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外包：深度开放中的产业新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包论文,服务业论文,深度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经历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中国凭借低成本制造优势以及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打响了“中国制造”的品牌，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也不断得到提升，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制造”使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中国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约为15％—18％，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已经为全球各国所分享。①
随着中国加工贸易和制造业吸引外资规模的逐年扩大，继续发展制造业尤其是重化工业，能耗消耗大，环保成本增加，中国的产业结构难以得到优化。要素成本的增加具有内生性，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成本不断提高，低成本竞争优势不断丧失。随着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跨国制造业巨头，如英特尔、飞利浦、三一重工、爱立信、LG集团等开始把目光瞄准了这些地区，建立制造业外包基地，不仅如此，甚至连中兴通讯、华为等国内知名企业也开始加快了对印度等国家的直接投资。中国迫切需要超越“中国制造”，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此外，加工贸易支持的“中国制造”，不仅使中国所获得的附加值较低，而且也由于其庞大的外贸规模和巨额顺差使中国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制造”被绑上了贸易纠纷的战车。从1995年开始，中国连续13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包括美国、欧盟等WTO成员中约四分之三的国家和地区曾经针对中国提出反倾销诉讼，其产品类别不仅包含纺织品、鞋类、自行车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甚至还扩展到了资本密集型的石油化工产品。此外，巨额贸易顺差加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不断施压，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② 中国由此开始全面审视实施了近30年的出口优惠政策，一方面变“奖出限入”为“奖入限出”，着力打造促进进出口平衡的中性贸易政策，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出口结构的调节，从制造业外包、加工贸易向服务业外包、服务贸易转移，从而揭开了中国经济深度开放的序幕。
服务经济的发展和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使服务业外包在全球化进程中开展得如火如荼，而作为长期以制造业发展取胜的中国，能否超越“中国制造”的发展模式，在深度开放中抓住机遇加快承接服务业外包的步伐从而实现“中国服务”的转型？显然，在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是“十一五”期间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外贸政策制定和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重要基石。
服务业的崛起
早在1949年，荷兰经济学家梵登提出了“梵登定律”(Verdoorn's law)，即由于制造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制造业产出增长高度正相关。英国剑桥学派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又在梵登定律的基础上发展了另外两个规律：第一是由于制造业产出在定义上就是总产出的重要构成内容，加上制造业的生产特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GDP增长与制造业产出增长高度正相关；第二是整个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与非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大多数非制造业活动受制于收益递减，特别是以土地为基础的活动以及许多服务业部门的活动。这三个规律就是“梵登—卡尔多定律”(Kaldor,1966,1967)。“梵登—卡尔多定律”构成了以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传统经济理论普遍认为制造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观点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也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使传统的工业化理论受到了挑战。服务业已经不仅仅是制造业的内生部门，它也不属于制造业的某些职能机构，而开始具有大规模的群体特征，从而使服务业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高的战略地位。
第一，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剧，服务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逐渐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部门。波特的价值链分析，对服务业的独立过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波特，1985)。在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经济活动不再是根据传统的行业分类，而是根据价值的增值过程分为不同的环节，除了生产过程中的加工、组装环节外，还分为研发、设计、咨询、金融、法律服务、营销等服务环节。制造业的发展对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形成了巨大的市场，而市场容量的扩大使专业化分工进一步加剧，并逐步脱离制造业而形成单独的产业，导致服务部门的快速扩张。专业化分工也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从而提高了服务业自身的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到本世纪初，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和英国等，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以及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大多已经超过70％。