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社交网站使用动机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多重中介模型

方 臻¹高雯^1,2黄静静¹陈雅岩¹

(¹ 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大连 116029) (² 辽宁省儿童青少年健康人格评定与培养协同创新中心，大连 116029)

摘 要 本研究旨在考察不同类型的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问卷法对654名大学生进行了在线调查。结果发现：(1)信息表达与分享、逃避和潮流时尚三个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呈正相关，社交互动、娱乐放松和习惯性消磨时间三个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呈负相关；(2)网络社会支持在不同的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均显著；(3)网络人际信任在信息表达与分享、逃避、社交互动和潮流时尚四个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4)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在不同的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均显著。结论：个体无论何种使用动机，在社交网站使用中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网络利他行为就会相应增多，或者通过增进网络人际信任间接促进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 社交网站使用动机；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会支持；网络人际信任；多重中介

1 问题提出

社交网站的飞速发展，促使人们与朋友、家人、职业等的联系以及社交娱乐活动等从线下领域发展到线上领域。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到网络中的积极行为，例如，网络利他行为。网络利他行为(online altruistic behavior)是指助人者在网络环境中表现出来的不以自身获益为目标、自觉自愿的助人行为(彭庆红, 樊富珉, 2005; 郑显亮, 顾海根, 2013)。互联网的便捷性、匿名性、物理隔离性、跨时空性等特征促使网络利他行为在传播速度与广度上均超过线下利他行为(刘勤学，陈武，周宗奎，2015)。当前，社交网站(social network sites, SNSs)不只是人们结识新朋友、开展社交活动以及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工具，也是网络利他行为发生的重要平台，比如，微信朋友圈、QQ空间以及微博转发实用信息、网络捐助等。利他行为是一种高层次的亲社会行为，关注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不仅可以促使个体形成积极健康的网络心理和网络道德水平，对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建设积极文明的网络文化环境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刘勤为, 徐庆春, 刘华山, 刘勤学, 2016; 赵欢欢, 张和云, 2013)。

春节期间，该站点的VOCs关键活性物种主要为丙烯、乙烯、间/对二甲苯、甲苯、正丁烷、异戊烷、异丁烷、反-2-丁烯、丙烷和1-丁烯。

1.1 社交网站使用动机类型与网络利他行为

根据Katz，Blumler和Gurevitch(1973)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gratifications, U & G)，个体对社交网站的使用是目标驱动的，会有意选择媒体和内容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或动机。社交网站使用动机(motivation for using, SNSs)就是个体通过使用社交网站来满足自己的内在需求及意愿。当个体受到动机驱使时，会以网络的使用功能为中介，并在行为中表现出一定的偏好性和相对稳定的态度(郑显亮等, 2013)。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8)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调查显示，截止2018年6月，中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达27.7小时，微信朋友圈(86.90%)、QQ空间(64.70%)和微博(42.10%)分别为社交网站使用率较高的前三名，这可能意味着个体使用网络的某种功能时间越长，反映了个体在该方面的需求动机越强。Papacharissi和Mendelson(2011)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并结合电视使用动机以及社交网站的使用功能提出，社交网站使用动机包括信息表达与分享、社交互动、娱乐放松等9种具体的动机。以往相关研究发现，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存在一定的联系，例如，Morris, Teevan和Panovich(2010)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在社交网站上回答他人问题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利他；赵欢欢等人(2013)发现，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对网络利他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但当前有关社交网站使用动机对网络利他行为影响的研究较少，且主要考察社交网站使用动机强度或某一具体使用动机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然而个体使用社交网站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可能都与网络利他行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因此，本研究第一个假设为尽管大学生使用社交网站的动机可能有所不同，但都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联系。

