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与贸易开放度关系研究——基于中国29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省市区论文,中国论文,面板论文,规模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812.2［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56（2010）05－0001－05
一、前言与文献综述
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每个国家都不再完全独立于外部世界。事实上，每个国家的发展都依赖于外部世界作为本国商品的出口市场和资本来源地。每个国家都存在一定的对外开放程度，因为国内、外商品的替代性，原材料、劳动力、资本的价格不再简单地由国内供求决定，而是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国际市场的影响借助商品交换、汇率等传导到国内，从而影响到国内经济，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影响。传统观点认为，政府部门相对于私人部门来说是缺乏效率的，政府部门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会造成竞争的降低，因此，一国贸易开放程度越高，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该越小。然而，较大规模的政府也许会发生在那些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执行对因为贸易而遭受损失的群体进行补偿的职能。国内关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较多，但研究贸易开放程度与政府规模的成果较少。近十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出口贸易额已稳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在不断提高，从1998年的32.5％上升到2007年的60％，表明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正逐渐加快。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经济的发展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渐提高，因而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强。我们研究发现，政府规模在近十年也有了很大发展，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在稳步上升，从1998年的13.2％上升到2007年的16.6％。因此，深入探究政府规模与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防范国际贸易、资本市场风险，促进对外贸易更快更好地发展，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Cameron（1978）通过对1960年以来18个OECD国家的发展过程的分析，解释了公共部门扩展的动因，他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除了经济、财政、政治、体制等内部因素以外，还包括外部因素，即一国高度依赖外部国际市场。一国的对外开放会促使国内形成较高的产业集中程度，而较高的产业集中程度，一方面会促进较高程度的工会组织的形成，进而造成经常性的左派掌权的政府；另一方面会产生企业层面上的大规模共同交易，它和较高程度的工会组织一起共同促成了强大的劳动者同盟，左派政府和劳动者同盟为了补充劳动者的收入会推动政府扩大支出，进而造成政府规模的扩大。Rodrik（1998）认为，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组织在政府规模和外贸依存度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似乎不太可能。政府规模和外贸依存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是因为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政府则扮演着降低风险的角色，扩大政府规模会给人们提供社会保障。他对125个国家进行了研究，使用跨国截面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在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之后，无论低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的样本，政府规模和外贸依存度之间都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Alesina和Wacziarg（1998）通过对138个国家1985～1989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发现政府规模和外贸依存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但是这种联系需要被辖区人口调节，辖区人口与政府规模、外贸依存度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外贸依存度和政府转移支付规模之间存在正向关系，验证了Rodrik的在开放国家中政府的稳定角色的观点。Benarroch和Pandey（2008）认为，政府规模较大的国家会对市场进行过多的干预，这种干预会涉及到涉外市场，形成贸易保护主义，从而造成外贸依存度的降低。他们使用96个国家1970～2000年的面板数据对政府规模和外贸依存度进行了回归，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显示，滞后一期的政府规模导致较低的外贸依存度。Rati Ram（2009）使用154个国家1960～2000年的面板数据对政府规模和外贸依存度进行了回归，发现虽然OLS回归支持Alesina和Wacziarg的观点，但固定效应分析显示人口规模与政府规模、外贸依存度之间没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因而支持Rodrik的观点，即政府规模与外贸依存度之间有直接的正向关系。
二、理论模型
一国对外贸易对本国政府规模的影响是通过对外贸易影响国内私人部门的产出水平，进而影响公共部门的规模这个路径来实现的。为了更好地阐述对外贸易与政府规模的关系，我们首先借鉴Margarita Katsimi的模型来分析政府规模与国内私人部门产出水平的关系，然后再阐述对外贸易是如何影响政府规模的。
三、计量模型、变量说明和数据描述
（一）计量模型和变量说明
根据Rodrik（1998）和Rati Ram（2009）的分析，本文建立的反映政府规模与贸易开放度关系的Panel Data回归模型表示如下：
Gov代表政府规模，是被解释变量。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很多，John.Garen和Kathleen Trask（2005）将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分为两种：一种是从非预算角度衡量，包括企业所有权、价格控制程度、财产充公风险程度、国民授权于政府程度、对外资交易的限制程度和对竞争的限制程度等，这些措施对政府预算没有影响，但却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会对社会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种是从预算角度衡量，包括政府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政府消费性支出占GDP的比重（The Penn World tables）、政府预算内支出占GDP的比重、政府预算内外支出占GDP的比重，鉴于我国目前实行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管理，政府在抵御对外贸易风险、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时，主要依靠的是扩大政府支出，转移支付制度还没有充分发挥起应有的作用。本文政府规模的衡量指标采用政府预算内、外支出之和占GDP的比重。
Open代表贸易开放度，是主要的解释变量。关于贸易开放度的度量方法，一些国际性经济组织如World Bank等主要是采用对外贸易比率法，即用一国对外贸易额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来衡量贸易开放度。Dollars（1992）主张利用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来衡量贸易开放度。Sachs和Warner（1995）则采取“二进制”的做法来度量，他们选取一国的平均关税率、进口非关税率、是否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黑市交易费用以及主要外贸企业中是否有国家垄断企业等五类指标，将国家分为开放或不开放两种类型。如果某个国家符合上述五个方面条件中的任何一条，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属于贸易不开放国家，贸易开放度就为“0”；反之，如果某个国家对照这五个条件均不符合，则这个国家就是贸易开放国家，它的贸易开放度就为“1”。鉴于本文主要研究政府规模与贸易开放度的关系，所以贸易开放度仍选取对外贸易比率法，即用一国对外贸易额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来衡量贸易开放度。各地区进出口总额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划分，以美元标价的进出口总额按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折算成人民币计价。
