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著作初传韩国的时间及其刊行、流布的状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欧阳修论文,著作论文,状况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 —0289（200）02—0131—010
一 欧阳修著作初传韩国的时间
欧阳修的散文作品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何种途径传入韩国的呢？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对韩国的文献进行了调查发现，目前最早在韩国典籍里出现的欧阳修著作是《新五代史》。早在金富轼（1075—1151）所撰的《三国史记》（注：《三国史记》是一部记述韩国古代三国（即新罗、高句丽、百济）时期历史的史书。全文以汉文编撰，采用纪传体共五十卷。此书分别编为新罗本纪十二卷，高句丽本纪五十卷、百济本纪六卷，年表三卷、志九卷、列传十卷。）中便已经引用了《新五代史·梁本纪》卷三《史论》：
论曰：“欧阳子之论曰‘鲁桓公弑隐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郑厉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卫公孙剽逐其君衍而自立者，圣人于春秋，皆不绝其为君。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则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耳，则人之为恶，庶乎其息矣’。罗之彦升弑哀庄而即位，金明弑僖康而即位，卫徽弑闵哀而即位。今皆书其实，亦春秋之志也。”（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卷第十。《新五代史·梁本纪》卷二，云：“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不失春秋之旨，……予应之口：‘是春秋之志尔。鲁桓公弑隐公而自立者，宣公弑了赤而自立者，郑厉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卫公孙剽逐其君衍而自立者，圣人于春秋，皆不绝其为君。此予所以不伪梁者用春秋之法也。’……‘惟不绝四者之为君，于此见春秋之意也。……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则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耳。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然后人知恶名不可逃，则为恶者，庶乎其息矣’”。）在这里，金富轼引用《新五代史·梁本纪》卷三《史论》的宗旨是为了说明自己“不可得而掩”新罗宪德王（即彦升）、闵哀王（即金明）、神武王（即卫徵）等纂夺王位的罪行而“书其实”，这与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梁本纪》是一样的，是一种记述历史的典范表述方法，即要表达“春秋之志”的。《三国史记》是一部于1145年完成编撰的史书，由此可见《新五代史》最晚在1145年以前已经传入高丽王朝。欧阳修完成《新五代史》的时期是皇祐五年（1053年），如果我们以现有的资料为准暂时以1145年作为《新五代史》传入高丽王朝的时间，那么，此时离欧阳修完成此书还不到一百年。
此外，欧阳修与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合作于1060年编纂完成的《新唐书》在《三国史记》中也多次被引用，从此我们可以确认《新唐书》在1145以前也已经传入高丽王朝。而这也就进一步证明了欧阳修的有关著述很早就已经为韩国所知晓。
