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PISA：超越“全球第一”——多种视角下的PISA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多种论文,全球论文,PISA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3年12月3日，PISA2012测评结果公布，上海学生再次夺冠全球，在三项(数学、科学与阅读)素养测试中均位列所有参加的65个国家或地区第一名。类似的故事3年前第一次发生。从教育测量的角度看，同样的故事会让结果显得更加可信，至少对PISA测到的东西而言，“上海学生的表现是真的好”。
PISA当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基础)教育的全貌。但作为有着65个参与国家或地区、且其GDP总和占全球90%的一项全球性测评，PISA聚焦于年轻人运用知识和技能迎接现实生活挑战的能力。因此，理性看待PISA测评的结果，或许会比结果本身对我们更有价值。
一、这是谁的胜利？
一般人在谈起PISA时，总是不由得关注其测评或者考试的表象，不经意间会忽略PISA的一个重要属性：PISA是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发起的国际比较研究，是一项政策驱动的研究。
如果仔细查看PISA2009与PISA2012公布的结果，会发现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上海学生胜在底部抬高，也就是说，低端学生成绩高，换言之，上海学生在学力水准上不仅名列世界第一，而且学力落差也是世界上最小的，最低层次学力水准的儿童数也是世界最少的。这意味着，PISA全球第一与奥运会金牌第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不是精英教育的结果。如果还是非说上海的胜利是拔尖教育的结果，是以我们的好学生与人家的普通学生进行错位比较的“人为操纵”，那不是对PISA测评过程的误解，就是长期以来对上海甚至中国所持有的刻板印象。
OECD之前就曾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关键信息，专门派了一个摄像组来上海，深入采访上海是如何转变薄弱学校的，选取的主题是上海的委托管理。香港大学的程介明教授受OECD委托，曾对上海教育系统进行特别研究，他说：“上海对于薄弱学校的改造，花了不少功夫，是提升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关键。一个教育体系里面，学校总有参差，如何改变薄弱学校，许多教育制度束手无策。上海在这方面卓有成效，使学生的学习成果在大面积的系统里面，不致有太大的差异。”
21世纪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改革，“优质”与“平等”的兼得成为必须直面的课题。对于一个合格的政府部门来讲，其更重要的责任是要实现所有儿童的学习权利，尽可能提高儿童学习的质量。从PISA结果来看，上海至少已经走在了正确的轨道上。
二、上海是如何做到的？
关于上海是如何做到的，其实3年来，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国内外的许多教育专家都在思考与探索。以下几位人物为我们提供了各自的视角。
视角A 《超越上海》：以上海经验为标杆
2011年，美国“全国教育与经济研究中心”主席马克·塔克在哈佛大学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超越上海：美国应该如何建设世界顶尖的教育系统》。这本书的出版，和上海在PISA2009的测评中获得世界第一直接相关。该书的第一章，由程介明教授撰写，作为一位“跨国界的教育观察员”，他对中美教育都非常了解。从他的角度来观察上海成功的原因，可能比我们大多数圈内人更清楚、更深刻，也更客观。他认为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
悠久的“重教”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给教育带来的最根本影响就是，上海或者中国的学生在学习上的投入度非常高，这种文化传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在PISA测评中东亚国家与地区的成功。
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人力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可以依赖的重要资源，所以对教育非常重视，在教育上进行了大量投资。他认为，政府有一套清晰的、雄心勃勃的且能得到广泛支持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关注学生学习的课程改革。程介明指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改革之所以低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常在政策和制度的外围用力，很少专注具体的教与学，而在上海的教育改革中，学生的学习是改革者关注的核心内容。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重新编排课程与教科书，将课程分为基础课程、拓展课程与探究课程。
课堂教学改革。其目标是重新定义“好的课堂”，改变课堂生活，要求教师在课堂中给学生更多的活动。
在《超越上海》这本书中，专家们还提到了上海其他几个优势来源，比如相对集权的管理机制、高质量的教师教育体系，以及中高考的作用。国内对中高考的批评很多，认为其是制约学生综合发展的重要障碍。与此不同，马克·塔克认为，中考、高考可能是一种“必要的恶”，它的存在还是能够对学生的学习发挥重要正面作用的。
视角B 宁静的革命：佐藤学的观点
