这付出了环境的代价，而且是在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高的消费水平下取得的。要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满足近16亿人的生物和食物原料的需求，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到2030年我国粮食经济作物副食产量比现在要增长30～40%左右。为达到这个目标，除了要大力发展和普及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加强投入、稳定政策以外，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良耕地、节约使用淡水是关键环节。
水资源方面，中国的平均降水量只是世界的80%，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的25%。河川的流量很少，只有世界的5.8%。我国的特点是水资源总量偏低，地区和季节的分布不均匀，与人口和耕地的分布不适宜。80%的水资源集中在长江及南方，而黄、淮、海、辽河流域水资源只占9%却要供给42%的耕地；季风气温气候还造成雨量的集中，形成汛期。在北方，70～80%的降雨集中在6～8月，所以春旱夏涝、灾害频繁、缺水严重。当然，中国的水能资源很丰富，在西南地区水电的装机容量可以达到世界首位。
现在水污染很严重，全国主要的河流和湖泊都已被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所污染，水质低劣。用水的浪费也很严重，有的渠道漏水达到30～40%，漫灌每亩要耗掉1000立方米。去年黄河两次断流，时间长达226天，对我国北方今后可能出现的水荒应引起高度警惕。
在能源方面，中国产煤炭是世界第一位，超过世界总产量的1/4；石油1.5亿多吨，是世界第5位；天然气在世界排第21位；核电非常少，水电稍多，是世界第4位。现在可开采的储量，拿煤炭来讲，中国占世界储量11%，而我们有世界22%的人口，从世界人均讲起来是偏低的。石油就更少了，只有2.4%，天然气现在发现只有1.2%。水利资源虽是世界第一，但人均不是很多。世界的一次能源总消耗现在是116亿吨，其中，美国消耗了25.4%，中国消耗了10%，俄国7%，日本6%，德国4%。以我国的人均能源消费，22%的人口仅消耗了世界10%的能源，消费是世界平均值的1/2。但是我国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是很高的，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高1倍，比发达国家高3～5倍。我国人均的GDP由1990年的300美元增加到2030年的5200美元的话，能源的需求大约要比现在增加将近3倍，而增加到7000美元将比现在增加4倍。对现在中等发达国家，7000美元只是一个低标准，就拿这个标准来算，大体需要原煤37亿吨，石油4亿吨，天然气3200亿立方米；水电发电量可折合3亿吨煤，一个三峡电站大概折合5000万吨的煤，核电发电量也希望折3亿吨的煤，还要有新能源，靠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从资源、资金、运输、环境的承受力来看，达到这样的水平已非常艰巨。
面对资源短缺的挑战，我们必须抓住当今科学技术提供的机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当我们把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前景的问题向张岱年先生提出时，这位著名的哲学家认为：建设中国的新文化，仍应坚持——
综合创新 兼容中西
90高龄的张岱年先生说：总结20世纪的100年实践，“国粹主义”的尊孔复古已经失败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也证明是走不通了；只有主动选择，学习吸收，自我更新，既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又保持并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创造中国现代新文化之路。沿着这条道路，到下一个世纪，中国的前景是光明的，中国文化的前景也是光明的。
如果从岱年先生第一篇哲学论文发表算起，至今已有68年。在近70年间，他孜孜以求的就是在兼综中国的基础上，形成哲学上一个新的综合，创造合于时代要求的新的中国文化——之前，他称之为“文化创造主义”；后来，他称之为“文化综合创新”。
距离新的一个世纪来临，只有500来天了。在世纪之交的当口，我们希望这位对中西文化都有深堪研究的学者，能再为我们谈谈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
岱年先生略加思索便谈起他久蕴于心的文化思考。他说：
中西文化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在这个世纪主要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中国人思考盖有年矣。从严复算起，整整一个世纪了；从“四五”新文化运动算起，也有80多年了，虽然见解仍有不同，观点还有歧异，但经过了近百年的交流，总体来说，学术界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和如何建设新文化方面，已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中国的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始终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这是过去曾有的辉煌。但是，在最近的300多年里，中国明显地落后了。科技落后于西方，经济落后于西方，这就暴露了中国文化的一些严重的缺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主流文化，没有孕育出近代实验科学，也没有孕育出近代的民主制度。儒家重礼，强调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与之相应的等级观念，维护封建专制；儒家不重视生产技术，强调守成，忽视创新，这些都是妨碍民主与科学发展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打出了“科学”、“民主”两面旗帜，这是非常正确的。直到今天，我们要解决的，主要还是这两件事情。
当然，学习科学，不仅是学习科学知识，而且要学习科学的精神。所谓科学精神，就是那种不受时尚影响，不为功利左右，唯真理是求的求真精神；就是那种无论在学术领域还是在科学文艺领域，不拘于成说，勇于创新的精神。而学习民主，也应当包括学习法治的精神。中国几千年间没有健全的法制。儒家强调道德而忽视法制，法家强调的又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不是我们今天需要的民主的法治精神。
