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月刊》——兼论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学术革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蔡元培论文,月刊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学东渐融于中国近世社会变革，近代新学术兴起。当时，蔡元培以民主革新北京大学，几多开历史先河，塑时代风尚。具体到学术言之，学术研究开始在大学确立其地位并得到一定发展，这里，以集粹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而立身的《北京大学月刊》（以下简称《月刊》），可资历史见证。《月刊》由蔡元培倡导和创办，它承载、传播学术，为中国大学学报之滥觞，奠基新文化学术刊物编辑之事业，在近世中国学术发展史、期刊史以及学报编辑史上独树一帜，无它可以替代。北京大学之所以能成为近代新学术的主要策源地，是因为任校长职的蔡元培不仅以民主而且以学术革新北京大学，其中，《月刊》功不可没。
一、蔡元培在革新北京大学中倡导学术研究，创办《月刊》，开近代学术之新风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北京大学虽为“废科举，兴学校”而创建的京师大学堂顺乎时代的演化，进而在辛亥革命时期也进行了一些民主主义的改革，但在蔡元培任校长之前，学术研究的空气极为淡薄，封建复古逆流泛滥。“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对读书毫无兴趣。”〔2〕教与学一片沉沉暮气，此与大学大相背驰。
蔡元培早在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间，曾于1912年5月16日征临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强调“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3〕。其后，在1917年1月9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讲中，他告诫大学学生“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砥砺德行”；“敬爱师友”。〔4〕为培育学术空气，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改革学校管理体制，以教授治校，行民主管建，起立规章制度；加强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注重文理渗透；首开“女子共学的先声”〔5〕，实行男女同学。如此，北京大学经过这一系列兴利除弊，学风为之一振，尤在五四前后，学术讨论、思想争辩之风极盛，举办学术讲座，成立学术团体，创办学术报刊，学术研究空气十分浓厚。
在黎元洪政府敦请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时，蔡元培就断定“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6〕。他抱教育救国之志，决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职。主持校政后，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革新，一扫学校死气沉沉的旧风气而为百争鸣，学术之风浓郁。这一成就乃凝结有蔡元培的学术立国思想。他认为，“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立住——是要经学术为基础的。尤其在这竞争激烈的20世纪，更要依靠学术。”〔7〕但是，中国“经过两千年专制的锢蔽，学术遂致落伍”。“我们以后要想雪去被人轻视的耻辱，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只有从学术方面努力。”〔8〕就蔡元培的思想认识而言，教育救国，非革新北京大学不可，而革新北京大学，是要立足学术的。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实践正如当时的《每周评论》所评说的，“自蔡孑民君长北京大学而后，残消腐败，始扫地以尽。其所罗致延引者，皆新世界有学之士，与循引私谊有如官场者，迥然不同。故数年以来，成绩粲然。海内之略有知识者，翕然向往之。而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于举世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纪元。”
学术思想的传播，为学术研究创设了一个学术发展的社会环境，因应学术交流之需，学术刊物的创办势在必然。但是，“北京大学之设立，既二十者于兹。向者自规程而外，别无何等印刷品流布于人间。”〔9〕这种学术刊物编辑出版的滞后状况已愈加不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学术刊物的创办宜急。当时北大已有的《北京大学日刊》于1917年11月创办出版，“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且亦借以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10〕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北京大学日刊》对于进步师生、进步社团的活动给予了颇多的关注和介绍，尤其关于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以及“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材料，极富史料价值。但是，《北京大学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11〕，这一兼具学校公报和新闻性质的刊物学术功能非常有限，而学术研究及其交流不仅要求有学术园地，而且要求拓展已有学术园地，更为有效的是开辟新的学术园地。北京大学“于是有月刊之计划”〔12〕。