高丽王朝时期，除了《三国史记》外，第二个记录有欧阳修及其作品的即是《高丽王朝史》。例如，《高丽王朝史·世家》卷第十九（毅宗）中提到了《新五代史·唐本纪》卷六（明宗）中的内容说：“史臣金良镜，赞曰：‘昔唐明宗时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时事，曰：‘为国家者为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变见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虫蝗不足惧，贤士藏匿深可畏，廉耻道丧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不闻深可畏’，欧阳公记此言曰：‘凡为国家者，可不戒哉！’，有是哉，斯言也。”这里记载了欧阳修引用唐明宗时大理少卿康澄给明宗的上疏文，并对此表示极为赞同的有关言论。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发现，金良镜是明宗（高丽王朝第十九代帝王，在位期间1170年—1197年）、高宗（高丽王朝第二十三代帝王，在位期间1213年—1259年）时人，这也正是证明欧阳修《新五代史》早在高丽王朝时期已经传入韩国的另外一个依据。
上面我们主要谈了欧阳修的历史著作传入韩国的情况，那么，欧阳修的文集情况又怎样呢？通过检阅文献发现，它们略晚于《新五代史》与《新唐书》流传到高丽王朝。
李仁老（1152—1220）《破闲集》（卷下）中有关于欧阳修作品的记载：
石鼓在岐阳孔子庙中，自周至唐几二千载。诗书所传，及诸史百子中固无所传，且韦韩二公皆博古者，何以即谓周宣王鼓，著於歌词剖析无遗，欧阳子亦以为有三疑焉。昨在书楼，偶读其文。
上面引文中提到的内容是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所载的《石鼓文》[1]。此外， 李仁老还引用了《居士集》卷三《重读徂徕集》一诗中的句子“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注：李仁老《破闲集》卷下：“文章自有一定之价，富不为之减。故欧阳永叔云：‘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濮阳世材，才士也。”）这样一来，可见《集古录跋尾》、《居士集》李氏都是看到过的。由此，我们可以说，《集古录跋尾》、《居士集》至少在1241年以前便已经传入韩国。那么，当时在欧阳修的作品中是否只有《居士集》、《集古录跋尾》两种传入韩国呢？让我们再来看崔滋（1188—1260）《补闲集》（卷下）第四十九话中的有关记录：
欧阳公作《归田录》，以肇言为法，此古今儒者撰述之常也。
《补闲集》完成撰写的时间是1254年，因此可见《归田录》至少于1254年以前也已经传入了韩国。那么，我们可以说，当时欧阳修的不少作品均已经传入韩国。考虑到当时书籍单本传入以及保留要较成套的书籍困难一些，笔者认为这许多欧阳修的作品应该不是一本本单独分别传入韩国，而应是在一套文集中一次性传入的。而且，崔滋（1188—1260）《补闲集》（下卷）中有文顺公阅读《欧阳公集》的记载，这为探索这个问题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与依据：
文顺公曰：“曩余初见欧阳公集，爱其富，再见得佳处，至于三拱手叹服。”
这里的文顺公是李奎报的谥号，李奎报的生卒年是自1168至1241，那么据此可以推知“欧阳公集”最晚也已于1241年前就已经传入高丽王朝。不过，现在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李奎报阅读过的“欧阳公集”究竟是欧阳修亲自编定的《居士集》，还是南宋周必大编辑的《欧阳文忠公全集》呢？这需要我们作一些认真的辨析。