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如印度，这个原英属殖民地，在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以软件业为代表的服务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第二，服务业占据了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成为GDP的重要构成。一般而言，较高的收益或附加值来源于生产要素不同的生产能力及其稀缺性，如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劳动以及企业家精神等。因此，不同资源的稀缺程度形成了不同的进入壁垒，稀缺资源形成的壁垒较高，因而具有较高收益，而充裕资源形成的壁垒较低，直接导致其附加值较低，因为即使最初有较高收益，这个收益最终也会随着市场进入的加大而慢慢耗散。简言之，不同的市场结构导致了其各环节附加值的差异。制造业中加工组装等制造环节是有形的物质投入，其进入壁垒变动较大，其主要原因是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更多经济体开始有能力以较低的成本将零部件组装或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导致生产环节进入壁垒降低，竞争加剧，从而整体收益下降；研发环节主要是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进入壁垒较高，且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成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以带来较高的利润；营销环节主要是品牌和营销渠道，大多是隐性知识，其竞争对手很难模仿，因此，在价值链中处于研发和营销环节的企业往往会分享到较高的收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价值链中的“微笑曲线”。此外，其他的诸如金融服务、法律服务、商务服务和技术服务等，也由于其知识的专业性而具有较高进入壁垒，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其附加值也较高。根据我国商务部统计的数据，在中国出口产品中，约50％，属于加工贸易，在价值链中获益相当低，仅占价值链增值部分的10％—15％，而85％—90％的附加值则被研发、营销等服务环节所获取。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总量指标GDP，不仅仅是一个“流量”的概念，更是一个“增量”的概念，因此，相比较而言，在同等的投入下，作为高附加值的服务环节比制造环节对GDP增加的贡献更大。
第三，现代的服务业是制造业价值实现的关键，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由服务业主导的增长过程。从动态角度分析价值链，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价值链的增值空间开始向其两端的服务环节集中，而作为中间环节的加工组装等生产环节的增值空间日益萎缩，越来越受制于位于高端的服务业环节。从整个经济运行来看，服务业在规模和种类上不断扩张，使其自身成为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独立产业部门。服务业具有知识密集和差异化的特点(Markusen，1989)，拥有较强的市场势力，从而使服务业处于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并且与当代处于寡头市场格局的制造业相互融合，无论是在产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方面，还是在控制市场的能力和价值增值的幅度方面，都有别于传统制造业的增长模式(江静，刘志彪，于明超，2007)。从投入产出的关联度来看，作为制造业的高级要素投入，一方面，高质量的技术服务嵌入制造业的生产环节，通过技能的提升降低了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有利于制造业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客户—供应商”关系，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造业交易成本。要素成本的提高具有内生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作为“中国制造”主要生产基地的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显著提高，降低交易成本已经成为制造业生产基地选择的焦点。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制造业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服务业，而现代经济增长其实就是由服务业主导的增长过程。
第四，开放经济条件下，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使出口结构有了战略性的调整。长期以来，传统的观点认为，由于服务产品的无形性、不可储存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等特征，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较差，通过扩大服务贸易出口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和外汇不足情况是不太现实的，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发展制造业，扩大出口，从而带动本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也是以此为基础。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新技术的出现，服务业不可贸易的限制正在被打破。生产与消费的区域界限日益模糊，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再加上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为旅游、交通运输、旅店餐饮等服务业的出口带来了机遇。出口已经不仅仅限于商品，服务贸易的比重也开始不断增加，从而构成了GDP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服务业外包：从概念到范式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在制造业领域实施“空心化”战略(hollowing out)，加速发展并跨越国境，把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其他国家，如印度、爱尔兰、以色列以及中国地区。最初涉及的行业主要是玩具和纺织业，到80年代，电脑、办公用品、通信器材和重装备，以及90年代以后的半导体、医疗设备等，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生产转移过程。直到1990年，Prahalad和Hamel(1990)才开始在理论上进行总结，将其界定为“外包”(outsourcing)Quinn，和Hilmer(1994)对外包进行了完整的定义，他们认为外包是指企业在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其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方式分包给其他企业，而自己则专注于核心业务的发展。外包的实质就是一种资源整合，即利用外部最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增强企业对环境的迅速应变能力等。根本上而言，外包是企业面临“内部生产提供”和“外部市场购买”的选择结果。当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使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后，外包也开始了由制造业外包到服务业外包的转换。
