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九曲溪摩崖石刻的补史价值:补官员政务资料
陈 平，洪婉艺
（武夷学院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武夷山354300）
摘 要: 武夷山九曲溪沿岸现存摩崖石刻200来方，记载了宋代至民国各种身份人物的游玩、交友和政务活动，保存了不少重要的史实，这些史实具有原始性和准确性特点。而传统史书因各种局限，对史实的记载并不详细、完整，使得“石刻补史”的作用格外重要。武夷山九曲溪摩崖石刻中的不少史料可以弥补当时一些福建官员的政务活动资料。
关键词: 九曲溪摩崖石刻； 补史； 官员； 政务
“研究文学资料的来源，大致言之，有两大类:一曰纸上史料，二曰实物史料。而金石碑刻则属于实物史料，是史学家研究史学最重要的取材资料之一。”[1]摩崖石刻作为镌刻在天然石壁上的史书，其重要之处在于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所思所行，是原始性的资料，真实性强。史料是研究历史、编撰史书的基础。就内容和编撰中心而言，史书可分为典制（政书）、方志、谱牒、传记、科技、学案等类[2]。是人们了解历史原貌的主要途径，但史书在编撰的过程中，出于体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某些历史事件或人物往往载而不详，甚至缺而不载，因此史书所记载的史实往往不完整。
武夷山九曲溪一线现存摩崖石刻200来方，内容广泛，其中不少内容记载了当时在福建任职的一些官员的一些政务活动，这些资料有的在史书中并没有记载，可弥补史书之缺。
1.白云岩白云洞侧石刻
崇安县正堂加一级翟，审得谢观□①、□文秀铭、周奴、罗伯玉、吕妙、陈旺、叶登、郑荣、林兴使、陈兆、范三、叶凤生等，强砍白云洞僧众山松杂木是实，除追贷木价惩外，合行勒石严禁。
为此，仰该地附近各乡居民人等知悉:尔后不得任意强砍白云洞山木，如有不遵此禁者，许该地乡练、联首及本庵住持、僧人持□禀赴县，以□□□，按律议宪，决不轻贷，□至碑者。
乾隆柒年贰月廿日给，登白云洞勒碑永禁
按:该石刻可弥补翟渊的政务活动。
翟渊（生卒年不详），清代官员，天津人，康熙五十九年中举人，雍正七年起任西亭场大使，乾隆三年任崇安县令，治邑有德政。翟渊在武夷山的为官事迹，《福建通志》卷九记：“翟渊……邑有捏报粮田银二千二百余两，米二百六十石，七斗官田、民田轕轇不清，渊为详定之捏报，请豁免，合邑德焉。”仅记了翟渊请求豁免乡民捏报粮田之事，未记有其他功绩。《崇安县新志》、《天津府志》等地方志所记内容与《福建通志》大致相同，多是互相引用。
本摩崖题刻则记录了乾隆七年（1742） 翟渊发布告示宣称将严惩周奴等强砍树木者并颁布法令强调全山禁止伐木之事，是研究翟渊的为官政绩的重要资料，是史书记载的补充。
2.四曲溪北金谷岩麓石刻
崇安县正堂孔，为严禁蠹棍买茶短价以苏积累事
照得崇邑山川，武夷为胜。……如有不法棍徒，仍借官买名色，不依时值，亏短勒买，致累僧道、居民者，许即指名报县，以凭拿究。即本县亦决不出票买茶，以滋扰民。敢有牙行、书役等仍敢作弊者，定照律治罪，断不少假，各宜改辙，毋贻后悔。特示。
仔细观察你的拍摄主体（可能是一片叶子，也可能是一张挂满露珠的蜘蛛网）的色调、形状和纹理，充分发挥想象力，考虑如何将它们填充整个画面。拉近，拍细节方面推荐使用70-200mm的长焦镜头。
康熙叁拾伍年贰月 日给，沾恩僧道勒石
按:该石刻的作者是孔兴琏。“崇安县正堂孔”即指崇安县知县孔兴琏，“县正堂”为知县的代称，旧时知府、知州、知县均为地方长官，其正式办公处为衙署大堂，因此称为正堂，故亦以“县正堂”为知县的代称。“孔”就是“孔兴琏”，“孔兴琏，康熙三十五年（1696），任崇安县令。”[3]
该石刻可弥补孔兴琏的政务活动。
孔兴琏（生卒年不详），清代官员，字彝仲，山东曲阜人，举人。康熙二十五年知番禺县，三十四年任崇安知县，五十七年官广东盐法道，曾修《番禺县志》。史书对孔兴琏的记载很少，《山东通志》、《广东通志》等地方志中只是简单记载了他任职的基本情况。关于孔兴琏为官期间的功绩，仅《崇安县新志》卷九记载了他俘获乱贼王岩泉、兴建学堂等事迹：“孔兴琏……顺昌奸民王岩泉聚□□□于白塔，将会大众入黄岗山，琏闻警曰：‘鼠辈□之则合急之则□□。’兵往捕之，俘王岩泉等十余人……邑有东察院废址，孔兴琏建义学其地，功未成而去……”