笔者发现，高丽王朝诗人林惟正的12首集句诗中引用了21句欧阳修的诗句，其中有四句是直接从《居士外集》中的诗句中摘录的（注：这四句诗分别是《居士外集》卷七的《送张吉老赴浙宪》：“时丰讼息多馀暇”；《居士外集》卷七的《寄河阳王宣徽》：“能令嘉客少留连”（注：韩国版本以嘉为佳）；《和圣俞聚蚊》中的：“挥无由停，散帙复归卧”；此外，还有一句“登临吟望兴无穷”，在欧阳修的诗作中没有与此句完全相同的，然而此句却与《居士外集》卷六中的《秋日与诸君马头山登高》：“佳节登临兴未穷”之句类似，由此笔者判断林惟正是把此句稍为改动运用于他的集句诗中。此外，17句皆是从《居士集》中的诗句中摘录的。）。林惟正的生卒年不详。但是，他于1214年完成撰写的《百家衣集》是自1159年开始撰写的，另外在按照写作时期为次序编的《东文选》中林惟正的作品是排在李奎报作品前面的。从这两个条件来判断，林惟正生活的时期应比李奎报略早或者至少是与李奎报同时代的人，同时我们据此可以判断，《居士外集》也应于1230年前后便已经传入了韩国。南宋周必大编辑的《欧阳文忠公全集》是包括有《居士外集》的，因此可以说李奎报阅读过的“欧阳公集”应是南宋周必大（1126—1204）于1196年夏完成编辑的《欧阳文忠公全集》。之所以这样判断，还由于笔者认为李奎报“初见欧阳公集”时说“爱其富”，这里的“富”，与其说他是从审美意识角度评论的，不如说是指“欧阳公集”中的作品分量或文体之丰富的。这样硕士由于李奎报“初见欧阳公集，爱其富，再见得佳处，至于三拱手叹服”之句的修辞结构属于由浅渐深的层递式结构，从第一次阅读后粗略的感觉，即“富”，到第二次阅读后，能够体会到佳处之妙，再发展到第三次阅读后的“拱手叹服”。这样看来，李氏如果只看了《居士集》五十卷，说“爱其富”的可能性不会太大。根据上述两点理由，可以说李奎报阅读的“欧阳公集”很可能是周必大编辑的《欧阳文忠公全集》，这样它最晚也在李仁老的卒年即1241年以前便已经传入韩国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周必大所编的《欧阳文忠公全集》传入高丽王朝之前、《居士集》、《归田录》、《集古录跋尾》等作品已经传入高丽王朝的可能性，同时，根据目前的资料，李仁老、崔滋等人阅读过的《居士集》、《归田录》、《集古录跋尾》究竟是单行本子，还是周必大编辑的《欧阳文忠公全集》中所收录的，仍是很难确定的，只是笔者在对现有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当时传入韩国的是周必大编辑的《欧阳文忠公全集》。
如果《欧阳文忠公全集》是在1241年传入韩国，这与周必大完成编辑《欧阳文忠公全集》的1196年最多也只有45年的距离（并且也许两者之间的时间距离会更短），那么，在交通不方便的当时是否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流传了呢？其实，当时高丽王朝与宋朝在书籍交流方面非常频繁，很多中国书籍传入韩国；（注：徐兢《高丽王朝图经·儒学》卷四十：“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又有清燕阁，亦实以经史子集四部之书”。《增补文献备考》卷242《艺文考》1，《历代书籍·高丽王朝》：“文宗十年，西京留守报：‘京内进士明经等诸业举人，所业书籍，率皆传写，字多乖错，请分赐秘书所藏九经晋汉唐书论语孝经子史诸家文集医卜地理律筹诸书，置于诸学院，命所司，各印一本送之。”）政治方面的交流也频繁，经常有使臣之间的来往，高丽王朝有时直接派人到中国去购书，如《成宗实录》卷五十六（成宗六年（乙未）六月5 日（壬年））记述了左议政韩明浍从中国购买《欧阳文忠公集》等书各一帙带回来进承成宗的事情；（注：《成宗实录》卷五十六成宗六年（乙未）六月五日（壬年）：“左议政韩明浍进《新增纲目通鉴》、《名臣言行录》、《新增本草》、《辽史》、《金史》、刘向《说苑》、《欧阳文忠公集》各一帙。”）另外，像《苏东坡文集》在苏轼在世时即已传入高丽王朝[2]。笔者认为，若我们考虑到这些情况， 这个问题也就不难以理解了。
二 欧阳修著作在韩国的刊行与流布
上面我们谈了欧阳修文章在高丽王朝时期传入韩国的情况，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欧阳修著作在朝鲜王朝时期刊行、流布的情况及其背景。
