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悖谬——关于1995年文化论争的随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谬论文,随感论文,理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大众的人数倍增，中产阶级享乐主义盛行，民众对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已使文化日趋粗鄙无聊。
——丹尼尔·贝尔
引子 艺术家们
也许，可以给我们中的许多天才画幅像。
讨厌道德却渴望别人善待他，反抗权威又梦想被权威称赞，仇视政治却老是追求权力，关心自己甚于人类，关心作品而不管洪水滔天，自恋而不知尊重他人，清高却不失一切机会不择手段追求世俗的名利，崇拜艺术而亵渎社会，愤世疾俗却庸俗不堪，批判卑鄙地却又卑鄙地利用他人，追求肉欲而否定一切情感……
膨胀的自我与萎缩的社会便化为这些艺术家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可怕的是，一切又先天地戴上美的光环，一切都可以以艺术的名义，成为艺术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于是，顾城的杀人就区别于其他的杀人案，而成为一次对世俗社会的绝望抗争，成为一个“婴孩”一个“赤子”最纯洁的生命选择：那致人性命的斧子便成为对资产阶级反击的武器。
于是，一个善良的男人救了重病中的画家高更，而高更又诱奸了照料他的那个男人的妻子。一个多么不拘小节的天才艺术家啊，他的生活就是一篇作品，他是通过一次诱奸完成了对世俗社会的撒尿行为。富有革命与艺术双重意义的忘恩负义的诱奸啊！
于是，一个叫叶赛林的诗人，一边吃着鱼籽酱一边咒骂着饥寒交迫的政府，并在一个个夜晚光临堆满患有肺病的妇女的寒舍，和违反政府禁令偷偷贩酒的老太婆的暖舍。酗酒与嫖妓，这在多少艺术评论家笔下成为光芒四射的词语，它是生命的苦闷，是天才的抗争，是灵魂的历险。
于是，一批批后来的艺术家便在这种示范中成长起来了。狎妓养童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光荣时尚，逛日本妓院是多人留日艺术家在30年代反复留连的生活，在白日的马路上撒尿是80年代诗人们的标志，抽烟酗酒乱交骂娘又成为妇女作家的特征。这是多么伟大的艺术精神啊。当大众文化的书摊还在躲躲闪闪地触及性话题时，高雅艺术早已在“性”上做了充分的展示，现代画成了子宫图，现代小说不厌其烦地描写着性细节，描写着变态的扭曲的行为。优秀的评论家说，这是对扭曲灵魂的赤裸裸的展示。多么美妙啊！
我完全相信，不久的将来，吸毒将成为许多先锋艺术家追逐的时尚，他们会勇敢地接受它。
从少年起，就有人向我们灌输不能用普遍的道德标准去看这些艺术家。为什么不能，是谁给了他们豁免权？
成千上万的青年被这种叛逆的激情与文化的示范所吸引，每一个吸毒的美国青年都骄傲地认为是在反抗资产阶级，每一个有过不良行为的法国少年都认为这是艺术家的生活选择，是对虚伪的反抗和对社会的批判。
允许我引一段“资产阶级”的文字。
“这种对抗状态的”代价之一是失掉了文化的一致性，特别在扩大艺术的自治，反对道德约束方面甚至影响到文化标准的本身。更大的代价在于，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模糊了，以致艺术想象中一度允许反映的东西（如小说里的谋杀，情欲和变态的心理）现在往往成了奇谈怪想……”（丹尼尔·贝尔，重点号为笔者所加）。
我钦佩托尔斯泰的勇气，他的《复活》当之无愧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因为他的忏悔使我想到人们常说的“俄罗斯的良心”。同样，在所有伟大的古典作品中，我都看到“良知”的光芒。我无法理解，艺术家怎么就可以超越良知，我更无法理解人们把道德前面加上“世俗的”定语，好像没有道德的人才是不俗的人。
面对全世界的艺术家，我们有理由呼吁，请首先做一个人。
理想之争