《温州府志》卷十九：“贺泾，庐陵人。由给事中，三十四年任。郑铭，闽县人，进士。三十六年任。”据此可推测贺泾在温州任职的时间大概是在嘉靖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间。
孔兴琏在崇安为官期间，兴利除害，一心为民，使崇安境内有“司寇治鲁，道不拾遗”之风气[3]。这些摩崖石刻的记载是研究孔兴琏为官政绩的重要补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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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曲溪北题诗岩石刻
县尹孙瑀奉上司命，建茶焙拜发殿，衙、厅、门、庑、亭、井一新。大德十年，再同新教官詹从祥监造茶品。同游教官刘棠、道士徐守真。时场官社亨江文，詹文德书。
按:该石刻可弥补詹从祥、刘棠的任职情况，以及詹从祥任崇安教官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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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瑀，元朝官员，生卒、籍贯不详，至大初任晋江县达鲁花赤、县尹，大德九年任崇安县尹。题刻记录了元大德十年间孙瑀同教谕詹从祥前来采茶焙制并与刘棠、徐守真等人游览武夷山，参观气势恢宏的御茶园。《崇安县新志》职官篇未记载元代担任教谕的人员，通过这方题刻可知，詹从祥、刘棠二人在大德年间任教谕一职，且从题刻中的“新教官詹从祥”可大概推知詹从祥上任的时间在大德十年左右。题刻弥补了《崇安县新志》记载的不足，有利于增进对元代崇安县职官任职情况的了解。
近来研究表明，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中，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的异常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有密切关系，因此HDACs被认为是肿瘤治疗的潜在靶点[2-3]。其中HDAC6较为特殊，其既可在细胞核中参与组蛋白的乙酰化修饰，又可在细胞质中参与非组蛋白的乙酰化修饰，并在白血病中高表达[4]。故认为抑制HDAC6的异常表达可作为治疗白血病的关键策略之一。
4.四曲溪北题诗岩石刻
至元后庚辰春，浦城县达鲁花赤孛罗同崇安邑史林锡翁，奉上司命造茶题。
广州港：广州港远洋干线刚刚起步，目前以非洲等新兴航线为主要增长点。美国航线目前仅30万TEU的规模，受冲击幅度相对较小。
按:该石刻可弥补孛罗的任职情况。
孛罗（？-1313），元朝大臣，蒙古朵鲁班氏，人称孛罗丞相，曾出使伊儿汗国，帮助拉施特编辑《史集》，历任御史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中书省丞相等职，受蒙古帝国统治者尊重。
这方题刻记录了元至元二十七年（1280），浦城县达鲁花赤孛罗越职进入崇安县内命令邑史林锡翁承办监制贡茶之事。关于孛罗，相关史书中未提及其曾任浦城达鲁花赤一职，该题刻则记载了孛罗在福建浦城任职的时间，以及他在浦城任职期间的一些政务活动，是研究孛罗的珍贵资料。
5.四曲溪北题诗岩石刻
（1） 至元庚寅之春，剑南母逢辰修创②。董役者赵必社、安天民、熊禾、詹光祖。彭文甫书。
（2）六曲溪南响声岩:至元庚寅重三节，蜀人母逢辰督修武夷书院毕，偕赵必社、安天民、赵若、罗元豫、詹光祖、彭文甫、刘应徐来观文公题刻。