佐藤学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日本教育学会前任会长，是“付诸行动的研究者”，参访过20多个国家，走进了10000多间教室。由于《学校的挑战》、《教师的挑战》等图书，以及他多次来中国与教育界不同层次的交流，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几乎无人不知佐藤学。在其新近出版的《学校见闻录》中，也有对上海PISA测评的思考。他说：“从我自身对上海市大量学校造访的经验看，在PISA公布之前，就已经料想到这个结果了。在我看来，尽管可能会有某些误差，但结果本身是真实的。”
佐藤学在这本书中，总结了上海成功的课堂要素：第一，教学内容的高度。同日本的教科书内容相比，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都高出了2至3个学年的水准。第二，教师素质与能力的高度。他们不仅以急剧的速度进行改革，而且其最大的特征是，时时阅读书籍，持续坚持学习。在他看来，比之日本的教师更为出色。第三，观摩任何课堂教学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课堂的展开是以学习困难儿童为中心加以设定的，一定会给予学习困难儿童发表见解的机会。第四，结对学习、小组协同学习的运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导入“学习共同体”的方略也显示出21世纪型的教学模式乃是创造PISA佳绩的基石。
或许正如佐藤学所说，在上海市的中小学里，“宁静的革命”正在急剧地进行。这是从传统的灌输教学模式转向协同学习的教学模式的“宁静的革命”。所有的学校也都处于“宁静的革命”所创生的根本性变革的漩涡之中。
视角C 数学教师与数学教学法：马立平的研究
马立平是一位美籍华人，曾在上海读中学，“文革”期间到江西农村做了10多年小学教师兼校长，以及小学教研员；后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师从刘佛年教授，获硕士研究生学位；再后来，她到了美国，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读书，获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可以说，她是了解中国的，也是了解美国的。
1999年，她根据自己的博士论文以及博士后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本很不起眼的小册子：《小学数学的掌握与教学》。2000年夏天在东京举行第九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ICME-9)的时候，几乎每位美国数学教育界的专家都会谈到这本书。
这本书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比较中美两国教师在向同一个年级学生教授同样的数学内容时，所采取的方法有哪些异同。比较的结果令人震惊。中国教师在教学中非常关注概念，确保每个学生都能真正地理解内容背后的数学概念。这样，学生就有可能采用多种方法来解决某个特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教学方法为学生的进一步学习以及运用现有知识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这些，正是PISA数学测评的取向。
可以说，马立平从课堂微观的角度，以一种基于严谨、实证研究的方法，发现了中国的数学教师与数学教学法的优势所在。
三、PISA所测量不到的
实际上，同样是组织PISA测试的OECD，通过多种途径多次发出这样的声音，发达国家无不在谋求学校教育的转型：提升教育内容的水准，重视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沟通能力的发展，以适应21世纪的知识型社会与终身学习型社会。这是因为，这种改革一旦失败，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沦为存在大量失业者的社会。
国家竞争力的本质是创造力的竞争，缺乏创造力的国家，只能花钱消费别人的创造，只能处于生产链的最低端。那么，创造性思维是PISA可以测量到的吗？
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是有很大争议的，尽管PISA声称他们没有狭隘地界定所谓的学术成就，而且在如何测试学生的创造性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最新出版的《创造性：人类创新的科学》一书中，当今研究创造力顶尖的学者Keith Sawyer，收集并研究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开发的上百种测量创造性的方法，并指出了最常用(或者是公认比较好)的几种，可惜，里面对PISA只字未提。如果PISA真的能比较好地测量学生的创造能力，作为一个如此有影响的国际测评项目，很难想象Keith Sawyer会视而不见。该书引用著名创造力研究专家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话说：“如果有人转向于关注创造性研究的文献并且提出了这些简单的问题：正在测量的是什么？创造性是什么？他很快将意识到，整个研究正如履薄冰。”
可能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状，在PISA2009公布之后，《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上海学生考高分是问题的征兆，中国的学校十分善于帮助学生应付标准化的考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无法帮助学生们作好接受高等教育和知识经济的准备。
教育的本义是期望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有效的沟通者、综合的思想者、负责任的公民、讲道德的人、高质量的工作者。2007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关劳动力准备的工作报告，为我们清晰地指出了当今社会对青年迈入劳动力大军的门槛要求。这些要求也成为雇主们从刚走出校门的新人力资源中寻找人才的标准——
