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纪之交的传记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传记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蓬勃兴起：时代使然
两次世界灾难的战争机器将革命资产阶级书写在旗帜上的“自由、平等、博爱”化为兽性、死亡和废墟。“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被草芥蝼蚁般芟戮与驱灭。在西方，后工业社会溢流膨胀的财富和极端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把大写的人挤扭得变形、侏儒化，沦落到社会边缘。怀着对人类未来焦虑感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尊重人，人的重新发现”的终极课题。在东方，与改造中国，兴我族类良苦初衷相悖的一误再误的政治运作锻冶出的是废置大脑功能的驯顺工具和淹没在群体主义汪洋大海中的螺丝钉，一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惊雷才在阴霾的学术天空劈出一道复苏人性的闪电：认识论给人的主体性以尊重：“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史学见解也被视为一家之言；文学告别了假大空瞒后，作家“被一只逐新的狗追赶着”，10年实验完了国外百年的招数，从“伤痕”到“新写实”，一步步向人学逼近。展示人生存本相的开放的现实主义面对匆匆的流派过客显出劲健不衰的生命力；择优汰劣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强迫人自主意识的苏醒，“人为本”的企管模式也格外受到青睐；花眼噪耳的文化热闹中终于听见了呼唤人文精神，重铸民族灵魂的呐喊。
国际政治格局骤变，在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下，从政议政，窥探政界隐秘，振兴经济，解读经济强人内心世界和致富之道，镜鉴他人，塑造自我，忌虚戒浮，求真尚实，匡救末世颓风，寻求人生楷模就成了普遍的社会心态，营构了为名人树碑立传的时代氛围。故从新新闻主义、政治黑幕小说到中国的“纪实文学（含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回忆录、人物专访等）热”的兴起就是历史的必然了。作为纪实文学家族要员的传记文学近年引起读者极大兴趣。《新华文摘》“人物与回忆”专栏和《人物》、《传记文学》、《名人传记》等刊办得严谨而有机趣。也出现了《孔子评传》、《鲁迅传》（林志浩著）、《徐悲鸿的一生》、《元帅外交家》、《瞿秋白传》、《沈从文传》等一批力作。
给多歧而泛化的概念以界说
传记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园地在所有文学门类中是仅有的一方荆棘丛生的荒野。概念内涵、科学分类、美学特征等一种文体安身立命所系的这些问题还都未进行过认真讨论。《美国百科全书》“传记文学是对一实际人生的记述”的定义因缺乏“文学性”三字而欠科学。《辞海》把传记分为两类，使用“一般传记文学”的术语，且将《史记》排除在“文学范围”外，也是含混不清的。至于著书为文者理解的多歧、铨释的泛化更带极大的主观随意性。把无文学性又充斥虚妄之说的《古列女传》，纯粹的军史著作《解放军将领传》，甚至《名人辞典》也包罗进来（郑源华《中国传记文学的非文学化倾向》），却批评其“非文学性”，岂非缘木而求鱼？