1.1 金丝小枣主产区浆烂果病发生情况2015—2017年连续3年于9月中旬（发病盛期），对河北沧县、献县、泊头、青县金丝小枣浆烂果发病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浆烂果病在金丝小枣主产区普遍发生，其中以泊头发病最重，3年平均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分别为29.66%、25.6；沧县、献县次之，3年平均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分别为23.4%、20.6和25.4%、19.9；青县最轻，3年平均发病率和病情指数为15.1%、7。各产区均以2015年发病最重，不同年份间发病率和降雨量有很大关系，2015年降雨量大（6—9月沧州降雨452.7 mm，比常年同期偏多21.4%）是造成当年浆烂果大发生的原因。
这方石刻记录了万历十年（1582） 间，时任福建监察御史的沈涵到武夷山游玩一事，将沈涵任职福建监察御史的时间精确到了“万历十年”前后，对相关史书有重要的补充价值。
两方题刻均记录至元庚寅年（1290） 母逢辰重修武夷书院之事。武夷书院即武夷精舍，又称紫阳书院、武夷书院、朱文公祠，位于隐屏峰下平林渡九曲溪畔，是朱熹于宋淳熙十年（1183） 所建，为其著书立说、倡道讲学之所。
母逢辰重修武夷书院之事，正史中并没有相关记载，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仅记：“至元二十七年，建宁郡判母逢辰又增修之。”熊禾的《重建武夷书院疏》中虽有提及，但没有交代此次参与重建书院工作的具体人员。通过这方题刻可知，母逢辰亲自参与了督修武夷书院的工作，并详细地记录了赵必社、安天民、熊禾、詹光祖四位董役者的姓名，是对重修武夷书院之事的有益补充，也可增进对母逢辰、赵必社等人生平活动的了解。
6.四曲溪北题诗岩石刻
承事郎崇安县尹兼典提事完颜锐，至大二年、三年春两次奉上司命，督造茶品，因游至此。于是乎，会茶品，因游至。至大三年清明前，同司史张谋。
按:该石刻可弥补完颜锐的政务活动。
完颜锐（生卒年不详），元代官员，女真人，大德年间任安溪县、永春县达鲁花赤，至大年间任崇安达鲁花赤县尹。
关于完颜锐，《元史》中未有记载，《八闽通志》、《崇安县新志》等地方志中仅在职官篇里提及其名或简单介绍他的任职情况，没有其为官事迹等方面的记载。
本题刻记录了完颜锐在至大二年、三年春天奉命进山监制贡茶并在司史张谋的陪同下顺道游览武夷山的情况，可对他在崇安县的为官活动有进一步的了解，弥补相关史书的不足，为研究崇安县尹完颜锐的为官活动提供了实物资料。
7.四曲溪南大藏峰石刻
物外。朝列大夫、建宁路府判、澶渊李良杰，偕崇安主簿、樵川高道孙、冲佑住山张与玉等，泰定丙寅春孟曾游。
按:该石刻可弥补李良杰、高道孙的为官经历。
李良杰（生卒年不详），明代官员，澶渊人（今安徽萧县砀山），延佑年间任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泰定间任晋江府同知、泉州路总管府。高道孙，樵川人，时任崇安主簿。张与玉（生卒年不详），福州人，清代董天工《武夷山志》载：“张与玉，号霜崖，三山人。博雅善诗，遇异人，得秘术，祷求立应。居武夷，羽流多从学，闽宪荐授法师，无疾而化。”
这方题刻记录了泰定丙寅年孟春，李良杰携高道孙、张与玉来武夷游玩一事。关于李良杰和高道孙，《明史》中没有任何记载，《建宁府志》、《崇安县新志》记载的历代职官名单中也均未有他们二人的任职信息。从该题刻中可以得知二人在泰定年间分别任建宁路府判、崇安主簿，可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也对李良杰、高道孙的为官经历起补充作用。
8.四曲溪南大藏峰石刻
飞翠流霞。明万历拾年壬午毅旦，赐进士第、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德清沈涵书。
按:该石刻可弥补沈涵任职福建监察御史的时间。
沈涵（生卒年不详），明书法家、官员，字惟静，浙江德清人，原为武功左卫（明朝军匠），隆庆五年中进士，历任章丘知县、山东道御史、归德知府、福建监察御史等职。
由于小学六年级阶段的应用题复杂程度相对而言比较高，在题目中易志德条件中往往还会具备很多种属性，这就需要学生们学生利用等量替换的角度去解决问题。通俗来讲，就是使用一个量来替换另外一个量。在同等条件下，替换成自己比较熟知的量来实现对相应问题的解法，这也属于一种比较简便的解题思路，需要学生们加强学习，熟知并掌握。
