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美在东亚的制度均势及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中美论文,均势论文,战后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7—0094—17
冷战结束后，东亚国际关系的现实是：迅速崛起的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参与和创建东亚地区多边机制；美国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迅速崛起，力图“重返东亚”。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美关系面临两个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因素：一是美国要继续谋求和巩固其优势地位，这是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和美国政治精英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所决定的；二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将进一步增强，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发展态势所决定的。①由此，导致中美面临的一个中心议题是两国如何在东亚地区共处。
为了在理论上解释中美在东亚的互动关系，笔者在分析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了“制度均势”这一新的分析模式。然后分析了中、美在东亚的“权力分布”和“经济相互依存”这两个变量，以检验中美两国在东亚的制度均势这一理论假设。接着以中美与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中日韩(“10+3”)、东亚峰会的关系为案例，分析中美对制度均势的运作。最后提出制度均势理论对中美关系发展与中国和平发展的政策启示。
一 对中美在东亚互动关系的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从研究的理论范式上来看，目前学术界关于中美在东亚互动关系的研究存在五种理论：权力转移理论、权力均势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和制度现实主义。
(一)权力转移理论
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由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奥根斯基(A.F.K.Organski)于1958年在《世界政治》一书中提出，其主要关注的是在全球体系内占据主导地位的霸权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矛盾。②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权力转移理论常被应用于与中国有关的经验分析，特别是有关中国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分析。其代表作有：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主编的《权力转换：中国和亚洲的新动力》、朱志群(Zhiqun Zhu)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权力转移与和平》、史蒂夫·陈(Steve Chan)的《中国、美国和权力转移理论：一种批评性解读》等。③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在东亚乃至全球，已经或将要出现从美国向中国的权力转移，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或霸权国。但是该理论存在两大明显不足：第一，大量数据和事实证明并未出现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只能得出美国因为中国崛起而一定程度上做出了调整这样的结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将是主导国，同时中国也在崛起，但中国没有能力取代美国。第二，该理论忽视了冷战结束后东亚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国际制度的大量出现给东亚体系带来的重大影响。
(二)权力均势理论
在一些现实主义学者看来，以强制性为特征的“权力”是理解国际政治的关键，而大国之间的“权力均势”则近乎是国际关系中的“铁律”。④ 许多现实主义学者如谢尔登·西蒙(Sheldon Simon)、蒂姆·赫胥黎(Tim Huxley)、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等在论述东亚安全时都隐含了这样一个现实主义基本命题：只有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均势游戏才能够为世界政治提供稳定，国际制度的角色最好也只能看成是有限的。⑤ 上述学者用权力均势论来解释东亚国际关系有一定道理，但是在冷战结束后，该理论是否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则值得怀疑。冷战后，东亚地区出现了权力均势所无法解释的现象：中国并未选择和其他国家结盟来对抗美国及其主导的双边同盟；美国也没有用武力方式构筑“对华军事包围圈”；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历史并未在中美两国之间重演；东盟国家看起来倾向于它们独特的多边协商机制，也没有选择军事结盟的均势政策来对抗强国。
(三)国际制度理论
冷战后，东亚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地区性国际制度，比如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3”、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等，使得国际制度理论呈现勃勃生机。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维诺德·阿加沃尔(Vinod K.Aggarwal)、安德鲁·麦克(Andrew Mack)和约翰·雷文希尔(John Ravenhill)等学者认为，多边制度具有转换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潜力，它们被视为权力均势政治的替代选择是可行的。制度的确可以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但是国际制度理论很难解释如下关键难题：在何时以及什么样的条件下，制度能够使国家行为从追求相对获益转变为追求绝对获益？制度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起到应对国际危机的作用？这对于新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理论来说，仍是无法回答的难题。而且该理论存在着重形式而轻内容、偏实证而轻规范的缺陷。批评意见认为，国际制度理论无实质性内容和意义，只有国家才是世界政治中唯一真实的实体。⑥
