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文化综合——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中国文学论文,走向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中国文学步入40年代，也就走向了文化综合时期。
30年代后半期，民族战争的烽火燃烧着中国大地，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高于一切，有着清醒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思想的文学家都随着救亡战争的鼓点用作品展示自己良知的心跳。随着抗战速胜喧嚷的消寂，文学开始沉潜下来，接通文化启蒙的企望和实现文化再造的意愿，在创作中开始有了自觉的表现。
一、站在新的制高点上向生命哲学突进
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力求站在新的制高点上展示人类心灵的丰富性，使文学由笼统的“为人生”发展深化到对于生命存在的专注，从而突破了五四文学模式，具有较为鲜明的“为人类”的性质。这期间，巴金的《憩园》、《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北京人》、钱钟书的《围城》以及徐訏、无名氏、张爱玲等人的都市文学作品，在深重博大的背景之中，活动的几乎全是小人物，不再像五四文学创作中重视与主体对应形象充满激情的塑造，而是专注于人类的生存，并尽量作出哲学意义上的思考，相对拉开了创作主体与历史的距离。此时的巴金摆脱了青春激情的表述，由“青年的巴金”向“中年的巴金”迈进，无论是继续写旧家庭没落状况，还是描摹抗战时期的现实，都是没有英雄的凡人琐事，是一群带着“血和痰”的“萎顿生命”；老舍的创作对于小市民的描写则充满反思意味，“国民性”问题又被重提；曹禺的《北京人》意在对整个封建文化传统作总清算，通过主要人物愫芳、曾文清的内心冲突，寄托了作者在冷酷恶浊的环境中，对生活意义的坚忍追索，表现民族精神的沉寂与再生；钱钟书的创作将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加以现代哲学的感悟，却带有超然物外的传统士大夫的精神贵族气，两者错综统一于作品之中，这种奇妙的结缘可以看做是多种文化因素综合融通的一种表征，突出地展示了一类知识分子对于自身乃至人类生存的思考。
这一时期，最生动地体现走向文化综合这样一种“先锋性”追求的，是向生命哲学层面突进这一翼，其主要创作力量，是以现代主义为基本特色的作家流派，代表作家是徐訏、无名氏、张爱玲等。虽然他们没有统一的阵地，没有共同的地域，也没有相似的故事模式，但他们对各种文化类型、文化因素的综合态度，对生命与存在的超越性思考，对心理世界宏阔幽微的探寻，以及对于小说文体形式的自觉丰富诸方面，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艺术追求。相对于30年代“新感觉派”的原型移植尝试和对人生终极意义追向的缺失，这是一次比较成熟的探索。
张爱玲的《金锁记》等作品，在比较单一的恋爱婚姻题材之上，不求时代气息的浓厚，在貌似老旧的氛围里，活动着现代女性的生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荒谬性与人间情态的真实性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统一。现代哲学视角的切入，使她具备了更高的眼光，能够看到为文学史所忽视的东西，并对生命规律有着独到的认识：“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注：张爱玲：《流言·自己的文章》）在她看来，社会背景、历史事件等都是定期来“破坏”永恒的人生安稳的因素，因此，她要尽量地淡化它们，而重在寻找“人的神性”，挖掘人类的潜在生命冲动，表现人物内在生命驱动下的种种行为，从而达到对于人性极致的深刻发现。
