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02年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北京部分经济学家座谈会发言摘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形势论文,经济学家论文,座谈会论文,北京论文,摘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邱晓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大家总是谈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出口好像是影响中国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似乎中国离开了出口，我们的日子就过不下去，就感觉到中国经济困难重重。出口固然在眼下中国经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或者说出口确实也养活了相当一批人和相当一批企业，比如说就业人口中的1/4与出口有关，出口情况好的话，对1/4的就业者以及他们的家庭有影响。但是恰恰在中国之外看中国的人，并不是看到你中国的出口，而是看到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认为中国内部的需求是主要的。这里面就存在一个矛盾，我们整天想着去抢人家的市场，而人家却想抢我们的市场。
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就像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绝对不是一个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国家，美国2/3的经济是靠国内消费。在美国，GDP为98，000多亿美元，进口和出口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实际上也就是12％和10％左右，两个加在一起在20，000亿左右。从1978年算到2001年，我们也是这样一种局面，大致是93％左右靠内需，7％左右是靠外需。只是在某个年份里面，外部需求一度对经济的拉动占到了25％，但是平均算下来，还是不到10％。这是一种实际状况。
但这个比率是不稳定的，是跳跃式的。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前期，基本上我们不靠什么外需，那时候我们的进出口贸易是逆差。80年代前半期刚开放的时候赚一些外汇，90年代中期宏观调控以后，顺差多一点。在1972年的时候，我们的外汇储备不到10亿美元，到2001年年底，我们大概是2，100亿美元。主要的外汇储备就是靠最近五六年赚的。所以，我们分析经济的时候，是不是先把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搞清楚，这样可能会好一点。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中国经济成长的动力究竟在哪里？过去，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是政府，实际上所有和中国文化比较靠近的东亚国家，政府的作用确实很强。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微观基础很富有，也就是民间很富有，不论是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是咱们自己的香港、台湾。而我们呢？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是比较富有的，但老百姓基本上没什么财力。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开始分一点权，减一点利，虽然在资源支配上面削弱了，但是从权力角度来说，还没有完全削弱。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这条路，那么就得考虑究竟谁是经济的主要决策者。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老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不转到这个基础上来，那么很多事情我们就找不到出路。比如说现在中国，富起来的只是一部分城里人，64％的农村人口并没有完全富起来，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到今天，还不具备一个比较良好的微观基础。从需求角度来说，我们如果不把国内的需求利用好，反过来把眼光盯向国外的话，那么我们很多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同样，我们不把微观基础，主要是居民家庭基本的经济资源、能力方面的问题解决好，我们也很难解决一些存在的问题。
第三，如果说微观基础要有的话，这个微观基础（包括权利或者利益）怎么保护？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造成很多国家政策都是短期行为，谁都不去考虑中长期的问题，过一天算一天。而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个比较长远的考虑，那么经济发展是比较难的。我们真正想使中国在整个世界中有—个比较好的表现，或者有—个比较好的生存环境的话，确实得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考虑，而不是去计较一时一刻的自己的辉煌、自己的成就，要更多考虑到一个整体的问题。
第四，我们过去在谈资源配置的时候，都是就中国论中国，没有站在一个全球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得感谢我们当代领导人，他的眼光、意识强化起来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好，他们把中国的事情放在全球角度来考虑。但是，问题是怎么去做，是政府去做，还是动员全民自己来做，这个还没有完全理顺。当然，对外要统一，但是究竟政府怎么制定规则，怎么带领我们的企业、老百姓去做这种事情，好像还没有完全解决好。这是决定中国今后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我讲了一个观点，入世对中国来说，不是在于我们获得什么好处，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比如对我们农业有什么影响，对银行有什么影响。我从来不关注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入世为中国找到了一个通行证，一个全球配置资源的通行证。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我觉得入世要付出多少东西都是值得的。我们付出了以后换得了一个权利，或者说我们承担了义务也赢得了权利。
回顾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都有一页比较肮脏的历史，那就是侵略，一个是抢人家的资源，另一个是瓜分人家的市场。而我们走到今天，也要实现现代化，却发现我们不能去侵略人家。第一，外部环境不允许，因为发达国家去侵略人家的时候，都是几个国家联手，而现在人家又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去侵略人家；第二，我们自己也没有这种能力去侵略人家。在这个时候，我们进入了世贸组织，可以说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去瓜分世界市场、去掠夺市场资源的一个和平的通行证。
