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的历史与逻辑统一性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逻辑论文,历史论文,统一性论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要阐明其科学性需要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及其三大理论成果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和问题前提。正如黑格尔所言：“理论的东西本质上包含于实践的东西之中。”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首要体现在它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了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时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正是这些现实的重大问题引发邓小平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思考“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新一代领导集体解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新难题，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应时而生有其历史与逻辑的必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是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经过前30年的确立、探索和发展的同时，又处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困境。“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的中国处于政治上极“左”、经济上比较贫困、文化上比较单调的历史状况。“两个凡是”的出炉延续了极“左”路线，使得中国仍然被禁锢在教条主义之中；被“文化大革命”搞乱的经济秩序不仅没有得到恢复，反而继续加强了计划经济的集权管理，人民的温饱问题迫在眉睫；以“样板戏”为模式的文化政策没有改变，中国几乎处于文化沙漠之中。
从宏观上，新科技革命对两种社会制度关系的调整酿就了改革的国际背景。到20世纪80年代，新科技革命改变并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生命，两大阵营也没有拼出高下，整个世界从战争与革命的对峙中逐步走向和平与发展的胶着状态，中国必须改变冷战思维，转变发展策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抱残守缺没有出路，邓小平在恢复工作之前就以其睿智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明确反对“两个凡是”②，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③。他在思考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时引发他思索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长期困扰我党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追问“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贯穿邓小平理论始终的主题自然产生。正如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所说：“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④“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人民已经不能再“忍饥挨饿”了，可以说当时是春潮萌动，历史已经不允许再走“死胡同”，华国锋则没有认清历史的主流。而邓小平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科学地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始终未能完全解决的重要历史问题。
邓小平在复出之前就一直在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下定改革的决心。但如何改革、沿着什么样的路径走，他也没有完整成熟的路线图。历史之所以选择了邓小平，是因为他在中国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时，切实做到实事求是，准确把握到当时中国最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准确地把握了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知耻而后勇，承认中国的生产力落后，果断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纪元。沿着上述问题，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逻辑地展开。
第一，借助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丢失了多年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尽快挣脱极“左”思想的束缚，进一步强调“解放思想”。党的思想路线是党的灵魂，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邓小平认识到恢复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和根本性。早在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闭幕词中邓小平就严正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⑤在邓小平看来，“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⑥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党就迈出了挣脱“左”倾教条主义束缚的关键一步，更重要的是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铺平了道路。
第二，搞经济建设没有成熟的模式，必须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苏联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的经验和教训表明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已经走到尽头，连温饱问题都没能解决好，所以，要消灭贫穷、发展经济，必须打破原有的经济体制，首先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经过实践检验后证明发展商品经济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调动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央逐步采取计划与商品并重的方式，直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在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必然会引来对改革的前途和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质疑，于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要求党必须作出回答。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有计划的发展几乎与社会主义等价，而许多社会主义者却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他们没有预料到社会主义在落后生产力国家诞生，更没有为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现成的答案。当改革近七年之后的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⑦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无法立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做出解答时，邓小平以其擅长的否定性思维告诉我们“什么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⑧、“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⑨那么，这就在逻辑上引出我国当时需要解决的首要重大问题就是“消灭贫穷”。搞阶级斗争不能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才能消灭贫穷、富国强民，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巩固。所以，必须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发展生产力，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第四，随着经济改革的展开，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弊端逐步暴露，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后，一大批老干部满怀革命热情复出，但由于健康和观念等原因，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然而，要让他们马上退下来，还有点想不通，也打击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于是，以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为开端的政治体制改革由此发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可以说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贡献之一，正是这一重大决策，平稳地实现了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首先在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⑩。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相关理论伴随新问题不断产生。
第五，当国门打开以后，处于文化饥渴的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有点“饥不择食”。20世纪80年代以传播西方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热在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的同时，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直接污染着人们的文化生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文化建设的重大策略和方针不断出台。面对攻击和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不断强调。
第六，伴随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国内外要求对中国的改革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给予明确说法的声音渐高——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掷地有声，它向世界声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走的是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了发展道路问题后，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要求我们既不能照搬照抄马列著作，更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必须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方针，这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化问题提供了现实依据。
第七，随着香港回归日期的临近，台、港、澳问题摆在第二代领导人面前。但英国不愿放弃香港的主权是有目共睹的，中英香港谈判开启后阻力重重，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告诉英国政府“主权问题不容商量”。然而，在香港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回归后如何管理香港等问题上，最初他也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在持久的利益博弈之中，把最初解决台湾问题的初步设想运用到解决香港问题上，最终诞生了“一国两制”的完整构想。
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展出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从革命向建设转折的新的理论飞跃。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8月指出的：“我们做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认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11)这些新的理论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重大理论难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和根本任务，解决了困扰我国发展的世界主题问题，实现了从革命与战争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折，确立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地位，国防外交理论不断创新。这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无不与现实问题相联结。党的十五大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12)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逐步产生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和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1989年6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接过来的是成就与问题并存的中国，正如邓小平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平息后指出，第三代领导集体要抓几件人民满意的事情，“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3)，并指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4)这是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交代，也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展工作的起点。党风问题引发党的信任危机，社会阶层的变化引发党的群众基础问题；民主法制建设亟待加强；经济形势严峻，通货膨胀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直接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西方各种思潮对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较大冲击，思想多元化趋势明显；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西化和分化势力加剧。这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考验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重任摆在他们面前。