愚以为传记宜分为三类：（1）历史传记：实录传主生平业绩的史学著述。包括24史中绝大多数《传》和略传、墓志、行状、诔文、年谱等。（2）学术传记：研究传主学术成就得失的科学撰著如《柳如是别传》、《茅盾的文学道路》等。（3）文学传记，即本文论析的对象。对它的真实性“歧义叠起，解释迥异”（吴秀明《论近年领袖传记文学的创作》），我认为传记文学是报告文学式创作而非小说式创作，必须严格遵守历史或生活真实，重要细节亦不得虚构。安·莫洛亚所谓“既是历史专著，又是艺术作品”。尤其对政治领袖，影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有一画面：1976年江西宾馆服务员想看望一眼已重病在身的主席遭到保卫人员婉拒，老人觉察后面有愠色颤巍巍地站起来，出乎所有人意料，向远在门外的小姑娘大师傅恭恭敬敬鞠了一躬。这一令人泪流无禁的生动细节是任何聪明作家的头脑虚构不出来的。传记作家要的是掘地三尺的扎实采访调查，而不是挖空心思去想象虚构。对其“文学性”的阐释也是人言言殊。唐韬先生“不过是要求文笔活些，生动些，不枯燥”远不够，许多科学著作亦不枯燥。这不是文字表达问题，而是题中应有之义，是传记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质的规定性，是需要惨淡经营的。可运用除虚构外的一切文学手段，理论允许的至少有：（1）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情节的相对集中，场面的适度调动。（2）合乎生活逻辑和人物性格走向的次要细节及心理活动的合理想象。古人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在无录音机和驷不及舌的古代何以能写出人物的一颦一笑？皆作者“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管锥编》）如项刘之“彼可取而代之”与“为皇帝当如此也”。（3）真实而传神的肖像描写。不少作品读后或不知自己仰慕的人是什么模样或是作者巧言粉妆的英雄姿伟人相。而《米开朗琪罗传》实录了这位创造了《大卫》式美男子的大师却因“劳作过度，身体变形，背伛腹突而很丑陋”，以至“妇人的爱与他无缘”。增添了读者对其献身艺术精神的崇敬。（4）传主足迹所及的地域特别是故乡独异民情和景观的文学渲染。凌字《沈从文传》开篇列专章抒写了湘西剽悍的世风民性和闭塞的田园牧歌。
行文至此，还不得不对近年由《天网》引发的“真假莫辨，官司不断：纪实文学还能存在多久”的追问和有方兴未艾之势的“传记小说”谈几点看法：1、它是严肃而多虑的作家畏避官司自我保护无可奈何拣起的戈矛；同时是不严肃而妄为的文匠遮掩生活匮乏逃避责任感而特制的盾牌。同昙花一现随即销声遁形的“牛西红柿”式杂种“报告小说”一样，不符合中国国情，试图颠覆新闻的绝对真实和小说的艺术虚构形同冰炭的不相容性原则而不断招惹是非。2、有以“给死的冷冰冰的资料活的热乎乎的生命”（李辉《萧乾传》“后记”）为由，把有规有矩的传记文学写成不伦不类的传记小说，敢问：《史记》那么多资料，司马迁写出来是“冷冰冰”的吗？还有人搬出莫洛亚等传记三大家也不乏传记小说的权威论据为其扩张生存地盘，那就看看莫氏在《雪莱传》前言中对这里的“小说”理解同我们作家的任意虚构是何等悬若霄壤：“我与其写成一部历史著作，倒不如写成一部小说。诚然，书中所列事件无疑都是确凿的；而且在雪莱朋友们的回忆录及本人的书信和诗集里未予阐明过的一句话或一种想法我也决不妄加引用。不过我竭力把真实的素材按事情发展的逻辑整理得井井有条，给人一种自然清晰的印象，就像小说给人的一样。”中西不同文化心理对传记小说也是排拒的。西方轻历史真实而重抽象本质，甚至认为“历史事实不过是挂小说的一根钉子”，而我国史学传真纪实的道统沉积很深，民族史学意识浓烈，视治史为经国大业，用读史的眼光读传记文学。那些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传记小说只能造成《读书》杂志载某君“读书自律”中“切莫轻信名人传记之类”的社会效果，可见传记文学失信于民久矣。《鲁迅传》已出了10来部，若第11部出版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读者仍有兴趣一阅。但即使名家高手突生玄想弄出本鲁迅的传记“小说”来，至少笔者是不屑一顾的。3、泱泱大国芸芸众生，审美意趣的多元性决定了传记小说有人写自有人读。但作为理论研究不可倡导。为捍卫传记文学的童贞和生命，不允许小说侵略和强暴，应把传记小说从历史真实的世袭领地中分离和驱逐出去——凡标明传记小说或纪实文学实则纪实小说者，不可用人物真实姓名。满腔正气的作家张平要么铁肩担道义真枪实刀写报告文学；要么不用“刘郁瑞和汾西”这真实人地名，写你的小说，谁要对号入座是他自己的事，法律无权干预。二者必居其一，你别无选择。