蔡元培在创办《月刊》之前，就已涉足编辑出版界。他做过晚清翰林院编修；1902年商务印书馆创设编译所，蔡元培应商务印书元创办人张元济约请，任编译所所长。在爱国救亡的时代风云中，蔡元培投身其中，组织革命团体，并以报刊倡言革命，1903年出版《俄事警闻》日报，这一日报在改名为《警钟》后，蔡元培曾任主编；1913年7月在上海创办《公论晚报》。1914年，蔡元培在《学风》杂志发刊词中明确认识到“学术之交通”的必要性，他指出，“学术之交通，有加无已。一国之学者有新发明焉，他国之学术杂志，竞起而介绍之；有一学术之讨论会焉，各国之学者，相聚而讨论之。”〔13〕蔡元培上述职业经历和思想认识为他日后积累了多方面的思想素材。他革新北京大学，积极扶植种进步社团报刊，这样，蔡元培倡导并创办学术性刊物《月刊》也就是顺理成章了。因此，仅仅认识到《月刊》的创办是弥补《北京大学日刊》之不足显是远远不够的，它是蔡元培的学术思想、职业经历与学术发展的客观需要相结合的历史产物，是蔡无培和当时的北大学人富有创造性的自觉的学术实践活动。
1918年9月30日，蔡元培召集各学长和各研究所主任，提议编辑出版《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月，《月刊》第一卷第一号正式出版发行。
《月刊》是北京大学创办的第一个学术刊物，在当时对于学术研究的推动、北京大学学术的塑造和中国近代新学术的建设是举足轻重的。《月刊》也是类似于大学学报性质的学术刊物，萧超然先生认为，“它是我国最早创刊的大学学报。”〔14〕对此学术界亦有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在《月刊》之前，虽有《东吴月报》（1906年6月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开办的苏州东吴大学创办）、《清华学报》（1915年12月由清华学校创办，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复旦》（由复旦公学创办，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私立复旦大学，1941年8月定名为国立复旦大学）等编辑出版，但他们都有各自特定的历史特性和局限性。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综合性国立大学，曾在“各省堂皆归大学堂统辖”时一度代行全国教育行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这一历史地位决定了其所创办的《月刊》具有相应的示范和表率作用，是中国自己创办的最具典型意义和最富大学学报形态及特征的学术刊物，它更以其学术编辑成就而饮誉当时的学术界，在近世中国学术由旧到新的转变中，影响了一代学术。
二、蔡元培以学术为本主持编辑出版《月刊》：强学术—强现实共存共生
（一）《月刊》编辑规程及出版发行考述
《月刊》创办伊始，就直接面向全校师生，兼顾校外。《月刊·编辑略例》规定，“其材料之供给，大体由本校职员学生担任。校外宏哲，如有特别佳箸，亦得代为发表。”〔15〕这不仅明确了《月刊》的职能，而且限定了稿件来源。具体投稿方式，依据《月刊》分门编辑的原则，“稿之内容，属某学门者，请先送本学门研究所主任处。由主任汇集，以送于编辑者。”除此之外，也可以征集组稿，“庶主任得知本学门每月分担之字数尚差若干，亟图征集。”〔16〕为编辑便利，规范文章形式，规定作者“写稿均横行，自左而右，加句，读符号”〔17〕。
在蔡元培主持下，《月刊》成立了编辑处，建立了严格的编辑委员会工作细则。当时，《月刊》每册的总编辑，由各研究所主任轮流担任，以姓氏繁体字笔画为序，他们是，朱希祖（一册，国文研究所）、俞同奎（二册，化学研究所）、马寅初（三册，经济学研究所）、胡适（四册，英文学研究所）、秦汾（五册，数学研究所）、陈启修（六册，政治研究所）、蔡元培（七册，校长室）、陶盂和（八册，哲学研究所）、张菊人（九册，物理学研究所）、黄右昌（十册，法律学研究所）。临时增刊，由校长蔡元培担任总编辑。每册出版周期（从稿件集成、付印到出版）为一个半月，“每月十五日出版。稿件于前一月之一日集成，十五日寄发。”《月刊》一年的编辑工作量，“每年自一月至六月，及十月至十二月，月出一册。暑假中之七、八月停刊，九月出临时增刊一册，共十册。每册约十万字。”同时，“每门每月，以供给一万一千字左右为至少之限。”〔18〕
在编辑过程中，稿件的选择，至关《月刊》的质量。《月刊》取材，“以有关学术思想之论文纪载为本体，兼录确有文学价值之著作。”再者，“本月刊注重撰述。间登译文，亦以介绍东西洋最新最精之学术思想为主，不以无谓之译稿，填充篇幅。”〔19〕与之相适应，《月刊》对于其内容的编排序列，“以问题重大者居先。讨论局部事项，而性质较为专门者居次。杂文居末。”〔20〕就版权问题，《月刊》明确声明“不许转载”。籍此，《月刊》在保障质量的基础上，其自身权利也得到了应有维护。
1919年2月26日，蔡元培以北京大学代表人的身份与商务印书馆代表人张元济共同签订了《〈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合同》〔21〕，《合同》19款项，内容涉及《月刊》印刷、发行及经营、财务核算等著作人（北京大学）和发行人（商务印书馆）的责权利诸问题。从所出版的《月刊》版权页上可知，《月刊》的总发行所为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并在国内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龙江、济南、东昌（从第1卷第5号起撤消）、太原、开封、洛阳、西安、南京、杭州、兰谿、安庆、芜湖、南昌、汉口、长沙、常德、成都、重庆、沪县、福州、广州、潮州、桂林、梧州、云南、贵阳、张家口，以及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等地的商务印书馆分馆作为《月刊》的分售处。发行当然要牵涉价格问题，《月刊》规定，“费须先惠”，每月出版一册，定价大洋三角，全年九册，定价大洋二元四角，七月和八月署假期间停刊，九月临时增刊，其价目另定。每册邮费，国内三分半，国外一角四分；从第1卷第5号起，邮费有所变更，本埠一分，国内二分，国外八分。
