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取向与企业家伦理决策——基于“浙商”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伦理论文,企业家论文,浙商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人们越来越关注组织诚信与社会责任，有关企业家伦理决策(ethical decision-making)的问题也成为管理研究的热点。O'Fallon和Butterfield(2005)通过对1996～2003年发表的伦理决策实证研究综述发现，在这段时间发表的伦理决策研究几乎是过去40年文献的总和。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伦理决策对组织公正氛围建设、社会责任承担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重要。安然、世通等诸多企业在商业活动中暴露的丑闻直接或间接与企业家伦理决策有关(Reynolds,2006a)。企业家道德水平与伦理决策不仅是决定企业健康发展的要素，并影响着社会对企业家魅力和声誉的感知与评判。Kouzes和Posner(1990)对美国私营及公共组织7000名管理者的调研发现：87％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诚实”是企业家的重要特征，“诚信”被看成是最重要的领导特质，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胜任能力。组织成员总是通过企业家表现出的行为来判断其是否符合伦理，言而无信、掩过饰非、见利忘义等都是缺乏诚信和伦理规范的标志，企业家的非伦理决策和行为会造成组织成员在企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困惑，导致内心冲突；而组织成员心目中的伦理型领导往往被看作更有能力，也更可信赖。因此，企业家的伦理决策与行为会在组织内部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从功利型企业家向责任型企业家、从利益驱动向伦理行为的转型是组织健康成长的内在要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金杨华，2007；吕福新，2004)。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家伦理决策过程
在伦理决策研究领域，有两个问题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一是伦理决策的影响因素；二是伦理决策与行为选择的过程。企业家伦理决策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呢？Trevino和Youngblood(1990)等“烂苹果”学派提出伦理决策是决策者个人特征的直接结果，取决于企业家认知道德发展(cognitive moral development)水平；Chau和Siu(2000)对以往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伦理决策除了受认知道德发展影响外，还与年龄、性别、关系取向、价值观和控制源等个体特征因素有关(Chau & Siu,2000；Su & Littlefield,2001)。“烂木桶”学派则强调了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家伦理决策的影响，Jones 和Kavanagh(1996)等学者指出：应该用权变观点看待伦理决策问题，群体规范、组织文化等情境因素才是伦理决策和行为的决定因素。
第二个问题是回答企业家在面临伦理困境时是如何进行决策并选择行为的。Rest(1986)等提出了伦理决策的四阶段模型：伦理两难困境的认知(awareness)；进行伦理判断(judgment)；形成伦理行为倾向，即决定以伦理还是非伦理行为做出反应；最后才表现出具体的伦理行为。根据Rest等的模型，伦理决策是涉及问题感知、伦理判断、行为倾向和伦理行为的过程，但是，他们的模型中并没有考虑情境与社会变量。Trevino(1986)、Jones(1991)等的权变模型和个人—情境互动模型同样认为伦理决策始于对两难伦理问题的认知，但他们综合考虑了企业禀赋、文化传统和参照群体等情境因素及认知道德发展等个体特征对伦理决策的影响，提出认知道德发展水平等个体特征变量与情境变量共同决定和影响伦理认知与判断的观点，而且文化传统、参照群体等情境变量又会缓冲伦理认知、判断与行为间的关系。
Spicer,Dunfee和Bailey(2004)等进一步指出，伦理决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组织与社会变量，行业竞争、盈利能力、传统文化和参照群体等都会影响企业家伦理决策与行为。Shleifer(2004)通过美国经济研究认为，竞争环境会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而破坏伦理行为，盈利能力与伦理行为间存在积极的关系；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研究也发现，国内盈利企业承担更多的伦理责任，而“企业经营困难”成为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首要原因(冉永平，2007)。Shleifer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研究说明组织盈利能力会影响企业的伦理行为和社会责任承担能力。Worden(2003)、Kaptein和Avelino(2005)等则从组织氛围角度指出，诚信经营的组织能做出更为公平和符合伦理的决策，诚信经营的组织氛围能影响个体伦理决策和行为，从而获得更多的尊敬和信任。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la：盈利能力、诚信经营等组织变量会影响企业家伦理决策与行为。