一个文学体载的定义，屡屡引爆牵动全国的官司，这种文学理论研究的急迫性似在眉睫间了。
低调评论——愧对《史记》传统
报载：建国至今传记文学已逾千部，近年更越年均百部大关。多有“成绩斐然，影响巨大”、“佳作迭出，脍灸人口”的评论。我不这样乐观，试以茅盾“中国人是未产生过传记文学的民族”一语对此高调降点温。极而言之，唯司马迁留下一部可与日月争辉的垂世大作外，几无可称道者：《史记》开创的以人系事的纪传体虽为正史沿用，但除《汉书》苏武传、《三国志》诸葛亮传、《晋书》阮藉传、《旧唐书》安禄山传等少数篇什外，多文采不足，属史传范畴，难以进入文学之林；杂传仅以《伶官传》、《徐文长传》、《浮生六记》等为佳，韩柳之《柳子厚墓志铭》、《梓人传》等实属人物散文；近代文史分道，文学传记由附骥史学之尾而独出，然“五四”以降名作家无人涉足这一领域，朱东润《张居正传》、吴晗《朱元璋传》乃史传经典文本，不属严格意义上的传记文学；战争年代周恩来提倡作家写将军传，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沙汀《记贺龙》为其代表。戎马倥偬，难以熔铸深沉厚重之作；五、六十年代更无其生长的政治空气和学术土壤；新时期传记文学高量低质，多流入谀颂一途，在还历史本来面目上远达不到《布哈林坎坷的一生》那石破天惊般的真实，流播传世很难。
持低调评论，还在于：我们还没有《贝多芬传》、《巴尔扎克传》、《维多利亚女王传》那样的世界名著；还没有人有勇气写出《忏悔录》、《邓肯传》那样赤诚袒露自我令一切读者感到自己才能短绌和生存虚伪的惊世骇俗之作；还没有一本像《凡高传》那样翻译成80余国文字发行2500万册的全球畅销书；还没有一个大作家有诺贝尔奖得主罗曼·罗兰那种投身传记创作的理性自觉；还没有欧文·斯通等人水准的大手笔；还没有“剑桥传记中心”和由百余国名作家组成的“美国传记研究协会”那样的专业机构……
《史记》早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大传》约200年。不虚美，不隐恶，妍媸毕露，文直事核。其实录之春秋笔法，纪传体之叙事技巧，传人之生动，场面之恢宏，细节之丰繁，对话之个性化至今还是难以企及的范本。在文中哲不分家的古代，作者刑余之人少师友之切磋，无写作指南之借鉴，写史则“史家之绝唱”，为文则“无韵之离骚”，使史实存真和文学描摹达到惊人的完美融合。而今学科分工细密，理论对实践的导引性强化，为何读过《文学概论》稔熟创作技巧的作家们难望腐迁之项背？不是索然无味的史料堆累，就是花拳绣腿的文学浪漫。令人汗颜，愧对先祖！也是个值得探究的理论之谜。
资源富国的文学贫因
汤因比关于17种古老文化唯中国文化传统没有断裂的观点，从一个民族连续涌现的负载文化因子干预历史进程的名人密度上亦可印证。那创造了灿烂的地中海蓝色文明的希腊人今天除了一个世界船王还有什么？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人才辈出，豪枭无数：明君贤相贪官酷吏革命英烈民族败类先哲巨儒诗仙画圣绿林好汉窃国大盗科学泰斗女皇艺妓……或丰功伟勋泽被万世，或高风亮节垂范千古，或遗臭人间警世省民，都是传记文学的富饶资源。他（她）们列队向你走来：孔丘孙武秦始皇司马迁诸葛亮曹操李世民武则天李白杨玉环岳飞李师师包拯李自成李时珍曾国藩孙中山赛金花袁世凯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宋美龄江青陈毅林彪冯玉祥韩复榘汪精卫杜月笙鲁迅闻一多马寅初爱新觉罗·溥仪潘张玉良沈醉……这些人本身具备写出名著的三个条件：其一，大善大恶或善恶糅合的复杂人物，能反映、折射某一时代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侧面。