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教体制改革的新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改革论文,中国论文,高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是高教体制改革。在知识经济已见端倪之际，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要在公立高等教育领域内开展以“共建、调整、合作、合并”为指导的办学与管理体制改革，而且要在民办教育领域内拓展新的天地。本文试从公办、民办双管齐下的角度，对深化我国高教体制改革进行新的探索。
一 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中国应当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随着21世纪的即将来临，人类正步入一个以智力、知识资源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教育必须处在社会的核心地位，而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必然越来越密切。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和各国经济、科技竞争的关键都在于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各国为了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发展知识经济，也都非常重视与培养科技人才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将其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上，由此极大地提高了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可以说，任何国家要想在知识经济时代把握机遇、大有作为，关键就在于大力发展对国家兴盛与综合国力提高至关重要的高等教育。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我国应当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这里首先有必要搞清楚“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和“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这三个提法的来源与区别。
美国著名学者马丁·特罗（M.Trow）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国的高等教育能容纳的适龄人口在15%以内的为精英化高等教育（Elite Higher Education）阶段，能容纳适龄人口在15%—50%之间的为大众化高等教育（Mass Higher Education）阶段， 能容纳适龄人口在50%以上的为普及化高等教育（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阶段。根据这种划分标准，中国的高等教育当前仍处在精英化阶段（通常也称为尖子教育阶段），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需求，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的高等教育很薄弱。高等教育毛入学率80年代初仅1 %左右，1990年超过2%，远低于世界平均13%的水平，加上人口基数大，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还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注：谈松华《变革与创新，走向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第3期， 17页。）。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差距很大。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1993》所载，1990年美国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为72.2%，加拿大为71.2%，联邦德国为38.1%。当前，日本已接近50%，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达到或正在迈向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指标。我国的高等教育虽然近年来有很大发展，但当前的大学毛入学率也只有7.07%，把成人教育加上，也只达到9.07%。
参见下列若干发达国家和亚洲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文化构成简表，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我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差距。
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居民文化构成简表（%）
国别大学中学小学文盲和文化程度不明者
美 国32.264.43.3
以色列23.136.630.69.7
日本 21.244.534.30.0
加拿大19.359.519.91.2
韩 国13.453.921.711.0
菲律宾15.218.954.111.7
新加坡 4.731.364.0
泰 国 2.9 6.869.720.5
印 度 2.513.711.372.5
缅 甸 2.014.527.755.8
巴基斯坦
1.910.5 8.778.9
孟加拉 1.311.616.770.4
越 南 1.227.742.828.4
斯里兰卡
1.134.148.915.9
中 国 1.39
31.337.130.2
资料来源：何祚庥《“适度发展”高等教育，还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真理的追求》1997年4期，18页。所列数字取自1996 年《国际统计年鉴》。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员比例，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且明显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差距最大的表现在高等教育方面，也就是说，中国高等教育是最薄弱的环节。我们并不是要与发达国家攀比高等教育普及率，然而面对每年100多万高考学生不能升入大学的事实， 我们应当呼吁为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创造更多的机会。
当前有一种看法是高等教育不应大力发展。其依据是人才过剩、大学生分配难，等等。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大学生分配难的因素很多。一是大学毕业生在择业上还存在只选择国有企事业或“三资企业”，而急需大学毕业生的乡镇企业却很少有人问津。二是一些高学历的待业青年，大多停留在大中城市，而不愿到农村、边疆等急需人才的地区去。三是不少地方并不是缺人才，而是高层次的人才进不来、下不去、用不上，有的单位“人满为患”，被素质不理想的人员占满了编制，而没有进人指标，等等。