1.2 网络社会支持的独立中介作用

网络社会支持(online social support)是指个体与他人在网络人际互动中进行信息、情感以及物质等方面的交流互动时产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现实情境中社会支持的重要补充(刘勤为等, 2016; Trepte, Dienlin, & Reinecke, 2014)。一方面，网络社会支持不仅与个人人格特质有关，与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也存在一定的联系，人们在社交网站上的交流互动有助于增加个体的网络社会支持。Swikert，Hittner，Harris和Herring(2002)研究认为，大五人格中具有高神经质的个体在面对面的互动中，线下感知的社会支持最低，这可能会导致其利用网络来寻求社会支持。Giota和Kleftaras(2014)的研究发现，个体使用社交网站寻求社会支持时，其动机是比人格更突出的因素，其中，人际交往动机与逃避动机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社会支持。其次，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个体在使用社交网站获得他人提供的社会支持时，也会为他人提供相应的支持与帮助(刘勤为等, 2016; Tichon & Shapiro, 2003)。同时，大量研究发现，网络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杨欣欣, 刘勤学, 周宗奎, 2017; 赵欢欢, 张和云, 刘勤学, 王福兴, 周宗奎, 2012; Li, Jiang, Yong & Zhou, 2018)。因此，基于以上理论和前人研究，本研究认为，社交网站动机可能会通过网络社会支持来影响网络利他行为，即网络社会支持在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1.3 网络人际信任的独立中介作用

网络人际信任(online interpersonal trust)是指在具有风险的网络人际互动中，个体对他人信息传递可靠性的一种概括化期望(赵竞, 孙晓军, 周宗奎, 魏华, 牛更枫, 2013; Feng, Lazar, & Preece, 2004)。网络人际信任会受到个体网络使用行为、兴趣等因素的影响(赵竞等, 2013)，因此，个体社交网站的使用动机可能与网络人际信任存在一定的联系。研究发现，个体使用社交网站如果是为了进行信息分享或交流，则这种动机与人际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而当个体为了娱乐去使用社交网站时，则这种动机与人际信任无关(Shah, Kwak, & Holbert, 2001)。也有其他研究显示，网络使用的社会资源动机对网络人际信任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Beaudoin, 2008)。人际信任作为个体的一种积极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利他行为的取向。此外，相较于现实环境，网络环境中的匿名性和跨时空性致使利他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人际信任的参与也会影响个体网络利他行为的实施。Wu，Lin，Hsu和Yeh(2009)研究发现具有较高人际信任水平的员工更容易产生利他行为。赵欢欢等人(2013)研究证实，网络人际信任在大学生网络交往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并与网络交往动机和网络利他行为均呈正相关。因此，本研究认为网络人际信任可能在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一方面，与时俱进的红色文化理论品质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应该用与时俱进的精神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另一方面，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力量和新形势，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的内容，指导中国人民向前奋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需要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契合，红色文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大众化。从两者的历史渊源来看，这是一个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过程，在中国社会发展和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红色文化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化的发展进程中起着推动促进的作用。

1.4 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多重中介模型进行分析，并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检验，弥补了Sobel检验的局限和手工计算的复杂性(方杰, 温忠麟, 张敏强, 孙配贞, 2014)。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其次，在上述模型1-8的基础上加入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建立多重中介模型9-16(如图1)。结果显示，模型均拟合良好，χ²<4.50，df <3，RMSEA ≤0.05，SRMR ≤0.01，CFI >0.90，TLI >0.90。根据模型结果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信息表达与分享、逃避和潮流时尚三类动机均可以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社交互动动机对网络利他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的独立中介作用以及三者在以上四种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中的链式中介作用均显著(见图2)。

2.2 研究工具

2.2.1社交网站使用动机

其三，陪伴和职业发展两类动机对网络利他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均不显著，网络社会支持的独立中介作用显著，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的链式中介效应也显著，网络人际信任的独立中介作用不显著(见图4)。