正史和《德清县志》中未有沈涵在福建任职的记载，《福州府志》对其任职时间也只是记一大概：“巡按御史沈涵，武功卫人，万历间任。”
按:这两方石刻可弥补母逢辰重修武夷书院的情况。
9.四曲溪南大藏峰石刻
宝祐二年闰六月廿三日，宛陵饶虎臣归自闽漕，携家来游。是日之，溪风吹雨，山云漏晴，朝往暮回，总有奇趣。从予者豫章虞希伯、广信郑会、建安蔡公亮、李演、道士江冲一、僧至惠。子钵自淮右沿檄来侍。
按:该石刻可弥补饶虎臣离职福建运副的时间。
饶虎臣（？-1263），南宋官员，字宗召，宁国沙埠人（今安徽宣城人）。嘉定七年中进士，官至枢密院参知政事。在福建任职期间，饶虎臣因感农民生活窘迫，同情民间疾苦，以《劝农诗》8首教育农民。关于饶虎臣，《宋史》、《宁国县志》、《八闽通志》和《宝庆会稽续志》等史书中均有记载。
《宋史》和《宁国县志》均较为详细地记载了饶虎臣的官职变化，内容大致相同，《宋史·饶虎臣传》记：“饶虎臣，……历官迁将作监主簿，差知徽州……迁司农卿、直龙图阁、福建转运判官，浙东提点刑狱……”
《八闽通志》卷三十“历官”：“（福建转运司）转运副使……饶虎臣，淳祐末，知建宁府。兼。”又卷三十一“秩官历官”：“（建宁府） 知府事……饶虎臣（俱淳祐间任）。”
《宝庆会稽续志》卷二记：“饶虎臣，以前福建运副改湖北运副，兼知鄂州，未赴，除（浙东提刑），于宝佑二年十月十七日到任，四年正月一日除太府卿。”
第四主成分（F4）为单位产值能源消耗指数（X10），单位产值能源消耗反映了制造业的能源节约能力，因此将第四主成分命名为能源节约能力。
至于饶虎臣离任福建运副兼建宁知府的时间，史书并无明确记载，从《宝庆会稽续志》所载信息可知，至迟宝佑二年（1254） 十月之前已经离职，但具体时间尚不明确。
这方题刻记载了宝祐二年闰六月廿三日之时，饶虎臣在离开闽地前携家带子，与友相约，畅游武夷之事。这是饶虎臣离任的准确时间，也就是说，饶虎臣于宝佑二年六月离任福建运副职务，后于同年十月赴任浙东提刑。可补充史书记载的不足，为研究饶虎臣的为官活动提供可靠资料。
10.二曲溪南勒马岩石刻
镜台。大明嘉靖庚戌季冬月之吉，建州刺史楚华容谢上箴书，建阳县知县冯遥科、主簿常应书，督工典史王銮。
除以上两方面的价值外，这方题刻还对董燧与刘佃的游玩情况起补充作用。董燧（1503-1586），明代理学家，字兆时，号蓉山，江西临川人。嘉靖十年中举人，历任湖广枝江县知县、福建建宁府同知、南京刑部郎中等职，从政清廉，不附权事，著有《蓉山集》、《圆通答问》等。
谢上箴（生卒年不详），明代官员，字以善，号南湖，华容（今湖南）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初任成都知县，累官建宁知府，以廉洁著称，著有《南湖诗集》二卷。关于谢上箴，正史中没有相关记载，只可从《华容县志》、《建宁府志》等书中了解其生平。
叶霭玲把我领到她家，见了她的父母。叶霭玲的母亲只有一只眼睛，令我想起古书上说的“眇一目”，她的表情比较严厉，给我的印象有点像猫头鹰；而她父亲却笑咪咪的，腆着个大肚子，像个弥勒佛。叶父对我比较满意，他有一种诸事不管、大撒手的气度，只要外表看着好就行了。叶母却详细地询问了我家的家底，父母干什么工作，退休了没有，身体有没有病，家里有没有第二套房子等等。一直到问及房子，我们之间的谈话都是顺滑的，就像一辆在山道上行驶的汽车，虽然危险却毕竟都绕了过去。在房子问题上，我与叶母发生了分歧。叶母说，一套房子是男方必须预备下的。
《建宁府志》卷之十八：“知府谢上箴，华容人，进士。”
《华容县志》卷十：“谢上箴，以善，嘉靖壬辰进士，知成都县，有廉声，升刑部主事，历授福建建宁知府，益以清白著。”
B61是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研发的一种核航弹，首枚于1968年服役。美国先后研发了8种型号的B61，目前仍有4种在役：B61-3、B61-4、B61-7和B61-11。