面对一系列新问题，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始了党的建设的艰难探索。1989-2002年的十三年，党的三次中央全会集中解决党的建设问题：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一书中，共收入江泽民1989年12月-2001年9月关于党的建设的文稿54篇，可见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高度重视。1989年12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举办的党建理论研究班的讲话中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要在全党系统地深入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党的基本知识教育。”(15)此后，党中央提出了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改善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加强反腐败斗争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增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重大方针和政策。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提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6)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对县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进行“三讲”教育。十五大提出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从严治党，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17)。1998年底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三讲”教育，直到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省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使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两个代表，到广州后增加为三个代表，“三个代表”思想初见端倪。2000年5月，江泽民在江浙和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加强党的建设，把“三个代表”确立为“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18)。在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江泽民对“三个代表”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全面系统地概括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并把它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
与此同时，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整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推进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针对当时投资和消费的双通胀和经济秩序混乱、结构不合理等重大问题，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明确的治理整顿的目标和措施，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很快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对的矛盾和问题促使中国社会主义需要重新选择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发展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党的十五大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式定名为“邓小平理论”，提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进一步发展了党的旗帜理论；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明确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策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发展先进文化，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全面阐述，提出了贯彻这一思想的具体要求。2003年12月，胡锦涛评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20)。
三、科学发展观的应时而生及其历史必然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和现时代中国需要应对的重大问题，开始思考未来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一时代难题。到2003年，我国25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0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933亿元，“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1)。但也必须承认新世纪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中国历史上不乏像非典这样的传染病疫情，但2003年的非典传播速度之快、爆发范围之大是新中国乃至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在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这样重大的突发事件要求党必须全方位、系统地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2003年4月15日，胡锦涛在广东考察非典工作时就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
市场经济在为我国带来经济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受资本逻辑支配、以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正在撬动国人的欲望，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初期那些暴发户时所说：“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22)。人们物质需求的无限膨胀必然导向对自然资源的超限度掠夺，由此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能源危机，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收入分配差距和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造成个体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由此引发了民生问题和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农村发展滞后，解决温饱后农民致富问题及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亟待解决。从国际背景看，经济全球化和资本扩张的趋势明显增强，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显示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一些不可预测的风险增加，大国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发展是硬道理，但面对新世纪的新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成为新一代领导集体亟待解决的重大核心问题。正是在这样明确的问题面前，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努力践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结了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前提下，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23)，“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24)
从微观上分析，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在逻辑上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三步走战略和小康社会到全面小康，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更加明确。从突破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和否定苏联模式开始，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确立，充分表明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成熟。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到政治文明，再到生态文明，反映了党对人类社会文明形态认识的不断深化。由否定计划经济体制，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始，直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表明党在吸纳人类文明成果上的高超智慧。由否定一大二公，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党对私营经济认识逐步提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招商引资开始，到“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再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中国特色的开放格局逐步形成。由否定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业产业化和小城镇建设，再到新农村建设，党找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解决农民问题的可行之路。由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开始，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再到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建设理论在不断适应新形势中创新发展。从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到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直至把“以人为本”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问题的认识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25)
总体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含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伴生，它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始终遵循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始终贯穿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呈现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因此说它具有科学性。而“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26)，实践是无止境的，新问题昭示新的理论不断生成，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27)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依据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通过文化创新完成对资本主义市场方式的超越，这构成推进当代中国改革的逻辑前景。
注释：
①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3页。
②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重新出来工作之前就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两个凡是”的错误，这一时期邓小平反对和否定“两个凡是”的详细内容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3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82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81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7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页。这是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的：“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其实，早在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就谈到社会主义和贫穷问题，他说：“‘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详细内容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1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 公报 决议 决定》(上)，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第147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60页。
(1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 公报 决议 决定》(下)，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第600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15)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16)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88页。
(17)《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 公报 决议 决定》(下)，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第622页。
(18)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398页。
(19)《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 公报 决议 决定》(下)，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第445页。
(2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44页。
(2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 公报 决议 决定》(下)，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第741-742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5页。
(2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83页。
(2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2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 公报 决议 决定》(下)，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第913页。
(2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7页。
(27)《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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