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黄范章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家论文,中国论文,历史使命论文,访谈录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经济学向何处去？
答：有的同志提出“经济学向何处去”这样凄凉的问题，类似“哲学的贫困”，似乎经济学也已到了穷途末日。实际上，现在不是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而是经济学如何发展的问题。迷茫困惑之日正是经济学发展大有希望之时。
问：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的任务是什么？
答：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在于目前中国的经济既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也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是从计划经济正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型经济。这种转轨型经济有自己的特点。以宏观管理为例。传统的计划体制已被削弱，而市场经济体制很不成熟。两个体制交叉处存在不少漏洞。例如，金融体系中存在信贷资金双轨运行；财政体系中存在预算外资金，甚至存在行政事业单位办企业，财政资金转化为信贷资金等现象。这就使得宏观管理格外复杂、艰巨。这些问题在计划经济中不存在，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也不会存在，而是转轨型经济所特有的。中国经济问题难就难在转轨时期或转轨型，自己要搞市场经济，又要坚持公有制；既要改革，又要稳定；既要经济增长，又要持续发展。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任务，不能寄希望于外国学者替我们来解决。外国学者熟悉市场经济那套，他们有不少有用的东西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但他们对中国转轨型经济所特有的东西并不熟悉。搞全盘私有化，像俄罗斯那样，并不很难，西方有现成的样板；搞全盘计划化，更不难，我们过去搞了几十年。困难的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市场经济。这是从30年代社会主义论战（密塞斯·哈耶克和兰格之间）以来一直争论而未能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课题。看来，这一伟大任务已历史地落在中国经济学家身上，也可说是中国经济学家所面临的得天独厚的机遇。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应该而且能够承担起建立“中国的转轨经济学”的重任。我看谁能完成这一任务，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转轨时期的经济问题解决以后，还要解决转轨以后的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家任重道远，前景灿烂。
问：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有何根本区别？
答：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市场经济的决策主体是企业，计划经济的决策主体是政府。目前中国的现状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是政治实体外，还是经济实体。土地是国家所有，企业是国家所有，国家是很大的经济实体。政治实体讲究非补偿性原则，经济实体强调补偿性原则。我国的体制改革关键在于将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与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分开。各级政府乃是国家作为政治实体的组织形式，其主要职责是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而不应是投资决策。由于通胀刚刚过去，目前是推进改革的最好时机。
问：请您谈谈经济与道德的关系？
答：这是个有意义的大问题。道德观念与经济生活是分不开的。一定类型的经济，总会要求有一定道德观念与之相适应。就拿消费和储蓄观念来讲。古典经济学讲节俭是美德。但凯恩斯就认为节俭是不道德。这因为，在30年代大危机条件下，生产过剩成灾，造成大批失业。凯恩斯把这归咎于人们“消费不足”，矛头指向人“节俭”美德。凯恩斯在“通论”所引用的“蜜蜂寓言”，乃是“通论”的核心思想。它讲的是：蜜蜂王国国王奢侈时，工蜂就积极工作，社会昌盛；一旦国王提倡节俭，生产就凋散，也就是说，节俭使需求缩减，使生产下降，使失业上升，所以，节俭是不道德的。因为它是造成别人失业的“罪魁”。萨缪尔逊在《经济学》一书中有一小节讨论“节俭是非观”，要贯彻的就是这种“节俭是不道德”的是非观。战后西方国家流行的“消费主义”、“福利主义”，就是这种观念的滥觥。我想，西方经济学中有不少有用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但这种道德观属于现代“西方文明”，不值得我们学。不仅现在不能学，就是我国将来发达了，大家生活富裕了，也不该学，因为这跟我国的传统文化背道而驰。我们要培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听说杭州大学金融与经贸学院在道德问题方面做了不少研究和探讨，这很有意义。建议蒋自强教授翻译的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出版时，不妨专门开一个研讨会。
问：对青年经济学者有何期望？
答：青年人看准的东西，研究下去，持之以恒，必有所成。于光远说，脑袋里经常要问个为什么，而且要连续问几个为什么。出现A 是因为B，出现B是因为C，出现C是因为D，能找到D就能写出一篇文章来。“？”是个勾子，勾子是用来钓鱼的，有勾子就可以不断钓到鱼。总而言之，要理论联系实际，在联系中冥思苦想，必有火花；百思不懈，豁然开朗。不要失望，不要悲观；充满信心，充满希望。
问：有的人认为，市场大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你如何看？
答：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涉及很多利益关系。现在有些老工人意见很大，就是因为没有保护他们的利益。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停留在企业内部，我认为市场化改革要顺利进行，社会保障体系必须社会化，既不能停留在企业内部，也不能限制在地区内部。要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该有的会有。前提还是要深化体制改革。现在不是企业不愿转变机制，而是政府尚未转变职能，企业也就无法转变机制，企业的手脚被捆住了，“解铃还得系铃人”。
