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小说的叙事策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旋律论文,策略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主旋律”小说在大众层面成为关注的热点，不仅带动了新一轮图书销售的热潮，而且与小说同步或稍晚出现的相关影视剧也在各大媒体热播，一些小说作品还频频在政府设立的各种奖项中夺冠。然而，此类小说创作在学术界却遭到了冷遇，鲜见对其进行深层剖析的评论文章。“热”与“冷”之间，颇为令人深思。我认为，这与“主旋律”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伦理诉求有很大关联。这种叙事策略主要表现为，在小说为老百姓代言的表层话语下，其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所积极肯定的“人民话语”相联并进而转换为一种“人民伦理”①，从而潜在的为中心意识形态予以合法性论证，并达到与其文化领导权的意义共契。也就是说，小说创作执行了一种对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论证功能，而削弱了其作为小说所应有的审美品格与人性深度。
一、人民话语的意义共契
“主旋律”小说作家们的写作旨归往往直接诉诸普通“老百姓”，例如《抉择》的作者张平曾宣称：“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② 作家陆天明也表达了同样的心声：“写作就是要让中国老百姓认可、喜欢，就是要参与当下时代的变迁。”③ 何申、谈歌等作家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并在其笔下主人公的信念中进一步彰显。因此，我们首先需对“老百姓”一词进行必要的话语指认。从最通俗的意义上说，“老百姓”即区别于军人与政府工作人员的一般居民。正因“老百姓”一词颇具中性色彩，并且语义指涉面极广，例如还有许多与之相近的家族概念：“人民”、“大众”、“群众”、“平民”等等，因此，它在“主旋律”小说作家的笔下便给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并进而成为其写作的一种话语策略。这种策略性表现在：一方面，“老百姓”可以在褒义层面上与主流意识形态所积极肯定的“人民”话语相联，在主流话语中，作为人类世界历史创造者的“人民”是一个超级能指，它赋予其声称者一种道义的正当性与历史的神圣性，从而也就成为“主旋律”小说作者的一种策略性借势；而在另一方面，“老百姓”还可以与“大众”话语相联，进一步与当下的“大众文化”相接轨，此种大众策略使小说也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因此，这种意义的多歧性使得“主旋律”小说中的“百姓话语”具有了极大的弹性，从而不仅在主流话语层面稳固地获得了其叙事的“合法性”，还在市场层面持续畅销。
“主旋律”小说中以“老百姓”为话语旨归的叙事策略，正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面临合法化危机的中心价值体系的修葺愿望，而对于这种愿望的最直接表达策略莫过于基于“人民”的话语诉求，一些小说正是以巧妙运用“老百姓”的话语方式与主流话语达成意义共契。例如在《抉择》中，李高成曾义正辞严地对腐败分子郭中姚说道：“共产党要是能让金钱买垮的话，那还轮得上你们这些东西！你居然还会以为只要有严阵这样的人做了你的靠山，你就可以为所欲为，连工人也不放在眼里，连共产党也不放在眼里！你怎么会把这一切看得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凭我现在的身份，我只需一个电话，半个小时以内，成千上万的工人就会冲到你这儿来，半分钟内就会把你撕得粉碎！……你竟还以为要是共产党不存在了，你还可以稳稳当当地当你的资本家？你记着，若真要是有了那一天，工人们头一个要惩罚的就是你，老百姓会把你这一身的肥肉沤成了一堆粪！”这里，主人公的此番表白因代表着广大老百姓而获得了其身份伦理及道义的优先性，并因这种正义感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这与其说是人物的对白，毋宁说像一份政党反腐败的宣言书，因为它在小说的审美表意实践中仍然延用的是“政党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和修辞表达”④ 方式，而“百姓”话语则更化为了意识形态的表意符号，它为受到侵蚀的主流话语提供了拯救其合法性的正当性资源。而小说结尾处也颇意味深长，李高成与东欧某国原劳动部长就东欧剧变进行了探讨，最后他们共同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让人民期待太久！”