我开头先讲这些，一是把自己的经济支点立在哪里；第二是立在那里之后靠什么来实现；第三就是要用一个中长期的观点采考虑问题；第四是在国际大环境下，怎么去为自己的国家、民族争得最大的好处。
对于我国2002年的经济走势问题，我是国家统计局的，我还是想用数据说话。
2001年我们大体上是这样子：GDP是95，0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7.3％。2001年外贸顺差是200亿美元左右，2000年是241亿美元，大概少30亿～40亿。7.3％大致是这样的，全社会投资大概增长11.5％～12％，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0.2％，等于是靠这两个增长支撑的，而出口增长估计全年为6％。2001年世界经济是三个回落，第一，经济增长率由上一年的4.7％回落到1.4％～2％；第二，世界贸易由上一年的增长12.4％回落到1％～2％；第三是世界资本交易由上一年的16，000多亿减到7，000亿左右，回落40％。而中国是经济增长7.3％，贸易增长6％，利用外资增长15％，是三个稳定的增长。跟世界相比，我们在整个国际经济大环境里面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现在大家关心更多的是今年，在一些领导人和社会人士中有一种很悲观的观点，就是把经济形势看得非常严峻。就世界来说，三大经济体的复苏程度有多大？时间在哪里？目前好像还没有把握。不过，我始终觉得，虽然看得严重一点有好处，但是，并不表明中国经济就必然会表现不好。
到今天为止，在这些主要经济体中（除了日本），多数的研究机构、多数的经济学家、多数的政府官员，还是认为美国、欧洲的经济在今年不会继续坏下去，会相对稳定。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我觉得2002年第二季度快结束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基本上能够止跌转升，欧洲经济基本上也能够停止回落，转为稳定的增长。因此，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长率整体上不会比去年差到哪儿去。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目前情况下，外部的两个问题对我们是有好处的：第一，外部资金到中国来会增多；第二，国际间政府协调加强，利益趋于相互一致。1997年日本经济不好，美国人、欧洲人根本不理睬。而现在美国、日本、欧洲都不好，他们不得不协调一致。这样就有可能使得这一轮的衰退成为一个温和的衰退、短暂的衰退，而不是一个严重的衰退、一个长过程的衰退。
就今年自身的国家经济来说，我们从需求角度，从眼下资金的积极性、各方面物资需求情况来看，今年全社会的投资增长也不会比去年有一个明显的回落，而是会继续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去年全社会投资增长大致上接近12％，那么，今年估计还能够延续这样一个增长率。一是国家投资基本上有保障；二是利用外资基本上也有保障；三是银行信贷会比去年要好一些；四是民间投资不会比去年差。所以，就这四个方面来看，应该说今年投资不会比去年差，关键是政策的导向，政策导向是想增长一点还是不想增长，这可能是决定投资增长幅度的一个主要问题。
从消费来看，今年城市消费不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可能大致维持去年这样一个水平。目前来看，去年城市消费是两位数的增长，今年估计还能够保持10％左右的增长，而今年农民的消费可能比去年要好一些。因此，投资、消费两块的需求，在2002年不会比2001年差到哪儿去，这是我对今年走势的一个看法。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个有利的宏观经济政策。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相对于去年来说不是缩小，而是有更大的空间。有几个方面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加薪、发债、减税、降息、动用外汇储备以及价格。六个方面的手段政府都可以使用。
归结起来就是，国际环境并不都是黑暗一片，国内需求也不差，政策空间还是有。关键要处理好两个事情：
第一，维持一个良好的社会预期，比做任何一个其他方面的事情都要管用，比多发一点钞票、多涨一块工资或者多征一块税收都有好处。在现阶段，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心理预期左右着中国经济，当大家都预期比较健康、良好、积极的时候，中国经济的表现就会强劲。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大家都把中国的经济看得非常暗淡，谁都没有想到老人家走一圈以后，说了两句话，整个中国都变了样。它的背后就是把人们的预期从悲观状态重新拉回到乐观里面来，在大家觉得改革没希望、走回头路、计划又复巢的时候，他提出要加快改革、加快发展，把人们的预期给转了过来。现阶段，怎么去创造并保持一种良好的预期，还是很有文章可做的。比如在《宪法》上规定：所有的国有资产、所有的个人资产都不受侵犯，都要保护。可以不说私有财产，只要把原来的“公有”两个字去掉，所有财产权利都受保护，或者严格界定一点，所有的合法财产权利都受保护，就能够调动一个很大的社会预期的变化。
第二，资本市场的发展要稳定一些。去年的资本市场主要是股票市场不好，不是说它跌得太多就不好，我是说它起伏这么大不好。今年如果在资本市场上，能够让它保持一种比较平稳的波动的话，将极大地有利于投资和消费。
一个是预期，一个是资本市场，今年处理得好，中国经济继续保持7％左右的增长，应当是有信心的。
韩德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我们确实需要有一个对经济发展长期的判断，这个长期的判断是对未来10年世界经济的判断。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认为，明年世界经济有可能复苏，或者衰退，或可能变得温和一些。而我的观点是未来十年可能是世界经济大萧条的10年，而且这个烈度有可能超过20世纪30年代。
从世界经济的变化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的激烈竞争，需求呈螺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何采取措施促进其经济增长，答案就在债务上。里根政府在80年代上台以后，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措施，就是提高美国的利率，吸引国际资本到美国的国债市场。与此同时，美国用吸引来的国债去减税，增加军备的费用，从而扩大国内的需求，这使得美国经济得以恢复增长，美国企业的对外竞争力迅速增强。在美国经济采用债务增长的同时，欧洲、日本也都纷纷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大量借债进行投资、消费。到今天，会形成一个什么局面呢？最新数字显示，2001年第一季度末，美国全国的国债和工商企业债务加上居民债务合在一起是31.5万亿美元，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倍。日本也是这个规模，甚至更大一些。欧洲的债务相对比较低，因为有“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约束了欧洲各国国债的规模，但是欧洲的企业债务和居民消费债务也同样为数巨大。因此，80年代以来的需求增长实际上是债务增长、是赤字增长。这个赤字在90年代初期的一轮世界经济萧条中，靠美国股市的繁荣和所谓信息产业的泡沫，又维持了一段。到了90年代后期，美国的股市泡沫和电信业的投资泡沫破裂，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后一个开关给断开了。在国际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在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失灵的情况下，未来的世界经济必然走向大萧条，跨度会达十年之久，而且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扭转这种经济的下滑。