除了烹调油外还有一个植物油的重要来源，那就是坚果。所有的坚果都可以榨油，就是因为坚果含大量的油脂。在坚果中大核桃含α-亚麻酸是最高的，因此建议孕妇选用大核桃。

2.2.2 网络利他行为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首先，将社交网站使用时长作为自变量、网络利他行为作为因变量、8种社交网站使用动机分别作为使用时长的因变量和网络利他行为的自变量，并将年龄和性别做为控制变量纳入结构方程模型中，建立简单回归模型1-8。结果显示，所有模型均拟合良好，χ²<2.00，df <2，RMSEA <0.03，SRMR ≤0.01，CFI >0.99，TLI >0.95，社交网站使用时长对社交网站使用动机有正向预测作用，p s<0.01；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中的信息表达与分享、逃避、潮流时尚、娱乐放松、习惯性消磨时间、陪伴和职业发展7种动机都对网络利他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回归系数分别为0.39、0.29、0.42、0.22、0.18、0.30、0.34，ps <0.01；社交互动动机对网络利他行为没有预测作用，β=0.06，p >0.05。

2.2.3 网络社会支持

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重复取样1000次。如表2所示，网络社会支持在所有类型的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的间接效应值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即中介作用显著；网络人际信任在信息表达与分享动机、逃避动机、社交互动动机以及潮流时尚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的间接效应值的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即中介作用显著；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在所有类型的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的间接效应值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即链式中介作用也全部显著。

2.2.4 网络人际信任

采用丁道群和沈模卫(2005)修订的网络空间人际信任问卷，同样对问卷中题目的情境进行限定，例如，将“在网上的人际交往中，人们基本上是讲信用的”修订为“在社交网站上的人际交往中，人们基本上是讲信用的”。该问卷共9题，采用5点计分法，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对限定后的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删除因子载荷低于0.30的两个题目，结果表明该量表结构效度良好，χ²=19.21，df =12，RMSEA =0.03，CFI =0.99，TLI =0.99，SRMR =0.02，且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 系数为0.80。计算题目的总体平均分作为网络人际信任的观测得分；分数越高，表明网络人际信任水平越高。

二维超声联合四维彩色多普勒超声的确诊率显著高于单纯二维超声的确诊率，具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1。

2.3 数据处理

人际信任水平较高的个体往往比他人更容易感知和利用社会支持，有利于促进个体利他行为的发生(刘勤为等, 2016)。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作为社交网站使用的积极因素，都与社交网站使用动机和网络利他行为显著相关。此外，个体双方通过社交网站交流，体验到被对方理解与支持，有利于人际信任的增加(池思晓, 龚文进, 2011)。已有研究证实了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人际信任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孙晓军, 赵竞, 周宗奎, 谢笑春, 童媛添, 2015)。当前有研究发现，网络人际信任可以调节网络社会支持对自尊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网络利他行为(刘勤为等, 2016)，但网络社会支持能否通过网络人际信任的提高进一步增加网络利他行为有待证实，因此，根据四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假设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可以在不同的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鉴于本研究的数据均来源于被试的主观报告，对所有题目的原始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依据Harman单因素检验法，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并设立所有题目的公因子数为1。结果显示，这个模型的拟合情况并不理想(χ²=15833.92,df =3654,RMSEA =0.07,CFI =0.51,TLI =0.49,SRMR =0.11)，表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所有研究变量进行描述统计、性别和年级的差异检验以及相关分析(见表1)。其中，女生在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中的放松娱乐(M =3.64,SD =0.04)、习惯性消磨时间(M =3.52,SD =0.04)、社交互动(M =3.68,SD =0.05)三种动机以及社交网站使用时长(M =2.25,SD =0.38)均显著高于男生的放松娱乐(M =3.48,SD =0.04)、习惯性消磨时间(M =3.31,SD =0.05)、社交互动(M =3.37,SD =0.06)三种动机及社交网站使用时长(M =2.04,SD =0.42)；而男生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中的逃避动机(M =2.74,SD =0.05)以及网络利他行为(M =2.41,SD =0.03)要高于女生的逃避动机(M =2.59,SD =0.05)以及网络利他行为(M =2.25,SD =0.03)；大学生社交网站使用动机、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则表现出显著的年级差异，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尽管大学生的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不同，但一年级大学生均显著低于其他三个年级的学生(ps <0.05)；在网络社会支持上，一年级大学生显著低于三、四年级的学生(ps <0.05)，其他年级之间则无显著差异；在网络人际信任上，二年级大学生显著低于三、四年级的学生(ps <0.05)，其他年级之间则无显著差异。社交网站使用的逃避动机与社交互动动机之间无显著相关，其他动机则与网络社会支持、网络人际信任以及网络利他行为两两之间显著相关。