说中国传统文化有严重的缺点，因此需要认真学习西方文化的优长，并不是说中国文化百事不如人。这个世纪的实践已经证明，文化上的民族封闭主义固然不好，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也同样不好，它会使人丧失民族的自信力。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极优秀、极重要的思想。张先生着重强调了“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这两点。他说，这两句话分别出自《易传》乾、坤两卦。“自强不息”，是一种刚强、进取、坚韧、奋斗的精神；“厚德载物”是一种兼容并蓄、博大宽容的精神。这两种精神，应当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五四”前后，许多人探讨民族的劣根性和国民性的改造。这是必要的。但是，必须看到，在劣根性之外，我们民族还有良根性，这是民族文化的精华，需要大力弘扬。比如，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从不屈服于外来的侵略，从不屈从于专制的暴政，出现过无数次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又比如，对于外来文化（汉魏以降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不是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而是吸取其优秀成份来丰富自己民族的文化。这便是我们民族的良根性，这些优秀的传统，凝聚为我们的民族精神，需要大大弘扬。
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吸收西方文化的优长，综合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仍是新的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张岱年，原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
（陈四益 浦树柔）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曲格平：
关注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当前，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种选择。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能否合理利用资源、改善环境质量，是中国跨世纪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战略问题。
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使人类在满足于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人口剧增、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的窘境。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警示发展中国家：不能一味地承袭发达国家过去那种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为代价来换取经济高增长的模式。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八十年代初就把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从1992年联合国环发会议以来，中国环境保护进展很快，《二十一世纪议程》的制定，标志着中国接受里约会议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并用来规划、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九五”期间，中国政府制定了宏伟的环境保护目标，并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国际社会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同时应该正视，中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承受着历史上最多人口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压力。从资源总量看，中国排名大多在世界前列，但从人均值上只能算是资源小国，加之不合理开发造成资源浪费的现象又很突出，致使资源形势十分严峻。近年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取得不断进步，但环境状况仍不容乐观，大气、水污染日益突出，水土流失、荒漠化危害严重。
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必须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寻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努力改善环境质量，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建立一个经济繁荣、环境优美、资源殷实的社会，这样才能真正跻身于强国之林。中国政府已制定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针，正在逐步建立健全环境政策、法律和管理体系，并着重加强了城市、工业、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环境问题是世界问题，人类对此的关注经历了从60年代《寂静的春天》到70年代《增长的极限》，再到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发大会这样一个历程。人类逐渐认识到如果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话，人类的前景将是十分黯淡的。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考虑到自然资源的长期供给能力和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不能为局部的利益而损害全局的利益，也不能为今天的发展而损害明天的发展。发展必须建筑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不能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既要关注发展的数量和速度，又要重视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当前，要做的是既要思想上高度重视，更要在行动上高度负责。未来的前景将取决于我们的行动，而不是言辞。我相信，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中国必将迎来一个山川秀美、江山如画的21世纪。
清华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王大中：
多一些创新人才 多一些创新思维
面向21世纪，以智力资源为基础的高新技术的发展带给我国一个新的机遇。我国要在这场依靠科技创新和进步的新较量中取胜，教育就必须培养出足够的高素质人才。
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发展的“龙头”，代表着国家的知识水平和培养人才的水平，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先导。同时，大学要利用人才和知识的优势，努力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带动形成新的经济生长点，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作为大学校长，我访问过不少世界一流大学，它们不仅在知识的创新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方面起着重要的孵化器和辐射源作用。我这里仅就吸取国外培养高素质人才方面的经验谈两点想法。