文献阅读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要面向所有学生开展。文献阅读的过程也是一个督促学生再学习的过程，不能放弃学习水平较差的学生。此外，由于学生学习水平参差不齐，无法要求每个学生都能够通篇读懂文献，进行合理的分组，由每组完成一篇文献阅读任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虽记载了谢上箴的为官经历，并提及其曾在福建为官，担任建宁知府一职，但均未记载其任建宁知府的时间。
从这些文献可知，饶虎臣淳祐年间任福建运副，淳祐末兼任建宁知府；后改湖北运副，兼知鄂州，未赴；于宝佑二年十月十七日到任浙东提刑。
这方题刻记载了嘉靖庚戌年（1550） 建宁知府谢上箴在建阳知县冯遥科等下属的陪同下游玩武夷山一事，虽未直接交代谢上箴任建宁府的具体时间，但据此可以推测出谢上箴任建宁知府的时间在嘉靖丙戌年前后，可以补充史书记载的不足。
11.一曲溪北水光石石刻
皇明嘉靖甲寅六月四日，福建提学副使朱衡将之蜀，携诸生游。时久旱，霁雨沛下，溪山如濯，景物鲜明。门人莆田卓思茂书。
按:该石刻可弥补朱衡离职福建提学副使，赴任四川参政的时间。
朱衡（1512-1584），明代大臣，字士南，又字惟平，号镇山，江西吉安市万安县人。嘉靖十一年中进士，曾任福建提学副使，官至山东布政使，所至之地皆有治声，有《道南源委录》、《朱镇山先生集》等作品。《明史》、《明世宗实录》、《献徵录》以及王慎中的《遵岩集》等书中有朱衡的相关记载。
《明史》介绍了朱衡为官的主要经历：“朱衡……嘉靖十一年进士。历知尤溪、婺源，有治声。迁刑部主事，历郎中。出为福建提学副使，累官山东布政使。”以及他的治水成就：“其后三十年，朱衡始循其遗迹，浚而成之”。
朱衡曾任职四川参政。关于朱衡赴任四川一事，王慎中曾作诗文记之，其诗歌《送朱镇山参知蜀藩》及文章《送朱镇山先生序》，就是王慎中在朱衡完成按闽工作即将归去时所作，但诗文中并未记载朱衡赴任四川的时间。
《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中也有相关记载：“嘉靖二十九年五月……己卯，升礼部主客司郎中朱衡为福建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又《献征录》卷五十《镇山朱公衡行状》载：“寻擢为福建提学副使……积四岁，乃迁为四川参政。”结合这两处记载可知，朱衡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 按闽，四年后（1554） 改任四川。
这方题刻不仅记录了朱衡离职福建提学副使并将赴任四川参政这件事，更重要的是明确了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嘉靖甲寅（1554） 六月，不仅佐证了《明世宗实录》和《镇山朱公衡行状》的记载，还将事件时间准确到月份，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对于研究朱衡的为官活动也有重要的作用。
12.一曲溪北水光石石刻
甘泉、阳明二先生祠旧在一线天，岁圮。建宁二守蓉山董君燧锐意修举，白于太守吾南刘君佃，谋以新之。命崇安知县戴瑞、主簿时祉经略其事。爰拓基于幔亭峰下，改竖焉。适少龙贺泾调官过武夷，乐赞成，获睹其盛。时春元震阳，杨嶷介山、黄嘉宾、挥使王子章、监生黄湖俱同游，因纪之以识岁月云。嘉靖戊午春正月吉旦，吾南书③。
本刊讯 “北京市海淀区促进学科能力发展的教学改进”项目研讨会于2016年3月26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如何通过教学改进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的发展，研讨会梳理了前期项目取得的成果，总结了项目推进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明确了项目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推进的方向，并对未来一年的工作做了总体部署。
按:该石刻可弥补贺泾赴惠州任职的时间，以及戴瑞、雎祉的为官活动等。
