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三层次变迁与人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中国社会论文,层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的变迁是多因素多层面的，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日益清晰地显示了中国社会大过渡中三大层面的变迁，一是宏观上的社会结构、体制的变革，诸如社会制度形态、社会阶层分化等等；二是中观层次上社区与各类社会组织的变迁；三是微观意义上的社会细胞──家庭结构、关系的变迁。这三大层面的社会因素都确确实实地在从传统型向现代型演进，并且对现代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着决定性影响。
一、社会体制的大过渡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涉及到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其中最突出的变革莫过于是社会体制的转换，这里的社会体制是广义的，不仅包含社会运行管理体制，而且包含经济运行、政治调控、文化发展等体制，体制变革中又包括了社会制度创新和社会结构转型等要素的变迁。
近一百多年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也可谓是社会体制的持续裂变、创新过程，1940年代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便开始了传统社会统治结构的瓦解,随后在1870年代中国军事工业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中工业主义的萌芽；上个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呼唤着新制度的建设；本世纪初的“兴学堂”不仅是教育体制的重大变革，更是中国文化传递机制的一种创举。1911年辛亥革命揭开了中国政治体制向现代化大过渡的崭新一页；之后数年爆发的“五四”文化运动更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现代性启蒙，其意义远远超越了文化结构的“大过渡”；19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不仅彻底推翻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社会体制,并为中国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工业化提供了制度性保障；1960年代中国的现代工业布局基本形成，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国民经济体制；1980年代中国确立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战略,其内涵早已超越了城乡经济结构的变革,同时引发了文化、政治、社会结构的连锁性大变革。
中国社会的百年变革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并且是在持续的结构性变动中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况的过渡，这种转型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不断地呈现出变动的阶段性特征，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顾问钱纳里在提出结构转换概念时所说的：“在描述经济发展的过程时，我们试图用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换这个概念。取代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二分法概念。”①中国的社会体制变革至今应该承认尚未实现其现代化目标，但是发生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中的多次结构性改组，一次又一次地将中国社会推向并接近现代化，这便是一个持续性过渡和不断转换的过程。
截至今日，中国社会体制的大过渡已体现出两大阶段性成果，一是在制度创新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政治体系和文化意识形态，并在经济领域中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发展体制；二是在社会结构中逐渐打破了等级结构、消灭了阶段压迫，加深了阶层结构的分化和多元化趋势，因而正如有的社会学者所揭示的：“社会由等级结构、阶级结构向阶层结构的转变，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内容”。②在农村，“社员”曾长期代表着整个农民阶级，而在90年代中农村居民至少已分化为5大阶层,即农业生产者、农民工、个体和私营企业主、管理者和农民知识分子阶层。在城市中也出现了个体、私营企业主、三资企业职工、待业和无业人员、有闲者阶层,这些都是改革之前很少有乃至未曾有过的群体。现代化也带来了知识分子的大分化,除了农民知识分子新阶层的涌现外，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也基本形成了科技型知识分子、医生、律师、记者等职业型知识分子、宣传理论工作者、文化明星（如歌星、影星）阶层等等。
在肯定这场大过渡的同时，要看到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在向现代化过渡转换中，还将并已经面临一系列困难和障碍因素，因为在社会结构转型期各种结构性要素都处于变化之中，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过渡性和不稳定性，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经济层面与社会层面之间、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之间都会出现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体制改革的过程从根本上说也是利益格局再调整的过程，在这种调整中，多数人会从改革中获益，但也有一部分人会暂时失去一些利益；放权的过程，会使一些组织和个人失去原有的权力：在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由于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会使另一部分人的相对收入地位下移。加之在利益格局调整中由于体制不完善而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公等现象，都会使利益差距拉大的同时伴随着各种利益磨擦和冲突，使社会发展处于一个动荡不定的背景下，从而加大了发展的难度。
社会体制和大过渡促成了现代人格的大转换。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动和社会主义体制的确立，使每个人的主体意识和自主发展成为现实和可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又要求每个人作为市场的主体，学会自主、自强、竞争和开拓的现代化行为方式；文化的现代化则要求现代人在反思传统中扬其精华、去其糟粕，培育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另外，现代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社会流动的增强，使现代人的身份和角色处在一个变动的状态，从积极的意义上看，使社会晋升渠道呈现多样化，为社会成员更新素质、更新角色、发挥潜能，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提供无限广阔的空间；从消极意义上看，持续的阶层分化和结构变动，往往会“使个人和组织丧失对自身角色及其角色规范的认同，陷入经常性的角色冲突中，如企业所陷入的作为行政主管部门下属和市场竞争主体的矛盾，乡镇企业工人所呈现的农民户籍身份和工人职业身份的矛盾等等。”③这既是“边际人”成长中常常遇到的困境，也是他们人格成长的薄弱环节。