王东京（中央党校政经室副主任、教授）：
中国加入WTO的时机恐怕不是很好，面对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未来应更多面对扩大内需这一问题，着重点是国内需求，这个判断我赞成。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怎么花钱。经济学讨论的就是有钱以后怎么花，由谁来花，按道理说是谁会花钱就由谁花。而现在的问题是，从县委书记班到地市长班，到我们省部级班，我感觉到他们有一个共同、普遍的感受，就是现在中央财政收得太多，地方的日子不好过。不久前，某中央部门领导到中央党校作报告，说现在地方财政日子好过，有钱花。这是不切实际的。
我们搞经济学的都知道，搞市场经济，经济学有一个很基本的假定：如果承认人是自私的，人要追求他的利益最大化，那么人们花钱办事必然有四种类型：那就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果。
现在改革要从过去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理由就是我们要把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的机制，改为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这就是市场经济。国有企业从传统体制改为股份制就是让它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这样有效率。
同样，这也适用于我们的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谁会花钱？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为什么中央政府要集中那么多钱呢？我到安徽去调查的时候，安徽的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喜气洋洋，市级财政勉勉强强，县乡财政哭爹喊娘”很多县连工资都开不出。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讲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个事怎么办？我想关键的问题是中央还要不要这么收下去。2001年的财政税收是15，170亿，这在电视上作为一个特大的喜事讲，如果听听省长的意见、地市长的意见，恐怕不是报喜，是报忧。
这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化问题。为什么政府要收这么多的钱？这些年，中央政府一边发国债，一边在增收，可还是感到没钱花。就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做了很多不该由政府做的事情，正如朱总理在去年三月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说的，现在我们很多领导同志，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是什么不清楚，做了很多不应该由政府做的事情。这叫政府的角色错位。
政府的角色错位我想不仅是指地方政府，也包括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做了多少项目，这些是不是一定该由政府做？如基础设施投资，有些基础设施民间资本可以投资的，中央政府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把中央政府当作一个主体，有多少钱够花？永远不够花。所以，应该从中央政府开始转换政府的角色。
政府是干什么的？说白了是个保姆，亚当·斯密讲是看夜人，凯恩斯讲是街道办事处的一个老太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主要职能是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弥补市场缺陷、扶贫等。但在我国，一个地方政府它对扶贫有多大积极性，社会保障体制是该政府做的事，政府又有多大积极性。将来，我们考察地方官员、考察一届政府的政绩，不要去看他的产值，也不要看他的利润，这不是他的事。考察什么？第一是国家安全，即社会稳定不稳定，有没有黑社会，假冒伪劣商品多不多；第二是公共产品齐备不齐备；第三是扶贫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不完善。要把这些作为硬指标，其他的都不要去看。
再进一步往下讨论就是市场经济究竟以什么为基础？最近我参加十六大调研，所到之处大家都议论纷纷，市场经济的基础究竟是什么？过去的提法是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经济为主体，如果这两个提法我们十六大不变，应该加句话，民有经济为基础。没有民有经济不可能有市场经济。这不需要很多的论证。
钟朋荣（视野咨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我想讲—讲财政税收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通过中央财政，搞了一些项目，虽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给国家、社会带来的负效益、带来的损失有多大，却没人去算这个账。我们每年增加2，000亿的税收，以多少企业的死亡为代价，以多少人积极性的死亡为代价，以多少豆腐渣工程为代价，这个账谁算过？
每年年终，各个地方的县委书记、县长纷纷跑到北京，干什么？还不是要钱？他们拿到1个亿，可花的钱财却大大超过了1个亿。如果是这样促进消费还不如把钱往海里面扔更好一些。宁夏有一条公路，车速可以达到100公里，可旁边还要修一条高速公路，经常是—个小时跑一辆车，我们可以分析，十年后，这条公路完全会废掉。这几年，我一直呼吁减税，应该把中国办成一个低税国家，把所得税降到15％以下，把增值税降到10％以下。
我们学术界要检讨积极财政政策的负效应，它搞死了多少企业，打击了多少人的积极性。我们不谈概念，只讲客观实际，中国目前状况很清楚，一个是增加国债，一个是增加税收，一句话，增加政府口袋里的钱。
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形势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好，我们适当讲一讲，讲得太多了没好处，为什么呢？忘乎所以，体制不是那么好。在我们老家，每个地方税务所贷款两三百万。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你搞了10年20年弄了个税务所长，如完不成任务就要被免职，因此千方百计去完成任务，有的跟私人贷，有的跟银行贷，造假成风。就是这样，底下很多的老师半年一年仍开不出工资。现在鸡蛋很便宜，肉很多，但并不是多到吃不了，农村没几个人吃得起肉，这是现实。
樊纲（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认为，今、明两年经济增长能不能保持7％，不是咱们的问题，更不是中国的主要问题，真正的问题是长期的体制问题。体制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从长远来讲，中国将来会导致社会动乱的是4亿农民的问题，而且是那些剩余在农村、以农业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劳动力。三农问题，地方政府问题，地区差距问题，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问题以及社会紧张关系问题等，说白了最后都是一个高收入的城市阶层和低收入的没有就业的广大的农民阶层的问题。