服务业外包，主要是跨国公司将制造业价值链中的服务功能，如研发、设计、营销等非实体性环节，以及制造业的专业性服务，如金融、法律、人力资源管理等服务通过FDI或者以合约形式提供给第三方经营的一种组织形式。目前主要内容有信息技术外包(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ITO)、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BPO)和知识处理外包(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KPO)三种类型，据美国权威咨询公司Gartner的市场分析，ITO占据了近60％的全球服务业外包市场，BPO约占40％，而KPO才刚刚起步。
跨国公司进行服务业外包的最初动机是为了降低成本，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Kedia和Lahiri(2007)的研究却表明服务业外包有着更深刻的内涵。他们把国际服务业外包分成三种类型，分别是策略性外包(tactical outsourcing)、战略性外包(strategic outsourcing)和变革性外包(Transformational outsourcing)。其中，策略性外包是短期的基于市场公平交易(arm's length)，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发包方的投资以降低成本，因此，劳动力越便宜，高技术工人越多的国家则最容易与那些降低成本欲望更强烈的企业和国家形成策略性外包关系；而在战略性和变革性外包中，发包方和承接方的主要关系是稳定并且是长期的。战略性外包关系主要是基于发包企业专注于其擅长的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的需要，他们对承接服务业外包企业的选择主要是看这些企业是否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从而累积更多的技能和经验。变革性外包是国际服务业外包的最高形态，承接服务方变成了发包方风险共担的同盟者，要求进行密切合作和持续的知识分享和交流，从而使企业更加灵活来适应变化的市场，这要求承包者具有较多的创新型人才和世界一流的交货能力。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服务业外包也越来越从“概念”变成一种“范式”。2005年，弗里德曼从微观角度阐述宏观的全球化现象，用“世界是平的”这样的比喻，唤醒国家、企业和个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他将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全球化1.0版是“国家”的全球化，哥伦布代表了国家利益探索世界，开启了1.0版的全球化时代，直至1800年上业时代的来临；全球化2.0版是“企业”的全球化，从1800年开始到2000年结束；而2000年开始的全球化则升级到了3.0版本，这一阶段的全球化是“个人”的全球化。前两阶段的全球化的技术驱动力是远洋轮船、铁路火车、电话电报和电脑，而“世界变平”的全球化3.0时代，服务业外包是其主要特征和重要的推动力。
全球化3.0时代孕育了巨大的外包市场。企业把工作流程与售后服务的维护等后勤工作外包，从而创造了全新的商业模式，供应链变成一种水平式的合作，在供货商、零售商、顾客之间创造价值。随着互联网和通信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了离岸服务业外包的行列，发包者不仅仅是财富500强中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还包括了众多的中小企业，他们主要的发包对象是那些劳动力素质较好、基础设施完善、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③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目前全球服务业外包的市场规模在3000亿至5000亿美元之间，在未来若干年内将继续保持20％到30％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08年，全球服务业外包的市场规模将突破1万亿美元，其中发展较快的有商务服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影视文化服务、互联网相关服务和各类专业服务等，涉及软件、电讯、金融服务、管理咨询、芯片、生物信息等多个行业。
从当前服务业外包格局来看，发包方和承接方还主要限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合作”。发达国家最初看中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以及相对较高的劳动力素质，策略性外包是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步，主要是一些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随着发展中国家学习能力的提高和技能的积累，跨国公司开始着力于将一些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从而开始向策略性外包转化。从外包方式来看，这种“南北合作”式的服务业外包主要还是由跨国公司通过FDI直接设立海外服务中心，并非采取直接与第三方的市场交易模式，主要在于传统意义上服务贸易往往会受到知识产权保护、贸易壁垒以及习俗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而通过FDI方式的服务业外包一方面可以绕开贸易壁垒，享受东道国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发包方可以对服务进行监控从而保证其服务质量。
然而，从长期趋势来看，第三方交易形式是服务业外包的主流，其外包目的也越来越倾向于战略合作和风险共享，从而使服务外格局从“南北合作”向“北北合作”转变。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丧失，不仅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还需要与某些发达国家站在同一平台上自由竞争，这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服务业外包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国服务”：深度开放中的产业新选择