在蔡元培的具体主持下，《月刊》的编辑出版规程为编辑工作有序运作提供了制度性保证。而且，《月刊》网络发行，细目明晰。历史考察，《月刊》作为学术信息的中介体，在信息源（作者及学术成果）——信息中介（编辑）——信息宿主（读者及社会需要）三位一体的系统循环中实现了其价值和价值增殖。
（二）《月刊》编辑工作的历史成就
根据对北京大学档案馆所藏《月刊》进行检索统计，在当时社会剧烈变动的历史条件下，《月刊》从1919年1月到1922年2月间共出版一卷九号，其分布是1919年出版第一至五号，1920年出版第六至七号，1921年出版第八号，1922年出版第九号。
第一号，1919年1月出版，4月25日再版发行；作为创刊号，刊有《编辑略例》《编辑北京大学月刊缘起》、《蔡元培启事》和蔡元培撰写的《发刊词》；除《答学生问十一事》外，包括蔡元培的《哲学与科学》在内共14篇学术论文，其中文科4篇，法科3篇，理科5篇，工科1篇；学术论文中，除1篇为理科毕业生的文章外，其余均为各科教授所提供。
第二号，1919年2月25日初版发行；除一篇答疑和二篇续文外，余有14篇学术论文，文科6篇，法科3篇，理科5篇；论文作者中有两位理科学生和一位文科学生，学生论文所占份额有所增加。
第三号，1919年3月25日初版发行；续文2篇，新刊学术论文13篇，文科4篇中有胡适所写《墨子小取篇新诂》一文，法科6篇，其中学生论文1篇；理科3篇。
第四号，1919年4月25日初版发行；从此不再特别注明作者的身份；从内容上看，学术论文9篇，其中自然科学类4篇，另有三份会议文件。
此后，由于社会政治动荡，与北京大学和蔡元培直接相关的“五四运动”和“挽蔡护校”运动相继开展，学生罢课，蔡元培辞校长职，加之其它原因所致，《月刊》的编辑工作进入不经常状态，打破了月出一册的编辑周期。尽管如此，《月刊》编辑处仍在运转，《月刊》依然在编辑出版。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我们认为，应归因于《月刊》编辑制度保障和组织落实，编辑工作人员的自觉自治能力以及蔡元培的人格魅力。”先生长北大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科委员会等之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依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22〕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总结说：“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23〕1917年至1923年初，蔡元培实际在校执事，其中，1919年5—9月辞职离京；1920年12月—1921年9月赴欧美各国考察十个月，这一时期与《月刊》实际存续时间基本相吻合，也就是说，《月刊》始终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际主政的条件下及其过程中创办、编辑和出版的。
第五号，1919年11月25日初版发行；在2篇自然科学类续文之外，刊有7篇学术论文。胡适研究清季学术史，写有《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马寅初活跃于当时的经济学界，在《月刊》上相继发表《银行之真诠》、《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大战前欧美各国之小换纸币与我国之京钞》和《战时之物价与纸币》之后，又推出《不动产银行》一文，学术性与现实性在此具体统一，显示出《月刊》选材、编辑的一大特色。
《月刊》第六号，1920年7月25日初版发行，版权页上也一改旧制，不再具体注明七月、八月暑假期间停刊的字样；本号刊有两篇自然科学类续文和一篇译文，除此，重点发表学术论文7篇，其中自然科学类仅有理科丁绪贤的《怎么样研究化学》一文。与前几号不同的是，本号附有一则《编辑人声明》：“（1）此外还有陈启修君底‘国内平和底基础’一文，因为过于谈时事，所以弃之。（2）照本月刊底章程，译文是不能登载的，但本号因为材料太少，而且‘自然的真理’，很有意思，所以破例登了陈政君底译文。”〔24〕《月刊》编辑工作的严谨性由此可见一斑。它取材循学术尺度，不以次充好，宁缺勿滥；而且特文特刊，不拘常规。
《月刊》以刊载学术论文为本职，兼做广告业务，商务印书馆新书预告、期刊目录是其主要经营范围，尚有少许商业广告。值得一提的是《月刊》第六号刊有一则共学社关于《马克思研究丛书》的广告：“马克思的学说。在近时思想界占很重要的位置。现在更是他发展的时代。凡是留心世界思潮的人。都该研究的。但是此项材料。我国尚少输入。本社为此。特地选择研究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译成丛书。不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特此预告。”〔25〕随后附记《资本论解说》等九部著作名称。就其内容而言，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条重要线索和历史文献。
第七号1920年8月25日初版发行；除文、理科各有一篇续文外，学术论文7篇，其中自是然科学类1篇。总体审视，自然科学类论文所占比重在《月刊》中基本上未能超过文科，而且尚有迂回下降的趋势，但这并不能说明《月刊》编辑偏重文科；相反，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定时期文理学科学术研究在北大发展的某种相应的状态。
第八号，1921年2月25日初版发行；在11篇学术论文中，自然科学类4篇，何育杰的《安斯顿相对论》居于本号篇目之首，它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了评介。此外，登载有一则《北京大学日刊》的宣传广告，称《日刊》为“最高学府之刊物”，“学术思想之总汇”〔26〕。