现在很多的政策都要和这个问题结合起来，包括中国要不要增长，要不要宏观政策调控等，这是长远问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是一个短期问题，说句实在话，政府拿点财政就顶过去了，这一代人过了半代了，再有七八年国有企业职工就下来了，把他养起来就行，这大不到哪儿去。真正的长远问题是贫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所以思考现在的改革问题，包括思考政治改革，还是思考宏观政策、短期政策也好，这是一个大的出发点，是一个大经济问题。我们应从这个问题上寻求突破。
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所说的国有资产，即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干事。这事我们现在还没想通，还在那儿羞羞答答，还在那儿想着不卖。其实，现在卖有人要就已经不错了，不卖掉它，明年损失也许就更大。国有资产这个问题不想通，我们现在所有的累赘，包括银行体系的坏胀，包括各级政府的一些恶劣行径等，都跟这块有关系。
贾康（财政部研究所所长）：
这几年，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我们宏观税负下降的空间不太大。因为我们征税占GDP的比重在1997年的时候，大概是在10％高一点，这几年是10％左右，这在发展中国家处于最低之列。
问题主要是在征税之外，政府利用权力以三乱、四乱形式征收得太多。如果真正对症下药解决中国现阶段企业、农民负债过重的问题，要把重点放在税外。
税务本身这几年没有把减税作为重点。1999年后，有过几次减税，我称作局部减税，实际上就是某些方面的减税。比如说投资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房地产业方面的契税、营业税降低了，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等。虽然动作不是很大，但是确实也有减税的安排。再往后，在减税方面可做的，就是所谓增值税转型了，增值税如果真的转型出来，则是在流转税方面一个比较全面的、普遍的减税动作。但是中央的基调是，2002年要稳定和完善税制。实际上这个稳定的意思就是不想动。当然，也有一些稍大的事情，就是在今年企业所得税征收方面改变原来的体制规定，不再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组织收付。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是1994年改革税收之后一直没有解决的旧体制尾巴。这个尾巴没有割掉，就阻碍着跨地区企业间的兼并重组。
现在这个调过来以后，基本格局是不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条块分割来组织税收，因此，顺理成章地要求不再按照隶属关系、条块分割来考虑企业的行政级别和人事任命。如果从政治体制改革看就是该做的事情做了，这是实际步骤。
企业所得税是最后算得上大一点的税种，也是按照比较规范的共享方案往分税制的方向过渡了。但为什么还不减税呢？如果减少企业所得税，大概一半的企业都没有什么好处。现在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亏损的，或者是收支刚平衡，减税对它没什么实际的影响，要真的减税就是减流转税，可以起到一个自动稳定或者自觉稳定的调节作用。
税收方面，我有一个说法，越是靠近基层，征税越是不讲理。这个情况严重，特别是在整个税收盘子里不占多大比重的一些税种。在农村，最典型的就是农民特产税。我有一个研究生，下放去陕西渭南，他讲当地政府是怎么征收农民特产税的呢？开春不久，这些干部就跑到农户家一户一户去核实他们有多少果园，一亩果园可以种多少棵果树，一棵果树结多少斤果子，一个果子可以卖多少钱。这些，干部都一一排好算出一个数来，作为农民上交特产税的一个基本的依据。然后叫农民准备钱，过几天干部来收钱，此时，农户一般都拿不出钱来，这时候果子还没挂上，还没卖出去呢。如果在其他地方，极端不讲理的情况就是逼着农民卖东西、搬家具、搬电视机。但在渭南那儿没有，征收人员不会逼着农户去喝敌敌畏，而是转身就走。过几天，他们再来，交给农民一个条，说特产税已经从农村互助基金会贷款给交上了，明年拿这个条还本付息去。在这里，整个征税依据没有一样是和实际对过的，果树到底结没结果子，果子是不是按照他们说的价格卖出去了，他们根本不管。农民不仅明年要还本，还凭白增加了利息负担。谁能承受这种强制性的征收？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背景又是什么？问题就在于这个税收制度是一票否决的硬指标，各级领导首先考察的是你的税收任务完成了没有。税收任务是个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依据是什么？就是一个很粗线条的预测，大概是一个增长率，即税收应该增长到什么程度，如此就成了一个指令性计划。实际上税收由基本的三大要素组成：一个是经济增长，一个是覆盖区域内和税率有关的变化情况，一个是税制本身的调整。别的都不说，只说一个GDP，全国都测不准，在这个基础上，你把这个很粗线条的东西作为一个指令性计划层层往下灌，到了基层就必然变样，这个事情做下来是逼着干部弄虚作假。因此，我基本的一个结论就是，税收任务应该如实地像GDP一样，把它放到一个指导性指标里去，当年初预算和年终决算出现了一个入不敷出的缺口时，市场经济的经验就是政府靠发行短期国债来调节。
杨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认为，今年经济增长恐怕还是有问题。如，对上市公司进行治理整顿是必要的，但不能让股市走形，否则内需就成问题。因为它涉及的是6，000万人钱财的问题，要是把他们套住了，他们哪有钱买房、买车？这是眼前急需解决的事情。
不过，我现在担心的是比较长远的问题，除了人口就业，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统计指标没有扣掉灾害和环境的损失，这是最大的问题。我算过，虽然工业有虚报，但是服务业是估计不足，实际上每年百分之七八的高增长确实是有的。问题是在人均资源特别短缺的水平下，没有扣掉灾害和环保损失，这个在国外，最少的要算掉2个百分点，最高的要算掉24个百分点，如果我们增长8％，实际就是负16％。这个问题比较大，涉及我们国家的一个方向。如果这么下去，资源、环保上很快要出大问题。资源和环境问题已经不是几十年以后再考虑的问题了，比如两三年后，中国北方水循环就可能出特别大的问题。所以，我建议研究这个问题。像这样的问题，和经济学还没有直接关系，属于现代自然科学。现在黄河没水，淮河没水，陕西和山西两省都在抢黄河的水，而河南则有一亿人得和北京人抢冬天旱季的调水。现在我就怀疑水从湖北丹江口能不能调到北京。再有一个，是石油问题。我参加过计委的一个会，他们说能源没问题，实施多元化发展就解决了。但是这是否考虑了成本，如果成本高的话，也就没有那个增长率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确实很大，特别是农民进城潜力很大，但是两个问题，一个水、一个石油，解决不了，就上不去。水的问题就是以水利为中心的环境问题，石油问题就是以石油为中心的国际战略问题，要是水和石油出丁问题，经济怎么发展？现在，农民进城是最大的潜力，但是农民进城要用多少水呀！我的观点就是这样，过几年，产业要真出了问题，肯定涉及到石油和水。
再谈谈WTO，我说过中国要不要搞以国防为中心的战略产业，这实际上涉及发展权的问题。我们原来是自然经济，国防是保卫领土，现在是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控制海外能源。加入WTO以后，外资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还要不要保护战略产业。我提出这样几个比较大的问题，这恐怕在五到十年内会显得特别敏感和重要。
