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词学中的“自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词论文,学中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3)04-0077-08
本文用狭义文学“批评”概念，“批评”是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一般论文学“批评”，多指“他批评”，批评者是“专业评论家”，而不是作者本人。“自批评”是对自己和己作的批评，与“专业评论家”以他人作品为对象的“他批评”以及两人或两人以上的相互或交互批评的“互批评”，构成三维关系。学界长期以来通行的基本上是单维度的批评，即重视“他批评”，轻视甚至忽视“自批评”、“互批评”。“自批评”应是整个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议题，极有学术价值，可开拓古代文论研究的新领域，完善体系。视角更新，必然带来学术创新。兹事体大，一篇小文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本文专论清代词学中的“自批评”，以当引玉之砖。清代是词学史的“集大成”时代，“自批评”是清代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长期以来基本上被学界忽视。将词学批评史仅仅理解为“专业词论家”对词人词作的批评史，是对词人的不尊重，也是对词学史“原生态”的轻视。
“自批评”最早出现于诗、文理论中。词学史上现存最早的“自批评”，是中唐刘禹锡《忆江南》词原题：“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①说明己作是依曲拍填词，可见词体“原生态”。宋代词人有不少“自批评”，晏几道《〈小山词〉自序》是词学史上较早的自成体系的“自批评”，概括交待了词作的创作背景、动机、感情基调、功用等。唐宋时，词人因观念上多卑视词体，词学批评不发达，词人“自批评”意识不强，故此方面材料相对较少，元、明两代也有一些“自批评”。
清代词学批评的“自觉”远胜过宋、元、明各代，不同时期的“自批评”皆有自己的特色。清初词学基本上承晚明云间词派绪余，崇尚香艳绮丽。龚鼎孳早年专学花间、柳永艳词，词作结集《绮忏》，自言忏悔，但仍欣赏绮语，表现出矛盾心态，可见清初盛行花间、柳词风气。纳兰性德自少即酷爱花间词，《与梁药亭书》自述：“仆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调铿锵，自然协律。”②纳兰词正如花间词声情并茂。清初，多数词人观念上仍卑视词体，故多“悔少作”，董以宁《蓉渡词话》云：“仆与程邨少时，笔墨颇滥，小词俱数千首。仆尤好作空中语，所刻《琴言》六卷，意欲焚之。”③这种“自谦式批评”发自内心，不仅仅是客套话。
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生于明末，少值家门鼎盛，词亦受云间词派影响，学花间，多“旖旎语”；入清后，颠沛流离，词作“穷而后工”。《王西樵〈炊闻卮语〉序》中，陈维崧自谦自己为糊口而背井离乡，只是“愁”，还谈不上“穷”，故词未“工”，而友人王士禄(西樵山人)遭受人生困厄(王氏曾于康熙二年因事入狱)，“所遇最穷”，所以“为词愈工”。④词人过于自谦，其实，他的词是老而愈工。又《贺新郎》(一事然否乎)云：“一卷《乌丝》饶寄托，怪时人、只道填词手。说诗者，固哉叟。”⑤感叹时人没有真正了解自己词作寄托遥深，别有怀抱，仅看到《乌丝》词集风情旖旎的表面。词学界通行观点，清代，张惠言论词始倡“寄托”，开启了常州词派。实际上，陈维崧早已明确自称词作“饶寄托”。因观念上不重视词人“自批评”，清代词学观念演进史上这一“消息”便自然被忽视了。
浙西词派词尊南宋姜夔、张炎，意欲以姜、张醇雅救明以来尚《草堂》者浮艳浅俗之弊。朱彝尊自述词学宗尚，《水调歌头·送钮玉樵宰项城》云：“吾最爱姜、史，君亦厌辛、刘。”⑥又晚年作《解佩令·自题词集》云：“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⑦词人如实表达的词学渊源，正是浙西词派的理论旗帜。约康熙十三年(1674)，朱彝尊作《陈纬云〈红盐词〉序》云：“予糊口四方，多与筝人酒徒相狎，情见乎词。后之览者，且以为快意之作，而熟知短衣尘垢，栖栖北风雨雪之间，其羁愁潦倒，未有甚于今日者邪？”⑧自述词作特色，认为词体最宜于表现“羁愁潦倒”之情。朱氏身处新朝羁縻环境，心境悲凉，故发此论。《解佩令·自题词集》又云：“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⑨是其年轻时恢复之志和晚年心境的独白，可见词人词风的变化。钱裴仲《雨华盦词话》云：“余谈古人词，唯心折于张、姜两家而已。……本朝词家，我推樊榭。佳叶虽不多，而清高精炼，自是能手。”⑩可知其词归依雅正而为浙派嫡传。“吴中词派”特别重视音律，“自批评”多强调合律，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五称戈载“所自负者，以为吾词能辨四声，能分宫调”。(11)曹楙坚《昙云阁词钞》自序云：“近取万氏《词律》，与吾友戈氏顺卿所著《词韵》稍事审定，存者十之二三而已。”(12)