第九号，1922年2月25日初版发行；9篇学术论文中续文2篇，本号是唯一未能刊载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的一期。
总览《月刊》一卷九号，学术论文作者中，北京大学教授居多，此外，还有北京大学学生、毕业生、助教、讲师等不同层次和类别的作者。若以论文排行榜计，法科的陈启修8篇，马寅初6篇和文科的朱希祖5篇入选《月刊》，属作者群中的高产者。蔡元培不仅创办《月刊》，撰写《发刊词》，而且以校长身份兼任《月刊》增刊的总编辑，并热心撰稿、他既是《月刊》的创办者、组织者，又是编辑者、作者，也是读者，这在中国大学学报史上，堪称为大学校长行列中第一个创办和建设大学学报的开拓者。
（三）《月刊》编辑工作的历史特点
《月刊》的编辑出版处于中国大学学报的草创阶段，既富有先导性和初创性，又不免受到当时社会经济条件、政治环境和学术、科技发展状况的局限，凸现出一系列与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时代特征。
1.《月刊》贯彻了学术为本的学术编辑思想。这一特征是由《月刊》的性质所决定的，“本月刊为北京大学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27〕不仅如此，所出版的《月刊》一卷九号的内容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学术含量以学术论文总量在所刊文章总量中所占比重计，《月刊》的学术含量高达96%左右。《月刊》，乃学术月刊，是研究性大学——北京大学——的学术窗口及其整体形象的一种表征。
2.文、理、法和工等多学科综合性与不平衡性相统一。文科和法科一直占居较大比重，而理科和工科总体上呈减弱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科建置和学术发展布局。《月刊》的综合性特色是与蔡元培的学术观密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的具体体现，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指导了《月刊》的编辑工作。蔡元培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28〕学与术相长，文与理互补，这在北京大学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得以不断培育，形成其历史传统，并持续推进。
3.关于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理论的论文是《月刊》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既顺应时代的需要，反映时代，又在学术研究层面，推动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新文化和新思想是《月刊》创办时代的主要社会思潮，它的传播为新式学术提供了思想素养和理论支持；实际上，《月刊》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一个传播途径和研究园地而存在和发展的。
4.贴近现实，研究实际问题者占有较大比重。五四前后是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转折时期，《月刊》相应地发表了一些研究、讨论现实问题的文章。如马寅初的《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作者从劳力、自然和资本三者的关系出发，提出人为本，资本为末，唯人工为神圣，“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再如陈大齐的《北京高小女生道德意识之调查》、马寅初的《战时之物价与纸币》、黄右昌的《太平洋会议与我国人口政策》等，均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对当时人们所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进行了论述与分析。这里，现实性与学术性交相为用，适宜养成学术“与流”风格。学术具有原理性和前瞻性；而现实呈现出具体性和发展阶段性。在理性与务实的社会环境下，学术研究面向社会现实，而社会现实汲取学术智慧，实现强现实与强学术共存共生、循环互动的结合状态，兴学以贡献于社会是将学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所应取的基本态度，中国近世新学术的发展已给予了有益的历史启示。
三、蔡元培的学术编辑思想
蔡元培的编辑思想来源于其多方面的编辑实践和间接经验，其中，学术编辑思想更多地形成于他将学术思想与编辑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他创办、主持《月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其学术编辑思想从中日趋成熟和具体化。
（一）编辑学术刊物的宗旨与目的
蔡元培在阐发编辑学术刊物的宗旨与目的时，主要是针对创办《月刊》而言的，但这具有一般性意义。
《月刊》的创办是客观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蔡元培认为，“吾校必发行《月刊》”，其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曰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他明确指出，大学“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对于研究工作，“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从事研究，“要必有几许之新义，可以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但若“无月刊以发表之，则将并此少许之贡献”〔29〕。
