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战略转型及其对盟国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盟国论文,美国论文,其对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2 —0001—08
无论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之后，以美国为核心的军事同盟都在国际关系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冷战的结束以后，作为这个阵营的共同威胁——苏联消失了。但是，这种联盟关系由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安全需要仍被保留了下来。然而，在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中，美国居于主导地位。它的战略判断、战略目标对盟国关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在一个认为自己的力量不足、需要盟国协助和通过国际体系来实现战略目标的选择中，美国把自己作为一个开明的领导者和合作者，与盟国共同依赖国际体系来维护和增进自己的安全利益。这种战略选择较为尊重盟国的立场，也容易巩固与盟国的关系。而在一个以“帝国”自居、追求独霸世界的战略选择中，美国以“霸主”的身份居高临下，只是把结盟看作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工具，要求盟国适应自己的战略需要而并不尊重盟国的利益，并不惜以单边的方式行事。它不仅削弱了国际体系的作用，也往往导致美国与主要盟国间产生尖锐的分歧。我们从分析近年美国的战略转型对盟国关系不同要求着手，进一步对美欧、美日、美澳、美韩同盟近年的变化作出分析。
一、美国不同的战略及其对军事同盟的不同要求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名为“接触”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个战略立足于两个背景：一个是蓬勃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给美国带来了的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了挑战；另一个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优势，但又不能主宰国际格局。克林顿政府秉持自由主义的战略理念，它所主张的接触，是通过对全球化的领导，对自由市场和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扩展以及军事上的准备，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扮演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实现“美国治下的世界”。在1999年白宫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很明确地提出了作为这个战略的主要内容：增进美国的安全；促进美国经济的繁荣；促进全球的民主和人权。①
接触战略决定了美国与盟国的关系更多的是平等的合作，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统治”。接触战略不仅建立在美国具有军事、经济、技术、文化四个方面的力量优势基础上，也同样建立在认为美国力量具有局限性的认识基础上，因此美国的战略必须要依靠全球体系，这是美国的力量之源。没有这个全球体系，美国就无法实现对全球事务的支配，它的霸权也将迅速衰弱。正因为如此，布热津斯基曾指出，美国不是追求对世界的统治，而是作为一个“仲裁者”发挥作用。美国的全球力量是通过一个明显地由美国设计的全球体系来发挥的。“从这个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体系是霸权主义的，并且它反映了美国式的政治机构和组织原则。它是一个开明的秩序，因为它是合法的并且带有对等的相互作用特征。欧洲人（还可以加上日本人）能够以适应美国霸权但又保留试验他们自身的自治和半独立政治制度的余地的方式，来重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并使之一体化……这一复杂体系的演变‘驯化’了主要西方国家间的关系。”②
作为一个开明的国际体系，美国把自己放在一个领导者和保护者的地位上，在希望盟国能在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拓展自由市场民主制度上发挥作用的同时，既尊重盟国的利益，也给予盟国对等的尊重，这种战略选择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美国与盟国关系。
随着2001年小布什政府的上台，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都进行了转型，从“接触”战略转向新保守主义的、以国防转型为依托的、基于实力而不是基于威胁、其目标要战胜一切可能威胁的战略轨道上来。它不仅要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也要预防因“失败国家”所带来的威胁，更要防止地区大国在未来对美国在战略上的挑战。③ 这个战略的核心是维护美国霸权不可挑战的地位，它没有把全球化作为自己的战略背景，也缺乏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战略机遇和挑战的视角，更没有把美国自己所主导的国际体系看作是自己的力量之源。在这个战略的视野中，美国不仅对所处的战略背景也对自己的力量、自己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做出了不符合客观情况的判断，从而提出了并不符合美国国力也脱离大多数盟国的战略目标。罗伯特·卡根准确地描述了冷战后美国膨胀起来的单边主义情绪：冷战已经结束，美国外交也可以“恢复常态”了。“所谓恢复冷战后的‘常态’，意思就是，只要美国认为合适，就可以不那么顾忌国际舆论，就可以不那么尊重盟国，而且拥有更多的行动自由。”④