(四)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集中研究观念、规则、认知和身份在建构国家行为中的作用。对于建构主义者来说，是观念因素而非物质因素使得世界联系在一起。⑦ 建构主义理论对于冷战结束后的东亚合作有一定的解释力：东亚地区正在建构一种尊重国家个体性为特征的、亲合作的洛克文化；东亚国家在与这种地区体系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各国的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正在重新建构并越来越倾向于“东亚化”；东亚国家间的互动进程有利于“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的构建。但是，该理论也存在重大的不足：第一，建构主义存在“描述过去比预测未来更强”的重要局限，它不能产生关于政治结果的特定预测，而这种政治结果是能够被社会科学研究所验证的。⑧ 第二，东盟的集体认同(identity)的建构是否真的有效，令人怀疑。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东盟不但未在危机之前做出任何预警提示，而且在危机发生后反应十分迟钝，没能采取任何可以遏制危机蔓延的有效措施。⑨ 东盟国家也未能就应对危机达成“集体反应”，这就说明了所谓的“东盟方式”只是一个“神话”。
(五)制度现实主义
较早提出“制度现实主义(institutional realism)”和“制度均势(institutional balancing)”的学者是贺凯(Kai He)。2007年5月，贺凯在其博士论文《制度化安全、制度现实主义和东南亚的多边制度》⑩ 中第一次提出了“制度现实主义”的理论。在贺凯看来，制度现实主义更偏重理论，制度均势更偏重行为。2009年，贺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专著《亚太制度均势：经济相互依存和中国崛起》。(11) 在该书中，贺凯完整系统地阐述了制度现实主义和制度均势。他认为，制度现实主义构建在新现实主义的权力均势理论基础之上，同时借鉴了新自由主义的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理论和国际制度理论，并融入了谢尔登·西蒙的“双轨(dual-track)”理论和威廉·托(William Tow)的“安全汇聚(convergent security)”理论。“制度均势”模式把“制度均势”界定为通过发起、利用、主导多边制度来应对压力和威胁。“制度均势”理论有两个重要观点：(1)高度的经济相互依存促使国家选择制度均势这一新的现实主义的均势战略，而不是传统的军事同盟，以应对来自体系中的威胁或压力；(2)地区体系内的实力分布指导国家如何实施制度均势，即选择容纳式制度均势或排斥式制度均势。(12) 在制度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贺凯分析了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国际政治中出现的机制化现象，并对中国、美国、日本、东盟等各自的制度均势外交进行了阐述。
根据前述分析，权力转移理论无法准确解释东亚地区中美两国权力分配的现实；权力均势理论不能解释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制度化的国际政治；国际制度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有在冷战结束后多边制度才开始被广为接受以及多边制度为什么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失效；社会建构主义在解释东亚的多边合作方面显得很无力。相比而言，贺凯提出的制度现实主义较好地分析了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国际政治中出现的机制化现象。笔者认为，该理论通过把相互依存这个变量融入到新现实主义理论中，解释了国家在何种条件下会对制度感兴趣，也解释了国家会采取哪一种制度均势，这些解释是符合亚洲制度化安全的现实的。
但是，贺凯的研究成果并未对中美在东亚的机制化制衡做出解释和分析。中美在东亚的互动关系是所有大国关系(包括东盟等国际组织关系)的核心，将决定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发展和走向。近年来，美国希望做亚洲“常驻大国”的“霸权护持”行为并未使得该地区呈现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局面；中国在该地区的迅速崛起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会采取把美国“挤出东亚”的硬均势措施。中美两国在东亚形成了某种机制化制衡，这是冷战结束后东亚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现象。有鉴于此，笔者引入贺凯提出的“制度均势”模式，来解释和分析中美在东亚的机制化制衡现象。并且，本文首次提出了“中美制度均势”这一概念，并对未来中美互动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对中美制度均势下的定义是，中美两国在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背景下通过国际制度对彼此实施的机制化制衡。在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和共同参与大量国际机制的背景下，中美两国都采取了制度均势行为，并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制度政治。
二 冷战结束后中美在东亚的制度均势战略
制度均势的主要研究假设如下：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和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决定了国家是采取权力均势行为还是制度均势行为。如果决策者对相互依存的感知越强烈，国家追求军事均势行为的风险越高和成本越大，那么国家更可能采取制度均势。国家对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不同感知决定了其如何采取制度均势，是容纳、排斥或者二者皆有(参见图1)。下面笔者逐一分析中美两国东亚体系中的“权力分布”和“经济相互依存”这两个变量，以检验中美在东亚的制度均势。
(一)中美在东亚体系中的权力分布
在权力分布上，东亚体系呈现一种层级体系。美国处于这个层级体系的顶端，中国处于第二层的位置，日本处于第三层的位置，韩国和东盟处于第四层(参见表1)。接下来，笔者将重点比较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差距，来进一步论证中美在东亚体系中的各自地位。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5.88万亿美元(按照时价计算)，美国的GDP为14.66万亿美元，是中国的2.5倍。如果比较中美两国的人均GDP，会发现差距更大。2010年，美国人均GDP是47284美元，中国是4382美元。这一差距清楚地表明美国仍占据发达国家的巨大优势，而中国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的“乘除法”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13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你用乘法来算，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如果你用除法的话，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14) 因此，当我们考虑到中国的人口(13亿)远远多于美国的人口(3亿)的时候，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不足显现无疑。