“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当时，学生中多“承举子、文人之旧习”，以学校为科举，或以学校为书院，“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鉴于此，“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褊狭之意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30〕
“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大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但学术专制的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致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31〕
蔡元培根据当时学术研究、教与学的具体实际，有针对性地阐明了编辑《月刊》的宗旨与目的，“以上三者，皆吾校所以发行月刊之本意也。”〔32〕它表明，《月刊》是为推动学术研究与交流，适应一国之内、国际间，学派、学科间，校内师生、校际间开放的学术体系而创办的，这也与蔡元培的办学思想是共通的，学术编辑是其办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他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和“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是当时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学术编辑的基本原则。
（二）对于学术刊物功能与作用的认识
关于学术刊物的功能与作用问题，蔡元培在1920年10月《法政学报》周年纪念会上作了具体阐述，这虽由《法政学报》所引发，但《月刊》编辑实践无疑赋予了他一些相关性的思想资料，就认识来源而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月刊》编辑实践的一种总结。
蔡元培认为，“学报就是超于职业教育以上而研究学理的用意”〔33〕，办学报的作用是：首先，“可以提起学理的研究心。”中国的专门教育，既不同于英、美的教授法，又不效仿德、法的教授法，“只是用现成的讲义，按部就班的去教学生。学生得了讲义，心满意足，安有进步？”但有了学报的编辑出版，情形则大为改观，“学生必要发布议论，断不能抄讲义，必要于从所知的讲义以外求新材料，就不能不研究学理了”〔34〕。其次，“可以提起求新的思想。”蔡元培明确指出，“学报材料，后期应比前期好。可是每期必要有新材料，才可以引起读者的兴味。”这就要求学报“不能不求进步，决不可自满，必要一期一期往新思想里求去”〔35〕。再者，“可以提起公德心”。蔡元培认为，“有了学报，有新知识的，便要公之大众，无论同学不同学，都要告诉他。如无新知识可以告人时，还要用许多方法去求有可以告人的，这岂不是养成科学为公的公德心么？”〔36〕蔡元培的上述认识是主张将学术研究作为立足点，并在不断追求新知识、新思想的过程中以学术研究成果贡献于社会，揭示了学术刊物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
（三）蔡元培的学术编辑思想又具体体现和贯彻于《月刊》的编辑工作之中
1.以学术为本。“本月刊取材以有关学术思想之论文纪载为本体。”〔37〕这是学术刊物的本成质属性所在。关于这—问题，在中国学报史上是《月刊》首次明确提出，是我们历史地认识《月刊》及其后来者——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学报本质属性的思想认识本源。
2.分门轮流编辑《月刊》分门编辑，“由各研究所主任任之”，“每册之总编辑，则各研究所主任选任之”〔38〕。这—编辑原则，遵循各门学科的特殊规律，利于调动各门学者的积极性，优势互补，互动共进。同时也说明中国早期大学学报内容单科性的趋势尚不明显。
3.采用新式标点和编排形式。这虽属形式问题，但在社会新旧文化激荡，新旧派别纷争的历史条件下，它实质上是在扶植、鼓励新学。当时，就《月刊》的编排形式问题，新派教职员主张文章横排，自左而右，并加标点。这当然遭到一些旧派教员的反对。为此，蔡元培特意召开各研究所主任会议讨论决定，蔡元培最后裁决，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以《蔡元培启事》公诸于世，《月刊》编排形式，“已由研究所主任会公决，全用横行，并加句读符号。但考虑到旧体文学可能“形式一改，兴趣全失”，“今与诸先生约，凡科学性质之文，皆用横行，送各研究所编入普通月刊。其文学性质之文，有不能不用直行式者，请送至校长室，由鄙人编辑，为临时增刊”〔39〕。
蔡元培在创办、编辑《月刊》过程中所提出并得以具体贯彻的一系列编辑思想和原则，多为后来的大学学报继承中发展，在中国大学学报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四、《月刊》的历史承继和时代发展
编辑出版《月刊》是蔡元培以民主与学术对北京大学进行革新的一项重要内容，为近代新学术开辟了一条发展途径。它的编辑出版，一方面创造、优化、传播、贮存了当时一定量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作为学术信息，广泛地长久地传播，产生了相应的学术效应。另一方面，《月刊》编辑工作的创造性和先导性地开展，为后来者积累了可资借鉴的学术编辑经验及其编辑思想。