朝鲜王朝时期，韩国除单独刊行欧阳修的著作《欧阳文忠公全集》、《新五代史》、《欧文抄》之外，还将欧阳修与其他作家的作品合编为《欧苏手简》、《欧苏文略》、《唐宋八家百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推广流布，这一切都为欧阳修文章在朝鲜王朝时期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大力刊行与广为流布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前文提到，左议政韩明浍从中国购买《欧阳文忠公集》等书各一帙带回来进承成宗，韩国自己刊行《欧阳公集》则是到了朝鲜王朝第十一代帝王中宗（在位期间1506—1544）至第十三代帝王明宗（注：第十二代帝王是仁宗，自1544年11月至1545年7月，在位九个月。）（1545 —1567）年间。
《中宗实录》（卷二十三十年乙亥（1515）十一月2 日（甲申）中，记载了弘文馆副提学会谨思上疏奏请把包括《欧阳公集》、《新五代史》等本馆只存一件的书籍进行重刊。这里的《欧阳公集》很可能便是成宗（朝鲜王朝第九代王，在位期间1469—1494）看见的“唐本《欧阳公集》”（注：《成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九成宗十五年甲辰八月二十一日（乙亥）记载：“予见唐本欧阳修集。”）。那么，据此也就说明了在朝鲜王朝中宗以前韩国没有刊行过《欧阳公集》，以前的看到的都是中国刻印的版本，而此时，把《欧阳公集》重刊的目的正是为备“遗亡散失，则后难得之，请皆印出。广布中外，且允稀贵书册。今各道，量其大小之力，而刻木本，使人人得皆印之”。中宗下诏指出金谨思的奏请非常恰当，并在对“校书官员，不精监印”表示不满的同时，下诏“别设都监”，把这些书籍“精印颁布”。 从此过了两天之后（即4 日，丙戍），中宗又下诏把这些书籍“监掌印出，而八道中钜道，则卷秩多数书籍，小道则卷帙不多书籍，分定”。翌年（1516，丙子），按照中宗诏令，“用刊节目及都监名号，并磨炼。资治通鉴唐本，字样细大适中，以此改铸铜字，且甲辰甲寅等字讹刊者，悉令改铸”，铸造丙子字。这样一来，韩国于中宗二十五年正式刊行了《欧阳公集》，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欧阳公集》甲寅字本（多混补字）。不过，应该指出的两点是，欧阳修《新五代史》当时是否印出目前尚无更准确的例证可查，另外，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种于中宗、明宗间（中宗卒年1544年11月，明宗登位1545年7月）刊行的《欧阳公集》甲寅字本， 据此也可见出《欧阳公集》在朝鲜王朝时期很可能是多次刊行过的，而这对欧阳修著作在韩国的普及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朝鲜王朝时期欧阳修作品中流传最广的也许要算是他的书简了，他的书简与苏轼的书简合编为《欧苏手简》当时在全国各地刊行。明宗九年（1554年）鱼叔权编成的《考事撮要》下卷“八道程途”题下“册板”中有在醴泉（今属韩国庆尚北道）、洪州（今属韩国忠清南道洪城》、清州（今属韩国忠清北道）、谷州（今属朝鲜黄海北道谷山）等地刊行过《欧苏手简》的记录（注：《考事撮要》是明宗九年鱼叔权编成的类书。这部书的卷上记载校书馆（朝鲜王朝的国家印书、销售机构）刊行并销售书籍的目录，此书卷下的“八道程途”题下有关于“册板”（即是指书的刊行的版本）的记载（笔者注：此书只在壬辰倭乱以前的版本卷下有“八道程途”题下有关于“册板”的记载）。壬辰倭乱以后此书的第一个版本，即为光海5年（1613年，万历41 年）朴希贤续纂的训监字本的卷下，该版本以土产品目录代替“册板”，其原因正如李尔瞻在此书的跋文中写道“八道册板，今则烧毁，故并皆删去，以土产代之”。）。由此可以说，欧阳修的文章在朝鲜王朝前期已经受到很大的重视，同时我们还可以推测欧阳修文章也已广泛地普及到读者当中了。另外，英祖六年（1730年）前后编纂的《庆尚道册板》中也有在晋州（今属韩国庆尚南道）刊行过《欧苏手简》的记载。
上面我们说过，韩国除了将欧阳修的著作单独刊行之外，还曾将欧氏文章与其他文人的文章合并在一起刊行出版。现在我们就对此情况加以分析与介绍。
宣祖三十八年（1605年）5月27日，宣祖下诏抄出欧阳修以及韩愈、 柳宗元、苏轼等的文章，“欲赐名曰文章宗范，盖取《文章正宗》与《轨范》两书总要之意。”原文如下：