事实上，高等教育的滞后，已经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不仅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不相适应，而且与社会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不相适应，这种矛盾越来越突出。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独生子女不断增多，很多家庭对子女的期望值很高，尤其是对独生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有强烈的愿望。许多家庭都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哪怕砸锅卖铁也要送自己的子女上大学。据调查，现在在各级银行里的私人存款已高达4万亿人民币，约占GDP的60%。虽然国家一再调整利率，但这一存款数额，仍呈现有增无减的趋势。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愿意将这一笔巨大的资金存在银行里？因为这是准备不时之需。其中，首先是子女教育费，其次是老人赡养费，又次，才是购买几大件和住房。一些调查材料表明，“300位储户中有26.7%是为子女教育费”， 或者是“55%的人是为了不时之需，亦即子女教育、老人赡养、大宗消费”等需求（注：《光明日报》1996年11月22日。）。我国近期每年有普通高中毕业生200多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想上大学， 每年还有职业高中毕业生100多万人，其中部分学生也想上对口的高等职业院校。但是， 我国每年都有100多万名高考学生没有升入大学的机会， 这就导致了我们每年呈现着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由于高等教育规模有限，无法满足广大适龄青年的升学需求，矛盾非常突出。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要扩大规模，增加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为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我们应当努力使高等教育由精英化阶段迈向大众化阶段。
根据权威部门预测，到2000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各个领域共需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高级人才5000万名左右，届时我国尚存2000万的人才缺口（注：文军《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多样性的思考》，《教育与现代化》1997年第2期，58页。）。因此， 正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指出的：“九十年代，高等教育要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积极探索新路子，使规模有较大发展，结构更加合理，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二 公办、民办双管齐下，深化高教体制改革
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力发展，首先必须建立在高教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正如李岚清所指出的：“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的办学和管理体制是适应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已经不适应发展了的形势的需要。”（注：参见《李岚清谈全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时强调：要加大力度，加快进程》，《人民日报》1998年1月18日。 ）这种体制是一种低效率的体制，在以强调政府的作用为基础的行政约束高等教育运行的制度背景下，高等教育形成了以集中控制和服从模式为其制度的主要特征（注：毛亚庆《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创新乏力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16页。）。 这种状况导致高教制度缺乏创新力和高等学校自身建设的僵化倾向。因此，我国高教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教办学和管理体制。
1998年8月29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总则》的第六条规定：“国家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举办高等学校，并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举办高等学校，参与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由此指明了从公办、民办两个领域同时进行高教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一）在“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指引下进行公立高等教育领域的体制改革
首先在公立教育系统，高教管理体制要实行“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共建，就是将部委与地方条块各自重复办学转变为共同办学，学生主要来源于当地，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主要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共同把高校办好。调整，就是针对高等教育区域设置不合理或系科、层次设置不合理，或办学体系划分不合理等结构性问题，进行领导体制和院系调整，解决重复设置、交叉、分散、封闭的问题。合作，就是要优势互补、校际间教学和科研的合作，多学科合作开展教学科研，尽量避免封闭办学和学科重复建设的问题。合并，就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发挥学科互补优势和规模效益，因地制宜地对某些院校进行合并（注：参见《李岚清谈全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时强调：要加大力度，加快进程》，《人民日报》1998年1月18日。）。
在公立高等教育领域的体制改革中，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各高校，通过对旧的管理体制的突破和创新，形成了高教体制改革的不同类型和形式。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有共建共管、合作办学、企业集团或科研单位参与办学、中央部委属高校转由地方管理、两校或几校合并等五种形式（注：参见《对我国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课题组），《同济教育研究》1997年第3期，19页。）。 根据有关课题组的资料，有如下一些具体事例。
①共建共管。是指教育部与省、市、县市共建大学或大学二级学院。1993年广东省政府率先与国家教委共建了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此后，以共建为主要形式的办学新格局，在一批全国重点大学逐渐形成。国家教委又与福建省、厦门市共建厦门大学。武汉市与国家教委共建华中师范大学。而湖北省的仙桃市准备在华中师大办仙桃学院。江苏省已有近10个县市在与东南大学和其他大学商谈在大学内共建二级学院。这种共建的办学形式，充分调动了省、市、县市的办学积极性，拓宽了办学思路。
②合作办学。是指高校之间在不改变原有领导体制、投资渠道和独立法人地位的前提下，地域相近的高校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例如，上海交大、上海医大、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纺大、华东师大、上海农学院等6所高校，根据自愿结合、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的原则， 组成联合体，建立了联合办学管理委员会。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武汉测绘科技大学5 校采取联合体的模式，合作办学。北京轻工学院和北京商学院也进行合作办学。这种合作办学的形式，可以达到校际间的“优势互补、学科交叉、资源共享、协同发展”。
