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党的十五大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回顾了这段历史，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二者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正是在这种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和中国气派的新的理论指引下，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马克思主义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和“实事求是”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教条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基本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形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的新的理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形成于19世纪，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矛盾的一种理论反映，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载体——20世纪的中国，却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迥然不同的特征。因此，当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实际上同时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实践的感知——理性的探索——理论的升华三个阶段。其中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毛泽东从大革命时期起，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探索。大革命失败后，又进一步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他善于总结和概括当时许多同志的正确主张，结合井冈山的斗争等亲身体会和有意识的调研，中国革命迥异于西方的特点不断被发现并揭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独特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解决民族问题，而不是象西方主要是解决阶级问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支中间力量，而不是象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时资产阶级均是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首先是“工农武装割据”，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根据地，而不是举行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农民，而不是象苏联那样把城市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毛泽东提出了一条与俄国十月革命完全相反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的全新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在全面认识和揭示国情的同时，也全面地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针对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依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毛泽东率先发出“反对本本主义”的号召，同“左”倾教条主义展开斗争。“反对本本主义”的呼喊，为中国共产党人摆脱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束缚，冲破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基石。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趋向成熟，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到党的七大已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此，中国革命进入全盛时期，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且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毛泽东一生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就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一条极其宝贵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概而言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贡献是：
第一，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的理论，确定并实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把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前途紧密地联系起来，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几代人所渴望达到而没能达到的和平、独立和初步统一的理想。
第二，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落后的东方大国通过和平途径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性课题，开创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为进一步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第三，开拓了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初步奠定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总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产生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两大理论成果之一。
二、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曾经断言：一切社会形态的发展，最后终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他设想，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将是产生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然而，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并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极为贫穷落后的烂摊子。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历史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全新的课题。面对历史的挑战，毛泽东怀着必胜的信心率领全党又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但是，由于国内外复杂的原因使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倍增艰辛，也影响了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认识。虽然他强调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迷信，坚持马克思主义重在发展，但在实践中却连续出现反复，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逐渐发展到了“神圣化”的地步，违背了自己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以至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归结到一点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总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初次出现波折之后的20多年里，“左”的教条始终笼罩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也因此中断。
历史的重任落到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的肩上。邓小平以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政治勇气，义无反顾地率领全体共产党员投入了新的探索，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实现了历史性的第二次飞跃，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
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否则就会僵化。如果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会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页。）为了引导全党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掀起了思想大解放运动。全党乃至全民族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全党的统一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成为全民族的共识。
同毛泽东极端重视国情一样，邓小平也把国情的研究放在首位。他重视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党的历史和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他对建国以来毛泽东等第一代革命家们有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而被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东西进行了全面的继承。在此基础上，他又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充分的发展。结合总结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所处阶段、本质、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动力和条件等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提出了我国现在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阶段我国所要解决的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
邓小平也注重现状的研究。然而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不同，邓小平很少有现状已超过历史的优越感和满足感，更多地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认识中国落后的现状。他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他强调，“作为世界的公民，我们还不够格”（注：1989年5月27日， 《人民日报》第2版。）。因此，他一再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社会生产力。
邓小平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把国情作为世界的一个局部来进行观察和研究。他把国情置于世界的大环境之中考察和分析。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苏联东欧乃至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政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向，他都给予密切的关注。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注：《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2—7），第30页。）。要抓住机遇， 发展经济。由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5页。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178 页。）。因此，邓小平非但主张全方位对外开放，引进一切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且把未来中国的发展水准始终对着世界发达国家，而不是把今日中国的经济水平当作未来中国的参照系数，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在国情研究中开放性、时代性、战略性的特征和宏大的气派、广阔的思维空间。
邓小平就社会主义一系列主要问题，提出了新的思想和观点，逐步形成邓小平理论，并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被正式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终于完成了由理性的探索到理论升华的飞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又一理论成果的诞生。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的，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所以“新”，就在于在围绕前人没有解决好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有了突破性发展，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获得了全新的认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邓小平理论则进一步使社会主义从理想更接近于实际。这些新鲜思想，是邓小平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新情况，创造性地提出的。邓小平理论指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出了困境。展示了一种新的形象和新的前景；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摆脱了困境，进入了新的境界和新的阶段。
邓小平理论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阶段的呢？第一，他以世界格局和时代主题的新变化为转移，确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心和基点；第二，他以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新变化为转移，依靠改革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第三，以现代科技革命的新变化为转移，把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建立在依靠和推动科技进步上；第四，以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变化为转移，在对外开放、积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这四个方面归结到一点，就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具体的客观条件为转移，在不断解决实际问题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纵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飞跃、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第一，坚持以发展的眼光而不是静止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前提条件。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要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实践，创造新的理论。邓小平则针对“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1981年领导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时候，更明确地指出：“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主要文献选读》（上册），1987年2月版，第341页。）党的十五大也同样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邓小平理论，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各个领域，完善各个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红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1 页。）
第二，坚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两个阶段，都是以全面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为历史起点的，本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敌。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典范。在革命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曾经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等名著，阐明了解放思想，坚持从实际出发，纠正本本主义的方法和途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同样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他把一切从实际出发，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和逻辑起点，解决了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为关键的问题。
第三，既要继承前人，又要善于总结、不断探索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和邓小平都非常善于总结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人民群众丰富的社会实践，通过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发现、发展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承前启后的事业。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把继承和发展有机结合，不断探索、创新的典范。正是在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全面概括中，在对党的历史经验和人民群众伟大实践活动的总结中，产生了邓小平理论。
第四，深刻认识国情和世情，把握时代的脉搏和特征。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具有普遍性，而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作用对象有其特殊性，它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离开了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时代特征就等于无的放矢。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站在时代前列，把握时代脉搏和时代特征，创造新的科学理论的典范。邓小平在这一点上更为突出，他把“国情”置于“世情”中去研究和把握。当代世界矛盾错综复杂，邓小平从千头万绪中抓住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回答了许多前人没有回答也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为制定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提供了国际环境依据。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使社会主义中国迈上了通向繁荣富强的道路。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必将永远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而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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