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结构基本预算缺口的我国财政政策可持续性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持续性论文,缺口论文,预算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1998年以来，为了扩大内需，国家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减轻了经济周期波动。然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造成了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的迅速膨胀，使得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逐渐成为我国财政理论研究的焦点。
到目前为止，国际上评价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关于公共部门偿债能力的会计方法，测算可持续赤字水平。如果基本赤字的实际值低于可持续值，财政政策就是可持续的；否则，是不可持续的。另一种方法是按照新古典的偿债能力法，检验公共债务的非蓬齐博弈条件(no-Ponzi-game)，或检验政府是否满足现值借款约束条件。如果政府的财政行为满足该条件，财政政策就是可持续的；反之，是不可持续的。本文主要参考第一种方法：给定经济增长率和真实利率，如果基本赤字使政府的债务负担率固定不变或不再持续上升，则它就是可持续的。然而，第一种方法在评价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时使用的是实际赤字指标，这在国际上普遍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主要是因为：
政府实际赤字既反映了经济的短期影响，也包括了经济的长期影响(RobertHagamann，1999)[1]。前者主要是指因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而引起的支出和收入的周期性波动，属于财政的自动稳定器范畴(antomatic stabilizers)，它反映了政府控制之外因素的影响。相比而言，长期影响主要源于政府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指的是预算赤字的结构性成分(Patrice Muller and Robert，1984)，是真正反映一国财政态势(fiscal stance)的指标。
在评价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区分结构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是必要的。如果不加区分，我们就会错误地根据预算余额的周期性波动而过高或过低调整财政杠杆(fiscal levers)，使得旨在抵消短期影响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趋于失败，即可能会增加经济主体决策的不确定性，又可能在中期上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积累。通过把预算余额中的周期性成分分离出去，可以使得财政支出和税收的长期过程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国内关于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研究很少，余永定(2000)提出了研究财政稳定性的一个理论框架，但在其框架中考虑的因素并不全面；张春霖(2000)提出了公共部门的预算约束，但其研究仅停留在传统的定性分析上；马栓友(2001)[2]定量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但其采用的是实际预算赤字指标，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该研究仍不完善。
国外关于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研究很多，但重视结构预算指标还是近几年才开始的，其中比较典型的研究是Brandner(1998)[3]，研究了结构赤字和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如果结构基本预算缺口(structural primary gap)达到平衡或者盈余，就可认为财政政策在中期上是可持续的。本文正是借鉴Brandner(1998)的成果来检验我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本文第二部分，主要是利用基于新凯恩斯型动态模型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我国的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在第三部分中，根据第二部分的估计结果，我们利用Patrice Muller and Robert(1984)的方法来估计我国的结构性预算余额和周期性预算余额；在第四部分，我们计算了结构基本预算缺口指标，并借此检验了我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最后给出本文的主要结论。
二、我国潜在产出的估计
结构预算余额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潜在产出反映经济的长期潜在的增长，实际产出总是随着经济周期的循环围绕潜在产出水平上下波动。从而实际预算余额也总是围绕结构预算余额上下波动(Claude Giorno，Pete Richardson，1995)[4]。为了将财政预算余额中的周期性成分分离出来，必须对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进行估计。
刘斌(2001)[5]认为，多变量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的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在经济解释上更加合理。鉴于此，本文对于潜在产出的估计是采用基于新凯恩斯型动态模型的多变量状态空间模型。
(一)模型的提出