二、社区、组织的大过渡
社区是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意指特定的地域性社会组织。传统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区类型主要是城市和乡村两大类，8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还有一种介乎于城乡之间的第三种社区──集镇(中国现有5万个以上的集镇社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和标志有二，一是经济结构的工业化，再一个就是社区转型中的城市化。上个世纪后半叶，由于国门被迫打开，带动了东南沿海一带城市群的崛起，该地区的农村组织也从长期闭锁静态之中转向开放和动态发展。本世纪前数十年由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消极作用，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1952年全国城市化水平仅达14.4%，而到1978年也只到15.8%,三十多年只增长了1.4个面分点。80年代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大潮汹涌,城市化也快速推进,从1981-1988年,市镇人口增长了1.7倍,农村集镇人口增长近3倍,1990年全国城市化水平达到26%以上,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化持续增长,至今中国实际城镇人口已超过总人口的30%。因此中国社会学者在总结中国社会转型特征时便指出这是一场“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过程,④并且，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长期成为社会网络枢纽的乡村，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开放，业缘关系也日益发达起来,大批农民走出家庭和乡里，投身于乡镇企业或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他们通过自己的业缘关系把乡村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⑤在市场经济的大课堂里,中国农民的行为方式和情感观念得到了现代性的发展。
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高度组织化了的社会，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超稳定存在的一种社会力量，并且中国的官僚体系对外国现代组织理论也产生了较大影响，组织作为一种对各类人群的功能性组合，既是社会变迁中的关键性因素，又是关系到每个人性格能力变迁的中观因素，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社会组织由传统的村落型地缘、血缘亲族组织向现代企业型业缘组织的转变，由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的行政授权组织向功能合理分化的社会组织转变。
中国社会组织的现代性大过渡，突出体现在近百年间城乡经济组织的成长和发展中。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以兴办军事工业为开端出现了一批具有现代色彩的工厂组织；在20世纪中随着工业化扩散和深化，工厂组织不断扩大、完善，成为中国城市中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和工作单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本世纪初城市中大量新式经济社团的涌现，这不仅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动力标志，而且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起了重要的社会动员作用。辛亥革命后不久，第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社团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于1912年成立，同时国内原有的传统行会组织，开始向新型的同业公会组织过渡，并且又出现了大量以振兴实业为目的、以资本家阶级为主体的各类经济社团，据不完全统计，此类社团在1912年到1915年间共计成立107个,其中工业性团体48个,商业性的41个,农业性的13个,交通业团体9个,这些经济团体几乎每省都有,但70%以上集中于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四大城市，可见民初的经济社团崛起是一个从中心城市推向全国的社会动员过程，并开始朝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商业化和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向迈进。⑥
本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城市的工业组织一直在发生变化。50年代工业化中发展起来的工业组织在单一的公有制体制下,以计划调拨、统购统销、产值核算为特征，并因接受条块双重领导,企业组织功能模糊既缺乏独立性又成为组织成员社会生活的多功能综合载体。在80年代中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明确了企业组织的法人地位，使企业面对市场，企业组织机构逐步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模式，向专业化联合方向发展。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呼唤中国及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意味着中国的企业组织结构将进一步趋向合理化、科学化和现代化，将对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促进城乡社会经济的一体化产生日益重要的作用。
50年代形成的农村人民公社是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农村社区组织的主要形式,也是我国国家组织机体的基本单元,80年代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公社组织被迫瓦解更新,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政社分开的推动下,产业结构的分化促进了农村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农村中出现了由初级群体向企业组织发展的大趋势。到80年代末,中国农村已有经济联合体47万多个,联合体从业人员近434万人；乡镇企业也从1978年的152万个发展到1989年的1868万个,乡镇企业职工近亿人。目前,乡镇企业、农村经济联合体、家庭经营以及各类农业生产服务性组织构筑了当代中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多样化格局，它们共同促进了农村社区的有机整合，促进了农村社会与人的现代性成长。
三、家庭形态的大过渡