与张爱玲有某些相近之处，徐訏的作品也缺少社会历史的厚度，却也因此而掘进了人性和生命的深度。徐訏小说的主人公更加专注于对生命意义的寻找。无休止的飘泊又永远没能靠近目标，不歇地追求永恒的理想、信仰、爱等生命的崇高价值又因此而造成难解的焦灼与苦闷。“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风萧萧兮易水寒”，小说取名《风萧萧》显然参考了这些诗句，那种面对茫茫宇宙和滚滚红尘所特有的苍凉悠远的人生况味，代表了现代知识分子在东西文化撞击、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情境下的普遍心态。徐訏通过作品，寄托了自己对于人类生存困境与存在悖论等现代哲学命题的殷殷探求。徐訏小说的心理描写，是对生命意义思考空间的拓展，他将人类对自身理性的审视纳入了现代小说的视野，与世界文化潮流取得了基本取向上的合拍同步。
徐訏对现代生命哲学有着专业性的偏爱和信仰。“生命”与“存在”，这是他作品中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他创作观念中的最重要的哲学命题。对生命终极意义永远的“寻找”与“超越”，是他作品的基本内涵。流贯于主要人物活动过程之中的是作者自己对生命根蒂的苦苦体验与孜孜求证，在浪漫艳丽的爱情故事中注入了对人生、爱情、宗教、艺术的哲学观照，也注入了现代人的精神气质与生命感受。
无名氏的创作最能代表40年代文学的文化综合气度。现代主义的“寻找”与“超越”主题在无名氏笔下得到最集中的表现，生命哲学的基本命题在无名氏的小说中得到了令人惊异的扩展。有人指出：“他这套生命哲学及其艺术上的表现，有某些地方颇类似存在主义，虽然早在四十年代的中国，存在主义尚未流行。”（注：黄芩：（《〈野兽·野兽·野兽〉重版赘言》， 见《无名氏研究》）作为心灵敏锐、 阅历丰富的现代作家，他的创作活动即是一种生命感应的外化，不仅具有文化反思的品格，更多的还带有对人类的前瞻性构想，他的作品往往在总结或综合的同时，就具备了某种先锋意向。另外，作为中西古今博通的学者，当他专注于人的存活与归宿追索之时，与世界文化思潮同气相求，也是较为自然的事情。《无名书初稿》系列长篇小说兼容哲学、艺术、宗教、伦理、人类生存与历史时代等等方面，展示了空前的吞吐万象的文化综合态势。
无名氏说：“新的艺术不只表现思想，也得表现情绪，不，应该表现生命本身。生命起源自川流不息的大江河，汹汹涌涌直奔前去。艺术必得藉情绪来象征这种大生命的奔流。”（注：卜少夫编《无名氏研究》）《无名书初稿》所包括的七卷长篇小说正是为了展现这大生命奔流的波澜和走势，从而达到对于生命本体的逐级认识。已出版的前三卷顺序为《野兽·野兽·野兽》、《海艳》、《金色的蛇夜》；构想中的后七卷顺序为《荒漠里的人》、《死的岩层》、《开花在星云之外》、《创世纪大菩提》。主人公印证生命根蒂的历程也依次为革命——对失去自由的人间地狱的反抗，爱情——情感（梦与诗）的追求与幻灭，罪恶——绝望与沉沦的炼狱煎熬，孤独——为信仰而挣扎求索，死亡——寻求解脱返朴归真，悟道——综合东西文化建立新人生观，境界——五百年后理想的人类世界。生命中“最后的”和“永恒的”东西被无名氏纳入这一层层的探索之中来呈现，扬弃与超越的过程清晰可见，生命的大江河最终奔向了他的理想境界。
不同于张爱玲对于市民阶层生命状态细密的分析把握，也不同于徐訏对现实文化情境中生存悖论的多情观照，无名氏最为突出的特色是对宗教的永恒性的倾心确认，浓厚的宗教文化意味是无名氏生命终极意义追寻最基本的依托。徐訏的作品也涉及对宗教皈依或背叛，但究其实质，这种宗教首要的是对“爱”的信仰。无名氏的早期作品《塔里的女人》和代表作《海艳》，即有皈依宗教的倾向，作为《无名书初稿》最后一卷的《创世纪大菩提》，意欲在这生命探寻的终结篇里表达的，乃是对于东西方宗教教义的大融合，在存在主义与禅宗思想之间找到结合部，这使这部未竟的小说在对于生命哲学的突进方面伸展到了为前人所未及的层次。20世纪初以来，宗教精神作为一种人文理想，经由苏曼殊、李叔同、许地山、丰子恺等人的薪火承传，推陈出新，到无名氏这里，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新的文化宗教精神建构在40年代的基本完成。
40年代文学向生命哲学突进的大致轨迹，可以概括为这样三个历程：第一，与历史拉开一定距离，不拘泥于社会现实肤表的单面描述，而是沉入人生深处，寻求生命博大深邃的丰富性；第二，在对生存悖论的感悟和对生命意义的追索中，与西方现代意识在哲学层面上接轨；第三，融通综合东西文化精义，渗透主体的宗教体验，抵达理想的生命境界。
二、面对文化矛盾的全方位综合