1995年最为人瞩目的当是“二王（王蒙、王朔）”与“二张（张承志、张炜）”之争。其规模之巨，内部影响之大与外界对它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之多少带上了“内讧”的感觉。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还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先知先觉呢？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豪情万丈的青年肖夏林以一种幻想中的悲剧英雄的方式，编辑了“抵抗投降”书系。1989年我在安徽编辑《百家》时，曾经编过肖的文章，他确实表现出了“第四代人”身上的罕见的理论激情与价值批判倾向。但是过于天真的他在“抵抗投降”书系中把问题推到了毫无回旋的余地，价值在此表现得极其单一、鲜明。因而对商业文化、大众艺术以及工业社会的生存方式进行了狂飙突进痛快淋漓的批判。于是，“斗争”、“抵抗”、“投降”这些政治术语便频频出现了，张承志、张炜等也被推到了庞大的现代社会的对立面，成为滚滚红尘中的孤独英雄和芸芸庸生中的惨烈的思想者。
不久，青年学者王彬彬发表了《聪明的中国人》一文，一举激怒了王蒙等诸多中老年作家，尤其是当年的右派作家。他们人生的骄傲或者说某种生命经验的优越感一下子被打掉：他们并不是幸存的烈士与圣者。这一下何其“恶毒”，王蒙据以发文骂其为“黑驹”。
平心而论，王彬彬的指责未免苛刻，要求每个人都去做烈士、圣者是不对的。但是问题在于你们偏偏以此自居，问题还在于某些作品确实写得过于聪明圆滑，比如右派分子往往写成圣者的放逐，流浪的艳遇，所谓“红巾翠袖揾右派泪”。又比如王蒙的小说，总是迎合着一种时尚的需要，80年AI写作人性，90年AI写作球星、谋杀，后来又写随笔。随身其间而自得其乐，实在是既无自我生命的投射又无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多余的是一片平滑的能指游戏。怎么能说不聪明？我看王彬彬的批评有他的道理，何况批评家有其批评的自由。王蒙不是号召百家争鸣吗？为什么不能说一说？
王蒙的反应近乎于暴跳如雷，说人家是“黑驹”，说人家没有发表过文章，据我所看到，王彬彬还属于高产评论家。又说“骂女作家太琐碎……”如果不叫骂，批评一下不行吗？
随之，“王张之争”逐渐拉开。不过，说“王张之争”，只是王蒙批评（或者批判？）张承志，迄今，我还没有看到张承志的回应，这使这一方多少有些“寂寞高手”的感觉。
张承志从80年初登场就带有了强烈的个性，《黑骏马》中强烈的尊严和对纯朴温情的留恋，《北方的河》中奔淌着对于自然的生命激流。可以说，其张扬的生命力、真切的生命情感以及对于庸俗人生的强烈批判受到众人的喝彩，其中肯定有王蒙那倍受注意的鼓掌声。
90年代的张承志面对涌动的商品大潮，趋于庸俗化的生存方式以及物欲纵横的社会心理做了严厉的批判。其批判对象直指文人的虚伪、国人的崇洋、市人的趋利等等。
我想，至少应该承认：一、张承志是极其真诚地捍卫自己的理想，并基本上采取了独立的批判方式。二、张承志作为一个思想家，有其非理性的冒险一面，但作为文学家，他对人间情感的呼唤、人性尊严的维护、生命情感的高蹈等等，都使他的作品带上鲜明的个性，从而产生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并注定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三、张承志在实践自我理想时，确实表现出常人罕见的人格毅力，我们可以说他是“野心家”，但不能说他是“伪君子”。这种精神在趋同排异追名逐利之风盛行的今天，应该有其人格魅力（当然，人们指责他为教主，恐怕也与此有关）。四、张承志作品中流露的对苦难的同情对土地的恋情对世态炎凉的批判对纯朴人生的向往，恐怕也不能单纯指责为“落后的生产意识”。顺便说一句，很多人批评张炜对田园经济的留恋，其实工业社会以来，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在作品中流露出这种倾向，比如托尔斯泰。对此简单的否定可能又落入社会进化论的俗套。