浙西词派过分迷信姜、张，流于琐屑饾饤、空疏薄滑，缺乏真情实感。这样，张惠言开启的常州词派便应运而生。常州词派以儒家诗教“温柔敦厚”论词，重“意内而言外”，推尊词体，故作词态度严肃，谭献《〈箧中词〉序》云：“至于填词，仆少学焉，得本辄寻其所师，好其所未言，二十余年而后写定。”(13)谭氏对作词的虔诚态度是前人少有的。学派内部注重师承，嘉庆九年(1804)，周济始从张惠言外甥董士锡(字晋卿)学词，嘉庆十七年(1812)作《〈词辨〉自序》云：“晋卿虽师二张，所作实出其上。予遂受法晋卿，已而造诣日以异，论说亦互相短长。”(14)可见词学师承及词人间相互影响。陈廷焯自评《蝶恋花》(采采芙蓉秋已暮)：“天下后世，读我词者，皆当兴起无穷哀怨，且养无限忠厚也。”(15)又云：“余曾作《菩萨蛮》云……起二语嫌着力，余皆悲郁而和厚，有风人之遗意。”(16)词人十分自信，又能客观指出己作不足。忠厚和平、哀怨悲郁，皆为常州词派的论词宗旨，词人“自批评”正是其整体词学观的体现。
近代战乱频仍，民众多灾多难。词人用词体表现离乱苦难，用艺术语言，将残酷的现实生活化为美丽的忧伤，谱成哀婉的感伤曲，用血泪凝成风雅。这一时代特征，“自批评”中有明显体现，蒋春霖《淡黄柳》(寒枝病叶)词序云：“扬州兵后，平山诸园林皆成榛莽，为赋数词，以寄哀怨。诒园索稿，作此谢之，悲从中来，更不能已。”(17)自述词作哀怨悲伤主题。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郑文焯作《过秦楼》，词序云：“遭世乱离，游情匪昔，感时属景，不自知其词之凄异也。”(18)指出己作感情基调和风格。(19)
上述可见，清代词学史演进的各个阶段皆有不少“自批评”，“自批评”变化轨迹明显可寻，流派特征十分突出，亦有个性色彩，独具理论价值，构成清代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值得重视。
清代词学“自批评”的著述方式多为序跋、书札、词序等，词话中有不少“自批评”，亦散见于笔记、诗话等文字中。“论词诗”中极少“自批评”，“论词词”中有一些“自批评”。与“他批评”相较，“自批评”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
“自批评”涉及清代词学各个方面。评论词人自己，如自述个性、学词经历、词学渊源、词学观念，作词态度、动机与目的、过程，等等。项廷纪《〈忆云词乙稿〉自序》云：“余性疏慢，不能过自刻绳，但取文从字顺而止。”(20)对自己个性有清楚的认识。王国维说：“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21)欣赏至情至性、以“血书”的李煜词，当然不喜多“代言”而缺少作者个人真实情感的花间词。不少“自批评”如实记述学词历程、词学渊源，况周颐《〈餐樱词〉自序》云：“余自壬申、癸酉间即学填词，所作多性灵语，有今日万不能道者，而尖艳之讥，在所不免。己丑薄游京师，与半塘共晨夕。半塘于词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规诫，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斠雠，余自是得阅词学门径。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积心领而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半塘亟奖藉之，而其他无责焉。”(22)将自己学词经历、审美趣味、词风变化交待得清清楚楚。词人“自批评”说明作词动机与目的，或别有寄托，项廷纪《〈忆云词丁稿〉自序》云：“患难以来，人事有不可言者。……读书之暇，唯仿《花间》小令自遣而已。”(23)或表达有意创新、自立门户之意，郑燮《刘柳村册子》坦陈：“板桥貌寝，既不见重于时，又为忌者所阻，不得入试。愈愤怒，愈迫窘，愈敛厉，愈微细。遂作《渔父》一首，倍其调为双叠，亦自立门户之意也。”(24)这些“自批评”皆是词人自我表态、自我画像，多本真可信。
“自批评”更多的是自评词作，评主题、风格、语言、技法、声韵、格律等。李佳《左庵词话》卷下载，刘炳照自题《秋窗填词图》云：“一寸词肠，七分是血，三分是泪。”(25)点明词作主题，此类“自批评”甚多，例子不胜枚举。词人自评己作风格，董以宁《蓉渡词话》自评：“仆隽永不如阮亭，澹远不如金粟，精绮不如程邨，但神韵偶到，时或相似耳。”(26)有的自评己作语言特点和艺术技巧，项廷纪《〈忆云词丁稿〉自序》云：“当沈顿无憀之极，仅托之绮罗芗泽，以洩其思，盖辞婉而情伤矣。”(27)况周颐自评《竹马子·赋看竹》“刻画博徒心理，无微不至矣”。(28)清代词创作多“学者化”，严谨认真，讲究音律，故“自批评”多论声韵、格律。或强调己作“协律”，陈元鼎《〈鸳鸯宜福馆吹月词〉自序》云：“余少嗜倚声，偶有一二曲流播歌筵酒座之间，遂为词家所赏，谓能免于仇山村‘言顺律舛，律协言谬’之讥。”(29)当然，亦有词人任性随意，不重音律，叶申芗《天籁轩词谱·凡例》末云：“素不谙音律而酷好填词，自束发受书，即窃相摹拟。”(30)