其二，很高的伦理教化和启悟人生的功能。其三，经历的传奇性和品格的特异性。如此有待冶炼的富矿加上中国人崇拜英雄，喜听故事，善善恶恶，“修齐”为了“治平”的文化心理，完全可以由政府部门或作协牵头，审查邀约出版家、资深编辑、有志于传记文学的作家和有文才的传主诤友和子女实施《中国名人传记文学100部》精品工程。写好了可以包罗万有囊括世象，成为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妇女民俗全文位显现历史的大百科，即一部形象的中国通史，甚至第二部《史记》。若其中有十部八部能打出国门为不同文化系统接纳，我们的传记文学才可慰史迁于九泉，扬文威于域外。
遗憾的是资源的沃野上却长满了萎黄的弱苗和欺世的莠草。传记文学的贫困毋需赘列更多高深理论、信手拈来的零散事实就足以令人感到资源的流失和粗放式开采的切肤之痛：曾把现当代史搅动得翻江倒海昏天雾地的毛周及江青传记还只能依赖“进口货”给渴望深层次了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人们一点文化快餐；“空前绝后，举世无双”（此八字非通常语境中的形容词）的三位国宝级异人：张玉良溥仪沈醉没有被传记作家真正发现。世界上的末代皇帝上断头台者多，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公民者绝无仅有，却被别人慧眼识珠抢去拿了奥斯卡奖，我们只有东施效颦搞《末代皇帝》的份儿了。沈醉由恶魔而成为忠诚的爱国（社会主义中国）者与溥仪的龙鱼之变，是只有在中国毛泽东政策感召下才有的奇迹，证明共产党人是最懂人性最能拯救人性的，若写成佳作就是教育青少年的好教材。溥仪自传和沈醉《魔窟生涯》、《我这30年》虽表现了说真话的勇气和采撷生活细节的才能，但这一题材蕴含的写出“巨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莎士比亚式故事情节”的名著的潜能未被利用；张玉良走过了雏妓——小妾——教授的传奇人生，留下画作5000余幅，遗言“魂归中华，奉献国人”。本可搞成《莫扎特传》那样的传记片，然而，编导不识这一题材的特殊价值，在其去世还不到40年，许多亲友和当事人尚健在的有利时机，没有采访挖掘出任何感人的新素材，而用尽人皆知的人物履历和俗陋的《画魂》题名弄成一个商业片。加之“大腕名星的裸体将给您以新的感受”的刺目广告，使对传主怀敬慕之情的观众在失望和愤怒感的裹挟中走出了影院；中国有卢梭式大才而无《忏悔录》式大作，何也？史学家文学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国家领导人浪漫主义诗人情种加才子的郭沫若，早在20年代《论诗三札》中就曾告白天下：“我常自恨没有卢梭托尔斯泰的天才，不能取出那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要赤裸地做人，袒露自我，使一切道学家感到作伪的困难。”然他的不幸在于以其才气和个性很可能但毕竟没有为文坛贡献一部《忏悔录》，反而留下了文革中杨李抑杜的偏执，《坎尔曼诗集》鉴定的失误和“我的书都应放把火烧掉”及“献诗给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历史污点。绝非《郭沫若传》“他必须努力跟上时代潮流，紧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这仅适用于一般群众的浮泛看法所能解释的。经历了几个时代，蒋介石尚对其敬畏三分，放傲不羁厌于伪饰的苍桑老人一代宗师竟说出了茅盾老舍赵树理都不会说的违心话。除本人文化人格上的某些缺陷外，是那极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扭曲知识分子个性酿成的历史大悲剧。认识不到这个高度的人且莫忙着为郭氏立传。对他晚年涕泗滂沱，“我就是蔡文姬”的感情创伤和人们颇有微词的风流韵事也只以“横生枝杈的爱情”一语带过。我深信，郭老若死而复生，有讲真话的社会气候，他定会以如椽大笔还世人一个可信可敬可爱活脱脱的郭沫若。
跑马占荒式的覆盖与名著意识的遁逸