③企业集团或科研单位参与办学。是指大中型企业、企业集团和科研单位与高校一起，成立董事会，在高校中设立各种奖学金，与高校合作办二级学院或办系、办专业。例如，重庆大学1994年1 月正式成立董事会，攀钢、重钢、中国二重集团等14家国有大型企业和研究院成为第一批董事单位。董事会发起成立的“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已经到位1000多万元。此外，南京理工大学、吉林工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相继成立了有兵器、汽车、铁路等行业和地方政府参与的高校董事会。这种多方参与的办学形式，不仅使人才培养形式多样化，而且使科研项目合作强度也进一步增大。
④中央部属高校转由地方管理。例如，原国家教委直属的广州外语学院转由广东省管理，并与广东外贸学院合并成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对外贸易部所属的上海外贸学院转由上海市管理；原农业部所属的湛江水产学院转由广东省管理；原中国纺织总会所属的苏州丝绸学院由江苏省管理等。这种下放给地方管理的办学形式，使高校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学校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上也作出了更大贡献。
⑤两校或几校合并。例如，四川大学（文理科）与成都科技大学（理工科）合并为新四川大学；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合并，成立南昌大学；河北师范学院、河北教育学院并入河北师范大学；上海城建学院、上海建材学院并入同济大学，等等。依靠这种合并的形式，可以将目前很多的单科类学院发展为综合大学，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效益。
到1998年初，全国已有30个省市、50多个部委程度不同地进行了高教管理体制改革，涉及高校达648所。据悉，各种共建的高校有100所，划转的高校有8所，合作办学的高校有228所，协作办学的高校有217 所，涉及企事业单位近5000家，合并的高校有181所，减少了88 所高校建制（注：参见《李岚清谈全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时强调：要加大力度，加快进程》，《人民日报》1998年1月18日。）。
以上事实与数据表明我国在公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已迈出较大步伐并取得可喜成效。
（二）在民办教育领域中拓展高等教育的新天地
以发展民办教育来弥补教育投入的不足和扩大高教机会，是国家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的明智之举。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间办学的传统，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就得以勃兴，尤以孔子所办私学最为突出。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统六艺者，七十有二”。并且，兴办私学也是一种带普遍性的国际现象。可以说，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就发轫于私立大学。从世界范围来说，它至今与政府举办的公立大学平分秋色（注：Unesco资助课题《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现状研究》，中央教科所课题组，1995年 5月，41页。）。
现阶段在中国大地重新崛起的民办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发生的最大变革之一，它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得以复兴的，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近40年由国家包揽办学的格局，标志着我国教育开始走向多元化的办学道路；它拓宽了教育投资的渠道，弥补了国家教育投入的不足；它在教育领域引进了竞争机制，向公立学校提出了挑战；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对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所显示出的深远意义。
笔者认为在这里有必要再强调一下民办教育对于解决我国教育经费短缺方面所显示出的重要作用。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上所面临的状况正如江泽民所说：“我们的基本国情之一，就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办大教育。”（注：参见朱开轩《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1 月16日。）据最新资料，我国用2%的世界公共教育经费维持世界25 %的受教育人口（注：参见《为有志青年开拓成长之路》，《人民日报》1998年9月7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虽然得到很大发展，但这种“穷国办大教育”的状况迄今尚未根本改变。这是因为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尚不发达，由政府独力承担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负担，必然力不从心，这就导致我国教育投入长期以来严重不足，教育经费缺口很大，从而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90年代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在GNP （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呈逐年下滑趋势，由1989年的3.17%下滑至1997年的2.49%，目前距 2000年达到4%的目标，仍有很大的难度。由于教育投入的不足，造成了教育经费的很大缺口，致使我国现有教育规模还远不能满足人民对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我国每年有近10%的小学毕业生、50%的初中毕业生及75%的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一级的学校学习，也就是说，我国每年约有150万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入初中， 有600 万—700万初中生不能升入高中各类学校学习，大约100万—150 万高中毕业生不能进入大学深造。由此可见，教育投入的不足，教育经费的短缺，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发出了进一步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动员令。尤其在“知识经济已见端倪”之际，教育更是立国之本、强国之道。教育部长陈至立最近撰文引用了世界经合组织1996年度报告中提出的“对知识的投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教育将是知识型经济的核心”（注：陈至立《学习党的十五大精神，深化对教育战略地位的认识》，《教育研究》1998年第7期，6页。），由此不仅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教育投资的重要性。所以，增加教育投入，已成为落实我国科教兴国战略至关重要的一环。由于国家财力有限，要解决当前教育经费短缺的现状，单指望国家包揽办学或投入更多经费来办教育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事实已证明，国家包办教育的单一办学模式不适合我国教育的国情。要普及和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就必须调动全社会的办学积极性，吸纳社会教育资源，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据统计，截止1996年底，全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机构）共拥有资产约1463亿元人民币。这样既可缓解国家负担，又可满足多层次的教育消费需求，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情。