贺泾（1515-1581），字汝明，江西吉安庐陵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历任建安县尹，福建按察司知事，南京兵部给事中，温州太守等职，官至广西按察司副使。《明实录世宗实录》、《明史》、《吉安府志》、《温州府志》、《广西按察司副使少龙贺公墓志铭》、《潘司空奏疏》等书中均有贺泾的相关记载。
《明实录世宗实录》和《明史》多是记载了贺泾为官期间的事迹，未有其官职调迁的记载。《吉安县志》也仅仅只是交代了贺泾中进士的时间，没有为其作传。
《广西按察司副使少龙贺公墓志铭》是贺泾同邑友人王时槐所写，文中记述了贺泾一生的官职变化：“初登进士，授建宁令……未几，擢温州守……政起民孚，而竟以南省憨直，为忌者所构，得左迁。温人为建祠尸祝之。已乃节推惠州，转广州同知……”
这方摩崖石刻则记载了当时因茶农、茶僧屡受不法恶棍滋扰，孔兴琏于康熙三十五下令严禁蠹棍仗势勒买茶叶的事迹。此外，在不远处的四曲溪岩壁上还可见到孔兴琏于同年颁布的“禁渔令”：“照得武夷九曲溪，自唐宋元明历遵衙帖，永禁捕鱼……康熙丙子年三月，道会司奉令县正堂孔、捕厅何仝勒石永禁。”记录了孔兴琏为保护武夷生态环境所立下的告示，强调百姓要令行禁止，互相监督。
据王时槐所作墓志铭可知，贺泾任温州知府期间遭人妒忌弹劾，降职调往惠州，但《惠州府志》未有其任职的记载，只有《潘司空奏疏》略有提及：“惠州府推官贺泾扬歴深而才猷自达，拂抑久而造诣更纯……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题，四十年正月二十一日奉旨吏部知道。”
史书中关于贺泾的记载仅一鳞半爪，我们难以得知他在惠州为官的详细信息。一曲溪的这方题刻恰恰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交代了贺泾调往惠州的时间。题刻记录了嘉靖戊午年即嘉靖三十七年（1558） 正月贺泾调官途经武夷山时目睹了湛若水、王阳明祠堂重建的盛况并与当地官员董燧、刘佃共同游玩一事。题刻时间与贺泾离任温州知府的时间基本吻合，因此虽然题刻中未直接体现贺泾调官之地，但结合《温州府志》和墓志铭的记载可推测出他正是在赴惠州任职的途中，顺道游玩武夷。综上，通过题刻内容，可知贺泾由温州降职后去惠州任职的大概时间是嘉靖三十七年正月。
这方题刻还补充了史书对戴瑞、雎祉的为官活动的记载。湛若水、王阳明祠堂之所以能够完成鼎新革建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刘佃、董燧的大力支持和倡导，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戴瑞、雎祉两位崇安官员经管到位。
戴瑞，浙江仙居人，嘉靖三十四年中举人，三十六年任崇安知县。雎祉，武进人，监生，三十五年任崇安主簿。《崇安县新志》中只记载了戴瑞和雎祉任职的时间，其他史书中关于其二人的相关信息也是少之又少，难以知晓他们的生平活动。通过题刻内容可知晓他们在武夷山任职间的活动、行踪，了解到他们曾奉命修建祠堂之事。
由表2可得：随着不完全预防性维修活动的进行，由于设备故障率受到役龄回退与老化耗损因素影响，为了满足预防维护可靠度阈值要求，各弹性维修周期τi会逐渐缩短，并且可靠度下限R越高，各弹性维修周期整体越小，更换周期LR变短，而期望总维修费用率E(CR)增大。
按:该石刻可弥补谢上箴任建宁知府的时间。
刘佃（生卒年不详），明代官员，字仲有，号吾南，江西安福人。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进士，历任武定知府、建宁太守、福建按察使等职。
关于董燧、刘佃二人的修建祠堂之事，董天工《武夷山志》仅是提及大概情况：“嘉靖戊午，本郡董司马白之刘使君创建。”对于他们在祠堂建成后一同游山玩水，吟诗作对的情况则没有记录。通过题刻可以知道，董燧、刘佃曾与过境官员贺泾作同韵唱和诗并勒石留念，可增进对他们游玩情况的了解。此外，题刻还一一列举了此次同游者的姓名——挥使王子章、监生黄湖以及杨嶷、黄嘉宾等人。杨嶷，建安人，嘉靖十八年进士，曾任金华通判。黄嘉宾，字子扬，崇安人。嘉靖三十八年以进士任常熟知县，官至户部主事，著有《春秋传意》、《经济策略》等。
题刻关于董燧、刘佃等人游玩情况的记载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为研究他们的生平活动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13.一曲溪北水光石石刻