这样，在战略转型的同时，美国已经从力图维持一个由开明霸权所主导的全球体系转变为一个把自己放在所有盟国之上，追求一个以美国为中心并不惜以单边方式、依靠军事力量来追求自己战略利益的霸权。在这个新的战略中，美国以自己不可挑战的地位与实力为出发点，提出了与一些主要盟国战略在价值上相悖的行动原则：允许实行单边主义和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在战略目标上也提出了有的主要盟国所不能接受的目标：把防止出现可匹敌的战略竞争对手作为战略重点。美国与盟国的关系朝着美国并不把尊重盟国的价值、利益作为结盟关系的基础，甚至可以不顾盟国的立场而采取单边行动。美国与盟国的关系由过去比较对等的关系向美国居高临下、盟国被置于或者跟从或者被晾在一边的境地发展。与克林顿时期以接触、塑造为主的战略目标相比较，美国这种战略调整也必然引起一些盟国的不满与担忧。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与一些主要盟国（除日本以外）在有关国际体系和美国的地位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出现了，在对战略利益与目标上出现了不同的定位。这种分歧虽然还没有影响但同盟关系的继续，但明显地削弱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作用，对同盟作用的发挥和未来走向也产生着不同的影响。
二、美欧同盟：共同利益与战略分歧
冷战结束以来，美欧联盟处于重新确定联盟基础的过程中。但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欧之间的摩擦加剧，美欧同盟的裂痕表面化。但是，美欧同盟并没有因此走向解体，改善关系、维持同盟仍是双方的意愿。美国与欧洲的同盟得以维持首先在于双方有着战略上的共同利益：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有效解决因“失败国家”所造成的地区动荡、有组织跨国犯罪等。这是冷战后美欧战略合作的利益基础，也由此形成在战略上的相互需要。同时，美欧在战略上也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追求绝对安全，更加咄咄逼人。在方式上，美国更注重采用军事手段，甚至不惜以先发制人的方式进行这种打击。因此，美国虽然放弃了克林顿时期的准备打赢两场大规模的地区战争的国防战略，却把国防战略建立在不是基于威胁而是基于能力、建立在国防转型的基础上，要战胜一切可能的对手。更重要的是在战略理念上，美欧是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与美国不同的是，以德国与法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对安全利益的追求已不是“赢得战争”，而是“赢得和平”。⑤ 它们并没有寻找地缘政治上的大国对手。虽然它们不否认大国之间的战争作为一种风险尚难完全排除，但已不是安全的主要威胁。目前面临恐怖主义、地区动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犯罪等威胁，迫切需要建立的是适合从事军事冲突后行动的力量，如准军队性质的警察部队，以及重新构建和平与秩序的能力，而不是国防转型。⑥
伯特·卡根曾生动地表述了这种战略理念的分歧：欧洲正在摈弃实力，进入一个以法律、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进行自我约束的世界。它正进入一个和平的、相对繁荣的后历史天堂，实现着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与此同时，美国却陷入历史的困境，还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世界里动用实力。在这个世界里，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是靠不住的，实现真正的安全、防务和推行自由秩序仍然要依靠拥有和使用武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对待重大战略与国际问题，美国人就像是来自火星，而欧洲是来自金星：他们的共同看法不多，相互理解越来越少。⑦
但是，这些分歧并没有使美欧关系随波逐流。与第一任期不同，在第二任期小布什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了与全球力量中心在安全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欧洲更不能例外，从而对美欧关系提出的进行密切的、多方面、高水平的对话，以在主要问题上制定共同目标及实施方式。欧盟也提出了一种协调美欧行动的非正式协商议程。新的美欧政策协调将集中在以下问题上：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伊朗核问题；阿富汗、伊拉克和广大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以及对东欧、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政策等。
目前大西洋两岸所取得共识的包括这样一些问题：