伦理决策的文化差异、社会文化变量对伦理决策与行为的影响等问题同样受到学者关注。社会成员共享的群体规范、传统、价值取向为个体提供了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框架，并影响着我们对于是非、对错的判断(Heine et al.,2002)。伦理问题高度根植于传统文化，又深刻地受群体规范影响。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社会在伦理决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Vitel,Nwachukwu & Barnes,1993)；Resick 等(2006)通过62个不同文化社会的伦理型领导比较研究也发现，社会文化因素会对伦理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在诚信品质和利他行为的判断上与欧美等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异。此外，Davis，Johnson和Ohmer(1998)的研究发现，除受个体道德发展水平影响外，社会比较与社会一致性压力也会对伦理判断与决策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企业家伦理决策还会受到传统文化和群体规范等社会文化变量的影响，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lb：企业家伦理决策与行为会受传统文化和群体规范影响。
(二)中国情境下“关系”的内涵及分类
“关系”(guanxi)作为中国文化内涵中的传统概念，通常被定义为包含信任、互惠、依赖和适应的特殊人际网络(Wong & Leung，2001)。黄光国(2000)等从哲学和价值取向的视角把关系视为一种儒家文化本质的表现。关系是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规范及方式的核心概念，是华人社会商业行为及道德秩序实践的结果，而这种商业行为及社会道德秩序实践又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脉络。高权利距离与集体主义取向的中国，关系反映了社会互依和社会交往规范，体现了冲突化解的模式与商业实践的普遍规则。
根据Chen和Chen(2004)的观点，关系包含两个成分：信任与情感。信任是基于认知的，而情感则体现感情成分，高水平的信任与积极的情感预示着紧密关系。Hwang(1987)等将关系的哲学类型按照人际亲疏分为表达型关系、工具型关系和混合型关系3类。表达型关系是基于平等规范下的长期与稳定关系；工具型关系通常是基于经济型交换的短期、不稳定关系；混合型关系则是介于表达型与工具型关系间的一种状态，体现着经济、社会等多重交换。纯粹表达型关系往往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商业活动首先要通过关系达成商业目标，其次则可以通过关系培育长期的信任与合作，因此，商业环境下的关系大多是工具型和混合型。Su和Littlefield(2001)等对关系研究进行了深化，提出在中国商业环境下，关系取向主要分为“求利”(favorseeking)关系和“寻租”(rent-seeking)关系。“求利”关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基于集体主义的相互帮助和资源共享，是基于经济型与社会型混合交换的关系模式；“寻租”关系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定阶段、在法律制度不健全条件下的产物，是短期的、基于个人利益的权力与经济交换，滋生于社会、经济结构性变革过程。
(三)关系取向对伦理决策和组织绩效的影响
西方学者经常会从负面角度看待关系，把关系与非伦理行为联系起来。Li和Wright(1999)指出私人关系往往会导致腐败，这种观点也得到了Snell(1999)等的支持。Snell和Tseng(2002)认为在商业法规不完善、有限资源为政府所控制的环境下，关系是正式规制的替代。按照这样的逻辑，关系被看成是推动商业伦理滥用的社会动力，一些学者则更简单地把关系等同于腐败和商业活动中的贿赂，认为关系可能会导致非伦理决策和伦理行为失范，如给予关系网络内部成员特权待遇和进行桌下交易等(Standifird &Marshall,2000)。