备忘记曰：“前日，韩、柳、欧、苏之文抄出事传教矣。后世，作者辈出，不患无书，书愈多而意愈岐，如游宝肆马，眩转惶惑，如游泰山焉，千蹊万迳，人不能直指正路，一意进取，此所以文不如古者也。今之只取四家之文，其在此乎！文犹土苴，诗尤不足贵。虽然，我国事天朝，接华使文不可少之，而诗不可眇视也。予又欲将李翰林杜工部之诗，抄择精选，编入其下。且我国之人，於书无注脚，则难以解见。况穷乡懵学之辈，安能角处洞然，迎刃而解。韩、柳则有元注，欧、苏则注之有无，未能知之。李、杜则亦有元注，杜诗则可以邵宝注录之。诗人之鸣於古今者，代有彬彬，而予之只取李杜者，是亦只取四家之意也。卿等，与之商议，或书注，或不书注，或编入李杜诗，或只抄四家文，惟意所见。不必以予言为拘。且此书一出，人或有喜之者，欲赐名曰文章宗范，盖取《文章正宗》与《轨范》两书总要之意。仍欲开刊印出，以备私览，兼以示人之学为文者，不知可乎！[3]
这段文字向我们说明了宣祖下令重刊的目的是为了给学习者提供一种范本，同时是为了应酬唱和来访的中国使臣。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为什么只取四家文的理由；第二，不可忽视诗文的理由；第三，宣祖推广流布抄本时对读者层接受情况的关心。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为什么只有这四家呢？主要是因为如果选文太多，便会如同走进宝石商店的马看花了眼，又如人游览泰山时小路无数，无法立即寻找捷径，使得开始学习的人无法加以辨别，故定下这四家作为范本。另外，虽然宣祖认为“文犹土苴，诗尤不足贵”，但最后仍是选择了唐宋文章及诗歌，其原因即在于为了更好地培养与中国交流的人才（如书写公文的人才、使臣），就需要学习文章，同时为了迎接中国使臣时的唱和之需，也就选择了杜甫、李白的诗加以刊行。第三点很重要的史实便是，由于没有注的文章很难懂，尤其在缺乏老师的乡下文士更如此，不能使读者如庖丁解牛那般自如地阅读，因此寻求注释便被视为要务。当时，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有注，李白、杜甫的诗歌有注（如杜甫的诗歌有邵宝的注），而欧阳修、苏轼的文章是否有注则不详，于是执行公务的人便去寻找欧阳修、苏轼文章的注释。
经过了解，同年六月三日，撰集厅针对韩、柳、欧、苏文章与李、杜诗的注释的有无情况，汇报说韩愈、柳宗元的确有注，然而欧阳修、苏轼的文章则不但在韩国，即使在中国欧阳修与苏轼文章的注释本也很难找，因此只能暂时空缺。对此，国王予以了批准。（注：《宣祖卷一百八十三十八年乙巳六月》中有记载说：“李、杜诗，倚下教，并为抄选编入为当。韩、柳文集则果有元注，欧、苏文集则我国平时刊，未见有注脚者，李、杜诗皆有注脚。韩、柳、李、杜，并书注，似或无妨。但李氏诸家注甚多，杜诗邵宝注，如训浩之类，太繁只抄总论书之，韩、柳集中不切之注，不须并书。欧、苏注，难使求之中朝，恐难易得，仍旧阙之似当，敢禀。曰；‘允’”。）
与此相关联，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便是，《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七中记载有宣祖三十八年（乙巳）五月27日（庚子）即“韩、柳、欧、苏之文抄出事传教”的那一天的《史论》，说
史臣曰：“臣按宋臣范祖禹之言曰：‘陛下今日之学与不学，系他日之治乱。’所谓学者，六经之文、性理之书，晋接儒臣，孜孜讲论，使此理明，而此心正，以为他日出治之本。岂记诵词章之谓哉！玉侯违豫，三年废讲，王堂之官，徒为真宿之员，识者之忧闷极矣。乃於韩柳欧苏之文、李白杜甫之诗，留意酷好，设厅而印出，古人所谓‘玩物丧志者’，近之。而论思之臣。寂无一言。惜哉。
