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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国际国内诸种因素的影响作用下，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就卢沟桥事变及中日关系问题发表谈话。这次谈话是国民政府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也是自“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发表的对日态度最强硬的一次外交谈话，所以，应当予以基本肯定。
关键词 蒋介石 庐山谈话 对日外交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十天，即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发表谈话，全面论述了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提出解决这一事变及中日关系问题的方针政策。这次谈话，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外关系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简要评论。
一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之心早已有之。“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政策，致使日本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并以东北为基地向华北渗透，不断在华北各地制造事端，加紧进行发动大规律侵华战争的准备。华北事变后，日本法西斯侵略气焰嚣张至极，制订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并进行了详细的军事部署，不断增兵华北，终于在1937年7月7日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即刻增兵，扩大侵略战争，7月11日，发出了《派兵华北的声明》，决定从关东军中抽派两个旅团，从朝鲜派出两个师团，从日本国内派出三个师团，分三路侵入华北，包围北平、天津。7月12日，侵华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到达天津，制订了进攻平津的作战计划。16日，侵入华北的日军达五个师团，约十万人。17日，日本政府还决定派出四十万军队，用于侵华战争。大批飞机、坦克、大炮也从日本、朝鲜和我国东北运到华北，日军很快完成了对平津的战略包围。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的兴起，形势的发展给国民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出于本阶级政权、利益之考虑，如果在日本侵略面前一味地妥协退让，对日军的肆意侵略沉默不语，则国民政府在国内外的影响就可能丧失殆尽。因此，国民党内的绝大部分人（包括蒋介石本人）认为很有必要就卢沟桥事变及中日关系问题向全国民众表明政府的态度，向国际各国申明中国政府对日本侵略所采取的立场，同时也向日本侵略者发出警告。
中国共产党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实行全民族抗战已成为历史发展之大势。7月8日，中共中央率先发表抗日通电，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①a]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挽救民族危亡，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总动员以及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力倡导，无疑使气量狭小的蒋介石惶恐不安，深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会成为其政权统治的强大威胁。为了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抗日领导权，蒋介石急忙发表谈话，作出抗日的姿态，以掩饰其对日本妥协的一面。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英美等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格局遭到破坏，列强各国的在华权益受到了日本的威胁和挑战。出于这一方面的考虑，1937年7月16日，美国国务卿针对卢沟桥事变发表了一项关于国际政策基本原则的声明，以所谓“公正”的姿态空谈和平，恳请远东各国一体遵循，要求中日两国政府“切戒在推行政策中应用武力”，“以和平谈判及协议之程序，调整国际关系中之问题”，以促进全世界的“经济安全与稳定”。[①b]为了呼应美国政府的这一声明，蒋介石必然要做出反应，发表谈话，向国际各国阐明中国的态度。
二
在上述诸种因素的影响下，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向各界作了关于卢沟桥事变和中日关系问题的谈话，阐述了国民政府对处理卢沟桥事变及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要点为：[②b]
第一，中华民族是酷爱和平的，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主张自存与共存的。“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即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蒋介石在谈话中讲道：“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中国虽然是一个弱国，但如果临到了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民族的独立与生存。“到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第二，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侵略者“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蒋介石在谈话中指出，由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日本的大规模侵略，中华民族已临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这是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之北平，若果变成昔日之沈阳，今日之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说，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卢沟桥事变能否得以解决，“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对于日本的肆意侵略，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蒋介石在谈话中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蒋介石谈道：卢沟桥事变能否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全系于日本军队的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卢事的解决。”但是，中国政府关于处理卢沟桥事变的立场是：“（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的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在谈话中强调，上述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敦促日本政府“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中日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警告日本侵略者，如果继续一意孤行，中日战端一开，则“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三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国民政府对于处理卢沟桥事变的基本态度，确立了对日外交的总方针。这次谈话是国民政府“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而具有重要意义，受到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同胞的欢迎。[①c]
第一，蒋介石在谈话中比较详尽地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的大规律侵略行动公诸于国际社会，提请国际各国对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同情和国际舆论对卢沟桥事变的关注，这是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应该采取的外交行动的重要一环，也是有利于获得国际各国的支持和援助的。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向国际各国宣告：中华民族是酷爱和平的。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争取国家主权利益，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维护世界和平，尤其是维护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向中国的又一次大规模侵略。中国政府的被迫应战，中国军队的抵抗，是反抗强权、抗击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
第二，庐山谈话总结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对日政策，规定了国民政府对解决卢沟桥事变及中日关系问题的方针政策，明确宣示：卢沟桥事变就是“最后关头”。
蒋介石在谈话中指出：近两年来，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就是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正轨，去谋正当解决”。但是，日本政府无视中国维护远东和平及珍惜中日和平的“苦心”，相继扩大对华侵略的军事行动。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政府“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是“关系到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是“最后关头”的境地。如果日本政府不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不停止其侵略行动，中国政府就只有抱定牺牲一切、抗战到底的决心。这是自“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发表的对日态度最强硬的一次谈话。
第三，蒋介石在谈话中，对日本蓄意发动挑起的卢沟桥事变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要求日本军队立即停止其侵略行动，避免卢沟桥事变扩大成为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蒋介石在谈话中申明关于处理卢沟桥事变的四点立场，实际上是对于日军侵略行动发出的最严重警告。
当然，由于阶级的本性及反共心态并没有改变，蒋介石看不到中国人民是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更看不到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实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对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在一定程度上估计不足，对于英美等国还抱有一些幻想，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组织及各国政府能出面干涉，遏制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动。以后的事实有力地证明：这一系列梦幻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血淋淋的屠刀和英美各国的冷漠态度所打破。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实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卢沟桥事变后中日问题的关键。
注释：
①a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第843页。
①b 《和平与战争——1931至1941年间的美国外交政策》，中外出版社1943年版，第69—70页。
②b 全文见《大公报》，1937年7月17日。
①c 《毛泽东选集》，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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