中与外、古与今、雅与俗的对立，一直是近现代中国所力求解决的文化矛盾问题。4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与历史的相对疏离状态下，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表现出对中外、古今、雅俗文化的全方位综合的趋向。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在对生命意义、宗教精神的寻找与超越中，实现东西文化的综合。徐訏和无名氏等是其代表。徐訏小说的背景，大都设在海外，人物也是中西混杂。徐訏在具体的小说运作上消除了以往中西文化观念紧张对峙的偏执局面，而尽力以普泛博大的“爱”弥合全人类价值观念上的相斥之点。这种“爱神”，更多地带有基督教的现世色彩，而不像佛教之爱那样寄托于彼岸，既有对西方生命哲学观当中的人的自由的追求，又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庄禅的出世观念、儒家执着现实的人生态度等）的依恋。有研究者称徐訏为“一名既有高度中西文化修养又有高度自觉意识的将东西文化熔于一炉的学者型作家”。（注：范伯群、朱栋霖主编《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无名氏的小说表现出的对生命永恒的寻找与超越，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主导思想有一拍即合之处。不同的是，印蒂的寻求不是以“虚无”为终结，而是以不朽的信念去实现理想为旨归。他的信仰以“创世纪”和“大菩提”合而名之，这两个分别属于基督教和佛教的术语的无间组合，代表着他所构想的东西文化综合的理想的人生境界。《无名书初稿》虽没写完，但各卷书名联结起来，可看出作者清晰的思路和向目标逐级递进的步骤。“此生夙愿是调和儒、释、耶三教，建立一个新信仰”（注：卜少夫编《无名氏研究》）， 无名氏此言不虚。
二、在实现中外文化综合的同时，往往也实现了古今文化的综合。钱钟书、张爱玲等就是如此。《围城》的书名就是对于人类生存困境最为恰当的譬喻。主人公方鸿渐的经历正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向人生路上的围城冲进去，又总是立即感到这里并非理想之所在，便又千方百计地冲出来。这种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找不到归宿的人生模式，是现代西方文化所深深关切的存在问题。方鸿渐的苦闷、彷徨、感伤、失望都是一种现代性的情绪特征，但他所真心向往并追求的却是个人生活的功名富贵，他所走的是传统的中国读书人的老路。作家则是以另一种传统的超然物外的士大夫眼光俯视这些小人物的活动的，带有一种精神贵族气。小说涉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诸多方面，堪称中外古今文化的荟萃。张爱玲的创作，“把西方的性心理学说和东方的旧家庭制度牵合在一起，在‘洋场风味’和‘东方固有文明’的缔盟中，追求一种纯艺术的道路。”（注：张爱玲：《传奇·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她本人从小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滋养，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的熏陶。在艺术表现方面，张爱玲典型地具有中西综合的特色。比如她的小说以镜子、鸟、屏风等为基本意象，满含着对于女子脆弱命运的顾影自怜，对自由的渴望等现代感受。她的创作既继承古代小说家庭伦常题材、市井人物故事的长处，又深刻地挖掘变态心理，成熟运用通感和意识流动手法，丰富了现代文学宝库。
三、在中外古今文化融汇的背景上，实现雅俗的综合。由文言走向白话，是文化形式上一次革命性的雅俗综合，而真正实现文化内涵上的雅俗综合，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中国文学发展到了40年代，越来越多的作家主动向民间文化和传统的通俗文学借鉴学习，并用现代意识观照整合，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张爱玲从民间传奇和鸳鸯蝴蝶派小说那里汲取鲜活的生命情趣和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可接受性。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注：张爱玲：《多少恨》）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立意用一种新的媚俗手法，来夺取广大读者，向一些自命拥有广大读者的成名文艺家挑战。”（注：卜少夫编《无名氏研究》）《无名书初稿》也有此种痕迹。徐訏的《风萧萧》的可读畅销，也与借鉴吸收了通俗文艺的长处有很大关系。可读与深刻并行不悖，才是恰到好处的雅俗综合。