在此，百姓话语的小说叙事已暗中置换为迎合主流话语宣扬的“人民伦理”之需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⑤ 因此，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文艺工作者“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⑥。这种人民伦理是人民民主政权所赖以建构的正当性基础，它以国家—民族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决定个体的生命意义与行为规范。对于公共权力机构中的成员尤其要求如此：其核心的道德准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在此已成为一个抽象性与总体性的话语指称，因此人民伦理更是具有一种关于民族国家明丽未来的宏伟设想与超然想象。然而，在当下新的时代语境中，甚嚣尘上的个体私欲之合理观及其恶性膨胀，严重侵蚀了这一伦理准则的心理基础，特别是在公共权力的建构及其运行过程中，官场潜规则的泛滥，使得人民伦理面临严峻的考验。因此，以重新宣扬人民伦理来修复失范的“公共生活的伦理生态”⑦，是主流话语的迫切需要。而一些“主旋律”小说在通过文学方式对之进行的“同义反复”中，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一种无间的配合关系，从而成为主流话语的“话语回声”。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即使这个“人民”的话语集合内部也是驳杂的，其中既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同时也更可能成为纵容、滋生腐败的温床。以《抉择》为例，中阳纺织厂面临破产，一位工人号啕道：“就让我们上班吧！我们什么要求也没有，我们什么报酬也不要，就是不发一分工资我们也干，只要能让我们干活就行，只要能让机器转开，只要能让车间里再有了声音就是累死苦死我们也心甘情愿呀……”这里表现出工人强烈的责任感与奉献精神，他们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理所应当成为小说的精神关切对象与动力源泉。然而，也还有老工人哭喊道：“他们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就是再腐败我们也认了，就让他们腐败去吧，没人能管了他们，我们也就不管了。可不管咋腐败，只要能让工厂开了工就行，只要能让我们上班就行哇！”面对老工人的哭诉，我们不禁为底层民众此种善良与坚韧所感动，然而我们更深切感受到其作为“主人翁”的实际无力感，并且，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善良，往往会成为腐败分子的温床。特别是在一些小说中，我们还常常看到老百姓面对“青天”的下跪场景，其情可叹，其景可悲！难怪在李佩甫的小说《羊的门》中，主人公呼天成也会发出这样的惊叹：“这就是书上所说的‘人民’么？”可见，人民伦理也远非想象中那般可靠。
二、大众化的叙事模式
在“主旋律”小说的文本叙事中，沿用了传统小说最为常见的“正邪对立”的叙事框架，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鲜明的“清贪分野”模式，即清官与腐败分子的对立，这是民间绵亘久长的政治思维模式的直接表达。例如，《抉择》中李高成、杨诚与严阵、郭中姚等的对立，《国家公诉》中叶子菁、陈汉杰与周秀丽、王长恭的对立等等。不仅如此，清官还进一步衍化为“青天”，在为民除恶中赢来喝彩，这是“主旋律”小说中常套用的“青天模式”。
一些“主旋律”小说中的清官主人公都同时兼有“青天”的头衔，作者似乎也对之予以认同。《抉择》中，主人公李高成有这样一段宣言：“老百姓常说青天何在？我们共产党人不作青天谁作青天！有广大的父老乡亲、工人农民做后盾，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这里，其实作者已经悄然进行了一种话语转换，在将“共产党人”与“青天”之间划等号中，实际上就把体制内的人员排除在了腐败之外。而实际上，真正的腐败往往是发生在公共权力执行者身上，也就是说，尚存于体制之内，真正的普通百姓不仅没有条件腐败，反而是种种腐败现象的最终受害群体。因此，作者的这种话语姿态并未真正为他们代言。而且，小说在这种“青天”的“发现”与毕其功于一役中，正“遮蔽”了底层百姓的真实窘境，而后者的现实境遇则绝非一次“反腐败”行动就能改善。但同时，又因为作者们成功地制造出了一种所谓的“文化幻象”，想象性地满足了百姓素朴的期待，所以仍然会受到群众青睐。
“青天模式”的书写正迎合了大众的一种“乌托邦情结”。在中国历史上，刚直不阿的包拯曾用锋利的铡刀斩断一颗颗罪恶的头颅，对于百姓来说，他无疑是黑暗封建王国里的光明所在，由此，老百姓对“包青天”式人物的追怀与缅想也就在所难免，并进而可能衍化为一种“乌托邦情结”。正如保罗·蒂里希所指出的：“每一种乌托邦都在过去之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基础，既有向前看的乌托邦，同样也有向后看的乌托邦。换言之，被想象为未来理想的事物同时也被投射为过去的‘往昔时光’——或者被当成人们从中而来并企图复归到其中去的事物。”⑧ 这种投射于往昔的乌托邦情结，因为反映了当下社会的一种缺失状态，从而难免会有普遍的大众心理基础。然而包拯的时代毕竟已过去千年之久，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仍在迎合这种心态，对青天翘首以待、顶礼膜拜，却不能不令人悲从中来。这其实正反映了当下改革进程中的“人治”症候。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乌托邦的痕迹在这里当然相当明显，但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权力中心的代理人将参与那有可能削弱其地位的运动？若对此持乐观态度将是极为短视的。”