上述可见，“自批评”为我们研究清代词人思想及创作变化，分析词作特色，评定其词史地位等，皆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既有理论价值，又有文献价值，确实不该轻视。
清词人“自批评”具有多方面的特色和价值，可做不同角度的分析评价。有些“自批评”只是单纯记叙性的陈述，客观指出词作特点，不做价值判断，是谓“客观性批评”。如风俗词，多为纪事，是“实录”，不大计较文字工拙、艺术高下。朱祖谋《瑞鹤仙》(车尘萝薜碍)序云：“漫书此解，或亦他日考坊巷者之一助焉。”(31)词人有保存文献意识，文廷式《贺新郎》(天末春将老)序云：“词虽不工，姑录存之，以志鸿爪。”(32)清词人“自批评”更多的是“主观性批评”。词人性格气质各异，有个人好恶、审美偏嗜，对己作进行价值高低评判。有些词人颇自信，喜自赏自夸，是谓“自赞式批评”，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下未刊手稿云：“词家多以景寓情。其专作情语而绝妙者，如牛峤……此等词古今曾不多见。余《乙稿》中颇于此方面有开拓之功。”(33)过于夸大自己词作成就，我们要谨慎看待。词人有时自拟古人，有意识与前人相比，余怀《浣溪沙·五十进酒词》四首并序自评“歌罢陶然径醉，绝似辛幼安唱‘千古江山’时也”。(34)这类“自批评”点出词作渊源，但有借古人抬高自己之嫌。词人亦多“自谦式批评”，沈谦《填词杂说》云：“余少时和唐宋词三百阕，独不敢次‘寻寻觅觅’一篇，恐为妇人所笑。”(35)坦率承认自己不足，自谦，却是实话。许多词人过分自我贬抑，可理解为场面话，“言不由衷”，此类“自批评”最为常见。谦虚，是传统美德，不张扬，不自夸，是许多人的习惯思维。这种“自批评”实际上是一种“礼仪式”言说，并非真实观点的自然表达，言者、闻者皆未必当真。因此，我们要透过表象看本质，不能停留于字面理解，应警惕“唯文本”迷信。无论是自赞还是自谦，皆带有明显的主观感情色彩，有时“情”与“理”合，是合理的评价，更多的时候，过褒或过贬，皆不合学理，我们皆需保留式理性接受。
清词人“自批评”并不总是如“自赞”或“自谦”那样简单分明，实际情形丰富而多彩，从中可见词人复杂变化的思想、心态和审美观念。词人常作“反省式自批评”，特别是中晚年后修正甚至否定自己早年的词体观。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自述：“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瞽人扪籥也。”(36)反思长期以来重白石词而轻稼轩词之偏颇。陈廷焯早期作词受浙西词派影响，袭姜、张之貌，光绪二年(1876)年21岁时结识庄棫，词学遂转向常州词派，说自己“自丙子年，与希祖先生遇后，旧作一概付丙，所存不过己卯后数十阕，大旨归于忠厚，不敢有背《风》、《骚》之旨。过此以往，精益求精，思欲鼓吹蒿庵，共成茗柯复古之志”。(37)此段话是后人认识陈氏词学转向的最可靠依据。“反省式自批评”多严肃冷静，学理性较强。
词人一生中不同年龄阶段，随着身份地位、人生际遇、学识、审美趣味的变化，“自批评”会随之改变。有些“自批评”，通过对早期词作的否定，试图遮盖一些不利于自己声誉者，为自己辩解，自我开脱。词史上普遍存在“悔少作”现象，可称“后悔式自批评”，清代词人中不乏“悔少作”者。嘉庆八年(1803)，郭麐《〈灵芬馆词〉自序》后悔“少喜为侧艳之辞”，表示“序而存之，自此以往，息心学道，以治幽忧之疾，其无作可也”。(38)后又作《〈忏余绮语〉自序》，“自恨结习之难除，悔过之不勇也”，(39)再次“悔少作”。“悔少作”内容不同，有的后悔“少作”不成熟，有的后悔早年词风淫靡绮艳，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坦承：“余初为词，亦不免淫冶叫嚣之失。”(40)“悔少作”是实际显现的“自批评”，表明作者当时的观点，同时还隐含着意思相反的“自批评”：后悔、否定，说明曾经喜爱过、肯定过，只是这种“肯定式批评”，没有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41)与其他文体相比，清词人“悔少作”出现频率较高。