由此可见，就欧阳修的文章而言，无论如何，当时它在国家政策上是被视为书写公文的重要参考文本之一的，而且帝王十分重视欧阳修等四家文章的流布，连乡下的人民也考虑在内，为使他们能阅读四家文章而寻求注释。其结果自然是，欧阳修等的文章的流布与阅读十分广泛了。再者，宣祖当年在向柳根、南瑾询问当时文风时，得知“文体大变，十数年来，韩诗东坡，皆不读之，故文弊如是”、“今之人，专不师受古文，只以东诗为业，文体之所以日卑也”[4]之后， 指出“近来文弊”的重要根源所在“非士子之过也，乃考官之所致也”，并引欧阳修任知贡举一职时“变其险怪之文体”[4]以及明代丘浚“为考官， 黜去浮杂之时文”的史实，证明了“时文矫弊之道”、“系於考官之贤否”，在强调改革文风这一问题上考官所具有的作用的同时，强烈表示出改革当时文弊的意志。笔者认为，在宣祖这样的改革文风的意志之下，他下诏抄出的欧阳修的文章一定流传得很快；同时，其进一步推动了欧文读者范围的扩大，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另外还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宣祖时期，许均（1569—1618）编选了欧阳修与苏轼文章的选集《欧苏文略》，这部选集收录了欧阳修文章68篇、苏轼文章72篇。许均在此书的跋文[5] 中批评当时的文风说：“宗先秦西京者，乃薄不为之，此甚无谓也”，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他“采其简切者，命之曰文略，凡八卷”。作为宋代散文代表作家的欧阳修与苏轼的作品，恰好在此时宣祖强调改革文弊并以韩柳欧苏的文章为范本的气氛中出现，再一次证明了欧阳修文章不仅受到帝王的重视，也受到当时知识分子很大的重视，并能够推测当时文风的走向。
此外，在韩国，还曾经采用与南龙翼编纂的《箕雅》（肃宗14年，即1688年刊行）印本一样的活字（11）技术刊行了《欧文抄》二册。除此之外，采用与《欧文抄》同样的活字刊行的书籍还有《韩文抄》二册、《柳文抄》二册、《苏文抄》二册。从《箕雅》的《序文》与南氏的文集《壶谷集》卷二十五《戊子除夕谩记》中有“芸阁铸字始用印布”的记载见出此活字印刷《箕雅》是第一次使用的，（注：此种铁活字的字体是楷书，字型处于一般字型的中小之间，不过何时由何人制造今不详。）而且此活字只在肃宗年间使用了，因此笔者推断《欧文抄》二册也是肃宗年间印刷的。至于此书的来源，从宣祖曾下诏抄出韩、柳、欧、苏文集中的文章，并且这些书都是共二册的情况来判断，这些书很可能是把宣祖朝从欧、韩、柳、苏的文集中抄出的抄本采用活字方法加以刊行的。
到了朝鲜王朝的第二十二代王正祖（1776—1800）执政时期，正祖在登上王位的第五年（1781年）便于六月十三日（甲申）刊行颁布了包括欧阳修文章在内的《唐宋八家百选》。该书由正祖选辑刊行，它的出现是韩国帝王重视欧阳修文章的思想达到顶点的标志。正祖在《八家百选引》中叙述编成此书的宗旨时说：“唐宋八子者尸祝之，然篇章浩汗，不可以日月读也。茅氏之选虽颇纤悉，其绳尺八股之体者，已经前辈之斤正，然委巷专门之士，童习白纷，犹恨其冗而不杀，泛而不精，於是乎百选之书作焉，益取其醇乎醇者也”[6]， 又在谈到所选的各家文章的主要特点时指出，就欧阳修文章而言，是选了“温雅”的作品（注：正祖《弘斋全书·春邸录》卷四《八家百选引》中表明了《唐宋八家百选》编选了“韩之正，柳之奇，欧之温雅，王之峭刻，曾之切实，苏氏父子之汪洋而纵横者”。）。在这里，有两点是我们需要引起注意的，其一是正祖于十八年在策问《八大家》中说：“欧序……世素称其各有所长”（注：正祖《弘斋全书·策问》卷五十一：“韩碑、柳记、欧序、苏论世素称其各有所长”。），不过此书所选的碑志文共有八篇，其中欧阳修的只选入了《石曼卿墓表》一篇”，从此可见正祖对于茅坤“世之论韩文者，共首称碑志。予独以韩公碑志多奇崛险谲，不得《史》、《汉》序事法，故於风神处或少遒逸，予间亦镌记其旁。至於欧阳公碑志之文，可谓独得史迁之髓矣”[7]、 认为欧阳修的碑志文优于韩愈碑志文的观点，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其二则是，正祖在后来专门谈及自己对“八子百选中偶不入录”“至今惜之”[8] （笔者注：是指其未把欧阳修《泷风阡表》收录一事）。通过这两处史实，可以见出正祖对欧阳修文章十分重视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此书共收选了一百篇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其时正祖让儒生写作文章，向优胜者赏赐的奖品即是这本书[9]，足见这本书影响之大。其中，欧阳修文章有十五篇，篇数与柳宗元的一样多，虽在数量上少于韩文三十篇、东坡文二十篇，但是其普及效果非常之大，仍是毫无疑问的。