本文所用的状态空间模型是依据美国学者Laubach和Williams(2003)提出的产出缺口和短期自然利率的关系模型[6]。
其中，相对价格冲击x[,t]是以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与核心通货膨胀π[,t]之差①，这是因为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模式仍为资本拉动型，通货膨胀主要来自供给或成本方面的推动，因此我们在模型中主要考虑的是原材料购进价格对一般物价水平的冲击。
显然，(1)式为IS曲线，(2)式为总供给曲线，二者组成的方程系统即为新凯恩斯型动态模型。
根据相关的经济理论知，短期自然利率由长期自然利率和需求冲击两部分构成。因此我们指定：
其中，g[,t]是潜在经济增长率，它与长期自然利率近似一致，即系数θ应近似为1，z[,t]表示影响短期自然利率的其他需求冲击成分，这里假定它服从以下自回归过程：
另外，在不存在其他扰动时，潜在产出水平以潜在增长率的速度增长：
这里又假定潜在增长率服从如下自回归过程：
式(1)-(6)构成了本文的状态空间模型，其中(1)和(2)为量测方程(或信号方程)，(3)-(6)为转移方程(或状态方程)，各式中的滞后长度是适应性选择的结果。
(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我们选用1996年1季度到2004年4季度的数据②为样本。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状态空间模型要求变量是平稳的或者存在协整关系[7]，因此我们首先对模型中的四个可观测变量③：实际产出的对数y[,t]、实际利率r[,t]、核心通货膨胀π[,t]、相对价格冲击x[,t]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其平稳性。
表1列出了模型中各个变量的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其中符号△表示序列的一阶差分。根据表1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实际产出的对数、实际利率、核心通货膨胀和相对价格冲击均为非平稳序列，且服从一阶单整过程。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些单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来确定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本文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判断模型各方程所包含的时间序列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表3所示，其中r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号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2、表3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实际产出的对数y[,t]和实际利率r[,t]之间至少存在一个显著的协整关系；实际产出的对数y[,t]、核心通货膨胀π[,t]和相对价格冲击x[,t]之间同样至少存在一个显著的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建立的量测方程(1)和(2)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三)模型的估计结果
我们用Kalman滤波对模型进行了估计，模型参数的估计值如表4所示。
表4 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
系数
α1 α2 α3 β1 β2 β3 β4 β5
θ φ
估计值 0.6402 0.1651 0.6999 0.3329 0.5017 0.2015 0.1898 0.1796 1.00001 0.9863
P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13 0.0000
从表4可以看出，各估计参数均显著非零，并且所有参数的估计结果均为正，与IS曲线和新凯恩斯总供给曲线所揭示的变量关系完全一致。
根据估计出来的模型，得到我国产出缺口指标，其结果如图1所示。
三、我国结构预算余额的分析框架及实证估计结果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预算余额的结构性影响和周期性影响受到了学术界和管理当局的广泛关注。很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和IMF、OECD等机构都定期公布结构预算余额(SBB)的估计值，以作为经济决策的参考指标。目前，国外关于结构预算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
Alan Blinder and Robert Solow(1974)、de Leeuw and Holloway(1982、1983)、Patrice Muller and Robert(1984)[8]提出了结构预算的概念，认为结构预算余额(又称周期调整的预算余额)在许多方面优于非周期调整的余额，并分析了结构预算余额的发展趋势和预算赤字来源，同时给出估计结构预算余额的方法；Glande Giorno(1995)给出了估计潜在产出的两种方法，并采用生产函数法估计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从而计算了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多个国家结构预算余额；Antonio Fatas(2001)[9]利用面板数据和VAR模型分析了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和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类似的研究还有Fatas and Mihov(2000)[10]、Alan.J.Auerbach(2002)和Kerim-Peren Arim(2004)；Hjelm(2003)[11]在同一个模型，即结构VAR模型，同时估计了自然失业率、产出缺口和结构预算余额。