但是，张承志的思想中确实有致命的弱点。其一，是在他选择对强权的抗争中，非常廉价地捡起了民族主义大旗，汉／回，中／美，这就构成了对抗的二元。这样，极不可靠又极其凶险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埋藏在张承志的字里行间。其二，是过于沉湎于对抗现代社会的孤独英雄情绪。从川冈林信到日本红卫兵，从一个和政府打了22年官司的孤独老人到戈壁滩寂寞的骑手……“孤独”、“抗争”就成了血液里最感动的词语，也影响了判断事物的标准，而极容易把赞歌献给孤者、寡者、抗争者、韧性者。前面说过，作为文学形象的塑造（如杰克·伦敦、海明威等）有其价值，那种超越常人极限的勇气、毅力产生了工业社会早已消泯的英雄感。但是从思想本身看，这种情绪不免有偏执、单纯之感，并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想，王蒙的批判应该由民族主义与非理性两端入手。
奇怪的是，他选择了张承志对“理想”的执著，并把它与“文革”联系起来。无疑，在1978年以后的中国，“文革”成了最恶毒最有力的骂语，也成了最有价值的历史参照系，而前者与后者不过一步之遥。
关于王蒙对张承志的批判兹不再述。根本上说，是张承志的那种血性、热情、狂热和对商品社会义无反顾的批判，使王蒙觉得有些可怕。这不是红卫兵吗？而张承志又确实曾经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
从政治学与社会学角度看，王蒙的批评不无道理，“个人巫魅”在现代政治学上是个可怕的字眼，政治家说，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平庸的政治家是最好的选择。
问题在于，张承志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和社会学家，更不是一个政治家。正如一个人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发泄自己的压抑，我们理性的社会需要不需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保持着一种激情一种模拟的抗争一种幻想中的英雄（如好莱坞的电影），需要不需要在压倒一切的商品霸权外可以有另外一些想法？据我所知，1995年的中国老百姓根本不关心也不知道这种争论，也不知道张承志是何人。那么，张承志就不能存在吗？
有趣的是，王蒙指责张承志的“恐怖”，而有些人又指责张承志也是一种商业策略，这就更匪夷所思。如果是，这不正是你们所赞同的，是商品有什么不好，不是可以“小骂大帮忙”，通过幻想中的一次冲动来调节芸芸众生的情绪，最终维持我们来之不易的战无不胜的商品社会吗？这不是典型的后现代吗？通过模拟、戏谑而最终消解英雄吗？后现代主义者这样批评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尤其不能同意对“理想”的批评，按照王蒙的逻辑，张承志的理想主义会走向文革，而王朔的人物行为会迎来新世纪的曙光。
在王蒙的思维逻辑中，政治是惟一的因素。王朔是消解是以无赖的行为对抗意识形态是以真小人对付伪君子是塑造最早最自觉的战士是以流氓方式剥去一切虚伪的外衣，所以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在王蒙看来，价值最终取决于对主流意识形态对权力意志对虚假的政治文化的反动。照此逻辑，西门庆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烈士，他通过残酷的财富聚敛和无节制的性事“消解”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虚假的士大夫文化。而袁世凯是封建主义最壮烈的掘墓人，他通过一次玩笑式的对封建王朝的模拟，消解了其残存的合法性，从而使皇帝就此消失。
于是那些流氓无赖纷纷登场，历朝历代，他们消解了多少虚伪啊。
问题的可怕在于，消解的不是一个王朝，一个虚伪的文化，而是整个民族。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后的心灵基础也许就被消解了。
文人是虚伪的，工人是愚昧的，官员是腐败的，大学生是幼稚的，道德是可笑的，理想是可恨的，自由是虚假的，正直是不存在的，知识是设有用的……
的确不会有文革了，因为“文革”的初期，人们还有善良的愿望。
我不理解，经过了“文革”，就永远不能提理想主义？进入了商品经济，就不能怀念农耕时代的田园文化？反抗政治权力，就只有采用道德消解“以恶抗恶”？使用了电脑就嘲笑对土地的感情？吃上肉喝上酒就不许批评社会的不公？