还有一些特殊形式的“自批评”。词人词集命名，不少隐含“自批评”，或自赞，或自谦，更多的是指出特色，突出主旨，如戈载《翠薇雅词》、郭麐《忏余绮语》、况周颐《存悔词》。不少词人在词选中选入己作，附骥名人，表面自谦，实为自我欣赏，自我推销，亦是一种“自赞式批评”。南宋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十选录己词三十八首，是词人附骥名人始作俑者。清词人承明人习气，更多此举，邹祗谟与王士祯同辑《倚声初集》二十卷，大量录入己作，王士祯更是几乎罄其所有。一般论文学批评，仅看“显性”批评，上述几种“隐性”的“非理论形态”的“自批评”，独具理论价值，却一直被忽视，应给予必要的重视。
“自批评”与“他批评”有复杂的“关系”。有时，“自批评”是对自己词作的首次批评，是“元批评”。有时则相反，是对“他批评”的“回应”，是“衍生批评”，但换一角度看，作为词人对自己词作的首次批评，亦是一种“元批评”。纯粹的“自批评”是“直接自批评”，还有“间接自批评”。词人转述他人对自己词作的称赏喜爱，是间接的自我赞许，郑燮《刘柳村册子》云：“拙集诗词二种，都人士皆曰：‘诗不如词。’扬州人亦曰：‘词好于诗。’即我亦不敢辩也。”(42)“他批评”者没有正式“出场”，词人引述证明自己观点。引用他人之言，多正面褒扬肯定，极少引用讥贬否定者，势必“遮蔽”一些客观评价。“当世批评”中，不少讥贬否定式批评都没有记录下来，“遮蔽”了词学史部分真相。词人对“他批评”的“回应式批评”，可称“反批评”。有被对方说服，认可“他批评”者，如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二提及时人对自己的批评：“此君才气，非我辈所能企及，独倚声一门外汉耳。”词人虚心接受，“缘此绝不填词者十余年”。(43)不接受“他批评”，是为“反驳式自批评”，徐
《词苑丛谈》卷五云：“阮亭尝戏谓彭十是艳情当家，骏孙辄怫然不受。”(44)“批评”不是批评家的“专利”，作者并非只是被动的批评对象，他有权利为自己辩护，应充分尊重词人自己的观点。有些词人对他人的批评，多自我辩解，甚至狡辩，属于非理性的情绪化表达，我们需慎重看待。“自批评”与“他批评”观点一致或不一致，是由“自批评”者和“他批评”者的关系决定的。有时两者一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云：“丙戌之秋，余曾赋《丑奴儿慢》一篇，极郁极厚，有感而发也。”自负己作已达到最高境界。其外甥包荣翰评云：“有感而发，极郁极厚，白石、碧山，合而为一。”(45)因血缘因素，难免主观感情倾向，“他批评”者自然认同“自批评”者的自我赞誉，并进一步发挥。词人喜引用他人对自己的赞赏，自己表面上不做评论，实际上是借他言而自赞，况周颐《水龙吟》(声声只在街南)词序云：“己丑秋夜，赋角声《苏武慢》一阕，为半唐所击赏。”(46)因学缘、业缘因素或属于同一流派，同一“圈子”，交往密切，观念相近，故多赞美对方。词人引述“他批评”，即代表“自批评”，两者似二实一。有时，赞美式“他批评”只是客套话，词人引述只是“一厢情愿”，与“他批评”者并没有形成互动的“学术对话”关系。因此，这种借他人以自重的“自赞式批评”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自批评”与“他批评”观点有时不一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自评：“余旧作艳词，大半付丙，然如《菩萨蛮》十二章……虽属艳词，似仍不背于古。”包荣翰评云：“丽而有则，雅而不纤，合端己、正中为一手。”(47)作者自谦，论者偏爱。词人“自批评”，他人或认同或批评，角度不同，故评价各异。历史“当事人”的“自批评”和他人的评价往往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反，我们要充分“体认”，将两者结合起来综合评价。
词学思想是历代词人和词学家的共同创造，许多思想是“层累”地造就的。应充分肯定词人“自批评”的原创价值，同时也应肯定所有针对“自批评”的“他批评”的价值。他人和后人对词人“自批评”沿袭或修正，对“自批评”不断争鸣，推动了批评对象的传播。一部词学史，一定程度上是“自批评”不断产生，“他批评”不断“反应”的历史。
“自批评”记录了词人思想变化及创作的真实细节。谭献《〈复堂词录〉序》云：“献十有五而学诗，二十二旅病会稽，乃始为词，未尝深观之也。……三十而后，审其流别，乃复得先正绪言以相启发。”(48)讲究源流正变，清代词学师承脉络由此可见一斑。(49)
“自批评”可见清代词史及词学史“原生态”。余怀《浣溪沙·五十进酒词》四首并序云：“作《浣溪沙》词，命红袖歌之。歌一阕，聊进一杯。歌罢陶然径醉。”(50)自我陶醉，神情毕现。陈维崧《念奴娇》(空江采石)序云：“顾梁汾雨泊蛟桥，填词见寄，得‘软绣迷香’二语，狂喜跳踉，失脚堕水。书来语我以故，不觉捧腹，词以调之，亦用朱希真韵。”(51)词人毫不掩饰得意之情。我们仿佛走进词人生活，走进历史“现场”。
有些词人结合具体词作“自批评”，提炼出具有理论深度和普遍意义的词学范畴。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引江顺诒《〈愿为明镜室词稿〉自序》云：“余性刚而词贵柔，余性直而词贵曲，余性拙而词贵巧，余性脱略而词贵缜密，余性质实而词贵清空，余性浅率而词贵蕴蓄，学词冀以移我性也。”(52)作者自陈个性气质与词作风格的关系，强调作词可移情。这类“自批评”富于理论色彩，学理性强，对清代词学理论建设有独特贡献，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可惜学界重视不够。