3.3 多重中介模型检验结果

采用郑显亮(2010)编制的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在进行施测前，对量表中题目的情境进行限定，例如，将“在网上向他人推荐好的文章、音乐、影视节目等”修改为“在社交网站上向他人推荐好的文章、音乐、影视节目等”。该量表包含4个维度：网络分享、网络指导、网络支持和网络提醒，共26题，采用4点计分法，1表示“从不”，4表示“总是”。对限定后的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该量表结构效度良好，χ²=756.18，df =289，RMSEA =0.05，CFI =0.94，TLI =0.93，SRMR =0.04，且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 系数为0.95。计算所有题目的总体平均分作为网络利他行为的观测得分；分数越高，表明网络利他行为发生的频率越高。

文创产品即文化创意产品，简单地说它就是源于文化主题并经由创意转化的具有市场价值的产品，以往对城市文创产品的研究较少。城市结合自身文化资源的文化特征与文化符号，可以创造性地设计开发出一系列城市文创产品，在将产品销售给顾客的同时推动当地文化的快速普及。为了更好地进行城市文创产品营销，需要注意以下一些事项。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在线调查有社交网站使用经验的在校大学生，收回有效问卷654份；其中男生297人(45.41%)，女生357人(54.59%)；其中，大一160人、大二179人、大三177人、大四138人；被试的平均年龄为20.51±1.80岁。

图2 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以及两个中介变量的作用
注：p <0.001，p <0.01，p <0.05，⁺p <0.06；a: 信息表达与分享动机 b: 逃避动机 c: 社交互动动机 d: 潮流时尚动机

其二，娱乐放松和习惯性消磨时间两类动机均可以负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会支持的独立中介效应显著，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的链式中介效应也显著，但网络人际信任的独立中介作用不显著(见图3)。

图3 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以及两个中介变量的作用
注：p <0.001，p <0.01，p <0.05；a: 娱乐放松动机 b: 习惯性消磨时间动机

采用Papacharissi等人(2011)编制的社交网站使用动机量表(Social Networking Sites Using Motivations Scale)，中文版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翻译，再由有书籍翻译经验的心理学专业的一名研究生和一名导师进行回译。原量表将社交网站使用动机具体分为9个因子，即信息表达与分享、逃避、社交互动、潮流时尚、娱乐放松、习惯性消磨时间、陪伴、职业发展以及结识新朋友。该量表共30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经探索性因素分析后，中文版量表分为9个维度时拟合最佳，χ²=249.94,df =201,RMSEA =0.03,CFI =0.99,TLI =0.97,SRMR =0.02，由于原量表中“结识新朋友”因子只对应一个题目，在本研究中将其与“陪伴”因子合并，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该量表结构效度良好， χ²=851.10，df =339，RMSEA =0.05，CFI =0.92，TLI =0.90，SRMR =0.05，且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 系数为0.91。计算各因子的总体平均分分别作为8个社交网站使用动机的观测得分；分数越高，表明该类型动机越强。

胡锦涛多次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200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强调实施人才战略对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并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2010年，胡锦涛在《实现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的讲话中指出，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支持人人都作贡献、人人都能成才，通过培养和用好用活人才激发全民成才志向、形成人人竞相成才的生动局面。［11］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党中央先后出台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并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写入党章。

图4 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以及两个中介变量的作用
注：p <0.001，p <0.01，p <0.05；a: 陪伴动机 b: 职业发展动机