⑨ 试想，《新星》中的顾荣、《龙年档案》中的龙福海、《抉择》中的严阵等人，他们当年不也可能是“青天”吗？而在这样的体制下，谁又能确保李向南、罗成、李高成等人将来一定不会蜕变为贪官呢？而他们达至其目的之方式本身，又将成为后继者改革的对象，这样一种传统的循环模式还是囿于一种农民式革命的窠臼中，因为他们终归是同一体制的产物。而这种叙事模式本身，只会再次煽动起一种宣泄情绪，并在一次性的“现实的完成”中，在狭隘的心理平衡中得以短暂性满足。这也正是“主旋律”小说的权力叙事在市场上持续受欢迎的原因所在。诚然，正如某些评论者所指出的，“中国的民主制度和新的体制的建立不会自然而然地靠启蒙去完成”，而必须依靠一个青天式的人物去“将停留在意识层次上的制度变为一个可触摸的现实”，从而，现阶段可以有“青天”式的英雄存在而不能具有“青天意识”。⑩ 这段话说得固然到位，但我们也禁不住要疑惑，这真正在现实层面又有多大操作性呢？“青天”与“青天意识”真的能像纸上谈兵式地有如此清晰的分野吗？相反，倒往往是“青天”形象的深入人心在孳生着“青天意识”的不断膨胀。而对于文学来说，其实，启迪人们与这个世界建立某种“想象性”的丰富的关系，也许比在作品中去具体解决现实的社会难题更为重要。
与青天模式相呼应的是，“主旋律”小说往往还会再着力塑造一位“老工人”或“老农民”的正面形象。例如《抉择》中的工人夏玉莲、《大厂》中的退休劳模章荣、《省委书记》中的下岗工人赵长林、《痛失》中的农民田细佰等。他们都是一些克勤克俭、勤苦劳作的普通百姓，然而在工厂、乡镇最困难的时刻，则更是无怨无悔、深明大义，“主旋律”小说对于这群人物的塑造具有很强的震撼力与感染力。如田细佰主动放弃了控告强奸自己女儿的洪塔山：“我们说定了，不告姓洪的了！让他继续当经理，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自己一家人则独自咽下了苦果。这是一个曾受到评论界广泛注意的小说细节，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小说中促成田细佰做出这一决定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孔太平所谋划的小小的“诡计”：他一直在田毛毛住的医院里办公，以让田细佰与他一起面对镇上的“艰难”局面，从而水到渠成地等到了田细佰的主动让步。这里，孔太平巧妙利用了普通百姓的善良心理，而从这一细节处，我们已经能够部分地窥破了一些“主旋律”小说作者书写百姓的良苦用心所在。正因为相信普通百姓之善良与深明大义，所以他们才以小说的形式吁请老百姓的“分享艰难”，然而更确切地说，是以国家的名义再次索取着底层社会的奉献牺牲。劳模章荣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分享者”形象。他病重却坚决不住院，为了“不给厂里添乱”，甚至还将市里给他拨的治病专款捐给厂卫生所，他说：“我没困难。我是说厂、厂里现在挺难的，你们千万顶住这一段困难，什么事情也有个潮起潮落的，别觉得天都要塌了”。这里，我所注意的不仅是他这种“分享艰难”的行为，更是在“劳模”与“艰难”之间的隐喻性修辞。“劳模”表征着主流话语之“工人阶级主人公”的昔日身份，也更寓指着一种无私奉献的“自我牺牲”精神传统，因此，他们对当下国家之艰难的“分享”便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小说又在市场经济的当下语境中对“劳模”进行了“新的职业伦理与阶级身份”(11) 的重建，将他们重塑为模范本分、自强自立的工人。《省委书记》中，劳模赵长林下岗后成功组织下岗工人开办起“永在岗”服务社，也是这种分享艰难而又自力更生的典型例子。
此外，主旋律小说总会以一种想象性的美好图景作为结局，有的评论者则称之为“光明的尾巴”(12)。因为在这些小说的结尾处，总是一幅云开日出的场面：“恼人的春寒大概就要过去了”（谈歌《大厂》）；“吕建国看得很清楚，明天是个好天气”（谈歌《大厂续篇》）；“回头我编一个‘风调雨顺风调雨顺快快奔小康……’他哼哼着就过了大街”（何申《年前年后》）；“一年更比一年好，是不”（关仁山《大雪无乡》）。而《抉择》、《省委书记》等又均以一个老厂的重获生机而结束。这种写法与作家本人的观念密切相关。正如评论者对于作家何申所指出的，“何申是自信的，他的自信发源于朴素、沉重的理想主义精神，他相信个人对大众福祉和社会进步的承担，无数人如此勇敢艰辛的承担决定了历史的光明前景”(13)。这也许正道出了一些“主旋律”小说写作者的心声。然而，当他们将其理想主义信念具体化为小说中的光明结局时，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乃至遮蔽了现实。不难发现，即使当下最尖锐的国有企业问题、农村基层政权的问题，都能在这些小说的书写中得到想象性的解决，而这种“解决”是以其文本叙事中一些特定的“发现”与某些问题的“遮蔽”予以完成的，从而小说创作执行了一种对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论证功能。这也正是导致此类小说现实主义批判性弱化的主要原因。正如恩格斯早已指出的：“我绝不是反对倾向诗本身。……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14) 此话对于当下小说的现实主义书写依然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
三、话语生成的深层机制