第一点，每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师资。其中不乏国际著名的学术大师。他们的校长要花相当大的力量去选拔吸引优秀人才。
国内的大学要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就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就要对大学师资的水平和质量有更高的要求。现在许多大学的师资处在新老交替阶段，因此创造相当优越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和较好的待遇来吸引和补充拔尖人才非常重要。人才要在竞争、流动中才能选得准。要从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聘请一流师资，是清华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对青年教师一般先定三年合同，并提出“非升即走”的原则，就是如果在规定年限中不能被正常提升，就动员他离开清华。吸引和补充拔尖人才的工作除校长努力外，恐怕还要有国家的支持。
第二点，每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注重启迪学生思维，发展学生个性，开发学生创造力，拓宽学生知识面，力求使他们若干年后能成为骨干人才。
国内的大学要培养科技创新人才，还要扎根于人才素质的普遍提高。广大学生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后备队伍。大学除要增强学生与人交往合作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外，还应注重培养学生主动获取和应用知识信息的能力和创造能力。这需要把对学生独立思维能力的训练置于教学活动的中心，引导学生学会构想未来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增强学生学习的创造性。因此，因材施教，使学生在选科、选课及转学方面有较大的自由度，使教学计划更有弹性以及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应是大学教学改革的方向之一。
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的根本办法，就是发扬我国的优势。21世纪初，将在我国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是整个国家的事情，是政府行为，应该也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努力实现2011年把建校百年的清华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田雪原：
人口也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世纪之交，人们对中国人口的走向备加关注，未来我们将生活在怎样的人类大家庭之中？它会给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20多年来控制人口增长成绩最卓著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出生率下降后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完成由年轻型向成年型的过渡，现已过渡到接近老年型，有效地削减了人口增长的势能。只是削减后的势能仍不可小视。国内外大同小异的预测表明，2000年我国人口可达13亿左右，2050年前后增加到16亿左右时“人口列车”才能完全停止下来。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将在下一个世纪40年代中期令人欣慰地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位置上退下来，印度将率先向16亿人口挺进。但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不懈地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才有可能将愿望变成现实。
与世界人口老龄化进程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的特点。预测表明，本世纪末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接近7%，开始步入老年型；2000～2040年老龄化程度累进加速上升，2040年可达18%左右，超过目前人口老龄化最严重国家水平，超过届时发展中国家4～5个百分点，超过世界3～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将对储蓄、投资、消费等经济发展，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等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是未来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一个人口因素；而最重要的则是发展养老保险事业，以应付老龄化“银色浪潮”的冲击，渡过老龄化严重阶段难关。我们的困难在于相对经济不够发达，老龄化来临具有超前性质，二者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时间差”，没有条件推行西方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那种全方位的社会养老保障。而是应当积极发展社会供养，继续提倡家庭子女供养，适当组织老年再就业自养，集社养、家养、自养于一体，建立“三养”结合和互相补充的养老保障体系。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是生育率下降后通向人口零增长路上不可超越的必要阶段，一定程度的人口老龄化是必需的；只是要面对中国特殊的“时间差”，积极稳妥地推进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迎接“银色浪潮”的挑战。
人口城市化系指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它的加速进行又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这种双向推进最终造成的住房、交通、污染等现代“城市病”，将是各国迈向21世纪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中国原本是一个农业国家，城市化水平很低，80年代以来城市化步伐加快，目前上升到占30%左右，是发展既迅速又比较健康的历史时期。据预测2000年城市人口比例可上升到占35.0%，2025年可上升到占68.1%，大致在下一个世纪20年代初赶上并超过世界总体水平。随着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较快变动，人口城市化的步伐会有所加快，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但是面对中国基本国情，城市化步伐不可能太快，它必须同产业结构的升级相适应。而对于一个时期以来居高不下的流动人口“民工潮”，应当“三三制”分流：以农业栽培业为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林、牧、渔业广义农业转移三分之一，向乡镇企业转移三分之一，向城市“农转非”三分之一。通过源头“截流”和乡镇“分流”，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盲目流入城市的现状，亦可有效缓解城市职工下岗和失业的压力。