自主学习者，能够学习如何学习的方式方法；能够思辨的独立思想者，具备过滤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魄力作决定的人并且是解决问题的能手；能自发挑头的积极主动的人；由自我内在因素激励的工作者；体验式学习者，具备在现实生活情景的工作中进行学习的能力；创造型思考者，对使用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变革的能力具有信心；自省者，对自己的进步有评价的能力；适应型学习者，有能力灵活而敏捷地处理变化的工作者；高情商学习者，具备处理自己以及他人情绪的能力；具备人际交往的技能和积极心态的学习者，能与不同类型的人一同工作；具备组织能力并能善用资源的学习者；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具备愿景，并有能力与他人分享其想法的领导者。
仔细查看，我们会发现，其中没有一条是PISA所测量的，甚至没有任何硬性的、学业性质的要求。但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从迈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应该习得的。
四、面对第一，我们如何行动？
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总能从各种事件中找到反思的契机与前行的动力，在教育领域更是如此。1957年，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震惊美国朝野，美国人立刻把它归结为苏联的教育优势，立刻开始了一场以超越苏联教育为名义的大规模教育改革。到上世纪80年代，面对日本在国际贸易中的产品质量优势，美国人又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认为日本的教育质量更好，于是喊出了“国家正处危机中”的口号，掀起一轮轮教育的改革。PISA2009发布后，美国专家们开始反思：如果我们要学习世界最好的教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好的系统，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设计？对于上海或者中国来说，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全球第一的表象，沾沾自喜，在别人拼命研究我们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优势却浑然不觉，甚至别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那真正的危机就来了。
面对“第一”，我们该做什么？
首先，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心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承受着非常多的批评与非议，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些批评与非议会以前所来有的速度深入人心，并引发教育利益相关者的负面情绪，导致一些不理性行为的发生，比如大量低龄留学生的出现。
上海的PISA成绩非常有说服力地告诉大家，现行教育体制下，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书呆子，在知识应用上也是不错的。正如上文所显示的那样，上海的基础教育已经显现出让世界关注和研究的特色和优势。
其次，在反思与行动中前进
上海PISA成绩全球第一，不等于上海教育全球第一。PISA的确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但也有很多重要的心理品质它无法有效测量。2009年的第一，2013年的第一，不等于今后永远第一。15岁学生的第一，不等于20岁、30岁青年人的第一。上海的第一，不等于中国的第一。
前文所述上海教育的那些特色与特点，只是在某些时间、某些场合会成为我们的优势，在其他时候，也会是双刃剑。比如重教育的传统，会让我们的学生拥有别国教育工作者艳羡的学习动力与学习氛围，但也会导致学生过度学习、学习负担过重，牺牲儿童多样性的发展。再比如，儒家文化强调的遵从，或许就会阻碍学生创造能力的发展。
PISA测评的一个重要目标，便是“学习和研究其他国家好的做法，寻找改进教育的政策措施和改革路径”。比如，《超越上海》一书中，作者除了取经上海，也以诸如芬兰、日本、新加坡和加拿大来作标杆研究，并在全书第二部分，总结出了“一份给美国的行动方案”。在这些经验与方案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对于通过PISA项目发现的问题，我们要有行动的决心。上海正在推行的学生学习质量评估“绿色指标”以及诸如“新优质学校”之类的行动，如果做得好，会成为上海学生未来获益的源泉。
最后，迎接世界发生着的快速变化
从教育测评的专业角度看，PISA只是一种静态测评，它能让我们知道这些学生昨天学得怎么样，这次表现怎么样，它无法告诉你明天会怎么样。
世界一直在变化。200年前的第一次教育革命将教育从学徒制带入了学校教育，技术驱动的第二次教育革命已经初见端倪。在《技术时代重新思考教育》一书中，作者宣称技术时代的教育会截然不同于工业模式的教育。技术时代的教育责任从国家回到家长和孩子手中，强调定制教育以满足特定学习者的需求。教育期望从追求全民成功，发展到学习者个人选择自己的学习内容和教育道路。教育内容从掌握学科知识过渡到学会如何学习和如何获取有用资源。我们的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应当如何应对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变化的世界里，我们今天的优势特点，比如上海现有的教师教育体系和教研制度，在明天醒来的时候，会不会成为阻碍我们前行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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