Control代表一系列影响政府规模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根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出来的各地区的人口年末数Pen；各地区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gdp。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各变量取其自然对数。
（二）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变量对应的所需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相应年份。整个数据集不包括西藏，重庆的数据并入到四川，整个数据集为29个省市区1998～2007年期间的面板数据。上述变量的统计特征描述见表1。
为了更好地研究政府规模与贸易开放度之间的关系，本文除了对全国样本进行检验以外，还将全国29个省市区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分别进行检验，以便找出三个区域之间的差异。参照相关理论，预期模型中LOpen的系数值为正值。
四、实证分析
（一）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首先需要对模型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我们采用LLC检验及Fisher－PP检验对相关变量的单位根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
从检验结果来看，LGov、LOpen、Lpeo、Lpergdp四个变量都拒绝单位根假设，因此可以判定四个变量均为平稳性变量，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二）计量结果和分析
根据计量模型，我们分别对全国样本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分样本进行检验。Hausman检验的结果表明，样本接受随机效应模型。本文采用逐渐加入变量的方法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系数协方差采用横截面加权（PCSE）方法，政府规模与贸易开放度的检验结果见表3。
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贸易开放程度LOpen对政府规模LGov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无论从全国还是分地区来看，LOpen的系数α都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加入控制变量之后，这种正向关系依然存在，并且修正决定系数
也得到了明显提高，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愈来愈好。从东、中、西三个地区横向上比较来看，贸易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依次为东、中、西部），系数α越大，贸易开放程度对政府规模的影响越大。在逐渐加入了地区人口Lpen、人均GDP等变量之后，这种正向关系依然存在。另外，从全国及东、中、西各地区来看，人口对政府规模的影响是负的，这证明了在我国Alesina和Wacziarg的观点依然成立。人均GDP与政府规模的关系，无论从全国还是从地区角度来看都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个结论虽然与Wagner法则不符合，但却证实了Wildavsky的观点，即公共部门的扩展程度与经济增长是一种反向关系。同时，也验证了Margarita Katsimi模型，即人们收入增长，政府规模就降低；人们收入减少，政府规模就提高，体现了政府在稳定居民收入方面的作用。
（三）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考虑到国际商品、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国内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在这里我们通过检验政府规模与滞后一期的贸易开放度的关系，来进一步验证政府规模与贸易开放度的关系。样本和方法如前，具体结果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贸易开放度对政府规模的正向关系依然存在，只是影响程度发生了变化。中部地区滞后一期的贸易开放度对政府规模的影响程度提高了，系数α由0.15上升到0.18。滞后一期的贸易开放度在东部、西部和全国影响程度减低了，东部地区系数由0.17下降0.13，西部地区系数由0.07下降到0.06，全国系数由0.07下降到0.05，加入控制变量Lpen、Lpergdp后，这种变化依然存在。这说明，各地区对对外贸易的变化敏感程度不同：东部地区属于沿海开放地区，西部地区属于沿边开放地区，国际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的变化对这两个地区的影响当年就能体现出来，地方政府可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中部地区身处内地，受信息、交通等不利因素影响，国际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的变化有一部分要在以后年度反映出来，因而地方政府的措施相对滞后。
五、简短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29个省市区1998～2007年的数据，研究了近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与政府规模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贸易与政府规模呈正向关系，在控制了人口、人均GDP等指标之后正向关系依然存在。贸易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政府规模也较高，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在防范和化解外贸风险，促进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的政策措施基本上当年就能体现出来。考虑到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中，投资性支出对于稳定地区经济、保障居民收入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转移支付制度在调节居民收入方面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所以在今后的财政体制改革中，应当把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同稳定居民的收入水平、化解对外经济贸易风险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制度在收入调节、促进消费方面的作用，进而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的政策建议有三个方面。第一，东部地区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发展比较成熟，非公有制经济活跃，政府应适当降低物质资本投资支出的比重，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和科学研究支出的比重，提高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比例，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政府经济管理水平和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这些政策措施，有利于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本地区积极有效地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第二，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地区来说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非公经济相对较弱，既要充分发挥政府物质资本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特别是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又要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和科学研究支出对经济的内生引致作用。第三，无论从全国还是从东、中、西各地区来看，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要科学、完备。目前，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主要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主要包括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财力性转移支付。尽管中央财政的一般转移支付向中、西部倾斜，但是由于各地区的情况差异很大，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益不尽如人意。所以，应设计一套能体现各地区具体情况的“精致的”转移支付制度，同时要重视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的作用，使转移支付制度真正发挥稳定居民收入的作用。
［收稿日期］2010－03－26
标签：转移支付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政府支出论文; 对外贸易依存度论文; 对外贸易政策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