中国学者则从内源性文化视角把关系看成是符合伦理规范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强调“关系伦理”的重要性，“五伦”学说的实质就是从关系行为和差序格局中去界定和评价伦理问题，认为关系行为是伦理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关系在中西方文化背景下具有不同的伦理内涵，没有基于西方伦理体系的“关系取向”商业行为也并非就是不符合伦理的(Lovett et al.，1999)。在中国情境下，不注重培育长期的、基于信任与互惠的“求利”关系，企业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基于多重交换的“求利”关系也不会影响企业家的伦理决策和行为，反而有助于企业家的伦理决策与判断，企业家经常要依赖关系评判做出正确的伦理决策；但是，如果企业家过多地依赖于短期的、完全基于经济型交换的“寻租”关系，可能会破坏商业伦理环境与氛围。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求利关系”不会对企业家的伦理决策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寻租关系”会对企业家的伦理决策与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现阶段，在社会经济转型、法制环境还不完善的背景下，诚信与关系都是调节商业活动中利益关系的非正式形式。关系是中国商业经营中的有效和必要的手段(Chen & Chen,2004)，企业家经常要依赖私人接触和有效关系解决商业争端，这种独特的冲突、争端处理方式就要求企业家培育与政府部门、相关群体的有效关系以维护公司利益。组织的诚信经营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营与社会道德秩序建立的基础，商业活动中任何一方缺乏诚信不履行承诺，都会影响到交易双方信任关系的建立。因此，诚信经营能更好地帮助企业建立和维护其所赖以生存的商业关系网络，而基于良好关系的交易双方会表现出更多的诚信行为(Kiong & Kee，1998)。在圈内集体主义(in-group collectivism)文化的中国背景下，关系与组织诚信行为间联系更紧密(Resick et a1.，2006)。
实证研究也表明，与低关系的企业相比，高关系的企业效率更高(Lovett et al.，1999)，更易获取稀缺资源和有利于长期生存与发展(Pearce & Robinson，2000)，有效关系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和监管成本，提高契约履行的效率(Wong & Leung，2001)。而且，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民营经济，它们具有更强的关系取向，也更多依赖紧密关系来取得商业成功(Xin & Pearce,1996)。
假设3：关系取向与盈利能力和诚信经营等组织变量存在显著相关。
三、样本与测量
本文以“浙商”这一典型企业家群体为调查对象，对关系取向与伦理决策进行实证检验。在2007年3月到10月间，在“浙商”研究中心、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浙江省建筑业协会等单位相关人员协助下，我们通过现场发放、现场回收的方式对企业家进行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31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0.7％。
此次调查对象主要来自7个行业，其中信息技术与通信占20.8％、金融占3.5％、制造占20.1％、餐饮服务占5.7％、建筑占16.7％、房地产占9.4％、商贸流通行业占22.3％、缺失数据占1.5％；从性别构成看，男性168人，占52.8％，女性139人，占43.7％，缺失11人，占3.5％；被调查对象所在企业体现了浙江经济特点，以中小企业为主，人员规模在500以下的占总数的50.3％、500到2000的占28.2％、2000以上的占14.5％、缺失占7.0％；从企业家年龄分布情况看，30岁以下的占总数的15.1％、30～40岁占47.5％、40～50岁占17.3％、50岁以上占13.2％、缺失占6.9％，平均年龄为39岁，平均工龄14年。由于无法获取未回收企业组织特征等相关数据，本研究没能对问卷的回收偏差进行估计，从行业分布和企业规模等情况看，此次调查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关系取向采用Su和Littlefield(2001)等提出的“求利”和“寻租”关系维度划分。“求利”关系包括“商业活动中为了共同利益，相互帮助非常重要”等5个项目；“寻租”关系包括“为了达成企业目标有时不得不采取商业贿赂等方式”等5个项目；盈利能力和诚信经营采用整体自我评价量表形式。为了对企业家的伦理决策过程进行考察，我们采用了以往研究中出现的15个典型的伦理两难情景，内容涉及环境污染、知识产权侵害、商业欺瞒、谋取私利、商业送礼等各伦理领域(McMahon,2002；Parks,Sanna & Posey,2003)，如“杜比看中并打算购买一款新型手提电脑。商家告诉他如果购买同样款式和配置，但预装正版软件比较少的手提电脑，价格可以便宜很多。这意味着如果他为电脑装便宜盗版软件的话，可以省很多钱。他的很多同事都在使用盗版软件，但也有一些是极力反对使用盗版软件的。在权衡之下，杜比购买了一台便宜的手提电脑，并装上了一些盗版软件”是涉及知识产权侵害的伦理两难情景；“在一次展销会上，蓝格经过一个竞争对手的展位，刚好此时该展位没人在，蓝格就随手拿走了竞争对手摊位上剩余的4份免费发放的产品样本，并把它们带出了展会扔掉。当竞争对手返回到他们的展台时发现样品已经被取光了，也不可能再向参会的其他潜在购买者进行发放”为涉及商业欺瞒的伦理两难情景。我们要求调查对象认真阅读伦理两难情景，并做出5个判断，其中包括“您觉得这是否是一个伦理问题”、“您觉得他/她的行为符合伦理吗”、“如果您是他/她，有多大可能会这么做”、“从中国目前现状看，您觉得有多少人会这么做”、“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您觉得能这么做吗”，上述判断分别用李克特7点量表测量企业家的伦理认知、伦理判断、伦理行为倾向、群体规范和传统文化意识。在完成取样和数据整理后，本研究采用SPSS 11.0和AMOS 5.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对关系取向的验证型因素分析得到模型的拟合度指数如下：