《月刊》一卷九号出版后，蔡元培“为本校《月刊》事，拟组织一编辑部”，特在《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3月13日版发表了《聘请〈北京大学月刊〉编辑员通知》，意在请包括朱希祖、胡适、陈启修和陶孟和在内13位所聘请的编辑员于3月15日午后四时到第一院接待室商议组织《月刊》编辑部事宜。〔40〕但后来《月刊》实未能继续出版发行。是年8月1日，蔡元培向北大评议会第九次会议提出《八月一日季刊编辑员讨论会议决之条件》的议案，此案经第九次评议会通过并公告于8月1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上述议案提议“本校发行季刊四种：（1）自然科学。（2）社会科学。（3）国学。（4）文艺。均自本年八月起，每季出一本”〔41〕。这就是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国学季刊》和《文艺季刊》。由于，《月刊》对于文艺作品一概不收，《文艺季刊》当不与《月刊》内在历史因缘。这样一来，《月刊》的职能实际上已被北大季刊中的《自然科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和《国学季刊》分而继之，这是《月刊》分门编辑原则的提升，其本身又是北京大学学术刊物和中国大学学报由综合到专门化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性发展。对此，《月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今尚未查到有关明确规定《月刊》停办，并由北大季刊取而代之的文献材料，这有待进一步考证。
其后，北京大学的学术刊物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历史地推进。建国初期，为适应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需要，与《月刊》有着一脉相承历史与文化关系的《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和自然科学版（由郭沫若题署刊名）于1955年7月创办，至今已有42年的历史。它发表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培养和发现人才，开展百家争鸣，推动科学研究，塑造着当代学术；它不断冲破》月刊》的历史局限性，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学术环境中，逐步形成大学学报由论文汇编形式到期刊化，编辑工作步入职业化、专门化和制度化。《北京大学学报》是北京大学主办的综合性的学术理论刊物，它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为青年学子成长提供园地，发挥着窗口和导向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这是蔡元培办《月刊》所开创的优良的学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出的丰硕的学术果实。
注释：
〔1〕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第22页。
〔2〕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见《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第11页。
〔3〕《教育杂态》，第4卷第3号。
〔4〕〔9〕〔10〕〔11〕〔12〕〔13〕〔29〕〔30〕〔31〕〔32〕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72—73、170、170、170、170、35、170、170—171、171—172、172页。
〔5〕《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九号，1920年2月27日出版。
〔6〕《致汪精卫君书》，见《蔡子民先生言行录》下册，新潮社编，1920年10月版。
〔7〕〔8〕《现代学生的三个基本条件》第23、24页，转引自《西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
〔14〕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版，第79页。
〔15〕〔16〕〔17〕〔18〕〔19〕〔20〕〔27〕〔37〕〔38〕《编辑略例》，《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月版。
〔21〕〔33〕〔34〕〔35〕〔36〕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1版，第258—259、462、462、462、462—463页。
〔22〕顾孟余：《忆蔡子民先生》，见香港《大公报》，1940年3月24日版，转引自梁柱著《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41页。
〔23〕《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见《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5月第1次印刷，第295页。
〔24〕〔25〕《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六号，第127、54页。
〔26〕《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八号，第18页。
〔28〕《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原载《北京大学日刊》第831号，1921年8月30日版。
〔39〕《蔡元培启事》，见《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月版。
〔40〕〔41〕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1版，第170— 171、228—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