根据当前国情，在不断加大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的同时，我们必须重视发展民办高等教育，要在民办教育领域中拓展高等教育的新天地。况且，重视私立教育，公私立并举，也是世界各国发展教育事业的一条规律性经验，很值得借鉴。
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院校，仅靠国家财政拨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国家不可能实际上也做不到把办学经费全部包揽下来。许多国家政府采取支持和资助政策，促进私立教育的发展，以便在不加重国家财政负担的前提下增加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特别是在近10年内，世界范围内私立高等学校的学生人数呈增长趋势，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多样化这一国际趋势的一个重要侧面。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私立高校的在校生占整个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都达50%以上。例如，菲律宾为86 %， 日本为80%，韩国为75%，孟加拉、巴西、哥伦比亚和印尼为60%，比利时、荷兰等国均达50%以上。此外，私立高等教育在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也令人注目。
根据专家预测，高等教育的私立化将是下一世纪的世界趋势。也就是说，21世纪高等教育将进一步向大众化、普及化阶段发展，而各国纷纷以鼓励和促使高教经费的多样化、尤其以把更多经费负担转移到受教育者及其家长身上的方式来增加高教经费投入。当前在西方，将高等教育看作完全是个人的投资的观点已经十分流行，并开始反映在一些国家政府的教育政策中。根据英国著名教育学者斯科特（Peter Scott ）的分析，经过近年来的改革，国家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瑞典、荷兰和法国等国家已不再将高等教育看作是政府的完全职责，而更多地看作是代表纳税人购买由高校所提供的教学、科研和咨询服务（注：Peter Scott (1995),The Meaning of Mass HigherEducation,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 & Open University Press,p.80.）。而对于大学生来说，接受高等教育也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前途进行必要的投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财力有限，又需要发展高等教育，更加需要形成公私立教育的互补。看来这种公私立学校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趋势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会继续发展。事实上，公私立高校并存发展是各国教育发展的趋同模式，也是大多数国家普及和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高等教育私立化的国际性浪潮必将给21世纪各国高等教育事业带来深刻的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必然也会顺应这种世界潮流而向前发展。
此外，国外私立高等学校以其高质量的办学水平和高比例的办学规模，在各国高教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不仅数量多、比例大，而且质量好、档次高。许多世界著名大学，诸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等，都是私立大学。各国私立大学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精英人才，为促进国家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例如哈佛大学人才辈出，闻名遐迩，为世人所仰赞。1997年11月1日， 江泽民在哈佛大学发表的讲演中指出：“哈佛建校360年来，培养出许多杰出听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和企业家，曾出过6位美国总统，3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合众国，这说明了哈佛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注：《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演》，《中国教育报》1997年11月3日。）
近年来，我国民办教育事业已有很大发展。据原国家教委有关部门统计，截止1997年底，全国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机构约5万多所， 在校学生约1066万人，招生约991万人，毕（结）业约878万人，在校教职工约52万人。但是，民办高校（指实施学历高等教育的学校）却微乎其微，全国仅有20所民办高校具有颁发学历文凭的资格（而公立的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分别是1000所和1107所），并只有157 所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学校。与我国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私立高校所占的比例（1946年占34.6%、1950年占39%）以及当前世界各国私立高校所占比例相比较，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高校的比例太小、差距很大。我国适龄人口的大学入学率也非常低。面对庞大的教育需求市场，总体规模相对较小的民办高等教育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拓展空间。
在实践中，民办高校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华社会大学为例，这所1982年创办的全国第一所民办大学，16年来已为国家培养了8000余名大专以上毕业生。由于民办高校实行全新的办学机制，学校是独立的办学实体，在执行党的教育方针、遵守《教育法》的前提下，民办学校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学校内部实行全员聘任制，招生管理有自主权，并且经费自筹，自负盈亏，等等。这就既可减轻政府负担，扩大办学规模，又可调动学校的办学积极性，何乐而不为？
三 民办高教中的两种新模式
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必将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总体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呈现多样化的办学模式，存在多种多样的办学主体，既有社会组织、团体、企业事业、民主党派和公民单独办学，也有政府与民办企业或个人联合办学、企业间联合办学、公民间联合办学，还有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里仅以四川创业学院和四川师范大学影视学院为例，对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和公办、民办契约式联合办学的两种新模式进行分析探讨。
