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古定法，望今制奇——评刘锡庆的写作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参古定法论文,望今制奇论文,刘锡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0597（2001）03—0062—04
刘锡庆（1938～），笔名溪清等。河南省滑县人。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基础写作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写作通论》（合作，北京出版社）、《写作丛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诸体述要》（合作，北京出版社）、《精读文萃》（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文学评论的写作》（天津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散文新思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当代艺术散文精选》（合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浅文言书信写作》（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版）、《写作技法辞典》（主编之一，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写作理论辑评》（共计5册，主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写作理论史》（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等。
刘先生认为，写作学的研究范围是较广的。它包括：基础理论的研究、文体论的研究、其他专论的研究（如阅读论、鉴赏论等）和发展史的研究等。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这几个主要方面，他均有建树。
基础理论
刘先生非常重视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他指出，基础理论是学科独立存在的坚固基石，“没有严谨、科学的基础理论的奠定，整个‘写作学’的发展都是很难设想的。”在这方面他用力最勤，成就最大，对中国现AI写作作学的奠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集中体现在他的专著《基础写作学》上。该著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
1.第一次亮出了“写作学”的旗帜，建构了基础理论体系 以“学”命名写作专著，这是前所未有的。它表明了与“白话文学作法”和“写作知识”的本质区别：摆脱了“自发状态”，进入了写作学“自觉”的新阶段。刘先生并不满足于“换换名称”，他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学科‘体系’，没有论述的‘理论性’，称‘学’也无益。”因此，他认真地构筑了写作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上编曰“写作总论”，由“‘写作’和‘写作学”’、“写作的特点和规律”、“写作‘理论’和写作‘训练’”三章组成；下编曰“写作过程论”，由“写作的准备阶段”、“写作的行文阶段”、“写作的完善阶段”三章组成。构架系统、完备，已显露“学”的“规模”。
2.以“双重转化”作为全书之“纲”，阐释写作的本质属性 所谓“双重转化”，是说“任何一篇文章或一部作品的诞生，都要完成这样一种‘双重转化’：首先，是现实生活、客观事物向认识‘主体’即作者‘头脑’的转化。……这是由事物到认识的第一‘重’转化；然后，是作者观念、感情向文字表现的转化。……这是由认识到表现的第二‘重’转化”。其理论基础是陆机、刘勰、郑板桥的有关论述，苏联学者科瓦廖夫的“双重变换说”以及外国作家的写作经验。“双重转化”“是‘写作’的本质属性，是启开‘写作’奥秘的一把钥匙。”“双重转化”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首次描述了写作行为的基本过程，是写作学基础理论的“内核”——是“必穷”之“源”，“总万”之“一”，“治繁”之“要”。