那么，这些“主旋律”小说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合法性论证是如何具体实现的呢？这一追问必然要将我们引入对其背后生成机制的思考中去。正如福柯所说的：“为了弄清楚什么是文学，我不会去研究它的内在结构。我更愿去了解某种被遗忘、被忽视的非文学的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这里面发生了些什么呢？什么东西被削除了？一种话语被认作是文学的时候，它受到了怎样的修改？”(15) 文学的这一话语生成机制问题直接与葛兰西所提出的“文化领导权”(16) 问题相关。在葛兰西看来，“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17)。前者主要诉诸于“暴力”而只能被消极地接受，而后者是积极的“同意”式的，它才是文化领导权的要义之所在。其实，这种文化的领导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已有萌芽，而葛兰西则进一步强调了“文化的”领导权之于统治阶级的重要性，它靠“生产一种社会其他从属的和结盟的阶级与团体都接受的世界观、哲学和道德的看法”(18)，取得普通民众的“同意”，从而牢固确立其合法性。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这种文化领导权之实施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具体到文学艺术而言，文学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整合到了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去。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就明确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9) 文艺成为统治阶级实施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阵地，文学始终要应和着意识形态的询唤，从而也就注定了“文学”与“政治”相联姻的历史命运。1994年，江泽民同志在《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正式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主张。随后，政府又出台了“五个一工程”以及相关的多种奖项，这是主流话语对于“同质话语”的一种激励机制，也就意味着对于一些“异质话语”的相应规约。(20) 也就是说，作为意识形态的表意形式之一种，文学的表现自由并非没有限度，它必定要在特定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内去满足其需要。正如美国学者丹尼斯·K·姆贝所指出的，小说的叙事“不能被看作是独立于它们在其中得到传播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和统治关系之外的叙述手段。故事由这些关系而产生并再现这些关系，它有助于将主体定位于存在的物质环境的历史和制度情境中”(21)。在这种文化的领导权下，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一些小说在揭露现实问题中的节制感与分寸拿捏。例如陆天明在《我为什么要写〈省委书记〉》中便一再提及“我们都是在体制下写作”，因而在一些题材的写作中总会有“惯常的谨慎和刻意的回避”(22)。然而，正如我们并不能要求所有的现实主义作品都达到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深广度，我们也不能容忍一些作品人为地为现实涂抹上一层亮色，而盲目的理想不仅消解了现实的沉重，反而还使现实描写成为了一种“无意义的装饰品”(23)，从而缺乏深沉的揭示与批判性。
当一些“主旋律”小说作者以人民的名义吁请与主流话语“分享艰难”时，“人民”基于一种迫切需要而被反复提及，它实则已衍化为了主流话语的一种符号，因而可能仅是一个虚空的话语集合而已。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指出的，“‘人民’并不总在后面某个地方，并不是呆在他们过去常在的地方，那里文化完好无损，自由和本性没有受到污染，人民仍然在反抗诺曼人的枷锁或什么东西，好像只要我们能够‘发现’他们，把他们带回舞台，他们就会一直站在合适的、指定的位置，被统计着人数。把阶级和个人塑造成大众力量的能力，这是政治和文化斗争的本质：即把对立的阶级和隔离的人群——既被文化也被其他因素隔离——变为一个大众—民主的文化力量”(24)。这是对于抽象性与总体性的“人民”话语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在一些书写官场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形象化地表达了出来。如李唯的小说《中华民谣》，较为真实地书写了人民伦理的尴尬与官场潜规则的凯旋。小说中，主人公老徐曾任“最没权势”的政宣处长，因其“含金量低”而备受冷落，后来他被群众拥戴为书记，正是出于机关在权益分配上的等级关系所造成的群众逆反心理。而老徐的确是坚定信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伦理，在他掌权期间不仅克己奉公，而且真诚关心群众生活疾苦，并积极整肃机关纪律，却被群众讥讽为“三座大山”，并且被疏远直至被群众借机“推翻”。