恐怖分子如能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构成对美欧共同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美欧制定共同政策，促进行动中的相互理解将是新大西洋对话的首要任务。对伊朗核开发问题政策的协调，将成为衡量美欧之间能否成功地进行战略合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的稳定涉及美欧的重要利益。阿富汗已成为判断北约是否有能力在欧洲以外维护国际稳定的试金石。欧洲国家加大了对重建工作的支援，美国希望欧洲盟国能在统一的北约领导下承担起在阿富汗的全部责任，并将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与“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的反恐和反颠覆任务结合起来。美欧在稳定伊拉克方面也还存在着合作的领域，但欧盟则把自己定位为主要在非军事领域中发挥作用，包括保卫联合国人员的安全、扩大对警察的培训、保证边界的安全、促进经济的发展、民主社会的加强以及安全和司法部门的改革等。⑧
美欧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双方战略利益上的分歧。欧盟的大多数国家认为，1989年以来对中国实行的武器禁运应该解除。美国认为，这将对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而且欧洲从美国在东亚肩负维护和平与稳定诸多负担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却未付出什么代价，所以，欧盟没有资格忽视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利益。⑨ 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美欧所处的地缘政治处境所造成的不同看法，更是反映了一个霸权国家与一般大国之间在利益和战略目标界定上的区别。
美欧矛盾的另一个方面是美国所关注的欧洲在缩小与美国防御能力方面所作的努力，并以此判定欧洲国家是否真的重视与美国形成更全面的安全伙伴关系。在2004年伊斯坦布尔峰会上，北约领导人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提高部队行动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要保证40％的国家地面部队可调度国外，8％的国家地面部队能支持远征任务达一年以上。如果上述领域未能取得成效，美国在面临安全威胁时将不再指望北约。⑩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仍然具有的共同战略利益决定了跨大西洋战略同盟仍将继续下去，这是美欧同盟的基本面。但是，美欧在对应该追求一个什么样的国际体系、怎样构建国际体系的认识上已反映出深刻的分歧。它不仅源于美国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实力的不同，而且也源于来自于不同的世界观与战略理念，由此决定美欧之间在战略上的分歧将长期存在，并会导致美欧同盟的重要性对美国而言比冷战时期有所下降。
三、美日同盟：从地区合作走向全球合作
与美欧关系相反，在盟国关系中，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关系处于上升时期，正在从以地区性的合作向全球性合作发展方向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的安全战略核心是等同于“战略守势”的“专守防卫”，针对的主要是冷战期间的苏联，也反映出日本在战略上对美国的依赖和行动上的被动性。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提出了新的国家战略目标，要在21世纪中期前建成一个“新的日本，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为此，军事战略也日益突出主动性。依据新的战略，日本已发展成前方阻止型、军事遏制型的攻势防御态势，并强调主动构筑稳定的安全保障新环境。2001年7月6日，日本政府的“防卫白皮书”认为，俄罗斯的军队仍是一支拥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现代化军事力量，须予以继续关注；认为朝鲜的国内政局前景难以预测，其核武器开发和导弹远程化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成为亚太地区严重的不稳定因素；认为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加之中国海空及核力量建设和扩大海洋活动范围的动向必须关注。出于对上述安全环境的判断，可以认为日本未来具有防卫对象多元化、防卫方式自由化、防卫范围扩大化和防卫部署均衡化的特点。日本的防卫重点由“北”改为“西”，提出多边保障理论，确立攻势防卫战略。(11) 日本的这种战略调整，与美国对西太平洋将是未来的战略重点和存在重大战略挑战的判断不仅高度契合，而且在战略上有很强的相互需要。它使美日同盟近年来不断发展与加强，并从地区性同盟逐步走向要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同盟。
2000年9月，美日启动了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与日本的同级别官员举行的美日同盟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会议，也就是“2＋2会议”。虽然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集中在希望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及关注弹道导弹及相关技术的扩散问题上，但它标志着美日同盟一种新的机制启动。
