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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化学家梁启超是人格塑造的倡导者。他利用类似于拓扑学连锁反应的逻辑原理推演出社会变迁、文化变迁的原动力是人的内在本质结构，只有对国民原有人格采取消解和重建的方式，才能突显人的主体性、形成改变社会的最高智慧。
关键词：梁启超； 人格； 拓扑学； 逻辑
拓扑学连锁反应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在初始条件下，一个微小的变化能够带动整个系统系列的连锁反应。因此，初始条件中微小变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梁启超在探索社会改造时把“微小变化”定格为国民深层心理结构，认为改变国民原有的人格结构，唤醒国民人格意识、建立文化自觉，会带来整个社会文化的改观从而带动社会风貌的变化，最终使近代中国摆脱危机，于是梁启超把改造国民人格作为拓扑学原理中的初始条件。
一、梁启超人格拓扑学运动的前提：树立公德心
在梁启超的思想中，近代中国国民公德意识淡薄，而公德是一个群体成立的前提，是一个社会的张力，他指出，只会独善其身的人奉行的是狭隘的私德，善于与群体打交道的品德才可以称之为公德，两德兼具，人格才完整。梁启超把西方伦理看作新伦理，把中国传统伦理看作旧伦理，他在《论公德》中对二者加以比较说：“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即人群）伦理，曰国家伦理。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凡人对于社会之义务，决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绝迹不与人交者，仍于社会上有不可不尽之责任。至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于大体无关也，将所谓逸民不侍王侯者，岂不在此伦范围之外乎？夫人必备此三伦理之义务，然后人格乃成。”[1]一个人既要具备家族意识，也要具备社群意识，才会拥有国家思想，完整的人格既包括人际关系的品德，也包括处理社群关系的品德。如此一来，梁启超认为，只有把人格置于此框架之下去构建才会具有新民意义。梁启超以逻辑推理的形式来阐明：国民能够组成国家，众多国家能够代表天下，治理国家和天下的人所凭借的手段就是能群，以能群的方法来治理人群，群体才可以成立；而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的的手段来治理群体，这样的群体就会失败，同时却给其他群体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的积弱正在于此，所以以群术来治国是最佳选择。梁启超认为明智的君主应该善于为自己恰当定位，把自己看作是群体中的一员，既来自于群体又以群体为基础，事事以群体的利益来要求自己，才能使群体保持优越性而不涣散。如此一来，梁启超的用意是：普通人通过辨析个群关系的伦理来践履公德，帝王也必须把“能群”作为是否具有公德的考核标准。
二、拓扑学的终极链接：唤醒人格觉悟的新思路
由拓扑学的逻辑推演，梁启超总结出：在进行新人格塑造之前务必破坏原有人格结构，同时，各国人格自由、自觉的追求方式也各有不同。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例如印度通过大乘、小乘佛教的教义来约束人的行为最终形成与世无争的品格，但这是人格自由之后的另外一种压抑；传统中国是通过儒、道、墨等各家流派不同的思想，根据人的身份、地位、价值追求等造就出不同的处事方式和人格结构。而梁启超则力图将精神境界中的崇高追求纳入感性和理性的双重领域，甚至人格结构中的“ 善”、“美”也需寻出它的规律性，例如他希望中国将来有科学化的美术，有美术化的科学。其次，梁启超力图培养人们出自直觉、趣味地生活，他认为趣味是生活的基础，没有趣味不可能有生活。梁启超实际上是把直觉的生活作为人的本真性格来颂扬而决不是鼓励人按照原始本能和冲动来生活，把生活的趣味看作是一个人乐观向上的精神而不是感官物质享受，因此他认为没有趣味的人是麻木的人，没有趣味的民族是麻木的民族。由此，梁启超也希望这种生活中积极进取的精神应该成为人格的一部分。由于情感是产生趣味的条件之一，情有善恶，所以梁启超强调要加强后天教育使情中的恶趋向善，人格中才会具有积极上进、追求美与趣味的因子。由此，文化教育在梁启超看来也应该是一种情感教育。
其次，梁启超还更正人们在传统社会中教育只针对上层社会精英的观念，他论证了英雄的身份、地位和作用，强调英雄来自于民众，民众是社会中无名英雄，所有的无名英雄才能构成国家机体，因此每个人都不能称其为独特的精英。此外，梁启超又专门说明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性，为此他专门阐发过“欲强国必由女学”的思想，认为在家庭中母亲的素质在幼童初始教育中影响极大。由此，梁启超运用拓扑学逻辑推理，从精英教育推论至全体国民教育，从全体国民教育又过渡到重点对女性教育之上。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不同于其他维新思想家的英雄史观，他扩大了教育范围，看到了教育对象普及的重要性，并且在普及性中又加入了侧重点，他既看到了个体与群体的辩证统一，又在解决问题时分出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最后，梁启超也利用佛学、心学及自由意志等思想来增强主体的力量。他在论证新道德人格之时，希望众多英雄和无名英雄打破“我执”、看破生死回归永恒的“无”，却又看似矛盾地不是以“无”来回归净土，而是以无畏的精神达成变法目的，以坚毅必胜的信心成就事业。梁启超在“无”中追求“有”，在“有”中灌输“无”，二者本是矛盾的对立面，他却把“无”与“有”在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中统一起来。他还格外强调说追求事业都将付出代价，天下没有无代价之物，表明梁启超力图把佛学中的“因”、“果”关系植入到国民的思想中，有何种付出便会有何种获取，把崇高精神追求与儒家务实精神巧妙结合在一起，以宗教、主体力量来促成符合社会现实的人格，也清楚地表明梁启超儒佛结合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梁启超利用拓扑学的逻辑推理，站在文化的角度上向人们传递生活信念、人生意义，满足人的终极关怀，使文化自觉与教育自觉在逻辑上贯通一致，代表着他对人、社会和文化认识的逻辑深化。这种以文化兴国为价值取向、以寻找人的主体性为基点的人格改造理念对于新时期文化自信背景下文化多元建构与传统文化的弘扬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3[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61
论文作者:王佥崇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8年第10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8/10/24
标签：人格论文; 拓扑学论文; 伦理论文; 群体论文; 社会论文; 公德论文; 趣味论文; 《文化研究》2018年第10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