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学科分割促进学科交叉——对历史学学科建设的一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学科建设论文,历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取得的发展和进步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发展和进步表现在：研究视野的拓展，研究领域的扩大，新资料的发掘整理，新的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中外史学交流的积极开展，新的史学人才的健康成长，等等。但是，同一切事物一样，历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制约因素，或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早已存在的，有些则是在发展过程中新产生的。在这些问题中，学科的分割对历史学发展的制约，值得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准备就这个问题谈一些想法，供大家讨论。
一 学科分割的具体表现
所谓“学科分割”，既反映在历史学内部，也反映在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上。
从历史学内部来说，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名录，历史学下面包括8个二级学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考古学、中国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这8个二级学科，各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它们又都是历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各个二级学科之间壁垒过于森严，相互隔绝，互不往来。不少史学工作者除自己所从事的二级学科外，把其余的看作是另一种行当，不但在学术内容方面不闻不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在人员交往方面，也颇有点：“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
其实，就是在同一个二级学科内部，同样也存在着学科分割的现象。或者专注于某一历史时段，或者潜心于某一社会历史领域，心无二用，目不旁骛。研究先秦的对唐宋历史不暇一顾，研究经济史的对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也缺乏必要的兴趣。拿我较熟悉的中国近现代史来说，由于有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学科分界，研究晚清史的就很少了解清代前中期的历史；由于有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学科分界，研究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即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也有不少人不大关心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虽然近年以来，已把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9年历史通称为中国近代史，但以“五四”为界的分割状况改变得并不令人满意。
至于历史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学科分割的现象就更加突出、更为严重。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它一方面应该为其它学科提供丰富而翔实的思想资料，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是已经逝去的社会生活的总和，所以历史学理应借鉴和吸取其它各学科的某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以加深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但是，我们往往过分地强调历史学的传统和特性，不大愿意花费必要的精力，去了解和学习其它学科某些与历史学有密切关联的研究成果和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方法。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有点“闭目塞听”、“固步自封”，我想，不能说是对我们的有意贬损。
当代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学科交叉、学科渗透、学科融合，实现学科的创新。上面提到的学科分割的种种现象，是应该努力加以改变的。
二 学科分割的弊端
学科分割对史学发展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弊端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历史是一个前后承续的不断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业已逝去的既往社会生活的总和。研究历史，既要有微观的深入考察，也要有宏观的深刻思考。有一些历史现象，特别是某些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离开了对社会历史的长时段的观察，离开了对社会现象的多角度的综合分析，是很难揭示其历史本质的。学科的分割，则往往会使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视野过于狭窄，不得不把一些长时段的、全局性的、规律性的问题排除在自己的研究视野之外。
二是影响了专题研究的深入。社会历史现象既然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就专门问题的研究来说，也不能画地为牢，就事论事，完全孤立地、静止地去进行研究。不了解古代的状况，怎么能说清楚近代社会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新的发展?不了解世界历史的状况，怎么能确切判定中国社会在当时所处的历史地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之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为集中一点而不及其余，便可以研究得更加深入，也许结果反倒适得其反。这样说，当然不是主张所有的问题都只能作面面俱到的综合研究，而是说在重点突破时要兼顾到其它，这样反过来会更加有利于重点研究的深入。
三是妨碍了学者之间的交流与研讨。学术的发展，一个重要条件是专家学者之间的相互切磋和讨论。一个新的学术成果的出现，能够为广大同行专家所关注和分享；一个新的学术问题的提出，能够得到广大同行专家的热烈反响和辨难，这样的学术环境，才是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可是由于学科的分割，不少史学工作者只专注于自己的那一小块学术领地，就使得学者之间的交流变得异常困难。这些年，书出得不少，文章发得很多，但读者面很小，始终只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有不少很有学术价值的史学新著，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广泛反响，更没有看到围绕哪一个学术问题，开展了热烈、认真的“百家争鸣”。
四是减弱了历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学科分割使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似乎史学著作只是写给史学界内部少数同行专家看的。不错，史学论著是史学工作者经过潜心研究而作出的最新学术贡献，理应首先提供给史学界并经受同行专家的评判，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局限在这一点，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历史学作为“经世致用”的一门学问，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还必须走出史学界，面向其它学科，面向全社会，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发挥自己的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在最近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谈到“中国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优良传统”问题，“治史”，当然首先是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而“学史”、“用史”则是与全社会都有密切关系的事。史学工作者要在全社会“学史”、“用史”中起骨干作用，抱住一个狭窄的研究领域是不行的。要以更加广阔的眼光，适应社会的需要，从选题、视角、内容到成果表现形式，冲破长期形成的固定程式，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创新。