对战略产业要有自己的设计，设计完之后在全球配件生产，这是产业在战略上的发展方向。市场的争夺关键是在标准制定上进行争夺，即这个品牌是谁的，标准是谁的。而我们能不能设计出来，不是经济的问题，是一个实力的问题。
宋宁（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司司长、博士）：
支持中国长远发展，关键就是农民。怎么解决农民问题？把农民转移出来，就是要在城市里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这个就业机会从哪儿来？第一是城市化，要大力发展城市，只有足够的城市规模，第三产业才有长足的发展。第二是中国将来的出路在于建立世界大工厂。我们有这么多的劳动力需要就业，靠自己是消化不了的。产业作为一个市场，需求一定是全世界的，而出口的问题不仅仅是需求的问题，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我们的管理、技术、营销水平才能提高，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而为我们的产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打下坚实基础。
影响中国竞争力的，从中期看，是核心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也就是技术能力问题；从长期看，是环境和资源的问题。30年以后，没有水，没有林，没有石油，什么都没有，我们靠什么发展经济？我们得说长远一点，我们这一代人发展经济到底为什么？是为这一代人盖上楼，有钱花，还是为下一代人或几代人有更好的生活？中国能更持续地发展吗？如果考虑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得算账，7％的GDP消耗了多少社会财富，包括资源，诸如开采了多少煤，消耗了多少水，砍了多少林子。我们几十年的发展消耗了几千年积累的资源，这种代价很大。因此，我们确实需要以发展的思路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反映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上。你可以设计，如果设计不出来，你可以买，不过价格畸高，如果你能造出来，价格就很低，像计算机就是这样，你一旦弄出来了，他马上就降价，要不然就是个天价。造飞机，我们可以造，但是发动机咱们搞不出来，那是真正高科技的，咱们不讲能不能设计，你造不出来，你就得买，人家愿意卖给你就买。由此看出，我们在产业核心技术的掌握方面离发达国家尚有巨大差距。
温铁军（《改革》杂志社总编）：
我觉得最近讨论的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就是从1995年开始，中国已经到了过剩阶段，即资本过剩、劳动力过剩、设备过剩。三种过剩必然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当它出现过剩的时候，它是走不出去的。“十五”计划提出了“走出去”这个战略，但是客观上我们走不出去。当我们面临着严重的过剩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走出去，能不能按照发达国家走出去的这样一种经验来重复，我觉得这个恐怕重复不了。现在很多讨论的理论逻辑是成立的，但是实际上走不通。
至少对我们来说，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模式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包括刚才杨帆讲的把资源、环境的成本计算进去等。比如说石油去年的进口是7000万吨，而国内总的生产能力不过1.6亿吨左右，再增加也不太可能，因为事实上没有新的增加的来源。长期看，到2005年总的石油消费中，大概进口会达到70％左右。所以说3年～5年内的发展值得我们重视，走出去恐怕困难。世界格局在二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基本上已经定了，很难真正靠外部资源来维持中国国内的增长。刚才宋宁说的，中国只能是一个最终产品制造大国，这一观点在1999年年末就提出来了。目前这种粗放增长是走不下去的，一是国内资源不足以维持，二是国际市场也不足以维持。这从“六五”以后就应该看到了，但“六五”、“七五”、“八五”，一直到“九五”，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其实并没有根本提高，资源节约性增长并没有实现。
这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好，搞政策研究的人也好，在无可奈何之际，大家都比较倾向于认为，只能求助于财政发债。
发债，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如果不增加国债投资，就解决不了就业，解决不了就业必出内乱。但是能不能靠国债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来解决就业问题呢？目前来看有相当大的难度，去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农村的劳动力人口是5个亿，农业就业人口是3.4亿（实际上只需要1亿，过剩2.4亿）。而且，由于农业是负效益产业，农民不会把最好的劳动力投到农业上，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这些半劳力。
我连续做过三个课题，都是关于城市化的课题。这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农村做这些事情，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悖论：
第一，城市化加速时期，表现为更多的是紧缺资源被占用，而相对来讲，带动人口转移的比重却在下降。80年代的时候，平均每一份土地能带动1.2个非农转移。到90年代城市化加速以后，每一份土地被占用，只带动0.8个非农转移。显然，这种发展是解决不了非农就业问题的。
最近的讨论，大家都在说要增加非农就业，甚至有人质疑“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这个政策是不是有问题。虽然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重视农民劳动力转移，但是当人们重视城镇化的时候，并没有看到现行体制的束缚。目前看，并不是光明一片，而是困难重重。说来说去，从三农过剩到农村微观，很多东西似是而非，我们得改变思路、重新考虑。比如，当乡镇企业提高竞争力形成规模经济时，必然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从而减少劳动力投入。企业原来属于社区的时候，占用了社区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本身是免费占用的，企业不要支付社会养老保险，等于把支付社会养老保险的那块转移成企业资产了。企业实际上占用的是土地的转移收益和劳动力的转移收益，并且不承担风险，一旦出现企业不景气的时候，劳动力回家种地生活，没有下岗分流的问题，没有政府负担的问题。而一旦我们全部采用现代企业制度，比如说对土地加强管理，任何乡镇企业的占地全部转为国有，并且还要全额支付非农就业人口的社会保障的时候，整个成本就上去了，企业不景气时就难以维持下去。这个时候，可以通过私有化改制来解决问题，但是不管怎样它都是排斥劳动力的。现在，如果我们按照80年代的这个目标，建立这样一个目标模式，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发展国家的一个领域，我们必然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矛盾。中国是一个人口绝对过剩、劳动力绝对过剩，而资源、环境又被严重破坏的国家。这些矛盾怎么解决？所以我们现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越是深入，越不可能解决问题，只可能用某些政策来相对缓解这些问题，我们甚至已经没有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政策，而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了。