高调论者为传记席卷文坛“无孔不入”（《文艺报》记者温金海用语）的数量所震惑。从酒池肉林的殷纣王到擅权误国的魏忠贤，从理学大师朱文公到性学博士张竞生，从慈禧太后到海灯法师，从鬼谷子到蒋百里……已转入文化工业系列化配套化制作的轨道：中国历代皇帝皇后全传中国著名后妃太监全传中国影星传民国人物传共和国领导人传当代作家传……可谓覆盖无遗，人皆有传。其史学价值不可轻言妄断，但从文学层面扫视，名著意识缺位，量多质差，六弊丛生：（1）跑马占荒，抢圈选题，广告天下，排斥竞争对手，然后以急就章推出。（2）受市场铁律压迫，逐热点出冷门，媚俗求利猎奇暴秘，以书养书。发“逼良为娼”之空叹，收以传记为财门左道之实惠。（3）借名人招徕自高身价，随意剪载以至编造历史事实，编造编到了鲁迅毛泽东头上。强名家作序，拉大旗作书籍包装的商人心态。（4）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为悦其后人利其后人而妙笔生花溢美有加，类韩愈之图金谀墓为天下笑而不觉。（5）因工作之便或人事瓜葛等偶尔机缘，近水楼台先得传主宝贵资料，然既未治史，又不为文，就“创作”起传记文学来了。功力不逮，不足当此大任。（6）为稻粱谋为职称谋为书好推销谋等可以理解的文人困窘悲凉心绪难成佳构。
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缺什么？缺乏传记文学是文学正宗，名山之业，生活教科书的认识高度，视若文学末流，壮夫不为难登大雅之堂的边缘文体甚至名利双收的市井读物；缺乏一流作家的介入和熔铸精品追求名著的创造自觉；缺乏传主卓尔不群的理想人格和烛照一个时代的历史深沉感；缺乏丰腴的文化意蕴和睿智明敏的人生启示录。
传记文学的全面覆盖与评论界的冷静旁观形成极大反差。文评没有给创作以有力的理论支持，即是得奖作品亦难见大块评析文章。然而，脸丑休怪镜子，传记的社会影响远不及三流小报的名人轶事。以作品为载体的常青的生活之树只有当它枝叶婆娑拔地而起时才会引起灰色理论的关注，这也许是不合理的却是现实的。请回眸：新时期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哪一种文体不是先有了一批火爆的作品和叫得响的作家才吸引了评论家的目光？即以散文而言，最少有一、二十名作家为人“承包”追踪评论，理论研究才会涌起“杨朔模式”、“形散神不散”、“大散文概念”一次次浪花。传记文学应量中求质，拿出货色来。
二次“精耕”，厚积薄发
传记文学题材的原野已被刀耕火种梳理了一遍，再也找不到一块未垦植的处女地。但并不妨碍名作问世。想出精品的作家只有把已出的撰著当作坯料和阶梯，去攻占自己的目标。西方有关拿破仑的传记和书籍多达20余万种。莫洛亚《雪莱传》后附有15种各种版本的雪莱传目录，坦然承认借鉴过其中的资料和见解。但提供了别人莫能提供的东西，化平庸为神奇，这就叫大师。这里不存在抄袭、侵权、重复劳动之类问题，粗劣的劳作同天才的创造之间有质的界碑。
严谨的传记家在史料占有、感情积累、技巧研习上都肯下苦功。对素材要贪多务得巨细无遗，尤其是生动的细节。司马迁游淮阴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沅湘，行万里程追蹑先贤遗迹；索尔兹伯里偕老妻以七旬病体怀揣心脏起搏器走完长征路、访问上及人大委员长下及草民数百人，才以老而又老的题材写出“闻所未闻的故事”；欧文·斯通写《凡高传》肩负行袋跑遍了欧洲。为林肯夫妇立传对其住房的位置和结构比当年的设计师更清楚；穆欣写陈赓一段经历不仅由本人过目，因事涉党史，还送周总理审阅；李健吾从福氏生地到墓穴一路采访，并参考百余部书，才写出奠定他学术地位的《福楼拜评传》。占有史料后还有个核实辨伪的问题。巴金直言：“本人的话仅作参考，尤其是家属好话说得太多。”同托翁生活了48年的索·安·托尔斯泰娅的回忆录就充满了自我辩护。中国当代传记想要有质的飞跃只有二次“精耕”，厚积薄发，十年一剑，必有大成。
传记功能·佳作品格·作者素养