除了上述后期现代派的代表之外，解放区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深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影响，以赵树理等为代表，在一定范围内反映农民阶层古今文化观念的新对立和新综合，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雅俗的统一；国统区路翎的力作《财主底儿女们》则颇具托尔斯泰的史诗笔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探索技巧，在精神气质上与罗曼·罗兰相近似；七月派诗歌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风格的综合；“九叶”诗派呈现了以现代主义为基本诗风但仍不失现实关怀的汉语诗歌新取向；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更是形式上本土与国外、内容上古代与现实的文化综合的产物。
可见，走向文化综合，是40年代中国文学相当普遍的现象，也是20世纪文学史上的相当独特的文化景观。
三、挺进文体自觉时代
4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文体自觉的时代。从文体方面理解文学即语言的艺术，我们就可以看出：某些文体之间的界限很难廓清甚至已不很明晰。比如，在解放区，“民间体”倾向已相当明显：赵树理小说叙述方式上与民间故事、快板等体式的相近似；李季诗歌与当地民歌形式的相仿佛；直接来自民间的秧歌剧等。在国统区和沦陷区，都市小说更趋近一种“杂糅文体”或“边缘文体”：徐訏等人的作品广纳各种较为新鲜的学科知识和生命体验；“七月派”小说生命燃烧般的“诗性”语言，使小说文体向“散文化”、“诗化”的努力变得贴切而必要。作为文本形态的文学作品，文体的自觉来自它的“读物”特征，使读者区别于故事和笑话的听者，使“阅读”变得独特。在这一点上，40年代文学普遍有着自觉的追求。
鉴于40年代文坛状况的复杂性和体式的多样性，这里只能对这一时期的文体发展做出粗略的梳理，并择其要者做出大致的说明。
一、从文体的深层来看，40年代文学不同于此前对于社会认知功能的特殊强调以及对人生的现实困境的集中体察，而是从各种较为新特的角度和侧面切入，并将这一方向予以极致化和边缘化。“七月派”小说以路翎为代表，将现实主义创作充分地燃烧起生命热情之火，并倾向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激情甚至神经质的方面，使这一类贴近现实发展的命运体验达到了顶端；赵树理将艺术着眼点与具体的革命历程相契，但在揭示封建意识在新的变化面前的惶惑方面却达到了意外的高度；“九叶派”诗人关注祖国和人民命运上与个人生命体验难解难分，代表了现代主义诗歌的现实认识高度；而无名氏、张爱玲、徐訏的小说则将中西文明成果与文化精神综合汲取，将小说艺术获得了心理表现的极致、生命探求的极致和百科智慧交叉融汇般的“边缘”体式。
二、从文体的表层来看，首先，40年代文学趋向于一种宏阔的构架。比如无名氏的系列作品可以看成生命与心灵的史诗，不仅伸向历史与现实的文化需要和心灵渴求，还指向未来理想的生命去处；这一时期长诗增多，抒情的与叙事的长诗都力求体现一种“史诗”特色；赵树理的小说尤其有特定时代史的典型性。其次，从叙述者的功能上看，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往往与主人公一致，这有助于深层结构的完整，也有助于表层上对于整体结构的把握，同时也给以后文学创作的文体突破预设了可能性。第三，从叙述语调上看，40年代文学的抒情气氛相当浓重，而且不再是清亮和尖厉的嗓音，而是更加凝重的心的呐喊，主人公基本上都是“非英雄”，这就决定了普通人的心灵苦难和精神求索是这个特定年代的重要问题。这一点，从巴金、老舍乃至钱钟书，以及现代派作家那里可以得到更明显的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