最终，又因群众认为他能“代表大家到省委出头”、“为群众办事”而再次被推举。在老徐仕途之起起落落中，机关群众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群众”却只是信奉能为其带来实利的“官场伦理”。这对于人民伦理而言，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在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中，也有类似的反思。它是通过董柳之口予以表达的：“我们家有今天靠的是谁？靠人民群众？我们住筒子楼那么多年，人民群众谁说过一句可怜？人民群众是个屁！”此处，这种过激的言论反而点出了“人民”的实质，从而令我们更为清醒地认识到作为“超级能指”之“人民”的虚妄。正如刘小枫所指出的，“人民”更多地只是“一个抽象的道德符号”(25)。小说中的这段话深刻地揭示出真正的人民往往在社会的不公与权力的失范面前没有话语权，他们总是处于社会权益的弱者一端。
而知识分子应该说具有“为民代言”的精神传统，特别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抱负与“士志于道”的价值取向。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中国的读书人，无有不乐于从政的。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因为做官可以造福人群，可以发展他的抱负与理想，只有做官，最可造福人群。”(26) 因此，一方面，他们从民众处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根基，获得力量与激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民众的“代言人”，负有为民众创造幸福的使命。对于作家而言，在权力话语的召唤面前，如何以历史的理性真实有效地反映当下现实、恰如其分地表达民众心声，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者们应该深长思之的问题。
注释：
① 关于“人民伦理”的论述，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张平：《我只能说真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③ 陆天明：《省委书记》，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封底。
④⑦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32页、第518页。
⑤⑥(1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第872页、第848页。
⑧ ［美］保罗·蒂里希著，徐钧尧译：《政治期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172页。
⑨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⑩ 吴炫：《青天与青天意识》，《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3期。
(11)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页。
(12)(23) 贺仲明：《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页、第237页。
(13) 编者：《何申的雄心》，《人民文学》1995年第6期。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版，第385页。
(15) 严锋译，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90—91页。
(16) “文化领导权”（Hegemony），也译为“文化霸权”，具体参见刘康：《文化霸权与文化革命的谱系学》，《花城》1996年第5期，该文对“Hegemony”一词的译法进行了考证。本文采用“文化领导权”之译法。
(17)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38页。
(18) ［英］波寇克著，田心喻译：《文化霸权》，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60页。
(20) 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21) ［美］丹尼斯·K·姆贝著，陈德民等译：《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118页。
(22) 陆天明：《我为什么要写〈省委书记〉》，《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24) 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6页。
(25)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26)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