面对我国人口变动趋势和问题，应变和解决的基本方略是可持续发展，摆正人类在自然界位置，或曰“回归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博士：
21世纪中国能否养活自己？
作为一个人口多、耕地少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过去成功地养活了自己，这对仍有8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世界而言，无疑是一大贡献，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但是，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粮食总产量的增长一直依赖于单产的增加。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也不断下降，目前已从1952年的58%降至90年代的不足25%，而我国未来几十年可预期的经济增长，将可能继续削弱我国在农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城市化、市场化和饮食多样化也将对我国的食物供应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将增至16亿。所有这一切，使得我国在粮食需求与国内供给之间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可能对世界农产品贸易产生巨大影响。因而，21世纪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否满足需求，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未来的粮食供给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由以下四方面决定：
一是产量增长的技术潜力。中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的实际单产与实验田及世界最高单产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国是世界上水稻单产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实验田单产却相当于实际单产的2.57倍；小麦的实际单产比世界最高单产低57%，玉米则只相当于世界最高单产的26%。上述差距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国粮食增长的巨大潜力。
二是政府对农业研究的投资。专家考察表明，技术约束是造成实际单产与最高实验田单产之间差距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加强农业科研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的资金投入。现有的科研状况要求在农业科研融资体制及农科人员收入待遇方面有所改进完善，否则难以实现科技对提高单产应有的贡献，且难以留住这一领域的优秀人才。
三是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人口增长及经济活动产生的生态环境压力在增大，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却没有相应的增加，致使中国农业抵御洪水、干旱和其它不利气候影响的能力有所下降，受灾面积比重上升。政府需确实增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以提高农业系统抵御不利气候影响的能力。
四是农民采用新技术、保持土壤肥力的积极性。实行家庭耕作以后，中国农民对采用新技术的成本和收益更加敏感，原有的行政推广网络瓦解后，有可能对采用新技术的成本产生相反的影响。政府应在这方面加强引导。此外要在政策上体现对土壤肥力的关注，在改变以往土地承包期过短的基础上，针对新的问题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确保农民土地合同租期的稳定可靠。同时注意维护水资源、完善用水制度，保证农业发展的持续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的粮食产量存在极大的潜力，只不过需要进行一些政策措施来挖掘这种潜力。
而且，伴随贸易自由化，中国还有可能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高附加值的食物，就价值来说，中国也许会成为一个食物净出口国，而且资源配置的改善将增加中国人民的收入和用于饮食的家庭预算，中国人民甚至会更好地养活自己。
中科院国情研究小组研究员胡鞍钢博士：
应对高失业率的挑战
失业不仅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也成为世界各国迈向新世纪面临的共同难题之一。进入90年代，全球出现失业高峰，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占全球劳动人口总数的30%。中国当前和今后所面临的高失业率问题，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且还具有经济转型国家的特点，同时面临全球性结构调整和不平衡发展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等多重挑战，这构成了中国就业问题的全球背景。
从19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失业高峰：一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口迅速增加，由1993年420万人增加到1997年570万人；二是企业下岗职工成倍增加，由1993年的300万人上升为1997年的1150万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预计明后两年城镇失业人口将达到最高峰。此外，保守的估计，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1997年为1.6亿人。城乡的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是走向21世纪最大的挑战，向高失业作斗争是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为什么我国城镇失业人口剧增？这是因为：
第一、我国基本国情特点是，相对稀缺的资本资源与过剩的劳动力资源的矛盾，即我国劳动力资源占世界总量的26.3%，而资本资源（指国内投资资源）仅占世界总量3.4%。因此，中国成为世界上就业人口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二，我国是世界上唯一的高就业模式国家。据联合国统计，发达国家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平均为49%；发展中国家平均为46%；而我国目前高达56%，若按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计算，1997年我国就业劳动力只需要5.69亿人，而实际就业人口为6.96亿人。长期以来低工资、多就业在国有企业存在富余人员，现在需要减人增效。