3.探求“机遇”，讲究“文气” 刘先生十分注意继承我国古AI写作作理论的精华。“机遇”与“文气”是古人论文每每谈到的两个问题。但由于那时科学尚未昌明，他们讲得十分“玄虚”。刘先生则立足于写作实践，从思维学、心理学角度，对“机遇”与“文气”这两个“写作过程中时时必遇之‘题’”，第一次进行了科学的“现代阐释”。他说：“所谓‘机遇’或‘灵感’并不是什么‘天机’难测、‘神灵’奥秘的东西，而是人脑所具有的一种复杂的心理功能，心理想象，是人脑在高度亢奋情况下信息纷呈并相互沟通造成的那种最佳的‘思维势态’。”而后又进一步解答了灵感的“突如其来”、“稍纵即逝”、“非自觉、不自主性”等问题，并指出，培养灵感，要注意“习惯”、“情绪”和“感悟”。而所谓“‘文气’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个方面——也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应该是其内在的那种逻辑力量；另一方面，即‘气’的外在的表现形式，才是所谓自然音节、语气的问题。”这些论述化“虚”为“实”，化分为总；阐前人所已发，扩今人所未发；对写作者“得其机遇”、“贯通文气”大有益处。
4.吸收现代新技法，推崇汉语音乐美 刘先生视野开阔，善于采撷“异域新声”。他大胆地“拿来”了“意识流”和“拼贴画”，令人耳目一新。“‘意识流’，它既是一种文学创作的流派、手法，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叙述语言’。”他把“意识流”作为“新叙述语言”的独特概括，以及对它常用手法的介绍，对写作者认识、掌握它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拼贴画’是半‘意识流’语言。”它“是打乱时空序列，整体呈‘心理结构’，局部仍用‘传统写法’，巧妙‘剪辑’、‘拼贴’各种‘画面’的一种新写法。它实际上是所谓‘意识流’作品的一种‘变体’（淡化），是‘心理线’和‘故事线’的一种‘拼贴’、‘交错’，比较适宜于表现时间跨度大、空间变换多、思想容量丰富的题材。”此处既谈了“拼贴画”与“意识流”的联系，又讲了前者本身的特点及其“适用范围”，具有可操作性。
刘先生也十分重视汉语写作的特点。他认为：“讲究文章的声音、节奏之美，是汉语文章源远流长的一个传统。”在“贯通文气”一章，他谈到了“节奏的快慢”和“声音的抑扬”；在“遣词造句”中，他专门讲到“‘声音’是否入耳的问题”：“语言的声音之美是‘文采’的一个重要方面。缺乏‘文采’，文章可以‘通行’但决不会传之‘久远’。它是‘速朽’的，很快就会被人淘汰、遗忘。所以，在写作时注意一下语言的‘声音之美’，这决不是区区‘细事’”。接着就结合汉语文章的实际，提出了“三美”：“整齐之美”、“抑扬之美”和“参差之美”。汉语与西语差别很大，自20世纪初以来，我们削“中”之足，适“西”之履，无视汉语写作的特殊性；许多“西式”理论违背了汉语的特点，不符合汉语写作实践，这个教训太深了，值得认真的反思。而刘先生在80年代中期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作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尤为难能可贵。
文体论
刘先生从宏观上将文章分为“两体六类”。“两体”即文学文体和实用文体。“六类”即叙事文学、抒情文学和戏剧文学的“文学三类”和记叙、论说、应用的“实用三类”。这种分法尽管并不十分圆满，但在当时来看，还是比较稳妥的。
刘先生在“文体论”上的主要贡献，是对具体文体的“微观研究”。他的《怎样写作毕业论文》被台湾东海大学教授吴福助誉为“说理清新周密，譬喻巧妙风趣，真是难得一见、引人入胜的杰作”，并“特将此文影印多份，分送给此间师友，作为教学参考”。而散文则是他文体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散文新思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该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新”。先生以“新思维”对散文的范畴、特质、创作进行了“新阐释”，在散文研究上“立”起了“一家之言”。
1.范畴论 他认为，散文的理论框架由“四块”组成：范畴论、特征论、创作论和批评论。而首先要“说清楚”的是“范畴论”。他针对散文“庞杂、混乱”的现状，明确提出“净化”文体，确立散文的审美规范——艺术（审美）散文。他对散文的定义，摒弃了粗陋的“排除法”，从“正面”表达了异于前修时贤的“新见”：“我认为：创作‘主体’以第一人称写法和真实、自由笔墨，用来抒发感情、表现个性、裸露心灵的艺术性散体短文，即谓之散文。”显然，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散文是有个性的、真实的、审美的“纯粹散文”，界划严格，“标尺”很高。