中国在承接跨国公司离岸服务业外包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中国目前承接的离岸服务业外包业务仅为20亿美元，仅占全球服务业外包业务市场份额的5％。服务业外包主要涉及软件、人力资源等。惠普、思科成为中国软件服务的主要发包方；客户服务外包也开始日益增长，2003年中旬诺基亚公司把手机的日本本土客户服务外包给中国呼叫中心营运商九五咨询公司；摩托罗拉也将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给上海对外服务公司，为其进行销售团队的招聘、培训和管理工作。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服务”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然而，我们所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服务”能否继“中国制造”之后，成为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作为一个服务业发展并不充分、长期以制造业外包战略取胜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是否具有发展服务业外包的条件和基础？中国能否克服和超越原先的制造业外包模式？
1.制造业外包是服务业外包的强大基础
从产业发展来看，强大的制造业是中国服务业发展以及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重要基础，而制造业外包的成功经验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也促进了中国服务外包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服务业外包有着对制造业外包追随的倾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纵向分离为服务业外包提供了前提，一般而言，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协同定位的特点，这主要是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客户—供应商”关系，即制造业需要在较近的空间距离中充分利用服务业的投入，从而最大限度的实现制造业的价值。因此，在以FDI为主要形式的外包方面，服务业FDI具有明显追制造业FDI的倾向，Raft和Ruhr(2001)通过美国1976—1995年在25个东道国投资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结果，他们认为服务业FDI追随制造业FDI的根本原因在于制造业企业一般会选择自己熟悉的或与自己有长期业务关系的服务企业。大量制造业外包对服务业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而信息不对称和文化壁垒往往使制造业趋于使用本国服务业。目前几乎所有的世界500强企业都在中国设有生产和加工基地，从而对服务业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因此，离岸服务业外包具有较大的市场容量。
第二，制造业外包提高了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从而具有了承接跨国公司服务业离岸外包的能力。中国企业通过承接跨国公司的订单，技术能力有一定提高，并且通过员工流动和知识转移，增强了学习能力，生产要素开始了升级，由劳动等低级生产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开始转向以技术、知识等高级要素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劳动工人的技能提升是跨国公司进行服务业外包选址的重要因素。
第三，制造业外包使中国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从而也开始更多的关注金融、契约执行构架、信息构架等制度的建设。服务业一般都是无形的，高端的服务业，如金融等，对信息和法制以及市场化的建设高度依赖。因此制度建设对服务业外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印度得到了验证。印度服务业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其法律、金融以及信息等制度层面的建设。
第四，中国具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环境。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在打开国门时，就在基础设施、对外优惠政策方面努力，以吸引更多的FDI。同样，这也是中国吸引国外投资者成为服务业外包基地的主要原因之一。联合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在服务业外包的FDI方面投资潜力很大，在FDI项目流入量中的“客户支持中心”一项上，中国排名全球第六；根据科尼尔公司对各国吸引离岸外包业务能力的综合评价，中国仅次于印度排名世界第二。
2.服务业外包驱动下的经济增长
第一，当制造业外包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始向服务业外包发展时，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充分利用其产业关联度，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和加快制造业的价值实现。一般而言，制造业外包的环节大部分是有形的生产加工环节，而服务业外包则主要是无形的高技术、知识密集型环节。一部分以FDI为主要形式的服务业外包主要以给制造业FDI服务提供服务，如金融服务、技术服务、研发服务、营销服务、工程服务等，本身就构成了制造业的高级要素投入，这些无形的高级要素融入有形的生产过程，一方面降低了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降低了制造业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了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此外，中国的制造业大部分以产业集群的形式存在，这种集聚更有利于以FDI为主要外包形式的服务业形成“一对多”的格局，最大限度发挥服务业外包的扩散效应。有数据显示，相较于制造业2％至5％、最高不超过15％的增值幅度来说，服务业外包的增值幅度高达100％，而从收益来看，统计分析显示服务业外包对中国经济贡献是来料加工制造业的20倍。
