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论语》文献研究:儒学研究新起点论文

民国时期《论语》文献研究:儒学研究新起点论文

民国时期《论语》文献研究:儒学研究新起点

田雨薇 黑龙江大学

摘要: 当今社会,为符合中国对外文化战略,学界着力推行中华典籍外译项目,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文献研究再一次推向了新高潮。民国时期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使西方研究思想融入到传统文化典籍研究范式中,民国时期《论语》研究出现新转向,因而本文拟对民国时期《论语》的国内外研究资料文献进行简要梳理,借此推动儒学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关键词: 民国时期;《论语》;文献研究

儒家思想近千年来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以《习近平用典》(2015)为例,书中最常引用的是儒家的名言,其中《论语》排名第一。相较于其他古籍文献,《论语》的引用量最大,应用范围也最广。因此,分析《论语》的经学思想具有现实意义。民国时期《论语》研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由文言文本研究过渡到白话文本研究,同时《论语》外译版本数量增加。

根据式(17),发动机E的任务层数据世系DL可表示为DL=(t0,t),t={t1,t2,,tn},其中:t0为虚拟节点,表示发动机E整机装配开始时的初始状态;t为处理步骤的集合,即按顺序排列的已完工任务的集合。如果部件任务ti,,tk可并行执行,则将其视为一个虚拟任务tg(如图1中虚线框),即tg=ti∪∪tk。

一、民国时期国内《论语》文献研究

“民国时期”通常是指1912年中成立民国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成立国创立的这时期历史时代[2]5。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形势改变,影响了民国的文化模式,使其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发展时期。在此背景下,民国时期《论语》研究同样受政治体制、文化政策、科技发展等社会环境的影响,出现其独特的发展脉络。该时期的《论语》学研究特点主要是:继承传统;发展创新;中西思想结合;译介研究逐渐兴起。

首先,政治体制的改变是《论语》研究转型的根本原因。自1905年科举制废除,《论语》失去了科甲教材的地位,清朝的覆灭使《论语》失去了政治袒护,但却并未失去学界关注地位,民国时期多运用新文化科学对《论语》进行诠释。“马一浮的《论语大义》可以视作民国时期心性义理学派《论语》研究的代表作品。”[4]作者以“六艺”论作为该书的发展基本脉络和核心论题,融合了心学和理学,借《论语》来探讨六艺,又从“六艺”论来诠释《论语》核心内容及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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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论语》外译历史,《论语》成书两千多年后,被外国汉学家译介至国外,并自此开启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之路。以民国时期《论语》的俄译为例,1921年俄国汉学家柏百福在瓦西里耶夫的《论语》俄译本的基础上重译了《论语》。译文中选用东正教的术语来翻译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等等[1]4,原因有二,其一,此时期的译文翻译者均为传教士,译者本身的认知思维倾向于将其译为教会词汇,便于本国读者阅读;其二,当时并没有完整的俄汉翻译词典,部分儒学概念并没有对应的外文词汇,因而译者选择用自身较为熟悉的教会词汇来替代相似的儒学概念。

西方学术思想的大量涌入也成为影响此时期《论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民国时期,外语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论语》的研究也从原文研究发展到海外译本的研究。其中以1938年出版的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本为代表,掀起《论语》外译版本的研究热潮。人们站在新的视角去解读和理解文献,从外译和译者视角重新诠释儒学要义,为《论语》学研究开拓了新途径。

二、民国时期《论语》的外译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此时期《论语》研究的推动力。由于民国时期影印技术逐步发展,并且清朝时期《论语》研究著述量极大,出现了大量的影印本专著,报刊本等等。从《四书》的著录量来看,仍以《论语》为最,这也构成了民国时期《论语》研究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动力。影印技术增加了文本的传播量和传播速度,是此时期《论语》研究保持活力的内推力。

哲学化也是民国时期《论语》外译版本研究的显著特点。学者们并不局限于文本释义的研究,而是基于孔子自身的话语来阐述思想。此时期的译本中多增加译者对孔子生平的介绍,以及译者对《论语》中儒学思想的理解和阐释。西方的汉学家的《论语》翻译同时,对《论语》中包含的哲学思想进行深化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探索,与本土同时期的哲学思想相结合,寻求儒学思想在当时社会发展的落脚点。

民国时期《论语》外译版本研究的两个特点相辅相成,传教士翻译《论语》,其目的在于用耶稣形象取代孔子形象。在翻译过程中,传教士们通常采用的策略就是将《论语》神学化,用基督教的术语来翻译和解释儒学的思想概念[3]42-47。因而读者也将其作为伦理箴言来阅读和理解,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也影响了欧洲哲学的发展,同时也对当时启蒙思想家反对政治专权,反对宗教神学提供了思想基础。

如图1所示,该线路为全高架车站线路,全线利用高架桥轨道梁结构中的钢筋设置了杂散电流收集网,并在收集网测量端子1 m内设置参比电极,采用杂散电流监测装置负责实现对杂散电流的数据监测,变电所负极通过回流电缆与钢轨相连,全线未设置排流柜。

综上,从大时代背景看《论语》发展的脉络,民国时期(1914-1949)的政治体制制约了文化的发展,文化政策又影响的文学研究的发展范式。民国时期处于文化政治改革时期,政治体制的变革为《论语》新研究视角提供了条件,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论语》研究提供了推动力,新文化运动使国内《论语》研究与西方哲学思想相结合,产生了《论语》内涵诠释的新途径。同时,放眼国际,民国时期《论语》外译版本具有时代特征,也与中国《论语》研究特点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Алексей Маслов.Конфуций«Суждения и беседы»[M].Ростов-на-Дону:Феникс,2006.

[2]黄正岚.民国体育法规研究[D].苏州大学,2010.

[3]杨平.评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倾向[J].人文杂志,2008(2).

[4]刘斌.民国《论语》学研究[D].山东大学,2008.

注: 2018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青年项目*中华典籍外译视域下《论语》俄译本比较研究*(18YYC268)。

作者简介: 田雨薇(1990.08-),女,汉族,黑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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