采用梁晓燕和魏岚(2008)编制的网络社会支持问卷，同样对问卷中题目的情境进行限定，例如，将“通过网络与人交流,可以宣泄自己的不良情感”修订为“通过社交网站与人交流,可以宣泄自己的不良情感”。该问卷包含4个维度：情感支持、信息支持、社会成员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共23题，采用5点计分法，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对限定后的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该量表结构效度良好，χ²=605.86，df =220，RMSEA =0.05，CFI =0.94，TLI =0.93，SRMR =0.05，且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 系数为0.91。计算题目的总体平均分作为网络社会支持的观测得分；分数越高，表明所获得的网络社会支持越多。

表2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及其效应量

4 讨论

4.1 不同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发现，在简单回归模型中，社交网站使用的社交互动动机对网络利他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其他7个动机都对网络利他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在加入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两个中介变量后，社交网站使用的信息表达与分享、逃避、潮流时尚三种动机都可以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而社交互动、放松娱乐与习惯性消磨时间三种动机可以负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根据温忠麟等人(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步骤，比较ab与c′的符号，如果异号，则为遮掩效应。结果显示，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在社交互动动机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中可能存在遮掩效应。首先，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个体通过使用社交网站满足自己的内在需求，有利于诱发个体的积极情绪，从而促进网络利他行为的产生(Schnall & Roper, 2009)。其次，网络利他行为受到个体动机的影响。当个体使用社交网站是为了分享或帮助他人时，会促进网络利他行为的产生。 例如, Boyd, Golder和Lotan(2010)调查研究显示，用户在社交网站上转发信息,一个原因是自己感兴趣，另一个原因则是有的用户更需要看到这个信息。反之，当个体使用社交网站是为了自己娱乐或消磨时间，则可能不会关注到他人寻求帮助的愿望，较少产生利他行为。第三，根据共同建构理论，当个体的线上与线下行为表现出较高程度的一致性时，个体在线下的利他行为倾向也会在线上有相似的表现(Wright & Li, 2011)。

4.2 网络社会支持的独立中介作用

结果显示，网络社会支持在不同的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这意味着个体社交网站使用的动机越强，所感知和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网络利他行为发生的频率越高，这与赵欢欢等人(2013)以及Giota等人(2014)研究结果相一致。首先，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当个体在社交网站上得到他人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时，个体也会向对方提供支持与帮助(Wang & Wang, 2008), 促进了利他行为的产生。 Greene, Choudhry，Kilabuk和Shrank(2011)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当个体在社交网站上获得他人提供的信息支持时，也会向他人提供信息情感支持以及帮助。其次，互联网的使用满足了人们的交往需求，个体线下的大部分好友也逐渐平移到线上，为个体获得社会支持和利他行为提供了重要途径(刘勤学等, 2015)。最后，当个体在网络中获得社会支持时，可以提升其网络空间归属感，对网络环境有更多积极的态度，可以增加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刘勤为等, 2016)。

4.3 网络人际信任的独立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网络人际信任在社交网站使用的信息表达与分享、逃避、社交互动和潮流时尚四种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个体在这四种动机下使用社交网站更容易产生网络人际信任，从而促进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首先，个体使用社交网站的积极行为与态度有利于提高个体的网络人际信任水平，进一步促进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其次，鉴于网络环境的匿名性、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如网络捐助、转发寻人启事等利他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网络人际信任是促使网络利他行为发生的重要条件。一项关于人们为什么使用社交网站而不是搜索引擎进行提问的调查研究发现，参与者对朋友提供的回复有更多的信任(Morris, et al., 2010)。

4.4 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的独立中介作用及其链式中介作用

以往研究考察了网络社会支持、网络人际信任和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结果显示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在不同的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即无论个体社交网站使用的动机是哪种，动机越强，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个体产生更高的网络人际信任，促进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首先，个体在网络环境中通过自我暴露不仅可以获得社会支持，还可能为他人提供社会支持，建立熟悉或亲密的人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增加网络人际信任(池思晓等, 2011; 丁道群等, 2005)，促进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已有研究也发现，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网络利他行为呈正相关(孙晓军等, 2015; 杨欣欣等, 2017)。其次，在网络这个虚拟环境中，人们通过互动交流，体验到对方带来的支持与尊重，在此基础上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可以促进网络人际信任的增加(丁道群等, 2005)，为网络利他行为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心境。例如，研究发现信任是网络知识共享的重要基础；Wickramasinghe和Widyaratne(2012)研究发现，当个体从他人那里获得可靠的信息支持时，会产生更多的人际信任，增加自己的信息分享行为。

