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的一战起源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一战论文,起源论文,视角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初人类经历的一场空前的浩劫，对20世纪国际政治的形态和世界历史进程的走向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百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对于一战爆发的原因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成果数量庞大，涉及问题的方方面面，探讨的角度各有不同，但迄今依然没有学界公认的权威结论。①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国际关系学科从一开始就把侧重从理论分析层面探讨战争爆发的原因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对一战起源的具体案例同样进行了分析探讨，产生了不少极富启示的研究结果，形成了不少战争理论分析的流派。如均势理论、权利转移理论、联盟、经济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进攻性支配、军事教条、无意性战争以及知觉和错误知觉等理论都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证据的。②值此一战爆发百周年之际，从跨学科吸取养分的角度，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下有关一战起因的研究进行梳理，对于推动史学研究无疑是有裨益的。本文拟围绕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一战起源的不同研究进行归纳和梳理，以就教于大家。 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翻译引进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重点案例进行解释或立论基础的理论学说主要有以下五种：即现实主义的层次分析理论、权力转移理论、动态差异理论、进攻防御理论和决策动机理论。这些理论建构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具体的论证和解读。以下分别择要概述之。 一、层次分析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迄今为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关于战争原因的论述影响最广泛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层次分析理论。该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建的，其奠基者是美国著名的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教授肯尼思·华尔兹。他在1959年出版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重点从人性、国家特性和国际体系性质等三个层次分析战争的起源问题，按第一个层次，战争的源于人类的本性和行为；第二个层次是从国家的内部结构中寻找对战争原因的解释；第三个层次则强调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与战争爆发间的相互关系。他在书中指出：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由于主权国家数量众多，且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体系，因此，每一个国家在与另一个国家发生争端时，都必须努力实现自身的利益和目标，并且要根据自身的情况作出判断，采取行动，这就使得冲突(包括战争)的出现不可避免。③在书中，华尔兹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各国国内的社会主义团体等反战力量是如何改变立场最终支持战争的，由此来论述影响战争爆发的国家层次的内部因素的作用。该著作问世后，一举奠定了国际关系研究层次分析法的基础，被誉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作。二十年后，华尔兹又出版了《国际政治理论》，④全面升级了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堪称结构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 目前，华尔兹首先提出的国际关系研究的三个层次已经被学界广泛接受，并通常利用这三个层次来分析和解释各种战争爆发的原因。在为数众多的论著中，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编著的国际关系教材《理解国际冲突：历史与理论》在世界范围内都拥有很大的影响。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此书中借用层次分析法，从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对于一战的起源进行了具体和深入的分析。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在国际体系层次上的表现是德国的崛起和同盟体系的僵化，这是导致国际均势结构变迁的两大决定性因素，而国际体系中新旧力量的博弈是导致一战爆发的深层原因；相似地，在国家层次上，同样有两个重要因素对于战争的爆发有影响：一个是奥匈帝国内部的危机，另一个是德国内部的政治形势，即德国内部社会矛盾紧张导致其领导人过于急切地追求世界霸权。这两个因素使得民族主义兴起以及霸权转换迫在眉睫；而在个人层面，小约瑟夫·奈指出，一战前各国的军事领导人都普遍有迷信进攻的观念，偏爱快速动员和大规模决战，对战争的速战速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加剧了事态向战争的演变。特别是作为主要决策者的奥匈皇帝和德国皇帝及其军政领导人的平庸导致其对形势的估计失误，最终使得战前外交沦于失败，大战一触即发。