2002年12月“2＋2会议”再次举行。作为对“9·11”事件的反应，会议首先讨论的是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的问题，也进一步协调了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同时，强调了朝鲜的核计划和导弹的发展是对美国和日本安全的直接威胁；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不断上升，以及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被美日认为可能会威胁到两国的利益。应对中国实力的上升和台湾海峡的不确定性，成为美日同盟的一个重要目标。(12) 这次会议表明美日同盟的功能正在从地区性的功能向全球性的功能转变。美日之间通过军事同盟而实现的，在全球范围内以及在亚太地区的各项战略合作态势也在不断加强。
同时，美日之间的双边对话和外交协调不断加强。它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充分肯定美国在亚洲的存在，进一步讨论美军在亚洲的调整和重新部署，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联合国改革与安理会扩大，美国明确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协调，以解决朝鲜的核问题。
2005年2月19日，“2＋2会议”再次召开，进一步反映了美日共同的战略利益与对国际局势的共同理解。在突出美日对东亚地区战略上的共同关注之外，其全球性的含义明显加强。今后美日同盟还会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
在美军的转型和日本自卫队的改革中，加强美国与日本军队之间建立协同作战能力，美军的重新部署和改进对基地的联合使用：
美日共同制定计划，进行演习，应对针对日本的威胁，它包括维持从波斯湾到东北亚的漫长航海线、来自北朝鲜的威胁、对日本周围岛屿的争夺，以及针对台湾海峡的冲突介入等等；改进美日之间的情报共享与合作。日本通过发射侦察卫星、整合国内的情报系统来提高自己的情报能力，同时美日也通过不断地协调情报活动来保证情报的需要的满足；
为推动两国的长期战略利益而加强外交协调：包括联合国改革、日本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以及应对亚太地区可能的威胁等，美日将不断进行外交上的协调。(13)
很明显，本世纪初以来，美国希望维持自己独霸世界的地位和日本希望成为一个由强大军事力量支持，采取战略攻势的“正常国家”成为推动美日同盟发展的动力。凭借硬实力来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利益是美日两国的共同点，而美日在战略上利益的高度契合和相互需要将推动这个同盟进一步发展。
四、美韩同盟：两种不同的对未来的设想
冷战结束以后，朝鲜半岛的敌对状态并没有终止，朝鲜核开发问题的突出，强化了美韩同盟的必要性。但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经济力量的多元化和各自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处境，美韩双方对同盟的未来也有着各自的想法。
美国的国防转型产生了要对美韩同盟进行改革的要求，其核心是要从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出发，使美韩军事同盟适应美国国防转型的需要。在美国看来，朝鲜所构成的威胁主要在两个方面：以常规力量对韩国构成的直接威胁和通过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可能的扩散。美国固然不能忽视来自朝鲜的威胁，但从全球的视角来看，美国还有许多威胁需要顾及。美国的任务是建立一支以能力为基础的军队，以能够应对发生在任何地方的威胁。拉姆斯菲尔德认为，驻韩美军不灵活，也派不上其他用场，而韩国有能力提供所需的前线威慑力，而美国的相对优势在于通过空军和海上军事基地所提供支援。根据美国的战略，驻韩美军应该承担多重角色：发挥威慑力的作用，并时刻准备调离朝鲜半岛参加全球反恐战争。同时韩国在自主防卫上将应扮演更大的角色。(15)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减少在朝鲜半岛的驻军、移交军事任务、调整指挥组织结构的转变不仅不会影响美韩之间的团结，而且可以提高效率，增强威慑力；也会使美韩同盟更成熟，更平等。实现韩国主导自卫防御是美国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6) 可见，美国的意图是希望从美韩同盟的调整中获得更大的全球战略机动性。
从韩国的角度来看，美韩同盟也应实行从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为主，向为服务于更广泛的战略目标，即从军事安全转向综合安全的目标转型。(17) 值得重视的是，韩国所理解的美韩同盟所确定的综合安全，主要是要把非传统安全问题纳入进来，而并不是扩大对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界定。他们认为，由于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出现了更多的问题，韩美同盟的职能范围应该扩大到军事范围以外。随着军力壮大和来自朝鲜的威胁下降，韩国的军事活动范围有条件并不只局限于朝鲜半岛，这也为美韩同盟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18) 与日本对威胁和战略目标界定所不同的是，韩国没有把中国实力的上升、台湾海峡可能出现的冲突作为美韩同盟所要共同应对的威胁与风险。韩国没有明显地防范中国与介入台海冲突的战略意图。韩国卢武铉总统及其官员都曾表示，韩国军队不介入地区冲突，也不支持驻韩美军功能地区化。(19) 以后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韩国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但是，韩美两国之间在战略上的分歧依然存在。