Robert[12](2004)给出了计算财政收入支出弹性和结构预算余额的另一种方法，其利用预算余额基于产出缺口回归直接得到预算中的周期性成分。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结构性预算也进行过研究。赵昕东(2000)[13]估计了我国1984-1999年的结构性赤字，在估计潜在产出时使用的是波峰相连法，而这种方法的最大问题是选取波峰时存在很大随意性，且要求选取的两个波峰之间的时间跨度要足够长，比如几十年，这造成其对潜在产出的估计结果出现很大偏差。同时，其假设潜在财政支出和现实财政支出相等。事实上，财政支出的某些项目，如失业救济金是随着就业水平的不同而不同的，即它的潜在水平与现实水平有所不同，这导致结构性赤字估算的误差。郭庆旺(2003)[14]利用了趋势消去法(HP、BP滤波)和潜在产出法估算了我国1978-2002年的结构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然而，在运用潜在产出法时，一方面假设潜在财政支出和现实财政支出相等，另一方面，他的潜在产出数据是利用生产函数法进行估计。
本文是利用状态空间模型估算出来的潜在产出指标，并在估计结构预算余额时抛弃了潜在财政支出和实际财政支出相等的假设。
(一)结构预算余额的分析框架
结构预算余额反映了在除去财政收入和支出周期性波动后的政府预算状况，是生产要素利用率达到“正常水平”(normal)的财政状况，它代表了经济周期处于扩张和收缩的中间位置(midway)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异。而周期性成分就是我们所指的自动稳定器成分。
假设政府预算余额B可以表示成：
B=R-G(7)
其中，R为财政收入，G为财政支出。预算余额可以分解成结构性成分B[s]和周期性成分B[c]，即：
B=B[s]+B[c](8)
从实际余额中减去周期性成分，得到的就是结构预算余额，即：
B[s]=B-B[c]
(9)
可见，估计结构预算余额的第一步是估计政府预算对于经济周期的敏感性。目前，估计周期性成分的方法很多，根据我国税收和政府支出的数据特点，我们采用Robert et al.(1984)方法。
为了阐述的方便，我们假设实际财政赤字是产出的线性函数(财政收支与GDP存在协整关系)：
B=R-G=β+m·Y(10)
β表示政策的离散改变，m表示赤字对GDP的边际改变，m[r]表示财政收入对GDP的边际改变，而m[g]表示财政支出对GDP的边际改变。
b表示赤字率，赤字率对收入自动变化率表示为：
在式(18)中，等式右边的第二项反映了政策变化，第三项被称为财政拖累(fiscal drag)，表示赤字率的自动改变，而最后一项表示财政收支的周期性预算余额。二、三两项共同反映了政府相机抉择的变化(discretionary change)，前三项之和是结构性预算余额。同样，赤字率的计算公式为：
可见，当a-r=0时，周期性预算余额为零，此时的预算余额即为结构性预算余额。
(二)实证估计结果
我们选用1996年1季度到2004年4季度的数据估计上述模型④，对数据我们利用X12方法进行了季节调整。在估计的过程中，先利用ADF检验变量的平稳性，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发生。检验结果如(表5)。
于是，得到结构预算余额的估计结果如图2所示(皆表示成当期GDP的比例)。
从图2可以看出，1998年以来，结构赤字平均达到-2％以上，且高居不下，特别是2001年和2002年某些季度的结构赤字甚至超过3％(3％是欧盟的赤字警戒线)，这说明我国政府自1998年以来一直在实行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2004年的某些季度，我国财政出现了少许结构性盈余(低于1％)，使得2004年全年的财政赤字比前几年有所下降，这表明我国存在由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向中性财政政策转化的趋势。
而且，我国财政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反周期特点。1998年以来，政府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审时度势地采取增发国债、引导社会投资扩大的积极财政政策，进而拉动消费需求，对经济进行反周期调节。1998-2004年间，我国7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000亿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每年拉动GDP增长1.5到2个百分点。在2000年末、2002年二季度以及2003年末，我国经济实际产出超过潜在产出，处于经济过热阶段，此时我国的财政政策表现出紧缩的趋势，特别是在2003年末，结构赤字出现了盈余。而在2003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处于低谷时，财政政策是高度扩张的，结构赤字从-1.7％降到-3％，这一措施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使产出缺口从-0.15％上升到2％左右。这说明我国财政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稳定经济增长、熨平经济波动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基于结构基本预算缺口的我国财政政策可持续性检验
我国近年来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确实促进了经济增长，减少了经济波动，但是否意味着我国可以继续或无限制地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呢?下面我们将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进行分析。