五是不利于历史学的学术创新。同任何学术一样，创新也是史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学术从本质上讲就是对未知的不断探索，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如果我们的史学只知道复述前人的老话，陈陈相因，了无新意，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那史学也就丧失了生命力，甚至失去了自己存在的资格和价值。当然，要真正实现史学的创新，是很不容易的，要经过各个方面的艰苦的努力。学科的分割，隔断了与其它学科的联系，失去了借鉴其它学科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机会。学术的封闭，容易产生思维的僵化，这样，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新的研究视角的提出，新的研究切入点的选定，新的分析方法的运用，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三 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学科交叉
克服学科分割带来的种种弊端，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历史学内部以及历史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学科交叉、渗透与融合。
首先是要转变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过程曲折复杂。由于有着优良的治史传统，历史典籍汗牛充栋，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这样一种客观情况，使中国历史学形成了一种凡事都要穷追深究、寻根抉微、探本溯源、言必有据的良好学风和传统。这样好的学风和传统无疑是应该坚持和发扬的。在这种学风下，研究一个问题，往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因之不免难以顾及自己主要研究方向以外的其它问题，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凡事都有个度，超过了这个度，事情就会走向反面。过分强调深入钻研而形成学科分割，其实这并不符合中国史学的历史传统。司马迁自己说，他撰写《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也自称作《资治通鉴》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你看他们的眼光是何等的宽阔，胸襟是何等的博大。近代以来，出现了一批史学大家，他们关注的学术领域各不相同，作出的学术贡献也各有千秋，但他们作为史学大师，则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都融合古今，兼通中外。像我们这样的人，自然是难以学到他们那样的境地，但作为一种方向，无论如何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他们身上，也充分说明了正确处理好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跳出狭窄的学科限制，是何等的重要。
第二是要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营造有利于学科交叉的学术大环境。对重大学术问题，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热烈而健康的争鸣和辩论，有利于引起学术界的共同关心，有利于学术的交流，有利于打破学科分割的状况。我们只要回忆一下，上个世纪的50年代，当党和毛泽东同志刚刚提出“双百方针”，尚未受到政治上“左”的干扰的时候，史学界曾经围绕几个重大历史问题进行过热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广泛吸引了史学界各方面专家的注意，史学界以外的一些学科专家也不乏有人参加，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问题的深入研究，更重要的是调动了各学科关心共同问题的积极性，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可惜在“左”的干扰下，这种令人欣喜的局面没有能持续下去，而现在有条件把这方面的事情做得更好。
第三是选择重大课题，组织跨学科的协作与联合攻关，多组织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有些问题的研究，仅靠历史学的某个二级学科是难以完成的，就需要组织跨学科的协作与联合攻关。在共同的联合科研活动中，不同学科的专家可以各展所长，相互启发，相互学习，从中实现新的学术创造。近来，我参加过几次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等方面的同志在一起开的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普遍反映良好，认为了解了许多过去并不了解的学术讯息，听到了许多过去未曾深思的问题，真是耳目一新，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路，希望这样的会以后多多举行。
第四是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改善知识结构，改变“博士不博”的状况。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越来越成为输入史学队伍新鲜血液的主要来源。近些年来，在他们中间已经涌现出一批品学兼优的青年学术带头人。但是，在研究生的培养上，也存在一些值得改进的问题。有些同志担心的所谓“博士不博”的现象，就是其中之一。这主要是指博士生的知识面过窄，缺乏必要的基础知识的素养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入学以后，往往一头扎进博士论文的写作，而博士论文的题目又常常不过是硕士论文题目的延续和扩展。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对某一点有较深的研究，却很难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全面人才。为了进一步改善史学队伍的建设，在这方面需要经过认真探索，进行大胆的改革。
最后，要提倡切切实实地腾出一点精力，学习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吸取有关的研究成果，并且与本身的史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在一些课题申报材料或学术成果的自我介绍中，往往读到有些人自己说“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文化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有的甚至一口气写了八九种之多，似乎是十分注意学科的交叉与渗透的了。但仔细看下去，则能够发现，这些说法，很大程度上只是贴一个标签，打一个幌子。对自己所提到的相关学科的基本常识尚付阙如，怎么谈得上应用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我认为，真要“应用”，真要“借鉴”，首先得腾出精力，老老实实地学习，最好是系统地看几本书，或听一两门课。待到弄清楚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内容之后，再融会贯通，得其要领，并将这些知识同自己的史学研究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积极的有益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