/df，NFI，IFI，TLI，CFI和RMSEA分别为105.36/34，0.95，0.96，0.94，0.96和0.08，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构思效度，支持了Su和Littlefield的“求利”关系和“寻租”关系模型。
四、研究结论
(一)主要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与西方某些学者提出关系取向会导致伦理失范和权力滥用等简单判断不同，“求利”关系与企业家伦理决策过程变量相关不显著，也不会影响企业家对现实群体伦理行为及传统文化观念的判断；但是，基于经济型交换的短期“寻租”关系与伦理决策过程变量、群体规范和传统文化判断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寻租”关系与企业家的伦理决策及行为间确实存在负向关系；此外，企业家“求利”关系和“寻租”关系间存在中等程度相关(r=0.32；p<0.001)。
企业家伦理决策过程变量间存在高度相关，体现了伦理决策认知、判断和行为倾向过程的内在一致性；诚信经营、盈利能力等组织变量，群体规范和传统文化认知等社会变量除了相互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外，与企业家伦理决策也存在显著相关。企业家背景特征变量中，年龄和性别变量与伦理决策过程相关紧密。
性别与“求利”关系、伦理判断、伦理行为倾向和传统文化认知变量存在显著相关；女性企业家“求利”关系取向更高、在伦理判断和决策、传统文化认知方面也表现得更积极；年龄与企业家“求利”关系、伦理决策过程、群体规范和传统文化认知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二)关系取向、组织变量等与企业家伦理决策的结构方程模型
为了进一步检验企业家伦理决策过程及关系取向、组织社会变量对伦理决策的影响，运用结构方程建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技术对本研究假设的理论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度指数：/df，NFI，IFI，TLI，CFI和RMSEA分别为79.84/14，0.95，0.96，0.87，0.96和0.12，拟合度指数表明模型在可接受水平。
图1呈现了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企业家伦理决策始于伦理认知，进而影响伦理判断，随后形成伦理行为倾向的过程模型。“求利”关系会影响企业家对群体规范的评价，“求利”关系越高，企业家对群体规范的评价越积极。相反，“寻租”关系对企业家伦理认知、群体规范和传统文化评价均会产生负面影响。组织诚信经营状况会影响企业家伦理认知，倡导诚信经营的组织，企业家伦理意识也更强；盈利能力与伦理决策的关系不显著，部分支持了研究假设la。研究假设1b也得到了结果支持，群体规范和传统文化认知对企业家伦理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它们影响着伦理认知、判断和行为倾向整个过程。
图1 企业家伦理决策过程结构方程模型
注：*p<0.05；**p<0.01；***p<0.001；虚线表示路径系数不显著。
(三)企业家伦理行为及关系取向的聚类分析
以“寻租”关系、“求利”关系和伦理行为倾向作为特征变量，本研究对企业家进行聚类分析。从表2呈现的聚类分析结果得到：根据关系取向和伦理行为可以把企业家分成4类：(1)高“求利”关系和高伦理行为的“求利型伦理恪守者”，该类企业家善用基于社会交换的长期“求利”关系，却很少使用单纯经济型“寻租”关系，同时，表现出恪守伦理准则的行为；(2)高关系取向和高伦理行为的“关系型伦理行为者”，此类企业家在商业活动中会同时使用“求利”和“寻租”两类关系，但他们表现出了较高的伦理行为倾向；(3)关系取向和伦理行为均居中的“中间型”；(4)高关系取向和非伦理行为的“关系型伦理违背者”，此类企业家“求利”和“寻租”关系得分均较高，在面临伦理两难困境时，经常会表现出违背伦理的行为倾向。
从人数分布情况看：“求利型伦理恪守者”占总人数的11.4％，“关系型伦理行为者”占总人数的33.1％；“中间型”占总人数的39.7％；“关系型伦理违背者”占总人数的15.8％。上述数据表明：目前国内大多数企业家伦理水平较好，有44.5％的企业家都表现出了良好的伦理行为倾向，但是，也有15.8％的企业家表现出违背伦理的行为倾向。
在聚类分析基础上，本文对不同类型企业家个体及组织特征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表3方差分析(ANOVA)结果得到：“求利型伦理恪守者”组平均年龄最高，“关系型伦理违背者”组年龄最低；“求利型伦理恪守者”和“关系型伦理行为者”类企业家所在组织的盈利能力和诚信经营氛围均要高于“中间型”及“关系型伦理违背者”。