第三，我国正处在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阶段，下岗职工增加，主要是属于持续、长期的结构性失业。原有吸纳新增就业主渠道的农业产业，在90年代出现大量富余劳动力；制造业已由“短缺经济”向“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类型转变，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使不少传统工业企业关、停、并、转、破，下岗职工急剧增加；技术进步所摧毁的旧的工作岗位，大大低于它们所创造的新的工作岗位。结构变动较快和技术变革显著时期，正是失业高峰期。这种劳动力流动重组，是通过结构调整提高国民经济素质，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所不可超越的过程，是经济发展阶段升级的过程。
第四，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国有经济占总就业人口比重迅速下降，而非国有经济还无法吸纳全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必然出现失业率上升趋势。当非国有经济吸纳能力超过下岗人员速度时，才能出现失业率下降的趋势。
我国就业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就业人口适度增长和就业结构迅速变动，实现充分就业目标。但这并不是指百分之零的失业率，而是指4-5%的自然失业率。
我们努力的目标可以是：使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和高资本投入成为持续性创造就业的过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选择的发展资本密集、资源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采取有力措施，保持基本群众的基本利益；促进劳动力要素流动，通过市场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就业结构的变动，既促进经济增长，又促进就业增长。
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赵可：
正视五大犯罪趋势
展望新世纪，随着人们对犯罪规律认识的不断提高，随着社会管理和控制系统的强化和法制的不断完善，一些犯罪现象有可能得到控制，其发展势头会稳中有降；但某些类型的犯罪会改变形式，向更高层次发展，而更新的犯罪类型也会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
研究表明，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犯罪将会出现五大发展趋势：
——犯罪更趋向于有组织化
意大利和美国的黑手党、日本的暴力团、哥伦比亚贩毒集团、牙买加匪帮等早已闻名于世；而俄罗斯黑手党，东欧国家的有组织犯罪以及我国台港澳地区的黑社会组织的犯罪活动也十分猖獗。有组织犯罪的趋同化和国际化趋势，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这类有组织犯罪集团，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经常使用暴力和威胁等手段；为了长期生存和发展，免受法律的制裁，经常使用贿赂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的手段，寻求保护伞。同时他们还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创办合法的或非法的企业。
目前，我国的有组织犯罪以流氓恶势力为主要表现形式，同时还有贩毒、走私、组织赌博和卖淫、制假贩假、贩卖人口、组织偷渡、诈骗等有组织犯罪。台港澳黑社会的渗透及在内地发展组织，跨国跨境的有组织犯罪也不鲜见。在我国每年有数万个犯罪团伙被摧毁，但同时未被发现的和新生的犯罪团伙还不断发展和产生出来。而其中一部分组织化程度很高，手段极其隐蔽且智能化和现代化，逃避打击的能力增强。这些犯罪组织把其触角伸向一切有利可图的领域，盘根错节于社会之中，并逐步向黑社会转化。
——有组织经济犯罪更加严重
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领域已成为犯罪者觊觎的主要领域。这类犯罪都是有预谋、有计划、分工明确的，大都是有组织的犯罪。一方面由于其隐蔽性强，内外勾结，手段智能化，不易被发现；另一方面，即使被发现，由于种种原因而很难侦破或很难受到应有的制裁。这类犯罪将会继续发展，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还会出现新的犯罪类型。同时一般的刑事犯罪集团也逐步向着更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发展。
——知识经济领域将面临犯罪的严重挑战
计算机犯罪将成为新世纪的一大社会公害。犯罪者在不损坏计算机硬件、软件和信息载体物理形态的前提下，实施犯罪而不留痕迹；犯罪一般不受时空的限制；预谋时间长而作案时间短，但其造成的损失巨大。它可能非法侵入特定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破坏其功能，破坏其数据和应用程序，也可以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的计算机犯罪也成倍增长。犯罪对象涉及银行、证券、保险、内外贸易、工业企业以及国防、科研等领域。随着国际互联网的不断扩大，网上犯罪已成为今后这类犯罪的新形式，而且将不断蔓延。
——毒品犯罪将更趋严重化
毒品犯罪是涉及全球的犯罪问题。随着毒品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毒品犯罪难以得到遏制。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吸毒人数已超过3000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吸毒人数也呈不断增长趋势。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已把贩运毒品作为获利最大的生意。80年代以来，我国已失去举世闻名的“无毒国”的称号，毒品犯罪越来越严重，吸毒人数已增至50多万，而且有继续蔓延之势。同时毒品已形成多头入境，全面渗透，内外勾结，制运销一条龙的发展势态。特别是毒品犯罪的国际化趋势，在短时间内很难有效控制。全面禁止毒品和消除毒品犯罪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犯罪的国际化趋势
各国犯罪集团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勾结，进行走私、贩毒等有组织犯罪活动，已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在我国，既有境外黑社会渗透和在境内发展组织的跨境犯罪活动，也有同其他国家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相勾结，在国内和国外进行的跨国犯罪活动。组织偷渡、走私汽车、香烟、武器、盗版光盘等犯罪活动，大多数都是内外勾结进行的跨境跨国犯罪。这种犯罪趋势在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