2.特征论 对散文特征的表述，因该著所收文章的写作时间不同，而略有差异。如《当代散文：更新观念，净化文体——为〈散文百家〉作》（1993）将散文特征概括为四点：“篇篇有我，个性鲜明”、“外物内化，以小见大”、“真实、自然，笔墨自由”、“纸短韵长，风格各异。”而《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为〈美文〉月刊而作》（1994）则谈了三个特征：“自我性”、“向内性”、“表现性”。这“三点”实际是“四点”的“高度浓缩”，但表述较之“四点”更鲜明、简洁。在《弃“类”成“体”是散文发展的当务之急》（1996）一文中，他也谈了散文的三个特征：“自我性”、“向内性”和“裸现性”。这三点与上述三点基本一致，只是以“裸”代“表”。先生这么做，是因为“裸现性”比“表现性”更能突出他所崇尚的“情感的裸露，心灵的展现”之艺术散文的特质。与“特质论”相呼应，他还提出了对“人”和“人性”认识的五个层面：现实生活层面、情感层面、性灵层面、心灵层面和生命体验层面；呼唤作家在散文创作中不断深化对人性的认识，逐层开掘“自我”的内心世界。
3.创作论 刘先生认为，要讲清散文的创作，是比界定散文更严重的挑战。文学不是“工艺化”的流程、“标准件”的制作，因之，“我们的讲法是重‘神’不重‘形’，申述‘规律’而承认‘例外’”。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从大的方面，提出了散文创作的四个要点：（1 ）写“我”的“自得”之见。这是作者用自己的眼睛在自己生活的那个天地里的一种独异的“发现”。（2）抒“我”的“自然”之情。 “情”是艺术散文的生命。当代散文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我”的淡化、“情”的稀释和“假”的泛滥，鉴于此，写艺术散文必须“改弦更张”——要出“我”，重“情”，求“真”。（3）用“我”的“自由”之笔。 散文是一种最为“自由”的文体，取材“海阔天空”；结构“不拘一格”；笔法多种多样；语言浓淡皆宜。如鲁迅所说：散文的写法“大可以随便”。（4）显“我”的“自在”之趣。散文要写得有“趣”。 “理趣”之文，以“哲理”的启示为特色，给人以思想上的教益；“情趣”之文，以“性情”的表露为目标，给读者以情感的熏陶；“韵趣”之文，以“神韵”的浓冽为追求，给人以艺术表现的享受。
不难看出，他的“创作论”与“范畴论”、“特质论”是一脉相承的；其散文理论的核心就是一个字：“我”；而理论的总体特征是：崇主体，尚内心，重表现。至于“批评论”，他以为“已成定势，暂置勿论”。
教学论和史论
刘先生在《谈高等学校的写作教学》（此文收在《写作丛谈》）一文中，总结了30多年来高校写作教学的成败得失，阐述了自己的“教学论”。
1.目的任务宜单纯集中 写作课的目的、任务，就是“使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个“较高”有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具有良好的写作习惯；二是要文从字顺，略有文采；三是要有一定的“文体感”。应该说，刘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同时，他对“几个具体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写作课要以“写”为中心，围绕“写作实践”安排教学活动，精讲多练；第二，写作课是基础课，“有补丁就打，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第三，“培养作家”这个口号不切实际，“甚至是有害的”，“提口号要面向大多数，面向现实”。
2.课程设置宜重点突出 针对写作课“知识越讲越多，文体越讲越细”的明显“趋势”，他提出了“重点论”：第一学期作文训练以“散文”为中心；第二学期以“文学评论”为中心。“第一学期是散文，是一般‘记叙文’的提高，是通往创作和文学工作的，是‘形象思维’的东西；第二学期搞文学评论，是一般‘论说文’的提高，是通往学术研究的，是‘逻辑思维’的东西，这样，两个方面的‘能力’便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训练。”他的“重点论”也是着眼于提高学生写作的基本能力，反对面面俱到、舍本逐末的做法。