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⑥小约瑟夫·奈的论述比较全面地勾勒了导致一战爆发的三个层次的因素，是运用层次分析法解读一战起源的完美代表。 二、权力转移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 权力转移理论是美国密执安大学政治学教授奥根斯基在1958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一书中提出的。⑦该理论继承了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即现实中的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总是在不断地追求权力。而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就是不断地增强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地扩大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对外影响力。奥根斯基认为，国际社会体系较有秩序而非无政府形态。形象地描绘为金字塔状，等级分明。其中实力强大的支配性的大国位居塔顶，有能力控制体系内的其他国家行为。但是随着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发展变化，国际社会的权力分配也会随着发生变化，即所谓权力转移。根据这种理论，一旦体系内的国际实力发生变化，处于中层的崛起国家有力量重塑国际等级时，该国就有可能成为破坏国际体系的进攻者。权力转移的过程必然会伴随着新兴国家的冲击和挑战，战争和冲突几乎不可避免。奥根斯基认为：在权力转换过程中，崛起国和主导国都有先发制人发动战争的动机。其原因是崛起国担心主导国利用权力优势遏制其进一步发展；而主导国担心崛起国实力增长后会颠覆现有国际体系。但主导国和崛起国的权力转换过程是否会引发战争，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实力是否接近，第二，崛起国对既有国际体系是否满意。事实上，战争通常会在崛起国实力接近或超过主导国的时间段内发生。一战的爆发实际上就是这种权力转移过程中发生的暴力悲剧。 此后，权力转移理论的继承者、深受肯尼思·华尔兹影响的美国学者、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把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开创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的年轻的分支之一。他在自己的名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进一步回答了华尔兹没有回答的问题：⑧国际体系的变革和演化。他认为战争是国际体系演变的主要动因。⑨为此他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权力转移理论的主要案例来进行论证。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属于霸权转移的战争，是大国反对挑战者的战争。这场战争涉及战后国际体系的重新划定，是大国扩大其控制力或制定自己的霸权秩序的典型战争。这无疑从宏观上加深了我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深层次原因的认识。 三、动态差异理论(权力转移理论的最新成果) 作为权力转移理论的最新成果，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府和外交事务系副教授戴尔·科普兰在世纪之交出版的《大战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所谓的动态差异理论，⑩借以来解释历史上大战的爆发。按作者的定义，所谓大战指的是具体大国参与、最高强度的全面冲突和战后体系重组等三个条件的战争。按照这个标准，欧洲历史上以往的500多次战争，只有7个符合标准。他在权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将动态差异作为自变量吸收进来，并将权力一分为三：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潜在权力，研究经济和潜在权力的衰落是如何对一个在军事上具有优势的国家的行为产生影响。他的理论要点是：当两个国家的实力对比出现消长时，战争最可能发生，而且往往是处于衰落中的国家更倾向于引发危机和战争。那些处于霸主地位但却正在衰退的国家最有可能发起大战，其目的是要避免国家出现衰退。大战往往是“正在衰退的国家为自己的未来而担忧而率先发动战争的。意识到可能失去霸权的国家才是战争的真正挑起者”。作为论证，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通过对当时德国档案材料的详细解读，指出一战是德国担心俄国的崛起而发动的先发制人的战争。其根源是德国对俄国权力增长的担忧和对自身权力相对衰落的恐惧。科普兰的理论把大国兴衰与战争起源紧密联系了起来，进一步细化了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为我们研究战争起源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理论视角。但该体系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把一战解释为德俄间力量消长的结果，忽略了英德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同时不能解释其他一些重要的战争，如二战的发生都是源自德、日等主动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法西斯国家，并非衰退中的霸权国家，这使得该理论的适用性受到局限。事实上，霸权国家拥有比新兴的崛起国多得多的非战争手段，它可以凭借各种优势打压、排挤崛起国，最终逼迫崛起国率先挑起战争(如日本的偷袭珍珠港就是典型的案例)。这是导致该理论建构与历史事实之间存在断层的根本原因。 四、进攻防御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分支) 进攻防御理论的首倡者是美国马里兰大学政府与政策系教授乔治·H.