莽子狂吠着，丁主任却笑开了，伸出手迎上去：不好意思，这恶狗真把您吓着了。老邓嘿嘿地干笑了几声，脸上闪过一丝不快：有这么恶的狗，还丢东西？丁主任的笑一下消失了：真难为你们了。

4.5 研究启示与局限

当前网络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开始注意到网络使用的积极行为，本研究从大学生社交网站使用动机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不同类型的使用动机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以及网络社会支持和网络人际信任的中介机制，丰富了以往有关网络利他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在实践方面，本研究对于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社交网站、促进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以及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具有良好的现实意义。同时,他人也可以通过对社交网站的使用获得来自好友或陌生人的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促进他人更多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有利于共创和谐的网络环境。

CM教科书有理数章节属于概念型的例题比RJ版教科书高26.07个百分点，概念型和原理（法则）型例题相对而言较平衡．CM教科书每小节的内容中都有例题，一般设立在KEY CONCEPT模块之后来帮助学生理解概念．CM教科书对有理数的定义是“那些可以被表示成分数的数称为有理数”[9]，并指出有限小数和循环小数都是有理数，因为它们可以表示成分数．在给出定义后，设置例题对为何有限小数和循环小数可以表示成分数给出具体的讲解（如图5）．

不可否认，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本研究采用问卷法进行调查，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今后研究可以考虑采用其他更合适的研究方法。第二，本研究采用横向研究设计，尽管用路径模型拟合了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仍需要实验研究或追踪数据来进一步证实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三，本研究选取的被试为大学生，该研究结果是否能推广到其他人群有待研究。

5 结论

不同的社交网站使用动机与网络人际信任和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联系存在差异；然而，无论何种使用动机，在社交网站使用中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网络利他行为就会相应增多，或者通过增进网络人际信任间接促进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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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Effects of Motivations for Using SNSs on Online Altruistic Behavio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

FANG Zhen¹; GAO Wen^1,2; HUANG Jingjing¹; CHEN Yayan¹

(¹School of Psychology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China )(²Liaoni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Healthy Personality Assessment and Cultivation ,Dalian 116029,China )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motivations for using SNSs and online altruistic behaviors, and the mediation of online social supports and online interpersonal trust. 654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questionnaires onlin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ree motivations for using SNSs (expressive information sharing, escape, cool and new trend) positively predicted online altruistic behaviors, while another three motivations for using SNSs (social interaction, relaxing entertainment and habitual passing time) negatively predicted online altruistic behaviors; (2)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online social supports between motivations for using SNSs and online altruistic behaviors was significant; (3) the mediation of online interpersonal trust between four motivations for using SNSs (expressive information sharing, escape, social interaction, cool and new trend) and online altruistic behaviors was also significant; (4) online social supports and online interpersonal trust played a chain mediation in the association of motivations for using SNSs and online altruistic behaviors. Conclusion: Whatever the use of motivation, the more social support one gets in the us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increase in altruistic behavior in the Internet, or indirectly promoting the Internet’s altruistic behavior by improving online interpersonal trust.

Key words : motivations for using SNSs; online altruistic behavior; online social support; online interpersonal trust; multiple mediation

分类号 B848.4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7.001

基金项目: 辽宁省教育厅高校科学研究项目(W201683601)；2018年辽宁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201810165075)。

通讯作者: 高雯, E-mail: gaowen@lnnu.edu.cn；

标签：社交网站使用动机论文;  网络利他行为论文;  网络社会支持论文;  网络人际信任论文;  多重中介论文;  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论文;  辽宁省儿童青少年健康人格评定与培养协同创新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