问：在国外，纳税光荣，而我国人们的纳税意识淡漠。您看是不是这样？
答：这涉及观念培养。我在美国进修结束时，福特基金会安排我去旅游，但我决定去华盛顿。美国房东说他每次去华盛顿，必去国会旁听，并建议我去听国会辩论，我问：“普通老百姓能进得去吗？”美国朋友回答：“Why not? I'm taxpayer.”意思是说，我是纳税者，政府是我们的仆人，为什么我不能去听国会辩论。美国人对纳税有种自豪感。
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与中国的“渐进疗法”成效如何？
答：叶利钦总统的顾问塞克斯曾对我说：“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没有取得成功，中国的渐进疗法已开始取得成功。从短期看，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代价是很高的；从长期来看，我还不知道。”他的话既没有对休克疗法完全丧失信心，也没有对渐进疗法给以完全肯定。我也担心，中国的改革拖长了会怎么样，有些问题（如既得利益，权钱交易，腐败等）时间愈长愈不易解决。我想到一定时候是不是中国改革需要快刀斩乱麻，量变到一定时候需要“飞跃”。
问：您怎么看两个转变？
答：增长方式不转变，就不可能实现赶超。不要说比不上美国，也比不上“四小龙”，连东盟也比不上。开工项目这么多，完工项目这么少。这怎么行？但增长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体制转变。可是不能等到体制转变好了以后再转变增长方式。增长方式转变对体制转变增加压力，体制转变为增长方式转变创造条件，两个转变相辅相成，市场化转变的要求对全国来讲是统一的，增长方式转变则要因地制宜。
问：你为什么反对“中华经济圈”的提法
答：因为日本东盟右翼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穷不得，也富不得，因为穷也威胁，富也威胁，危言耸听地宣扬中国要利用移居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工商业者作“第五纵队”建立什么“中国经济帝国”。这些宣传，把一些东亚国家弄得很紧张，所以在战略上、外交上不宜提“中华经济圈”。况且，“中华经济圈”不可能成立，正如以色列不可能建立“犹太经济帝国”一样。关于这问题，请参阅最近我和日本学者合作出版的《东亚经济白皮书》（中国计划出版社最近出版）中日本三井物产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弘中先生写的“前言”。
问：你认为明年我国的外贸形势是好呢还是坏呢？
答：今年外贸赤字的主要因素是：①退税政策变化；②1995年预期退税率降低导致去年末出口大增，1996年上半年锐减。但这是暂时因素，长期影响主要是企业效益太差，出口成本太高，因而关键还是要推进两个转变，提高企业效益和人员素质。1997年香港回归，若中国1996年的外贸影响到香港，那么1997年外贸的严峻性要有足够的准备。
问：请问当前世界经济有哪些新现象？
答：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个人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研究。第一“失业——复苏并存”现象。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停滞膨胀，“停滞——膨胀”二者按经济学原理讲本不应并存的，但70年代却发生了，理论上无法解释，导致凯恩斯主义破产。这次欧洲经历了危机，复苏阶段失业率并没有下降，仍达两位数字。本来，复苏——高失业不应并存的，现在却同时发生和存在，有点像70年代有“滞胀”的悖理性差不多了。第二，西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很突出。美国、德国、日本三个经济大国经济力量的对比，近几年来发生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过去看来每况愈下的美国，其经济实力正在增强；而日、德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经济活力，步履艰难。美国经济为什么会有“中兴”？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宏观经济管理80年代以来比过去更成熟了，增长速度宁可慢些，但要更平稳些，更持久些，80年代里争取到8年的持续增长。 二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下进行了结构调整，用高新技术来武装传统产业和开发新产业。过去日本一度很神气，在美国大购房地产、债券及某些大公司，出现“日本在购买美国”，有的日本人声称“日本宰美国，毋须用刀，只须停止购买其公债”，声称日本已强大到可以对美国说“不”，并出版了一本“要一个能说‘不’字的日本”的著作，美国保守的传统基金也针锋相对地出版了一本名叫《还是要一个只说‘是’字的日本》。紧接着，日本的泡沫经济垮了，银行体系垮了，日本的气势稍有收敛了。现在，只有美国一国集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经济大国、金融大国、科技大国于一身，在冷战后时期，美国有时可以表现得比过去更加咄咄逼人，无所顾忌。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旧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发展中国家保护自身的国内市场，手段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先进的国家保护自己国内市场，手段是配额制、原产地法、环境标准、质量标准等。第四，东亚经济奇迹。表现有二：一是经济持续十多年发展，二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时仍然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原来是西方感冒，东亚非打喷嚏不可。但近十几年来东亚经济已取得很强的支撑力量，西方经济对东亚经济的影响已不像过去那么大了。为什么？这与东亚地区内部相互提供外资、相互提供市场具有重要关系。当然也有人警告（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不要相信东亚经济奇迹的神话。因为东亚经济增长方式是靠不断增加有形资本的投入而取得的，即不是靠全要素生产率TFP， 因而东亚经济不是“奇迹”而是“纸老虎”。他们的说法是明显有意识形态的偏见的，但可把他的观点作为一记警钟，加速推进中国的增长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