奎斯特，他在1977年出版的《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一书中系统探讨了自古希腊以来人类各个时期所呈现的攻防形态对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影响，(11)首次提出了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问题。该书1977年出版后，先后于1988、2003、2008年多次再版，是攻防理论的重要代表作。次年，美国学者罗伯特·杰维斯发表的论文《安全困境下的合作》进一步提出攻防平衡理论，(12)对国际关系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关于攻防理论的研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是最重要的历史基础和实证案例之一，该理论的许多假设和结论都与这次战争相关。如乔治·H.奎斯特在其书中就专门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了一战爆发的原因，其观点正如该章标题所写的一样明白无误：“1914年：整个世界都采取了攻势”。作者强调武器的技术发展对于战争的影响，他认为一战前的军事技术发展是有利于防御的，但欧洲大国却误判为有利于进攻，因此它们均采取进攻性战略，这最终导致了一战的悲剧性爆发。 该理论的后继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斯蒂芬·范·埃弗拉1998年在《国际安全》杂志春季版上发表了《进攻、防御与战争的原因》一文，提出了所谓“进攻崇拜”的观点。次年他在该文基础上出版《战争的原因：大国与冲突的根源》一书，(13)进一步完善了攻防理论的建构。他认为一战前欧洲各国普遍流行进攻优于防御的信念，这使的各国政要对于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盲目乐观乃至作出错误决策，这是导致一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他把这种进攻占优的信念称为“进攻崇拜”，并依照这一思路，提出如下假设：即当攻占比防守容易的时候，战争发生的可能会大得多。根据他的验证分析，有以下十种情况会导致战争的爆发：第一，国家采取机会主义的扩张，因为发生企业成功地机会更多并获得更多收益；第二，面对不安全，国家会采取防御性的扩张，以加强边界扩张和防御的能力；第三，不安全感也会导致战争爆发；第四，抢先行动的利益变大时，大多引起先发制人的战争；第五，机会窗口和脆弱性窗口变大时，会引起预防性战争；第六，国家会更多地采纳既成事实的外交策略，从而引发战争；第七，国家间协商困难，谈判失败多时，战争容易来临；第八，国家的秘密外交和防务政策会引发误判；第九，国家对他国的错误反应迅速并好战，将是错误加剧；第十，军备竞赛加速且难以控制，将导致预防性战争的危险加大。该书把攻防理论进一步细化，其结论虽有些流于简单，但是其假设来源于前人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分析，而且他尝试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战争爆发的原因，涉及决策者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有一定的启示。 五、决策动机理论(心理学的建构主义理论) 决策动机理论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战争起因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代表人物是现任英国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国际政治理论教授、美国学者理查德·内德·勒博。他在2008年和2010年连续出版了《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和《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两部著作，对战争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观点一反传统，学界反应热烈。他在第一部书中提出了决策动机理论的框架，在第二本书中进一步完善了其理论建构。他在《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一书中他指出战争的深层原因可以归结为四个：安全、利益、地位和复仇。但历史上只有很少一部分战争是由安全或者物质利益所驱使的，相反绝大多数是对于地位、复仇——试图击败以前侵占自己领土的帝国以洗去耻辱——的追求。在《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中，(14)他引证了大量的具体史料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做出了扎实、详细的案例分析，进而对于一战爆发的起因给出了另类的结论。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常性被描述为预防性战争。这一论断的基础是所谓德国对于俄国的恐惧，这一观点是长期受到争议的。事实上，历史上任何主要的战争都是具有多重和互补的原因。其中既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直接原因，甚至被视为导火索的偶然事件也是不可或缺重要的一环。如一战前发生的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其结果不仅导致了奥匈主要的反战派弗朗茨·费迪南的消失，而且激怒了奥匈和德国皇帝，使他们更倾向于采取强硬政策；换句话说，主张与俄国和好的费迪南在政治舞台的消失，直接增加了欧洲大战爆发的可能性。(15)此外，他还考察了当时人们对战争报有盲目乐观的现象。他把盲目乐观的现象与战争决策者结合考察，用具体的例证说明谁乐观、为什么乐观，以此将理论分析与具体史实紧密结合，使得其结论更加有说服力。最终，他从战争决策者的动机角度分析认为，“战争与和平完全取决于领导人的政策和决定”。他用一战的例证说明，当时奥匈、俄国和德国三国的决定的确直接事关战争与和平。如导致奥匈选择战争的主要人物是总参谋长康拉德。他个人是抑郁性人格，且一直热衷战争。奥匈皇储遇刺事件，他认为事关奥匈的荣誉，必须惩罚塞尔维亚人才能帮助奥匈找回大国的威信。(16)而导致德国参战的主要原因是德国总参谋长小毛奇憎恨法国、希望惩罚法国，因此渴望发动战争。德国的军事实践表明毛奇的进攻性战略是不可能打败法国的，相反，一种好的防御政策却可以打败法俄的联合进攻。但是毛奇隐瞒了这一点，他夸大了德国对于在1917年前选择进攻性政策的必要性。