韩国所希望的美韩同盟，在传统威胁方面主要仍集中在朝鲜半岛，而在针对非传统安全方面，则将不受地域的限制。按照这种设想，从韩国的角度来看，美韩同盟在新形势下的巩固和发展需要这样一些条件：
首先是基于共同的价值和彼此的信任，为同盟的发展构建一个清晰的战略远景。目前，韩美之间还没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战略远景。(21)
其次需要进行联合的战略评估。目前，韩和美之间还没有一个共享的战略评估系统，但各自有一套长期战略观点。为了推动长期战略计划协作，综合战略评估的重点应该放在朝鲜半岛以外的国际环境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加强、升级高层面以及工作层面战略对话和信息交流。
再次，制定适当的战略计划以便应付可能出现的挑战。
最后，还需要韩国在军事能力上的创新，以避免对美国的过多依赖，同时能适应更广泛的安全需要。(22)
可以看出，美韩军事同盟一方面仍有着继续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双方对军事同盟未来的发展方向有着不同的理解。美国希望从美韩同盟中获得更大的军事力量的机动性，以满足全球的战略需要，而韩国强调美韩同盟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只限于朝鲜半岛，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可以向更大的地理范围扩展。这种不同理解不会危及同盟的存在，但会把美韩同盟的功能限制在所具有的共识之内。
五、美澳同盟：共同利益与战略分歧
美澳同盟对双方都有战略价值，但澳大利亚从中获益更多，它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有力的防御保证，包括澳大利亚可以借助美国的军事情报、防御科技与武器、后勤保障，以及由美国延伸了的核威慑范围来提升自己的防卫能力，同时也提升了澳大利亚在世界，尤其是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的地位。目前，美国与澳大利亚在反对恐怖主义、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维持亚太地区的繁荣等方面仍有广泛的共同利益。由美国主导的亚洲的力量均势给澳大利亚提供了安全保障。(23) 但是，自小布什政府上台，美澳同盟受到冲击。澳大利亚国内爆发了一场关于美国权力本性、美澳同盟关系往何处去的大争论，美国近年来所表现出的单边主义导致澳大利亚出现普遍的批评。美澳之间的感情受到损害，也反映出两国之间战略上的分歧。目前美澳同盟虽仍可以维持，但是，这个同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巩固，首先取决于美国能否改变单边主义的立场。在澳大利亚的一项调查中，虽然有72％的人支持美澳同盟，只有7％的人反对，但是有68％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在外交政策中不应过分关注美国的观点，有32％的人表示很忧虑美国的外交政策，而有25％的人表示相当忧虑，有39％的人对美国存有负面情绪。很显然，如果美国单边主义的战略和外交态势不改变，美澳同盟的基础会进一步削弱。
此外，美澳同盟的前景还取决于以下分歧是否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一是美国是否能尊重澳大利亚的利益和意识到澳大利亚能力上的局限。澳大利亚虽然支持美国反对恐怖主义的战略，但更重要的利益主要在澳大利亚的周围，如印度尼西亚及南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同时受到军事力量能力的限制，澳大利亚无法到处追随美国参与军事行动。(25)
二是目前美澳同盟所面临的潜在挑战是与中国的关系，即崛起的中国是否会带来安全上的挑战，以及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澳同盟将如何反应。随着台海局势的紧张，“霍华德政府在为可能卷入一场与中国的冲突而困扰。政府的最佳政策选择是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面对因为这种情况而出现的美澳联盟的窘境”，“美国就台湾问题与中国之战是未来任一届澳大利亚政府可能要面对的，不论这个政府的政治信念是什么，其选择都将是艰难的”。(26) 处理好与美国的核心安全关系以及与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关系，将是未来几年对澳大利亚外交最大的考验。
可以看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战略的转型，给美澳同盟也带来了挑战。美澳之间的共同利益决定了这个同盟还将延续下去，但是它们之间的战略分歧也是明显的。它所反映的是一个要在全球长期称霸的超级大国与一个地处大洋洲的太平洋地区盟国在战略理念与安全利益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缓和、缩小还是不断扩大，将决定美澳同盟的走向。
结束语