3.作文训练宜讲实效 作文训练是我们整个写作教学中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为此，他主要谈了两点：一是作文训练始终是抓基本功，包括文字表达、行款格式、标点符号、文字书写等内容，“这是我们作文教学始终要抓住不放的战略重点”。二是作文训练要面向大多数，提高大多数人的水平。“好的倒应该让他独立去搞”，“照顾的重心”“应放在中间的或差的上”，“学生当中，中间是大多数。”这两点对当前的写作教学仍有借鉴意义。
4.教师进修宜有所专长 写作课教师要有进修的方向。先生谈了四点：一是搞一点业余创作，品味其中的甘苦；二是写一点当代作品、新发表作品的评论；三是研究“文章学”或“写作学”，以利于开创写作教学的新局面；四是要有广博的知识，“杂”而能成“家”。
总之，他的“教学论”能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务先大体，举要治繁，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刘先生的“史论”主要体现在《中国写作理论史·序》中。择要而言，有三点值得注意：
1.关于中国写作理论史的分期 中国写作理论的发展历程可分三个时期：古典时期（先秦至“五四”前夕）、现代时期（“五四”至今）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短暂过渡时期（近代）。古典写作理论的主流精神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文言文”为雅正媒体，以“中和之美”为审美准则；现AI写作作理论以“人”为本位，以开放的“现代意识”为魂魄，以“白话文”为传播中介，以“多样化”的艺术追求为审美至境；近AI写作作理论是新旧相交、起伏动荡。这种划分和理论概括基本上符合中国写作理论发展的实际。
2.写作理论的发展与“异质文化”的吸收 先生明确指出，先秦是写作理论的“萌芽期”；中国写作理论的真正“奠基”是在魏晋六朝。这个“辉煌盛大”的奠基与“异质文化”的撞击、激活有很大关系。“异质文化”的猛烈撞击、强力震憾比“同质文化”更能促进文化“生产力”的大步解放。而“异质文化”不仅指域外文化，也指国内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民族独特的文化。
3.关于中国古AI写作作理论的基本特点 他提出了古AI写作作理论的五个特点：（1）注重“功利”。这是就文章写作的功用而言。 他承认“其历史的合理性、必然性”，但不回避其“自身偏狭性。”（2）人、文一体。传统写作理论一向主张“文如其人”，强调作者的人格、学识、品行、情操等的深厚修养，这是一个极其可贵的优良传统。（3 ）“直觉”把握。它讲究“整体”精神的把握，倚重“直感”，强调“体验”，讲求“领悟”，其意会性描述手段是高明的；不足是神秘、模糊，“烙上了不少唯心、玄虚的印记”。（4）“辩证”思维。 古典写作理论充满了“艺术辩证法”——这是它对于今天最可宝贵的奉献。这部分内容很少片面性，最见精彩。（5）“和”、“美”意识。 中华民族“性格”投射在诗文写作和审美、批评领域，就表现为“和”、“美”意识的弥漫。追求“首尾圆通”，讲究“起、承、转、合”，提倡“温柔敦厚”风格，酷好“皆大欢喜”结局。“和”、“美”意识无疑是狭隘、偏颇的。这种概括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古AI写作作理论的整体风貌。
刘先生写作理论的缺憾是：1.“双重转化”只讲了“物→←意→←文”的单向运动，忽视了“物→意←文”之间的双向互动，是一种线性描述，失之粗略。2.他讲的“写作行为的规律”——“日积月累，循序渐进”、“习惯成自然，基础须早打”、“旺盛的热情始终是写作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和“文章写得好，每人的‘得力点’并不完全一致”，显然不是写作行为本身固有的内在规律，而是写作者学习写作的规律。3.没有严格区分技法与技巧，将二者混为一谈：“所谓‘技法’，就是表现的技巧、方法……”其实不然。技法是指具体的方法和手段，具有规范性、模式性和可授性；技巧是指技法的运用达到一种自如、独特、巧妙的境界，具有熟练性、创造性和不可言传性。4.针对散文“文体失范”而提出“艺术散文”是有道理的；但有些矫枉过正——似乎只有写“艺术散文”才是“正路”。平心而论，“艺术散文”是散文“百花园”中的一朵。
综上所述，刘先生是中国现AI写作作学的拓荒者之一。他“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博而能一，把“以文为本”的传统文章学转换为“以写为中心”的现AI写作作学，功莫大焉。
[收稿日期]2001—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