不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家庭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细胞，林语堂曾深刻揭示过家庭在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指出“家”是中国人文主义的象征，家庭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家族本位，家族中心主义是中国人最根本的生活观念，“使种族稳定的文化因素之一首先是中国的家庭制度，这种制度有明确的定义和优良的组织系统，使得人们不可能忘记自己的宗旨，……对这一套东西的意义也已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⑦中国人不仅以家为本位、为中心展开其生命活动，而且具有泛家族主义的倾向，正象当代伦理学家韦政教授所言：“因为中国传统中人的家族意识太强，所以几乎促使人类关系全部家庭化。”⑧应该肯定的是，中国家庭结构及其特点主要是由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以农业为本位的社会中，人们多附着于土地上，故安土重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人们的生活需求不出家庭范围即可得到满足，同时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文化大力提倡家庭伦理精神，通过“教孝”来“教忠”，通过“齐家”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在传统的家庭和家族中，个人失去了经济的自由和人格的平等，一切为了家庭、一切依赖家长，家庭为封建国家制造了一代又一代的顺民，从而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因而旧中国“是家庭制度的坚强堡垒，并由此吸取了力量和染上了惰性”。⑨
上个世纪中叶，在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大过渡的时代后，中国家庭形态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也是主要的变迁有两点，即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家庭关系的平等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滋长，瓦解了中国传统家庭结构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随着社会活动的加剧、出现了大量只身流落到城市的近代“边缘人”，他们远离了家族的羁绊，即使许多举家迁移到有荒可垦之地的农民，也是五方杂处，“即无宗族思想维持，复无安土重迁之观念”。在人们与家庭以外的人交往日密、风气日开的情况下，社会结构也便发生了象李大钊所说的“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的变迁，各类社会成员都有了家族以外的群体的联系，在这些近似业缘性的群体社团中，有一定的人格平等和意志的表达，人的独立地位和尊严开始得到社会的承认，在农村，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开放、开明，地缘关系迅速扩展，以家庭为内核的血缘关系受到冲击，地方行政力量的强化削弱了传统家族自治的功能，促进了传统大家族结构的解组。
19-20世纪之交，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所引起的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动，也成为传统家庭形态变革的又一内在动因。“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西方，脱离大家庭而建立由夫妇子女组成的小家庭，夫妇、父子人格平等，人权独立，团结互助，为此，主张先破坏维护大家族合居制度的儒家伦理观念，以个人本位主义取代家庭本位主义，改变中国以家庭为本位的个人无权利的现状，而象西方那样，“社会之所向往，家国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这些思想在“五·四”前后得到广泛传播，使人们的家庭观念得到更新，成为中国家庭制度革命的前奏。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转折，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家庭变迁的步伐加快，出现了一系列的现代化趋势。首先是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根据历史资料，中国在19世纪现代化启动之前,家庭人口规模一般在5-7人,在20世纪前期,家庭户均人数还在5.17-5.35人之间,1981年时,我国城镇家庭户均人数已降为4.24人,农村家庭中还多达5.05人,但到80年代末,城市家庭人口进一步降至3.6人,农村家庭人口也降至4.9人。在这里中国城乡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一是表现为家庭结构的简单化,即三代同堂的主干家庭与同一代有两对夫妻的联合家庭所占比例降低,以一对夫妇和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小家庭）比例增长；二是表现在每种家庭结构中家庭容量（人口数）都向组成这种家庭结构所需求的最低限度的人口接近,如城市核心的家庭中一对夫妇一个子女的家庭越来越多,这也与我国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现代化的家庭形态不仅表现在家庭小型化的趋势,更重要的还呈现出一种家庭模式的变迁,即由传统的以纵式关系（如父子关系）为中轴的主干家庭向以横向关系（夫妇关系）为中轴的核心家庭转变,这种基本家庭模式的变迁其实质是家庭制度的变更,表明传统的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正逐渐失去在城乡中的影响,让位于适应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夫妻平权的家庭制度。家庭制度和基本模式的变革体现在家庭成员的关系上,便是传统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家长制作风逐渐风消云散,现代家庭中“代”的等级观念被破除，代之以更加的平等和更多的亲情。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家庭观念还在不断更新，家庭模式和结构仍处于变革中，如90年代又出现了单亲家庭、单身家庭、丁克家庭（夫妻无子女家庭）、隔代家庭、人工组合家庭等类型增多的趋向，使中国的家庭结构进一步趋向小型化和多元化。
“家庭是帮助建立现代化社会的主要因素，现代化过程有理由要求家庭从小培养儿女具有能适合现代化环境的品质”。⑩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证明，在各种环境媒体中，家庭对个人成长和世界观的形成影响作用最大、影响时间也最长。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家庭仍是人的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在促进现代人格的成长中，父母的现代性倾向和教育子女的方法至关重要，优越的家庭地位和环境条件只有与父母优秀的人格、得当的教育方法相结合，才能相得益彰，塑造成功具有现代化人格特征的一代新人，中国家庭形态的百年变迁，确实对近百年来的人格变迁产生了积极的、多重的、长时间的社会化作用。
注释：
①［美］线纳里等著《发展的格局》第147页（中国财经出版社1989）
②庞树奇:《转型期社会结构论纲》（（沪）《探索与争呜》1992年5期）
③参见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④见陆学艺等《中国社会发展报告》第16页。
⑤见陆学艺等《中国社会发展报告》第28页。
⑥参见章开沅等编著《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194-19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林语堂《中国人》第1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会1988年版）
⑧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第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⑨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⑩A·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第8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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