自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战略的转型造成了美国与主要盟国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背景是美国与一些主要盟国在有关国际体系和美国的地位的价值观上的分歧，在对战略利益与目标上出现了不同的定位，同时也与另一些盟国在共同战略利益上在强化。虽然这些分歧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建立军事同盟的基础，但它必然使美国主导的军事结盟在未来向不同的方向演变，有的将加强，有的在弱化。决定美国与盟国关系走向的主导方面不在于盟国，而在于美国的战略选择，即面对一个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力量的多元化、经济利益的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是仍然沉湎与“美利坚帝国梦”还是做一个依赖于国际体系的开明霸权。这种选择将决定美国与它的盟国关系，也决定着这种军事结盟在未来可能发挥的作用。
注释：
① 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December 1999.
②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9页。
③ 美国国防部在200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明确地把防止新崛起大国的挑战作为重要战略目标，并把战略重点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地区来。参看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February 6,2006.
④ 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26、127页。
⑤ David T.Armitage and Anne M.Moisan:“Constabulary Forces and Postconflict Transition:The Euro-Atlantic Dimension,” Strategic Forum,No.218,November 2005,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⑥ 同上。
⑦ 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 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2页。
⑧ Sustaining U.S.-European Global Security Cooperation.
⑨ Sustaining U.S.-European Global Security Cooperation.
⑩ 同上。
(11) 《由防转攻，由内向外，日本五阶段战略逐梦军事大国》，http://www.jap-mil.com/news/2004—2—10/2004210170708.htm.
(12) Occasional Paper:“U.S.-Japan Relations:Progress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by James J.Przystup,July 2005,http://www.ndu.edu/inss/press/NDUPress-Occasional-Papers.htm
(13) 同上。
(14) 唐纳德·H·拉姆斯菲尔德：《五角大楼会厅会议报告》，2003—3—6，转引自James J.Przystup and Kang Choi:INSS SPECIAL REPORT-The U.S.-ROK Alliance:Building a Mature Partnership,March 2004.Special Report of Strategic Forum in 2004,http://www.ndu.edu/inss/Strforum/SR-04/SR04.pdf.
(15) INSS SPECIAL REPORT-The U.S.-ROK Alliance:Building a Mature Partnership.
(16) INSS SPECIAL REPORT-The U.S.-ROK Alliance:Building a Mature Partnership.
(17) INSS SPECIAL REPORT-The U.S.-ROK Alliance:Building a Mature Partnership.
(18) INSS SPECIAL REPORT-The U.S.-ROK Alliance:Building a Mature Partnership.
(19) 参见《韩反对驻韩美军擅自介入东亚争端》，载《参考消息》2005年3月9日。
(20) 2006年1月19日，美韩外长会谈所达成的协议表示，韩国将根据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变化，“尊重”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美国则在调动驻韩美军投入国际冲突的过程中保证“不会使韩国政府违背国民的意愿，介入到东北亚地区的纠纷当中”。http://bbs.milchina.com/htm-data/2/0601/15536.html
(21) 或者更准确地说，美韩之间在战略利益与目标上并不完全一致。
(22) INSS SPECIAL REPORT-The U.S.-ROK Alliance:Building a Mature Partnership.
(23) Paul Dibb:“U.S.-Australia Alliance Relations:An AustralianView,”Strategic Forum 216,in 2005 August,http://www.ndu.edu/inss/strforum/SF216/SF_216_web.pdf.j9n
(24) 同上。
(25) U.S.-Australia Alliance Relations:An Australian View.
(26) U.S.-Australia Alliance Relations:An Australian 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