影响“自批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批评”因人而异，如年龄因素影响词人“自批评”即非常明显。年轻气盛时，词人难免自傲自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即多处自夸己作，如卷六评《买陂塘》(最愁人)一阕云：“呜咽缠绵，几不知是血是泪，盖天地商声也。”(53)随着年龄的增长、地位的变化，词人也会自我反省，自我修正，光绪十七年(1891)，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自序》云：“暇日寄意之作，附录一二，非敢抗美昔贤，存以自镜而已。”(54)态度明显谦逊许多。“自批评”因时因地而异，“公开自批评”多发表于公共场合，因此，多场面话、门面语，自谦成分较多；“私下自批评”多亲友间交流谈心时自然流露，多真实可靠，当然，亦有场面话。词人的身份、立场、态度与审美观念，言说对象的不同，具体的情境，等等，皆是“自批评”的影响因子。
“自批评”多是一时一地对具体词作而发，有特定的情境，只表明作者一时的观点，切勿轻易普泛化理解，过度阐释。有时只是一时即兴之言，尤其是“礼仪式”自谦，我们都不能随便当真。有的甚至与实际完全相反，真实观点恰恰在字面背后。姚斯《走向接受美学》说：“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55)“第一个读者”，就是第一个批评者，他的观点即是“元批评”。词学“自批评”，词人是作者，同时也是读者，是第一读者，是评论者，且许多时候是最合格的评论者，绝不应该将词人与评论者分离甚至对立起来。“自批评”多是首次开创性的“元批评”，是词学“命名”，具原创价值，享有发明“专利”，应充分肯定“发明”者之功。有些具体的“自批评”被后人征引，重复接受，当作“元典”使用。不少“自批评”当时在“圈子”内有一定影响，具“时效”价值，但因肤浅片面、粗陋平庸，缺乏深度，后世影响有限，有的甚至只是一次性的“昙花一现”。“自批评”的价值评定，既要重其原创价值，又要看其实际影响，有些影响虽不大，但具有理论上的“潜价值”，仍值得我们用心发现“挖掘”。“自批评”推动和扩大词人词作影响，推动词人转向和创作风尚，甚至改变词史演进轨迹，改变词学史走向，影响广泛深远，对词学史做出独特贡献，应充分重视其创新价值，系统梳理，给予合理的历史定位。
应从正负两方面评价“自批评”。从正面看，清代词学“自批评”多创作背景介绍，是最原始的词学史料，极具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后人据此得以走进历史“现场”，认清词史及词学史“原生态”。作者的创作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特别是背景、主题介绍，词人的自述往往最本真可靠。俞樾《洞仙歌》词序云：“余素不善倚声，而次女绣孙颇好之，因亦时有所作，积久遂多，但于律未谙，警牙不免，是所愧耳。”(56)词人有自知之明，直白指出己作不足，态度诚恳。后人的理解阐释，往往主观发挥，多“误读”和“附加”成分，有的虽具“片面的深刻”，但远离历史真实，给人“终隔一层”之感，有的甚至“肢解”作者，“曲解”原作。不少“自批评”严肃、理性、客观，是对自己的“定评”，可作为评价依据，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下未刊手稿云：“余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偶尔游戏，作《水龙吟》咏杨花，用质夫、东坡倡和韵，作《齐天乐》咏蟋蟀，用白石韵，皆有与晋代兴之意。余之所长殊不在是，世之君子宁以他词称我。”(57)如实认真陈述词学观念和词作特色，这种“自批评”最具学理性。“自批评”价值及影响虽有大小高低之分，但因是词人“夫子自道”，是“原创”，我们皆应重视。
从负面看，清代词学“自批评”也有天生的不足，数量上无法与“他批评”相比，极少有系统的专文，更无自成体系的专著。除少数词人如陈廷焯、况周颐、王国维，多数词人“自批评”意识不强，给词学史留下很多空白，难以弥补。质量上，“自批评”不如“他批评”有较完整的体系和理论深度，影响自然相对较小。“自批评”多偏重背景、主题介绍，艺术上多点到为止，没有展开论证，不够深入；多对单篇词作而发，往往仅论述某一方面，过于简略，不够全面；又多一时感悟，主观色彩强，学理性总体上不如“他批评”。词人自己评论自己，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不少观点准确度、可信度反而不如“他批评”。对“自批评”的理解、评价，不可完全“唯文本”，作者说出的未必是真实的，我们应保持足够的警惕。“自批评”往往两极思维，二元对立，过分自赞或自谦，极端化评价。优点与缺点常相伴而生，“自批评”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皆应认真总结。