传记虽只列文学家族末位，但其社会作用实在他者之上。一曰历史认知功能。传播历史唯物主义，普及史学知识，培育爱国情操。因其雅俗共赏，移人心志，可收史学著述不可替代之功效。二曰思想教化功能。韩素音写《周恩来传》“为给世界青年树楷模”。每个成功者都可讲出那影响了他人生道路的名人传记。傅雷感激贝多芬：“多少次颠扑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由他抚慰。”故罗兰《巨人三传》“序”勉励道：“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那“扼住命运的咽喉”的强者的呼号依然萦回在商品经济中机遇与挫败并至，荣升与辱沉伴生的人们的耳畔。三曰文化审美功能。入传名人逆境搏击的戏剧性经历铺演得跌宕起伏的情节，来自三教九流负载的本行业的文化道德知识习俗，足可扣人心弦，益人智慧，大人视野。引发读者对诸多困扰当代人的社会问题的思考。
优秀传记文学具备三大学术品格：第一，爱不加美，憎不毁功，善恶必书。言而有据，信而有征，文献般的历史真实感。毛泽东曾对卫士说：“我死了之后你们可以写，写出我的真实，让历史去评论吧。”惠特曼对为他作传的要求是：“你要说老实话。无论怎样写，不要替我打扮，我的胡言乱语也要写进去。我恨许多传记，因为他们都不真实，我国许多伟人都被他们写坏了。上帝造人，但传记作家偏要替上帝修改，这里添一点，那里补一点，一直到大家都不认识他了。”隐恶扬善的完人化倾向必然阻塞人物进入读者心灵的通道。当代传记文学旨在传人，虽无《史记》式记史任务，但亦应把握历史的总体真实。要追求文献纪实风格，除档案、书信、日记等的引用外，细节的精巧刻绘尤重要。《史记》令人过目不忘的李斯论鼠、张良纳履、胯下之辱、射石没羽、尿溺儒冠、樊哙割肉等证明史迁是描写细节的圣手。诚如索尔兹伯里所言：“没有细节历史就失去了真实感。”不少站得住的作品正是在这里失去了生机，北大版《马寅初传》把这位特立独行的老人写得那样干瘪；《霜叶红似二月花》对林彪反围剿中抱头鼠窜细节的漫画式涂抹使人对整部作品的可信度有了保留。第二，感染人的文学性、震撼人的哲理性、愉悦人的可读性。《史记》文采斐然的传统虽为刘知几等史家所不取，但传记文学若言之无文，必定行之不远。不可固守作者全能视角，平板叙述的旧套，而应以描写为主，多元吸纳西方传记甚至现代小说意识流动心理分析等表现手示，以适应现代读者的审美趣味。哲理的撼动往往比奇人异事本身更能征服高品位的读者：韩信传揭示了兔死狗烹的封建社会人才悲剧；邓肯启示我们奔放无羁的生命才能创造辉煌。好的传记还应挖掘出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具有独家披露的秘闻性，满足正当的窥视欲望和骛奇心理，给读者以陌生感和阅读惊喜。且注意展示传主的才能，以便读者拜服、倾倒。如邓肯懂三、四国语言，能进入欧洲任何学术沙龙，听着音乐读《判断力批判》。证明她不仅是“以光裸的大腿向世俗挑战的舞神”，而且是真正的艺术家。第三，文中有“我”，笔下有诗，语言有才气的独特风格。传记的客观实录不是零度写作，文中无我者多是庸常之辈。激愤出诗人，激情即诗。“怎么记人传人？答曰应该用诗。后来的劣史为何总跟不上司马迁？就是笔下无诗。”（周汝昌《负暄琐话》）读《史记》时时感到“汗发沾衣，哀肠九回。”面无愠色而心蓄牛斗之怒奋笔疾书的太史公的身影闪耀在字里行间。而我们有几多作家是在被人物纠缠得坐立不宁欲哭欲笑的状态下铺开稿纸的？传记语言的文学性要求不在诗文小说之下，作者应寻求与传主行业、气质相匹配的语言格调，写哲人则雄辩缜密，写将军则长风雷霆。更要求语言的简洁、高密度、大信息量。《雪莱传》中的拜伦“长相奇美，爵位显赫，天赋诗才，思想大胆，情场得意，丑闻百出。”24字写活了一个天才。而美国某君稀汤寡水60万言的《华盛顿传》出版后默默无闻，经高手“脱水”处理压缩一半，竟“没有损失任何有用的东西”，反成了畅销书。