第二，中国承接服务业外包有利于减少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会缓解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④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服务业外包可以缩小中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在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布具有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特征，这在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尤为明显，主要是以上海为服务业中心、江苏浙江地区部分城市为外围的制造业基地以及香港为服务业中心、广州深圳等城市为制造业外围的格局。承接服务业外包，可以促使这些原来的“外围”制造业城市提高技术，并向外扩散，从而以这些城市为依托，形成服务业中心，其周边地区必然向制造业集聚形态转化，而将更次一级的卫星城市形成隶属于自身的外围制造业基地，塑造出区域性的“服务业中心—制造业集聚”的产业布局，有利于发挥服务业中心降低交易成本，而周边地区制造业集聚降低生产成本的良性互动格局(刘志彪，2007)。这种层层扩散，不断深入的渗透方式有利于减少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形成共同富裕，促进整个地区均衡发展。
其次，服务业外包有利于在中国西部和内陆地区形成新的服务业中心，从而带动当地制造业的发展，缩小我国沿海和内地的整体差距。长期以来，以“中国制造”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战略，虽然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研究表明，这种通过加工贸易来融入全球化的导致的结果是中国沿海和内地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Fujita和Hu，2001；万广华、陆铭和陈钊，2005)。中国内陆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较差，技术能力较低，再加上中央政府倾斜的开放政策，因此在开放过程中长期处于劣势，无法融入国际市场，也无法接受技术外溢，陷入了恶性循环，从而导致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服务业外包是改变这种路径依赖的有效途径。在北京、上海、大连、杭州、济南、深圳等城市纷纷把目光瞄准了软件外包市场，制定了各自的软件外包发展计划时，成都，这个西部中心城市，则致力于发展动漫产业外包，建立了动漫产业基地。“成都造”游戏和动漫产品被国家列为推荐产品，微软、英特尔和GGL等国际知名企业纷纷将视线投向了成都，盛大、金山等企业在成都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成都动漫产业的外包扩大了成都动漫企业的知名度，通过动漫产业基地中企业的集聚效应，又吸引了其他地区和国外的动漫项目进入成都，并向周边地区扩散，形成动漫产业链，并通过上下游产业配套，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西部其他城市也可以根据其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建立各种类别的服务外包基地，并以此向周边地区扩散。因此，在中西部地区建立据点式的服务外包基地，并发挥扩散效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失衡问题。
结语
“中国制造”显然已经为“中国服务”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产业基础，而服务业外包正是我国在深度开放中产业发展的重要选择。然而，我们更进一步需要关注的是中国究竟如何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的转变。我们认为，中国至少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外包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比制造业更为复杂，且知识产权保护的严厉程度对服务业外包影响更为巨大。中国目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这是我国发展服务业外包的障碍。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跨国公司在服务业外包的选址时，对我国存在着专利技术外泄的顾虑，从而较大程度上影响服务业外包业务的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针对中国政府对版权和商标侵权执法不利开始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中国的盗版和仿冒水平仍然高得难以让人接受，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保护不当使美国公司和工人每年损失数十亿美元”，这个申诉得到了包括微软、苹果等知名企业的支持。因此，中国服务业发展进程中应该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改变投资环境的重要政策手段
第二，加强对英语的普及。麦肯锡在2005年题为《中国正在到来的人才短缺》的报告中发现，很多在华的跨国公司面临严重的工程师和管理人才的短缺，其中的首要原因是受国内大学毕业生英语水平的制约。该报告进一步推论说，中国要想发展像印度那样规模的服务业外包，在短期内还有困难。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中国高校中的英语学习热情已经达到空前的程度，然而除联想集团外，很少有本土企业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因此，加强对英语的普及，鼓励企业将英语成为工作语言，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
注释：
① 参见刘志彪《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付出全球性代价》，《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6月7日。
② 近日，美国国会参议院联手拟定了旨在“解决损害美国贸易和经济利益的低估货币问题”的联合提案。美国参议员们“将讨论他们的提案所提及的、当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际有失公平地低估其币值时，美国应作出的新反应”。
③ 中国加入WTO是导致离岸服务外包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④ 相反，印度服务外包的发展，却在某种程度卜拉大了贫富差距。那些受过教育、具有知识的劳动者在服务外包中融入全球化，收入水平显著提高，而众多社会底层没有机会受教育的劳动者，则被全球经济边缘化，处在贫困线以下。在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各个不同阶层差距非常明显，在某条街道边有非常豪华的酒店、公寓、花园等，然而另一条街道边则全部是低矮的随便搭建的小棚子。有人曾形象地形容，印度10.5亿人口中有80％以上生活在“牛车经济”中，连自行车都买不起；另有15％的人生活在“两轮车经济”中，他们买得起小型摩托车：只有2％的人生活在“飞机经济”中。我们认为，印度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于其优先发展服务业外包过程中形成的“产业空心化”，即缺乏制造业的实体内容。近年来，印度也加快发展制造业，从而更好地发挥服务业的扩散效应，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和减少收入差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