三 欧阳修文章在韩国的影响
本文前面在介绍欧阳修著作传入韩国的情况时，曾多次提到李仁老、李奎报、崔滋等生活在高丽王朝13世纪上半期、在当时文坛有相当地位的文人的文集中有亲自阅读或记录别人阅读过《欧阳文忠公文全集》的记载，据此我们可以看出《新五代史》、《欧阳文忠公文全集》或《居士集》、《归田录》、《集古录跋尾》以及欧阳修与他人共著的《新唐书》在高丽王朝传入韩国之后，相当广泛地为当时的文人所喜好。这正如近代金台俊（1905—1950）说：“金富轼，文章流畅，似乎最善于叙事。无论是其所作《三国史记》还是他所作的表笺，读之都非常简洁。……又从仁宗三年他撰写的《陕川般若寺元景王师碑铭》、《惠阴寺新创记》等文来看，他的文章风格与林存撰写的《天台始祖大觉国师碑文》一样，有学习欧苏之古文之痕迹”；[10]金台俊还说：“郑道传《陶隐集序》‘有若鸡林益斋李公，始以古文之学侣焉’，把提倡古文之功归于益斋，但在他之前韩柳欧苏已经流行得多”[10]。朝鲜王朝后期的金泽荣（1850—1927）也说：“其末世， 李益齐始唱韩欧古文”[11]， 这些说法显然都清楚地反映了欧阳修文章在高丽王朝时期传入韩国盛行于世并为时人所喜爱的情况。
到了朝鲜王朝时期，在当时不可以任意刊行书籍的情况下，韩国各地却广为刊行《欧阳公集》、《欧苏手简》，这一史实再一次证明欧阳修的文章受到非常大的重视、为许多读者所了解。当时，帝王和统治阶层非常喜爱欧阳修的著作，史册中对此均有记录。例如，《朝鲜王朝实录·明宗》卷三（明宗元年丙午六月九日（甲午））中记录特进官申瑛在“朝讲”时劝明宗努力探究学问时， 曾举世宗（在位期间1418 年—1450年）刻苦求学的美谈，说：
“世宗过勤学问，几至伤神，太宗命撤书册。偶有欧苏手简，在御案之侧，此乃欧公苏公书扎。只写情怀，文意不为雄远，而世宗诚於好学，故读至千遍，至今以为美谈。伏愿，殿下体念焉。”
这段文字虽然其目的主要在于劝明宗更专心学问，而我们需要注意的则是其所提到的世宗“御案之侧”摆放“欧公苏公书札”、将《欧苏手简》“读至千遍”的史实，的确，世宗时期，欧阳修的作品可谓风靡一时。成三问（1418—1456）《左参赞恭简尹公神道碑铭并序》（注：《成谨甫集》卷二《韩国文集总刊》第10卷“卿於书几读。而强记乃尔，对曰。仅读三十遍。世宗曰。予读书皆百遍。而只有楚辞欧苏三十读而已。”）中记载道，世宗询问了尹炯阅读《书经》的次数之后，便说“予读书皆百遍，而只有楚辞欧苏三十读而已”。“这三十遍”当然是比不上他读《书经》的次数一百遍，不过，世宗的话语虽然是为了说明尹炯读《书经》三十遍的这个次数，只不过与他自己读欧、苏文集的次数一样而已，可是考虑到《书经》是朝鲜王朝的国策理念儒教经典之一，在当时“劝勉经术”的风气里，欧阳修的文集已包括在当时帝王的读书范围之内，并且在众多的个人文集中帝王本人提到的只有欧阳修及苏轼的作品，可见欧氏文章是受到很大重视的。再者，坦率言之，三十遍也已经是不少的次数，这也正是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证明了欧阳修的文集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
另外，十分值得注意的是，世宗不仅自己喜爱欧阳修的文章，还采纳有关大臣的建议，要文人修习欧阳修等的作品。世宗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集贤殿大提学李孟昀等针对“独诗学专废，大小文士不知诗法”导致“一身之艺不全”、“阙于国家之用”的情状，向世宗建议“成均馆生员经学馀暇兼习《楚辞》、《文选》、李、杜、韩、柳、欧、王、苏、黄等历代诸家诗”。虽然宰相黄喜和许诚等臣下提出了“不可词章为教”的意见，可是世宗却“从集贤殿之言”。[12]这样，欧阳修的诗作就包括在朝鲜王朝最高国立教育机关成均馆学生的阅读作品中。与此相关联，《世宗实录》卷一百六（世宗二十六年甲子十二月7 日（壬子））中有广平大君（世宗之五子，1425—1444）“遍阅文选李杜欧苏集”的记载，这再次证明当时欧阳修的作品为整个统治阶层所喜好。