（一）四川创业学院实行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探析
四川创业学院是一所由学术团体（四川陶行知研究会）和企业（深圳驻川企业协会）联合举办的民办高校。学院的董事长是四川省原副省长韩邦彦，第一副董事长是深圳驻成都办事处主任、深圳驻川企业协会主席张道生，常务副董事长兼院长是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四川教育学院原院长卢自德。
四川创业学院的办学宗旨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借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培养新型的高级建设人才，探索民办高校改革的新路子。它是原国家教委批准的四川省首批进行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的六所民办高校之一。1997年，四川创业学院开设了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与公关、会计电算化三个专业（大专），各有学生210名，共630名。采取全日制脱产（450名）与半脱产（180名）两种学习形式，学制为脱产二年，半脱产三年。其重要的改革探索在于实行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
所谓“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即国家对尚不具备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的学生组织的学历认定考试，它是教育考试制度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以学校和国家考试相结合、宽进严出、教考分离为特点的全日制高等学校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校按国家下达的教学计划、大纲进行教学，其全部课程中包括全国统考课、省统考课和学校考试课。所设专业的70%的理论课程（共10门）由自学考试机构组织考试，其余30%的理论课程以及实验课和实践性教学环节由学校负责考试。学校要向学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条件，并对学生受教育的全过程负责，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学生考试成绩合格，准予毕业，由试点省的自考办发给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毕业证书（毕业证的内芯由国家考办统一印刷、在证书内芯上加盖试点学校印章）。取得毕业证书的毕业生，国家承认其大学专科学历，享受国家规定的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同等待遇。
截止1997年底，全国已有类似四川创业学院这样的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学校157所。至1998年，全国已有18 个省市开展此项试点工作，通过试点逐步形成学历文凭考试制度。开展这项工作是多种形式发展高中后教育的重要举措，是对民办高校的重大扶持措施，是广开学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对民办高校实施管理，对其办学水平、教育质量进行评估检测，促其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这是一种自上而下地、规范地对民办高校进行改革实验，挖掘其潜力并确保其质量的改革模式。
（二）四川师范大学电影电视学院首创公办、民办契约式联合办学探析
四川师范大学电影电视学院（以下简称四川师大影视学院）是由四川师范大学（公办）与四川影视艺术进修学院（1992年由四川省教委批准成立的民办学校）于1997年以签定协议的方式联合主办的四川师大的二级学院。双方根据协议明确各自的责、权、利，并以此作为办学营运的依据。与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相反，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学校首创的探索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新思路。这种公办、民办联合办学的模式也是一种有创新性的改革试验，颇受社会各界关注。
四川师大影视学院院长由时任四川师大副校长的封小超（现任校长）兼任，副院长由四川师大副校长周介铭兼任，并由四川影视艺术进修学院院长罗共和任常务副院长。该院是西南地区第一所以全日制影视艺术（普通）教育为主的艺术院校。两者联合办学的核心是优势互补，既在办学条件上，也在管理体制上实现了优势互补。
作为二级学院，四川师大影视学院可以依托于实力较雄厚的四川师大（目前是四川省属最大的一所具有综合性质的大学）作后盾，在教学管理和师资力量上得到其支持，以确保教育、教学质量。比如，其基础理论课由四川师大文学院、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的教授承担，且有教科所教授对其进行全国教科“九五”规划有关课题的研究。而四川师大在国家未增加投入的情况下，由此而新建一所有独立校舍的二级学院，既扩大了办学规模，又增设了本地区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新学科和新专业，充分挖掘了四川师大的教育资源，闯出了一条“外延式”兼走内涵发展的改革新路。目前，学院又增设“表演”和“节目主持”两个新专业。首届专科毕业生32名已于1998年7月毕业，全部走上工作岗位， 其中90%以上进入影视、广播、演艺界。学院现有大专在校生200多人。
作为民办高校，四川师大影视学院具有办学的自主权。一是靠自筹经费，新建了独立于四川师大之外的新校园、新校舍。罗共和以自筹方式（包括贷款）第一期投资1000多万新建了占地40亩、建筑面积 12000多平方米的含有综合教学楼（包括形体厅、表演厅、摄影厅、录播室、看片厅、教室、办公室），多功能演播剧场，学生宿舍和餐厅的花园式校园，营造了良好的育人环境。第二期又增加投资，并扩建了校园及新学生宿舍等。学院现占地180亩，拥有资产近2000万元。 二是学校有招聘教职工的自主权，能招聘到文艺、教育方面高水平的教师（专、兼职均有），以确保教学质量。三是学校有权自定教职员工的工资分配，以激励机制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四是学校有权按大学的计划自行招生与管理。五是学校有权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并且自负盈亏，等等，由此也充分调动了学校的办学积极性。办学几年来，学校实行寄宿制，以严格的封闭式的教学管理，加强校风建设，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已获得显著成效。现已有15名学生获全国、省、市各级艺术比赛大奖。一些学生曾在20多部电视连续剧、8部电影故事片中担任重要角色。
目前，四川师大影视学院在探索公办与民办紧密结合的办学新模式的同时，又在“校企”结合上迈出了新步子。1998年，经四川省文化厅正式批准，四川师大影视学院又与四川影视艺术进修学校联合主办了四川青年艺术剧院，不但有了自己的经营实体、实习基地，还能解决部分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因此，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都有较好的收益，从而拓展了自身发展的广阔空间。这种公办、民办联合办学，学院、剧院一条龙的新型办学模式，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也获得了社会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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