比较成功的经验是允许农民集体土地作股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长期收益，那么农民有股权能够得到一种收益返还，以保证他的基本生存。
当我们讲金融市场化的时候，道理非常漂亮。但是没有人去分析，正规的商业化金融根本不可能适应高度分散的兼业化经营的小农信用需求。因此，农村金融让位给了民间信用或者高利贷，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有些在我们看来是符合经济理性的东西，在面对9亿农民的时候，值得重新讨论。
现在我们每年的乡镇公共负债是一个庞大的数字。1，2000万县以下的财政供养人口，平均一年按10，000元钱一个人算，就是1，200亿，这还只能维持其基本生存。这1，200亿从哪里来？现在农业包括三提五统加在一起才不过700亿～800亿，剩下的400亿～500亿当然是摊派，这还只是合理的1万元钱的算法。如果又用手机，又要开汽车，还得吃喝等等都算上的话，显然不是1，200亿能打住的。我们连续几年的三万亩农户调查的样本，已经说得很清楚，种植业是负效益。有人算过账，1995年的种植业，亩均收益还有346元钱，到1999年就剩下161元钱。现在的平均税费为140元～150元的话，实际上只剩10元钱左右，而这10元钱还没有算农民的活劳动投入。在这种情况下讲农业产业化，讲结构调整等等，其实都不可能奏效。因此，现在按照我们所设定的这个制度安排，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的制度创新只能是依托于基层，从基层的实际情况开始去认识问题。这是我第一点要讲清楚的。
第二，这些年经济政策不少，但是真正改革的政策很少。比如银行商业化改革，农村税费改革，粮食规划体制改革等等都叫改革，但是那是真的改革吗？改革是要根据国情，根据基本矛盾找出办法，才可能是改革。我们讲在农村建立法制，而农村只有15.9％的GDP，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现代管理制度，那法制从哪儿来？如果连捆一个犯法的农民的绳子都要被捆的人掏钱，农民能维持得起吗？客观上是维持不起的。
那么我们不要这个现代制度吗？当然得要。怎么个要法？这就包括一系列的改革设计。比如说我们去四川的布云乡观摩乡级直选。之所以搞乡级直选就是因为在地方已无法维持一个庞大的高成本的政府，必须用一套可能相对比较低成本的办法来维持。把村直选推广到乡直选，以乡直选来减少这个制度成本，我觉得这种经验是可取的。尽管它可能和现在的一些法律、一些制度不相符合。
还有，税制这一块，我们做的实验是，如果安排农村干部到基层去按现在的税制依律征税，我们发现，征了4万元钱的税，花了3.9万元钱。这意味着面对234，000，000高度分散兼业化的小农户，我们根本没法测算他们的税基是什么。能不能免税呢？客观上又不能免，一旦免税，这么庞大的1，200万人的开支从哪来？下到农村基层就会明白，地方政府根本不按照税额去核定大家应该收多少，而是根据县里下达到乡，乡下达到村，村下达到户的指标，一揽子包下去。实际上，很多税都是按人头摊派的。比如说农民不种地休耕了，照样按每亩地一百四五十元钱征税，现在农民连休耕的权利都没有。所有这些事情荒谬得很。以一个15.9％的农业产值（今年还会下降）维持64.1％的农村人口的公共需求，这怎么可能支撑得住？在这种基础上又怎么进行税费改革？
原来我们设想的是把乡改成乡公所，村一级为土地所有权主体，把全国78万个村作为纳税主体，而不应该让全国9亿农民作为纳税主体，也就是不应该征人头税、土地税，把应征的税核定到78万个村，这样就降低了交易费用，很多事情就可以解决了。村既然是自治的，一个自治体直接对县就完了，乡改成乡公所，通过乡直选，乡公所的主要负责人由大家直选出来，这样乡公所就变为小政府，同时如果能够打破垄断，发展合作，则必将带动农业向前发展。除了新大陆国家不搞合作之外，欧洲、东亚的日本、韩国基本上都是以合作的方式来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我们恰恰不强调这些，这些国家是在能够产生利润的非农领域中广泛合作，政府给予免税待遇，而我们真正改革的事情一点不提，只说调结构，调结构哪是现在提的嘛？1984年粮食第一次难卖的时候，1985年农民自发调整减少了六七万亩的粮田面积，减了640万斤产量，然后上了一大批非农产业，乡镇企业就起来了，国民经济开始进入黄金增长。到了1991年，讲两高一优，十几种主要产品全部是消费需求小于1％的，根本无法调成，反倒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4，600万农民进城，才拉动农产品消费需求。由此看来，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本不可能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所能够解决的。
现在我们开始讲战略结构调整，如加快城市化。城市化不错，我们都主张城市化，但片面强调城市化就必然犯错误。我们看到，加强西部开发的钱大量地投到了城市，贵阳、乌鲁木齐、兰州、西安，哪个大城市不是一样的繁荣，但这带动农民消费了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可能依托一届政府两后政府来解决，这已经是积重难返。今天的问题是农民已经丧失了做奴隶的权利，农民做得成奴隶的时候，他是顺民，他连奴隶都做不成了，他就是暴民。而这个暴民一旦闹起事来，他是无序的，是一种爆裂的，根本没有理性可言。有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农民会革命。我说不对，造反未必是革命，我和吴敬琏老师讨论时，吴敬琏老师说，历朝历代，农民造反改朝换代这种事情，都是能够成功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进步。
农民问题不是农民真苦了，是农民做不做得成奴隶。我们根本不寄希望于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给农民国民待遇，这一点我们喊了很多年。但内心深处，我对此非常悲观，做了这么多年农民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给农民以作奴隶的权利，这是真话，只要他还是农民。
第一，我们得强调以就业为第一国策，所有的项目，无论它招标多么好，多么有效率，都要把能否扩大就业作为一个重要标准放进去。比如说现在西部大开发的项目，因为是国债投资，就不要对外招标，只能对内，以扩大就业为目标，以以工代赈为主要手段，有些中国人的办法还得采纳，如以工售地，尽管它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像西线调水，只要你以工带地，就是说你来一个工，给你三份以工代赈，你可以带三口人来，然后你干三年给你一块地，你就稳在这儿了，不要钱，也不是租，给你。用这种方式可能还能调节点人口和资源的不平衡关系，还能维持一点可持续增长。
第二，抓紧建立中央农村工委，同时成立全国农会，给农民一个说话的地方。朱陵就农民受假种于坑害一事给某部门写了个材料，结果被打回来了，像朱陵这样的经济学所的所长替农民说句话都没地方说，更何况一个农民。所以我说抓紧建立中央农村工委是实现三个代表的重要表现之一。