作者的素养：首先，应有史学家的严谨，文学家的笔力，哲学家的思考深度。不是三流文人都可染指的，某种意义上需要通才。其次，继承良史传统，重史德，有史识。董狐秉笔直书，南史氏冒死存真历来为史家看重。江南以“美国大学写论文那一套规矩”写了蒋经国的庐山真面目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我们有的作者仅因其亲友可能的挑剔却面对事实绕道而去。史德言人之未敢言，而史识言人之未能言，即对众所周知的史实谈出超人的识见。托翁“莎士比亚不能成为四流作家”的著名偏见，一般皆以审美主客体不相适应，甚至文人相轻论之。而罗兰却指出“他毕竟看到莎氏‘诗句的雕琢笼统用于一切人物’的缺点”。陈铁健对瞿秋白《多余的话》既驳斥“叛徒论”又否定好心人的“栽诬说”，而得出“以文人卷入政治漩涡因不改本色产生的内心矛盾的自我解剖”的令学界折服政界接受的结论。再次，对传主尊崇而不膜拜，平等审视而不屈蹲仰望。传记文学评论家韦尔斯说：“一个人的传记应由一位认真的敌手来写，以剥掉一切伪饰为己任。”我国传记文学再也看不到司马迁那俯视帝王顾盼百代的大家风范。往往口称“×老”，诚惶诚恐，劣迹秽行，明加掩避。其自卑感谦恭态奠定了作品拘谨溢美的基调。最后，与传主相近的知识结构和个性气质。代人立传也是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写甲而不写乙，必有某种精神契合点。这不是说只有李白才配写屈原，写郭沫若就得把自己提升到郭的水准。而是说熟悉歌儿舞女而不了解知识女性者不可写张玉良。鸡肠小肚者如何写贺龙？写法师大侠就应提供有关佛学武术气功可信的科学的知识，而不是“腾云驾雾”的妄诞和“六根清静”的行话。无一定创作实践者很难写好作家传。只有“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袁宏道才能写出“胸中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的失路英雄徐渭的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如羁人之寒起”的千古名句；林语堂认为亨德生和赫理斯两本《萧伯纳传》，之所以前者“只会作发皆中节的烂调”而后者却“津津有味”，正因亨是“规矩的编撰人”而赫是“天才作家”。
怎样把握私生活描写的分寸
《拿破仑外传》作者奥布里说：“私生活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社会生活。我非但不因此减少对他的崇敬，反而因他与我们如此相近而更热爱他。”日常生活确是人类常态的最普遍的生活方式，它熔铸和映射社会生活的重大内容和信息。对传记写婚姻爱情已取得了共识，黑人领袖曼德拉拒绝删除自传里的狱中给妻书：“革命者也是血肉之躯，我像渴望沙漠绿洲一样渴望你的热吻和肌肤之亲，等待你的信！”沈从文四年的苦恋是塑造他为下层生活磨砺的柔中伏刚性格的点睛之笔。但传记能否写性，依然是个敏感的问题。性学家昭示才具特异的名人多是性生活活跃的人，故健康而适量的性描写可见其妇女观、道德声望和文明程度。“如果传记真想让人理解主人公的精神生活，一定不要避而不谈他的性行为和性个性——作为过于拘谨和假装正经，这情况存在于大多数传记中。”（《弗洛伊德言论精选》）斯通《心灵的激情》即写了弗氏对性爱的执著：“为了事业与玛莎热恋了六年才结婚。41岁已基本无性欲求了。”寥寥一笔，使读者理解了“泛性论”是一种严肃的理论偏狭，而非性幻想的宣泄。你可以不赞同他的“利比多”，但无权轻薄他的学术动机。试设想，他若是个唐璜式人物，就会予人以柄，即是受到人身攻击亦难自我辩白。罗丹毕加索卓别林莫泊桑传都写了性，人们不因此而失去对他们业绩的尊敬，反而看见了一个裸露灵魂。
近年，传记在描写私生活上分寸把握不当，易走极端：一是把传主尤其是领袖淹没在琐闻细事中，伟人不是神人亦不是凡人，未写出他们卓越的才智威仪、超常的人格魅力及秘不示人的婚姻家庭。二是传统文化青史留名的人生观和立德立言立功的价值观，影响作家习惯于从社会学角度记述传主的阶级意识和政治作为而无视性爱等多元生态，为尊亲长者讳的东方神秘主义于私生活领域尤甚，这是我国传记的痼疾。隐私权受到保护是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但它也是个相对的民族的历史的概念。随着中西文化碰撞的加速，人们愈来愈不太看重别人说什么，而以开放坦然之姿走自己的路，可隐之私范围缩小。恕我直言，杨沫青年时代对爱情若无深刻体察，很难在《青春之歌》中将其写得那样纯洁美丽。