五、结束语
组织伦理行为是对社会责任的理性认同和履行实践，谋利是企业家的天性，但企业家在追逐利润过程中，必然要遵循一定的道义准则，这就构成了组织的经营德性。有益于他人、社会的伦理行为，抑或危害他人、社会的非伦理行为，背后均隐含着个体伦理决策过程。企业家作为特殊社会群体，其伦理决策及随之产生的伦理行为是其主体属性的重要体现，在社会群体中会起到重要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吕福新，2006)。本研究通过对企业家伦理决策过程的研究，探索了关系取向、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变量，盈利能力、诚信经营等组织特征变量，以及群体规范和传统文化等社会情境变量对企业家伦理决策的影响。研究结论对于现阶段转型社会背景下企业家伦理决策和行为规范提升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研究的贡献之一在于通过结构方程建模检验了关系取向对伦理决策的影响，为澄清目前学术界存在的一些争议提供了实证依据(Snell，1999)。我们认为关系取向对伦理决策的影响是复杂的，首先要从内涵上对关系取向进行区分，根据社会交换关系理论，“求利”关系注重培育长期的信任与互惠，它不仅不会影响伦理决策与行为，而且与组织绩效也存在紧密关系；基于短期的、经济型交换的“寻租”关系，经常会涉及组织与相关利益群体间的桌下交易等问题(Standifird & Marshall，2000)，确实会对企业家伦理决策和传统文化认知等产生负面影响。“求利”关系是尊重道义和经营秩序的互惠合作，而“寻租”关系是对市场规则和经营秩序缺乏普遍尊重的表现，在理解关系取向与伦理决策关系时，我们不能简单描述关系取向有利于，抑或是会破坏伦理决策，而是要对“求利”关系与“寻租”关系进行区别对待，在积极倡导有利于组织发展的“求利”关系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寻租”关系可能会造成的伦理违背等长远负面影响。
本研究的另一贡献是在检验了伦理决策过程模型基础上，分析了企业家背景特征和组织特征对伦理决策的影响。与以往研究比较一致，我们发现性别与伦理决策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总体而言，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强的伦理行为倾向(Loe et al.,2000; Ford & Richardson,1994)，同时，女性企业家的“求利”关系取向也更高。西方有关伦理决策与年龄间关系的研究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O'Fallon和Butterfield(2005)的综述发现21篇涉及年龄对伦理决策影响的研究中，8篇发现年龄对伦理决策没有显著影响，5篇得到两者之间负相关，6篇支持正相关假设。我们的研究发现年龄与企业家伦理决策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年龄越高，企业家的伦理意识、伦理行为倾向更强，对社会群体规范和传统文化的认识也更加积极；此外，年长的企业家，其“求利”关系取向也更强。说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年长的企业家更加遵循伦理行为与规范，也更善于利用“求利”关系。就组织特征而言，一些学者认为组织盈利能力会影响企业家伦理决策与行为，认为企业家在赚钱后会更加注重社会责任承担和遵循伦理道德规范，我们的研究发现，盈利能力并不会直接影响企业家的伦理决策，反而是遵循商业伦理规范的企业盈利能力更强，组织诚信也与企业家伦理决策与行为关系紧密。
本研究也是对伦理型领导理论的贡献。在企业家关系取向与伦理决策研究基础上，我们以关系取向和伦理行为倾向为特征变量对企业家进行了聚类分析，提出了企业家类型差异，目前主要存在“求利型伦理恪守者”、“关系型伦理行为者”、“中间型”和“关系型伦理违背者”4种类型，前两类伦理型企业家所在组织的盈利能力和组织诚信水平均高于后两类，为伦理型领导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支持。Chan，Cheng和Szeto(2002)等的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家中非伦理型利润追逐者占到了34％，而本研究发现非伦理型企业家“关系型伦理违背者”占到了总体的15.8％，说明在社会对商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普遍关注下，企业家伦理水平，特别是“浙商”企业家群体的伦理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与Chan等研究类似的是，伦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家相对比较年轻，说明在中国情境下，企业家伦理决策和行为与年龄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关系，年轻企业家伦理决策及伦理行为的提高是未来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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