而首相和德国皇帝之所以被说服采取亮剑政策，主要是出于荣耀和自我确认的原因。(17) 此外，澳大利亚的学者、墨尔本大学教授杰弗里·布莱内在他的著作《战争的原因》中也强调心理因素对于战争决策者的影响。(18)作者通过对1700年以来的大量战争实例来论证现有的关于战争理论解释的不足和自我矛盾之处。同时列出了十多条有关战争爆发的原因和战争模式等的新认识。他注重强调对决策者的心理层面分析，指出：事实上，导致战争的重要的常被忽视的因素是乐观的看法，即国家领导人怀抱对战争前景的乐观看法发动了大多数战争。作者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证实自己提出的观点，指出一战是由两个国家间的战争引发的，同盟的存在是两国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的客观条件之一。但是建立同盟的原因来自于双方对于自己打胜对手的不自信，而导致同盟各国纷纷快速加入战团的原因则是双方对于战争的短暂性的乐观预期。双方都相信战争通过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将很快结束，因此都希望能够一举获胜。双方的判断都是乐观的，但都是错误的。总之，决策战争的人对于战争的未来前景抱有错误的乐观态度是导致一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华尔兹的理论相比，上述侧重于心理动机分析的决策论对于战争原因的解释显得单一和单薄，缺少其他两个层次影响的分析。但是对于理解一战爆发的决策因素还是有指导意义的。 本文前面论及的五种国际关系理论分属不同的理论流派，其中层次分析理论、权力转移理论、动态差异理论和进攻防御理论都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支配范式——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的分支，而动机决策理论属于后起的建构主义理论。它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分析和解读角度表面上差异很大：从微观考察决策者的动机到宏观分析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和动态、从心理学的个案分析到军事攻防的抽象推断，但实际上内在联系紧密，都是建立在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上的补充和深化。其观点无不剖分细缕、见仁见智，对于深化和拓宽有关一战起源的认识和研究极具启示意义。 不过，在借鉴上述理论成果的同时，必须要看到这些成果的理论构建的局限。即它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地的考察，都是为建构各自抽象的关于战争起源理论。因此，它们在论及一战爆发的原因时，都是先提出理论假设，然后进行验证，一战只是作为论证或检验其理论假设的实证案例来加以解读。这种科学主义的假设+验证的方法与史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不同，人为选择史料对象的痕迹比较明显，甚至有些理论假设本身就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某些得出的结论与历史事实的复杂性相比显得过于简单化，并不足以说明所有战争的起源。比如层次分析理论是立足于把国际关系当做一个相对静态的对象来研究，认为战争的爆发受某种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但忽略了国际体系的动态变化因素；权力转移理论和动态差异理论补充了层次分析理论的不足，但是过于侧重抽象的理论分析，缺乏对战争的微观解释，因此无法解释战争爆发的内在机制。换句话是只考虑外部国际体系的结构，忽视了国家行为的能动性。(19)决策动机理论的分析属于层次体系的个人性格与心理学认知理论的结合，把国家决定的战争的原因归结为决策者的意愿，虽然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但是显得过于单一和简单化，且忽视了推动或制约国家进行战争的其他因素。(20) 历史是复杂的，战争的起因尤其如此。尽管世界历史上战争不断，但涉及战争爆发的原因，则几乎没有完全一样的具体案例。其原因在于战争与否在本质上是取决于人的选择，而不同的人在面对相同的现实时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对策。战争从来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在历史上无数的战争决策过程中，人的主观因素是与其可利用的条件等客观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它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外交学、社会学、地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等，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课题。因此，研究战争的起因就成了一个漫长的进展过程。我们持续不断地研究战争的原因，目的在于要深刻地了解战争，进而为避免战争、控制战争、限制战争、乃至消除战争寻找正确的途径。传统史学关于战争的起源多是侧重具体的战争分析，很难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而国际关系理论借鉴科学的研究方法，希望从抽象的理论层面给出答案，其路径虽然不同，但便于从具体史实中提炼抽象的结论。从这个角度来说，为更好地发挥史学鉴今功能，拓宽史学研究的思路和视角，关注和借鉴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关成果显然大有必要。事实上，从理论上探讨战争的普遍原因能够加深我们对于具体战争的理解。值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之际，简单梳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界有关一战起源的不同学说，希望借助多学科的探讨来深化和促进史学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研究，这是本文抛砖引玉的初衷。 