“自批评”是整个清代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他批评”各占清代词学“半壁江山”，只是“自批评”领域较窄，比重较小。我们应在清代词学整体中考察“自批评”，同时应重视其“个性”特色，切忌孤立评价。不少“他批评”是在“自批评”基础上展开的，是“衍生批评”，我们不自觉的错误是轻视甚至忽视“自批评”，而拔高“他批评”的价值，有的因不知有“自批评”存在，有的是观念上的问题。对历史“当事人”的自我评价，我们应具“了解之同情”，充分“体认”，给予起码的尊重。自批评“缺席”的词学史，是残缺、片面的词学史，有必要作学理上的深刻反思。
①刘禹锡：《刘禹锡集》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95页。
②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32页。
③朱崇才编纂：《词话丛编续编》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④陈维崧：《陈迦陵诗文词全集·陈迦陵文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钱仲联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354页。
⑥钱仲联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第435页。
⑦钱仲联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第438—439页。
⑧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四部丛刊初编》本。
⑨钱仲联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第438页。
⑩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11、3014页。
(11)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3558页。
(12)曹楙坚：《昙云阁词钞》，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卷首。
(13)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3988页。
(14)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附，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第1637页。
(15)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六，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504页。
(16)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十，第770页。
(17)周梦庄：《水云楼词疏证》卷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71页。
(18)郑文焯：《樵风乐府》，第33页，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十卷，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
(19)参见欧明俊《清词中的离乱书写》，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主办“行旅、离乱、贬谪与明清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大会报告。
(20)项廷纪：《忆云词》卷首，第1页，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八卷。
(21)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第4274页。
(22)况周颐原著，孙克强辑考：《蕙风词话 广蕙风词话》，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43页。