我更反感这场批评的方式。王蒙用“奥姆真理教”的设想，用不容置疑的或此或彼的逻辑，逼迫人们承认张承志就是麻原。王朔用恶少的口气骂张炜不会风景描写。而许多帮闲的参与更是令人恶心，其中不免含有效忠表态的感觉。
所有的批张檄文中，张颐武、陶东风的文章最有价值。不过，张颐武在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后，也陷入理论的悖论。比如张颐武行文的革命激情风格，对张承志商业策略的怀疑，对真实的实践行为的期待，似乎都与后现代主义的策略产生矛盾。
我注意到，提倡“后殖民主义”的学者没有在张承志的民族主义倾向上作出批判。在我认为，二者有共同的取向，而的确容易化为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手段。“后殖民主义”（包括民族主义）对弱者的人道主义的呼应，也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保守力量与落后文化产生有利作用。
结尾 理论家们
理论家们面临一个充满矛盾与裂隙的现实，它生机勃勃，令滞后的理论家们多少有些难堪。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多么需要理论家的勇气和智慧。不过，理论家的每一个理论又会在现实的漩涡中变为悖谬。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制约，他们发现只要轻轻转一下身，一头扑进广博无比的古籍海洋中，训诂考据，在传统的渊源获得走进历史的亲切感，又避免了现实社会的指责。传统，一次次慰藉了凄苦贫贱的理论者的心。只可惜在这方面，他们比起乾嘉学派等又是小巫见大巫。
理论的空虚如此厉害。没有象样的哲学，翻译介绍现代西方哲学著作实际是在文学界的美学热中被推动起来；没有像样的史学，尤其缺少历史思想，而史学界赖以为傲的《古史辨》也是漏洞百出。所以关于中国历史的客观论述和整体观察只能由一帮外国人完成，我们的任务只剩下翻译、研究《剑桥中国史》了。而社会学，这个可能提供现实解释的学科，目前尚且起步，依靠一套极不可信的调查系统和一种极不科学的思想背景，进行了价值极微的研究。
所以，当我看到报刊上登发的连篇累牍的文章，去号召研究女性文学，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就感到有些荒唐。
更荒唐的是，由于理论界的怯懦与空虚，文学界就在近代中国担任了社会思想的主角。从辛亥革命到30年代，鲁迅、陈独秀等文学教授担任旗手，其批判激情固然有横扫三军的力度，但是思想的系统性深刻性不免有些缺憾。在新时期（连“新时期”这个概念也是文学界提出的），文学更是十分活跃，广泛涉及哲学、历史等各方面。正是文学界的热情推动产生了新时期思想的一次次热潮，“老三论”、“新三论”热，存在主义热，结构主义热，康德热，解释学热，海德格尔热，解构主义热，后殖民主义热（据说已影响到政界了）……除了经济学界，文学的“魔爪”伸向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各个角落。
“文学侵入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文学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总是最先触摸到社会思潮的变化。其次文学的活跃也使它有可能广泛涉及到各种思想。
但是文学竟然占据了主角！
它使我们时代的思想都带上了强烈的文学色彩，激情偏执，具有鲜明的排他性，而缺少理论的宽容与理性的深度。文学就像闯入庄稼地的狗熊，啃西瓜踩苞谷，留下一片狼藉的思想领地。
缺少理性的思想一开始就处于尴尬的悖论。比如“后殖民主义”，它对国际文化霸权和对开放时代的文化心理都有积极的批判作用。可是，却极容易撞进东方主义、民族主义的怀抱，并干扰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启蒙功能。等等。
上文所述的“二王与二张”的论战又是“文学侵入思想”的例子。
也许将来会改变，会出现更多的顾准式的思想家。那时，我们古老的民族也会更健康地踏入理性与自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