注释： ①近百年来，国外学界关于一战起因的研究成果数量庞大，其中有两本专著专门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了总结和回顾：一本是英国学者安妮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争议与共识》，另一本是美国学者杰·温特的《历史上的大战：1914至今的辩论与争议》。对于一战的起因，史学界大体公认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的，其研究也采用了包括新老帝国主义争霸、民族主义、军备竞赛、军事同盟、外交的决策失误、个人心理、危机决策等多维角度。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达到相当程度，以至于从国别的角度对于各主要参战国与一战起源的内在关系的研究已经齐备，如《英国与一战的起源》、《法国与一战的起源》、《德国与1914年战争的来临》、《俄国与一战的起源》、《意大利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奥匈与一战的起源》、《奥斯曼通往1914年战争之路：奥斯曼帝国与一战的起源》等等。 ②据学者统计，1980年以来，国际学术界有关战争原因的理论探讨比较重要的著作包括：Franccis A.Beer:Peace Against War:the International Violence(san Francisco:Freeman,1981); Bruce Bueno de Mesquita,The War Trap(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Michael Howard,The Causes of War,(cambridge,MA: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Robert G.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Seyum Brown,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War(New York:St.Martin's,1987);Geoffrey Blainey,The Causes of War,3rded.(New York:Free Press 1988)Melivin Small and J.David Singer eds.,International War:an anthology(Chicago:Dorsey Press,1989); Greg Cashman,What Causes Wa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New York:Lexington Books,1993); Lawrence Freedman,ed.,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Robert A.Doughty and Ira D.Gruber,eds,Warfare in the Western World,(Lexington,MA:D.C.Heath,1996); Stephen Van Evera,Causes of War:Power and Roots of Conflict,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 Richard ned Lebow,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Universtiy Press,2008; and his second book Why nations fight: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③[美]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和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012年再版，第125-127页。 ④[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⑤[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009年版、2012年版。 ⑥[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110-119页。 ⑦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onpf,Inc.1958. ⑧[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⑨马里奥·泰洛：《国际关系理论：欧洲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⑩[美]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美]乔治·H奎斯特：《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2)Jervis Robert,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tics,40,no.1,1978,pp167-214. (13)[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 (14)[美]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15)[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16)[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77-280页。 (17)[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18)[澳]杰弗里·布菜内：《战争的原因》，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19)林民旺：《选择战争：基于规避损失的战争决策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20)[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009年版、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