我国的结构赤字在1996-2004年期间平均停留在2.16％的水平上，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且国债负担率2004年仅为18.7％，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60％的标准，这似乎意味着，我国政府可以继续以前的财政态势，可以继续通过大规模举债来为赤字融资。然而，我们发现，一方面，我国结构赤字虽然不高，但赤字的增长速度过快，呈指数化增长趋势，且赤字依存度较高[14]；另一方面，虽然国债负担率较低，但国债负担率的增长速度很快，从1996年的7.28％增长到2004年的18.7％，增长两倍以上。而且考虑到隐性债务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达到75％-100％⑤，远远超过60％警戒线水平。另外，我国的国债依存度也很高，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进一步说明我国财政支出过多依赖债务收入，财政状况不容乐观。而且通过Granger因果性检验发现，国债付息与财政赤字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这说明了我国国债偿债率很高，利息支付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
Antonio Fatas(2001)[9]认为，我们应该采用结构预算余额作为衡量财政态势的指标，而不用实际赤字，主要是因为实际赤字既反映了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影响，同时又融合了内生经济波动的成分。Peter Brandner(1998)在检验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时也出于同样的考虑而采用结构基本预算余额指标，其认为如果结构基本预算缺口(structural primary gap)达到平衡或者盈余，就可认为财政在中期上是可持续的。在这里，结构基本预算缺口定义为政府实际的结构基本预算余额与维持债务稳定所需要的结构基本预算余额之差[3]。本文将借鉴Peter Brandner(1998)的方法，采用结构基本预算缺口的概念来检验我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为了得到结构基本预算缺口指标，我们将从基本预算缺口算起。
基本预算缺口的计算过程如下：
强力货币的变化，该指标也表示成GDP的比率。
式(23)的经济含义是：在真实利率大于经济增长率时，要使政府能够偿还初始债务，即通过增税而非借新债还旧债机制偿还，则财政每年需要保持等于-
的盈余，或者每年将宏观税负净提高-
才能偿还最初借的债务，否则政府就没有偿债能力。当然，如果真实利率小于真实GDP增长率，政府保持赤字仍具有偿债能力。但这在长期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产出的长期增长率永久性高于真实利率，意味着经济是动态无效率的。
马拴友(2001)认为，在对我国财政政策进行分析时，由于我国预算覆盖面较窄，货币发行收入不一定纳入财政账户，铸币税部分h[,t]可以忽略，本文在计算结构基本预算缺口时没有考虑铸币税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首先，在计算GDP增长率时，我们采用Peter Brandner(1998)的建议，利用HP滤波取其趋势值(λ=7)。其次，在评价财政可持续性时，所用的利率不是我国的短期或长期国债利率，它在新古典理论中等于资本的长期成本或资本的边际产出，可以用没有扭曲的市场的长期真实利率来近似。由于我国当前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存在金融管制和压抑，国债利率不能客观反映我国的长期真实利率。加上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普遍短缺，长期利率应该比发达国家高，Dinh(1999)[15]认为把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利率定为10％比较合适。本文据此计算我国1997-2004年的结构基本预算缺口⑥如表8所示。
从表8中可以看出，要想维持我国债务的稳定性，结构基本预算余额至少应在-0.41％-0.65％之间，而我国实际结构基本预算余额在-2.9％-1.2％之间，且结构基本预算缺口明显小于零，这说明我国近年来的财政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可见我国财政政策近年来虽然拉动了经济增长，减少了经济周期波动，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继续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态势，不能靠大规模的发行国债为赤字融资，相反，我们应该及时调整财政政策的方向，应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转型，并控制赤字的发展，这进一步证明了我国财政政策近年来由积极扩张状态向中性状态的转化是正确的。
五、结论
本文首先运用多变量状态空间模型估计出我国的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利用估计结果计算了我国财政结构预算余额。通过对结构预算余额的分析发现，自1998年以来，我国财政态势基本上是扩张性的，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强的拉动作用。这期间政府在财政政策方面进行了反周期操作，以防止经济衰退和经济过热。由于结构预算余额是真正反映一国财政态势的指标，而实际预算余额在评价现行财政政策方面并不可靠，所以本文利用结构基本预算缺口来检验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通过计算发现，我国结构基本预算缺口明显小于零，即实际结构基本预算赤字远远大于维持债务稳定所需的结构基本预算赤字，这说明我国财政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尽管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有拉动经济增长、减少经济波动的作用，但不能因此成为继续保持目前扩张的财政态势的理由，而应积极调整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向，由扩张性财政政策向中性财政政策过渡，并控制赤字的发生，这证明了近几年我国财政政策由积极扩张状态向中性状态的转化是正确的。
注释：
④所用数据取自《景气分析统计月报》。
⑤世界银行估计结果。
⑥由于国债余额的季度数据较难得到，本部分统一采用年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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