第三，以打破垄断为前提，发展农村合作，让农民在那些仍然能够有利润的涉农领域实现规模经营，政府给予免税的优惠政策。政府投入到这些组织中间去，在该组织中占有股份但不拿收益，同时制定一个制度，农村合作组织50％以上收益要返还农村社区，维持农村社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第四，允许把村级自治扩大到乡级自治，减少农村的治理成本，不要再试图对9亿农民按人头征税，应改成按村征税。镇、乡、村各级自治，平等交易，谁也别剥夺谁，否则非得官逼民反不可。一旦是劣绅驱逐良绅，接着就是良民变成刁民，这个事就不可治了，再怎么解决也难了，因为你有再好的政策，他根本就不信。所以，只有用这种方式，改变基层的治理制度、管理制度，相对来讲才可能解决问题。
第五，土地制度维持1998年的基本制度不变，国家每年垄断征占土地的1，000亿左右地租应转为无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这是维持社会安定的基本手段。无地农民是最容易走极端的，无论是邓子恢还是毛泽东，都作过流民调查，流民就是流氓无产者，流氓无产者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这一点是历朝历代都证明了的，必须给这一部分人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保障。在农村，惟一能动的动存量就是土地。把土地资本化变成农民的股权，那么农村整体的存量资本会大幅度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目前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税重的局面。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最近几年我的感觉是90年代之后的中国社会和80年代是越来越不同。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来看，在80年代的时候，经济指标增长有一种规律，即社会状况一般的时候经济增长就会自然上升。但是到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几年经济学一直在讨论7％和8％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劳动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而且在恶化；第二，社会两极分化的状况趋于恶化，底层社会越来越差；第三，社会治安以及其他的种种社会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也是越来越恶化。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到了90年代之后，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关系越来越不那么紧密了，至少和社会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的关系不像原来那样紧密了。比如说经济增长和价格的关系，经济增长对于失业的或者对于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来说本来就很小，甚至是没有，如果这种经济增长同时伴随着物价上升的话，对他们来讲可能是负面的。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这种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觉得这当中原因可能很多，我只能顺着大家讨论的一些经济问题谈一个猜测性的因素，我把它叫做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问题。最近几年关于内需的讨论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在讨论当中很少能看到这样的话题。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提到一个学者的研究，他在研究苏联的改革究竟是怎么发生时用了一个概念，叫做转型危机。他的独特之处就是认为这个转型是非常困难、非常痛苦的。他认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社会就面临转型的问题，但是迟迟转不过来，于是造成了经济的大萧条。在这里我想把他的概念稍微转变一下，就是把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换成日常生活必需品时代和生活耐用消费品时代，就是说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西方社会面临着从日常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现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恰恰也是在这里，包括我们今天讨论到的很多问题，都和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背景有关。
当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的阶段转到耐用消费品阶段的时候，一种荒唐的结局就有可能会形成，原来在生活必需品阶段的时候，人们要吃粮、吃菜，社会就生产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个时候，经济的萧条性就不太容易形成。
现在我们面临另外一个问题，这和我们现在进入一个耐用消费品的阶段有直接的关系。第一个是内需的问题，内需究竟不足在什么地方？究竟对什么东西需求不足？应当说现在和80年代是有很大差别的。内需不足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社会当中还有50％的人进入不了耐用消费品阶段，如果我们把价格比较高的耐用消费品和价格比较高的劳务算在一块的话，中国现在能够提供第二、第三产业产品的人差不多只有4亿，2亿城镇人，1亿农民，1亿乡镇企业的工人。如果从消费耐用消费品角度来说，是3亿城镇人，1亿农民。第二个是当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从日用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时候，这样一个转型就被拉断了，而“入世”之后，社会被拉断的状况可能将会显得更为严重。第三个是我们平常所遇到的其他一些问题也和这样的背景有关。比如说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我们平时从结构的角度，从制度的角度考虑得比较多。但是，从社会发展的不同方面特别是顺利转移的角度讨论得比较少，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发生的问题，如何面对和解决，对一个社会来说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围绕进入耐用消费品的时代，我们需要一套独特的方法和制度。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我想就宏观问题谈一点想法，我们讨论宏观问题时，其中—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风险问题。如何解决？关键是资本化和市场化。
先谈资本化问题。比如说我们讲农村，往往是讲宏观经济当中的二元结构问题，实际上说到底，最关键的是农村缺少资本，我说的资本不是一般的资金。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没有资本化，要素没有资本化之后，根本不能用现代制度把它组织起来和所谓的市场经济去对接。刚才温铁军谈了农村土地权利的资本化问题，可以是股份制、租赁制或其他方式，如基金形式、土地银行等等。现在农村经济和宏观经济之间存在着不对称和失衡，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解决。