(23)项廷纪：《忆云词》卷首，第2页，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八卷。
(24)郑燮：《郑板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89页。
(25)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3146页。
(26)朱崇才编纂：《词话丛编续编》一，第96页。
(27)项廷纪：《忆云词》卷首，第2页，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八卷。
(28)况周颐著，孙克强辑考：《蕙风词话 广蕙风词话》，第491页。
(29)陈元鼎：《鸳鸯宜福馆吹月词》，清同治元年刻本，卷首。
(30)叶申芗：《天籁轩词谱》卷首，道光十四年《天籁轩五种》本。
(31)钱仲联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第877页。
(32)钱仲联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第806页。
(33)王国维撰，黄霖等导读：《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34)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34页。
(35)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一册，第633页。
(36)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第1634页。
(37)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六，第496页。
(38)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9页。
(39)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第571页。
(40)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3907—3908页。
(41)参见欧明俊：《论词学史上的“元批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九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230页。
(42)郑燮：《郑板桥集》，第188页。
(43)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3654页。
(44)徐编著，王百里校笺：《词苑丛谈校笺》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
(45)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六，第506页。
(46)况周颐著，俞润生笺注：《蕙风词话·蕙风词笺注》，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665页。
(47)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六，第524、526页。
(48)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3987页。
(49)参见欧明俊《近代词学师承论》，《上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50)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第二册，第1234页。
(51)钱仲联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第233页。
(52)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3532页。
(53)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六，第503页。
(54)陈廷焯著，屈兴国校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首，第2页。
(55)姚斯等著，周宁等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56)俞樾：《春在堂词录》卷二，光绪九年重定《春在堂全书》本。
(57)王国维撰，黄霖等导读：《人间词话》，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