此外，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有一些上疏文均引用了欧阳修的文章，其引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服帝王，有时也用来自辩，加强自己的见解；其运用方式或是引用某一段落，或引用文章的大意，或断章取义等，主要被引用的文章依次是《上范司谏书》、《朋党论》、《论狄青札子》、《新五代史·宦者专论》等以及其他许多文章，而这也正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昭示出欧阳修的作品在当时的广泛流传。其盛况正如世宗朝著名学者申叔舟（1417—1475）《宛陵梅先生诗选序》中说：“欧阳诸子诸集盛行于东方”。（注：《保闲斋集》卷十五《韩国文集总刊》第10卷：“宛陵梅先生生盛宋，与欧、王、苏、黄并驱一时，诗声最著。而欧阳诸了诸集盛行于东方。”）
不仅如此，有不少文人在个人文集中也经常引用欧阳修的文章，这一切都向我们证明了欧阳修文章在当时极受重视的情形，同时也正说明了欧氏著作的刊行与流布进一步有利地推动了其在韩国的广泛传播与普及，而欧阳公文集的刊行为当时的学习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大力推动了欧阳修文章的学习和研究。朝鲜王朝中期以后，对欧阳修文章的精辟的评论，系统、全面的研究以及对认真学习欧阳修文章者的评论不断出现，此种场面是前所未有的（注：朝鲜王朝中期以后，韩国对欧阳文章的学习、研究和重视，与因文学演进发展史上的必然趋势而产生的文风转变，以及由此出现的倾向唐宋文的风气有很大的关系。）例如简易崔岦（1539—1612）针对月汀尹根寿（1537—1616）“闻令公以欧文胜於昌黎，信否？”的问题，回答说：“韩之千变万化，不及欧公专用一体为自然”（注：郑弘溟《畸翁漫笔》：“少时，谒尹月汀门下，适值初度设酌，崔东
占首席。月汀问：‘闻令公以欧文胜於昌黎，信否？’东曰：‘固然，韩之千变万化，不及欧公专用一体为自然’。”）；张维（1587—1638）针对崔岦的古文学习，说“晚而好欧阳子”[13]；“为文章典则浓郁，深得六一精髓”[14]的金昌协的《农岩集·杂识》中对欧阳修文章有精辟而全面的评论；《宪宗实录》中则评论南公辙撰写文章“动以欧阳修为准则。……其风神怡畅处，往往似之”；[15]金允植《八家涉笔·欧阳文》[17]中有对欧阳修文章的评论等等……这一些实例再次说明欧阳公文集刊行后普及的效果是很大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其与他人合撰的《新唐书》最晚也在1175年前，周必大所编的《欧阳文忠公全集》最晚也在1241年前（当然，我们现在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它传入高丽王朝之前，欧阳修的作品例如《集古录跋尾》、《归田录》等以单行本的形态传入高丽王朝的可能性）便已经传入了高丽王朝。此后，高丽王朝后期的文人开始学习欧阳修的各种文章。朝鲜王朝时期，由于国家政策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欧阳修文章被单独编为《欧文钞》并予以刊行，并与唐宋八大家其他作家的作品一道被选为《欧苏手简》、《欧苏文略》、《唐宋八家百选》等以一种选集形态流布于世。到了朝鲜王朝中宗和明宗年间，《欧阳公集》等的刊行更为有利地向欧阳修作品的读者提供了很好的资料，这大大推动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欧阳修文章的学习和研究。可以说，朝鲜王朝中期以后，伴随着欧阳修作品一步步地刊行流布，读者的层面不断地得到推广，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反映出朝鲜王朝士大夫对欧阳修文章的重视（例如官员的上疏文中不时有对欧阳修文章的引用），更有一批全面学习、研究欧阳修文章的文人成长起来，他们关于欧阳修文章的精辟、系统、全面的评论和研究不断出现，其论点对今天的研究者也有着深刻的启发，对此，笔者将在以后的文章中加以进一步地介绍。
[收稿日期]199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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