为一不负责任的小报记者而诉诸法律，不如对“儿子的小说把我也写进去了”所持态度更能表现长者的襟怀。英女作家沃尔夫说：“那位遗孀和亲友都是传记的严格监工，但作家有权在不犯诽谤罪的范围内使用全部事实。”中国作家体会更深，石言感到私生活材料特别“难挖”，但写人不可或缺。私生活描写刚触及三线，性格才碰出火花，亲属子女故旧知交立即作出反应，轻则疾言厉色重则对薄公堂，致令作者对纠结无了的官司想而生畏，一念之间把多少会使人物活起来但可能惹麻烦的素材从笔下放逐。《孔府秘事》上级已审查通过只因孔门后裔认为“暴露了家族历史上不光彩的事”而不能上映。孔大人尚不讳其“屡屡如丧家之犬”的不光彩事，况其封建家族乎？国门洞开，西风吹拂，中国人的肉体已由层层包裹到接受了比基尼，为何灵魂仍像蚕蛹一样卧在套子里？《丘吉尔传》作者不采访其家属。美国当代英雄艾柯卡坦白：“由于奢华生活的诱惑我正变得日益软弱。”萧伯纳对奚落自己是“高尚的酒色之徒”连朋友都提出抗议的赫氏《萧伯纳传》“只编订纠正事实，他的意见只好让存在”，且助其出版。借鉴西人的豁达大度，倡导亲友对涉及传主人性弱点和私生活描写的宽容精神，给传记文学拓进做点“扫雷”工作。
在东方再现历史真实与西方张扬个体生命的交融点上寻找走向世界
的座标
新时期以来，每每有文学、影视“走向世界”一说，传记文学也应在中国的重实录主教化与欧美张扬生气勃勃的个体生命的交汇点上寻求冲刺未来的起跑线，才能写出《史记》传统东方风格现代意识的史诗之作。对历史真实就是不许越雷池一步，“绝不应有半点浮夸和虚构”（丁荫楠《电影〈周恩来〉创作谈》），翔实的传记文学可当信史读。但中国文化重群体轻个性，传记往往成为演绎历史和“潜心研究治国术的副产品。”（《新大英百科全书》）《宋庆龄传》几近半部民国史甚至中共党史，触摸不着这位国母级不屈女性炽热的生命，看到的是一尊庄严的蜡像。作品是作家生命存在的主要形式而远非全部，卓如《冰心传》却类似冰心作品评论集，过多的篇章缕折和情节复述替代了对传主的多维审美观照。对其长达30余年的创作空白期的心灵冲突守口如瓶未作任何探究；西方个人本位，重视个体生命价值，认为传记是“揭示人类灵魂的故事”，那些名著无不树立起一个热爱生命享受生命音容笑貌七情六欲的“人”。当代传记还应扬弃传统的史官记事循年按月有闻必录的写作模式：“×年×月×地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似乎第一声哭号就是首必书不可的抒情诗。其实，除司马光破瓮救童朱元璋智食牛犊等奇慧壮举外，多数名人的幼年都至平至凡，可省下篇幅写独有的东西和生命线上的黄金段。如《第九交响乐》首演空前成功，听众暴动般欢呼，贝多芬感动得当场昏厥，被人抬回了家。
呼唤大手笔，期待传世作
经过一阵虚热浮潮后，却未留下几部耐人咀嚼可载入文学史的深醇之作。随着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开始呼唤大手笔，期待传世作。在“纯俗之争”中传记文学鱼与熊掌兼得，占名人效应之先天优势，戴严肃文学之桂冠，披通俗文学之时装。加之，版税改革后销量越大作者收益越丰，沈醉自传悄然无声发行百万册，令小说散文家眼热心动。故我吁请有文学战略眼光的精英型学者、作家和史学家在时间和精力的投资上应作以倾斜，理直气壮秣马厉兵介入传记文学创作，以优化目前作者队伍的文化构成，为出大作积聚人才能量。
文学不会都嫁作商人妇，人们寄传记文学以厚望，但本世纪内不会有大的突破，中兴期当在下世纪初叶以后。因为：《档案法》规定的保密期没有过，资料大门尚未敞开，作家接触不到需要的核心机密尤其是政坛领袖；商业利益衍生的短期行为综合症，缺乏作家沉下来出精品的外部环境。而世风西下，人心荒芜，“假祸”流毒，延及文学，却是制造传记赝品的温床；大陆值得立传旌表的真正企业家很少，多是广告文学的赞助者和讴歌者。所谓“商业巨子成为传记热点”系超前错觉：政治透明度。新闻喜忧皆报，亲友对指涉传主人性负面的承受力等都有待于经济腾飞带来的社会总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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