去年我作过一个关于城镇的模型。我们讲东方经济增长的模式是靠产业结构升级和投入低廉的生产要素来完成的。由于主要靠大量的生产要素投入，而结构升级实际上只是寻找新的投资领域，生产要素效率并不提升，因此它支持不了很久，所以可持续发展就提了出来。
我国现在比东方模型能快一点、长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的要素效率在提高，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效率都在提升，用1988年和1998年的效率检验分析，确实在提升，而且资本提升的效率高于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进入市场化改革后，越来越多的资源纳入了市场，这本身就意味着效率的提升。
随着资本效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要比东方模式的时间长一点、快一点，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就是靠资本要素效率提升带动经济增长的代价是两极分化。道理很简单，资本要素效率贡献大，报酬越高，我那个模型算出来，资本效率提升的速度是劳动效率提升速度的900倍。改革以来，如果按照资本要素效率第一的观点，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增长，要比完全凭劳动效率获得收入的人快900倍。如果是这样，我们在开辟新的投资领域，提升资本要素效率，增加劳动生产效率时，拉动经济增长再长期化的代价就是两极分化。
怎么解决？有些人主张实施财政转移政策，我觉得这不是问题之所在。如果通过大量转移资本所有者的钱补给穷人，那么这个社会的效率可能会受到根本伤害。因此，最关键的是泛资本化，这就是让资本所有者的效率多元化，并通过法律规定加以制度化。泛资本化搞不搞得好，是中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焦点所在，这就是现在我为什么说资本化在中国特别特别重要。
泛资本化，我想这个形式可以很多，比如农村土地的资本化、城镇居民个人产权的资本化，这都是资本化的表现。方式很多，具体做法也很多，比如现在中小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一定要朝着资本化的方向走。总体上我有一个看法，一个社会如果把20％的有钱人伤害了，这个社会的增长效率想都不要去想。我讲泛资本化，就是不能凭着行政特权划分资产，如果是市场化的，要比行政化、特权化进步得多，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恰恰在这里。尽管我们现在是打着反对市场流失的旗号，但是实际上特权化的资产划分更可怕、更反动。不管用什么具体的办法实施资本化，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如果没有建立在资本化的市场上，就不可能实现。
再来谈谈市场化。改革目标就是朝着市场这个方向发展。在这里我想谈一下和资本化相联系的资本市场，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一个社会，资本市场化的程度和它的货币政策及其所产生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程度的关系是可以检验出来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度和自由程度越大，同样的货币政策所引发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作用就越弱。
在我国，目前来讲，刺激内需主要是靠财政。我有一个担心，财政赤字将来可能给通货膨胀造成巨大的压力，这是另一种风险的表现形式。目前来看，我测算了一下，我们完全可以加大一些通货膨胀政策的力度，条件是大力推进资本市场化。资本市场化程度越大，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通货膨胀政策可以采取的力度就越大。
我算过，国际上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周期大概是6个月～18个月，这是指政策制定出来后对通货膨胀或者是通货紧缩起作用的时间。在美国、欧洲，一般是6个月～18个月，我国是7个月～24个月。由于时间长，这就使得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作用的时候，不可预期性更强。
中国现在宏观经济增长的风险，一个就是要素效率增长的时候，出现的两极分化；另外一个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过大，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两点归结起来，处理的办法可以很多。但是，我个人认为关键是资本化和资本的市场化。当然，这两个条件要有重要的制度保障。
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这个意见是一致的，没有分歧。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做才具有中国特色？这时分歧就产生了。其实要我说，这都是胡扯，我记得前不久开了几次会，一个个都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不能偏离了这个道路，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只字未谈。我当时就讲，搞了半天，什么是社会主义都不清楚，拿一个没有搞清楚的东西来救中国，那中国没救了。我说是不是应该倒过来讲，只有救中国才是社会主义。我说的泛资本化也好或者是资本化也好，很容易产生这种基本制度层面的考虑，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要有个变化，就是要考虑只要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魏杰（清华大学教授）：
我想未来五六年间，中国有三个特征：
第一，中国未来的发展过程不可能美好，这是肯定的。中国经济的基础是从计划经济转过来的，发展中的各种制度安排肯定有差别，发展当中不可能各个方面都美好，而且发展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否则，中国也早进入发达国家了。
第二，中国未来几年将是社会体制变更的积累时期，也就是我们现在不可能搞一揽子的强制改革，只能是能改哪儿改哪儿，因为未来几年不可能具备太深入层次的改革基础，而再过几年就可能了。最近我们给北京一个很大的企业搞了一个改制的方案，方案当中涉及到党委部门，就是组织部不任命总经理，结果书记马上就告状，上面发话说算了吧，暂时别带这个头了，混着走吧。因此，我们在全力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只能顺应它的发展，这是一个大的积累过程。我估计在座的所有经济学家也好，都要考虑是适应这个社会，还是要改变这个社会，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第三，弱势阶层需要关爱。中国的弱势阶层实际上在不断地增长，这个弱势阶层需要很多的关爱，因为弱势阶层会涉及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这三个问题如果能够真正判断清楚的话，应该能够推动整个社会不断前进。我想任何人都会在未来的几年经历这样的考验，是要适应这个社会还是要改造这个社会，那已经不是我们个人力所能及的了。我想我们应该朝前看，每个人都要舍弃自我。那么这个特征会越来越明显，这个明显的特征当然会引发各界人士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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