大明正德十年，岁次乙亥九月望后一日，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山阴张景阳竣事。同邑胡文静继之，相与饯别于武夷精舍。时同行者，分守参议安福彭夔、分巡佥事睢州蔡天祐、都指挥佥事王啬，以二吾中表九弟且同江西道，又接按于闽，亦一奇遇也，不可以不纪。遂勒于九溪第一曲崖石。
按:该石刻可弥补胡文静巡按福建的时间。
胡文静（生卒年不详），明代官员，字士宁，浙江山阴人。正德戊辰进士，授南宁知县，后调吴县，擢御史，曾巡按福建，历官南京光禄寺少卿。关于胡文静，《山阴县志》、《福州府志》、《明实录武宗实录》等书中均有记载。
嘉庆《山阴县志》卷十四记：“胡文静……奏撤天下镇守中官。巡按福建，同王文成公经理八闽兵事。”
《福州府志》卷二十九记：“张景阳，山阴人。胡文静……正德间任。”
《明实录武宗实录》关于胡文静的记载多是停留在对其功绩的介绍上，如卷一百三十九所记：“正德十一年秋七月……巡按福建监察御史胡文静奏漳泉二府及浦城县盗贼充斥。”
关于胡文静的为官活动，地方志大多提及其曾巡按福建，但均未记载他在福建就任的具体时间，《福州府志》中仅大概记到“正德间任”，《明实录武宗实录》等其他史书对胡文静按闽的记载也是从正德十一年开始，但通过题刻所记内容，可以发现胡文静任闽的时间早于正德十一年。题刻记录了正德十年（1515） 九月十六日，完成按闽工作的张景阳与前来接任的同乡好友胡文静在武夷精舍道别一事，据此可推测胡文静于正德十年赴闽地担任福建监察御史一职。可见，题刻弥补了地方志和正史记载的不足，对于研究胡文静按闽时间具有重要的作用。
同时，这方题刻也对张景阳的为官活动起补充作用。张景阳，山阴人，字廷宾，弘治十二年己未榜进士，以御史巡按福建，后任潮州知府。关于张景阳，《山阴县志》仅有只言片语，其他史书中也少有记载。通过这方题刻可以得知，张景阳结束按闽具体时间是在正德十年九月间。
14.一曲溪北水光石石刻
秉节重来椽武夷，溪山九曲效灵奇。不缘地主多新赠，却为仙君系旧知。忠□相州开大□，汾阳河朔重单骑。鲸耽岛外夜潜迹，自古燕然可勒碑。万历壬午蕤宾之月，赐会试第二人、挂征蛮将军印、荣禄大夫、都督王尚文题此以纪重游云。
按:该石刻可弥补王尚文剿壮族中反叛者归来的时间。
王尚文（生卒年不详），明代武官，字从舟，又字宝江，浙江慈溪观海卫人。嘉靖壬戌科会试第二名，累官福建总兵官，挂征蛮将军印，都督同知，著有《荩心堂集》二卷、《征南纪略》一卷。
史书对王尚文的记载并不详尽，《明史》只以寥寥几句记述，《观海卫志》也仅交代了他考取功名的情况。《明实录神宗实录》对王尚文的为官活动做了介绍：“万历十年（1582）四月……广西马平等处獞贼韦王明等谋乱……总督刘尧诲、巡抚郭应聘、总兵王尚文等督兵讨平之，是役也，擒斩俘获以千计，兵部行巡按御史覆勘以闻。”
这方题刻正是作于万历壬午年（1582） 五月（即蕤宾之月），都督王尚文在剿灭广西壮族中的反叛者后返回福建之际，此时的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面对奇山秀水慨然于水光岩题诗，抒发了自己的雄心壮志和爱国情怀。据《明实录神宗实录》记载可以知道，万历十年四月，王尚文已平定壮族中的反叛之乱，但史书都没有记载他回到闽地的大概时间。通过该题刻可以清楚地知道，王尚文平乱归来的时间是在万历壬午年五月前后，对于研究王尚文的为官活动有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武夷山摩崖石刻作为历史资料的活化石，记录了多方面的历史事件，弥补了史书中关于福建官员的政务活动、任离职时间等相关资料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
注释:
①“□”表示文字残缺，下同。
②清董天工《武夷山志》（294页）“修创”之后有“书院”二字。
③原题刻还附有贺泾、董燧、刘佃三人所作诗歌，因下文论证过程中未涉及这三首诗歌，故将诗歌内容省略。
参考文献:
[1]曾一民.肇庆星岩、鼎湖石刻史料之价值[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肇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肇庆文史（第十七辑），2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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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美松，阮雪清主编；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武夷山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622.
On the Complementary Historical Value of Jiuqu Xi Cliff Stone Carving: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on the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 of Officials
CHEN Ping，HONG Wan-y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Wuyi University，Wu Yishan，Fujian 354300）
Abstract: Wuyi Mountain cliff stone carvings extant more than 400， records the play， making friends and government activities of all kinds of characters from So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and preserves many important historical facts，which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iginality and accuracy.Because of all kinds of limitations，the records of historical facts are not detailed and complete，which makes the role of stone carving complement history particularly important.Many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stone carving of Jiuqu Xi in Wuyi Mountain can make up for the information of government affairs of some Fujian officials at that time.
Key words: Jiuquxi cliff stone carving； complement history； official； Government affairs
中图分类号: H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743（2019） 09－0080－05
收稿日期: 2019-08-01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朱熹文集》异文研究”（FJ2016B261）。
作者简介: 陈 平，1977年生，男，福建宁德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汉语词汇学、训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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