在军事领域，以军队数目和常规武器而言，人们得出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中国已经取得了几乎和美国平等的地位。比如在武装人员方面(仅指现役军事人员)，美国是138.5万人，中国是225.5万人；在陆基武器数量方面，美国的数目是29920，中国是31300；在海军舰船数量方面，美国是1559艘，中国是760艘。(15) 但如果我们比较中美两国的核能力和战略武器系统，发现美国远远超过中国。美国拥有的核弹头是中国的21倍、洲际弹道导弹(ICBM)是中国的19倍、潜射弹道导弹(SLBM)是中国的24倍(参见表2、表3)。而且美国已经在其本土和盟国部署了先进的导弹防御体系，比如亚太地区的日本，这可能会有效地阻止中国的导弹攻击能力。(16) 当我们考察中美两国的军费开支的时候会发现：尽管中国近年来已经明显地增加了其军费开支，但中美两国军费开支的差距仍相当大。201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6980亿美元(以当前汇率计算)，占世界军费开支的43％；中国是1190亿美元，只占世界军费开支的7.3％。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中国的5.9倍。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其军费开支比紧随其后的14个国家(包括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沙特阿拉伯、德国、印度、意大利、巴西、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土耳其)的军费开支总和还要多(参见表4、表5)。如果中国的军费开支要想在本世纪超过美国，那将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有可能发生。
由上分析可见，在权力分布上，东亚是一种近似于单极的体系。有学者认为，根据现有各大国国力演变的线性推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现有国际体系仍将得以保持，在未来十年内目前的国际秩序尚难有可能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还有可能继续维持其超强地位。(17) 美国是全球超级大国，在东亚地区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二者实力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中国不能采取对美军事均势或硬均势。
(二)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
在经济上，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可以用双边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FDI)进行衡量。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1979年中美贸易额仅为24.5亿美元，2010年达到3853.4亿美元，在31年间增长了约157倍。(18) 目前，中美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美国是中国第四大FDI来源国／地区(仅次于中国香港、日本、英属维尔京群岛)。根据中国商务部外资司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年底，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投资额是672.79亿美元，占中国吸引FDI总数(10948.27亿美元)的6.15％。(19) 对美国而言，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在增加。1989年，中国只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6％，到2010年，美国对华出口达到919亿美元，占美国当年出口总额的7.19％。1989年，中国只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53％；2010年，美国对华进口约3649亿美元，占美国当年进口总额的19.09％。(20)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增长迅速。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在全美50个州中至少35个州开展投资经营，得克萨斯州吸引的中国投资居全美之首。2010年，中国对美投资额达50亿美元，在美经营的中资企业已经为美创造的工作机会达1万个。(21)
此外，根据美国财政部2011年2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国持有11601亿美元美国国债，是美国最大债权国。(22) 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使得中美两国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如果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美国的利率和经济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真的有兴趣对美国施加这种影响力，但反映了中美之间日益加深的经济相互依存。
从中美权力分布这个自变量来看，中美权力分布不均匀，国际体系是一种以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中美实力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中国不能采取对美军事均势或硬均势。从经济相互依存这个自变量来看，中美两国之间日益增强的经济联系和经济相互依存，使得两国之间使用硬均势的“成本”越来越高，也越来越不受欢迎。因此，在中美权力分布不均匀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这种情况下，制度均势而非军事均势就成为中美两国共同的理性选择。
三 中美制度均势的三个案例
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3”和东亚峰会是目前东亚地区的三个重要多边制度，笔者将以中、美在这三个多边制度中的行为选择为案例，分析两国对制度均势的运作。(23)
(一)东盟地区论坛：容纳式制度均势
1994年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是冷战后亚太地区出现的第一个政府间多边安全合作制度，且涵盖成员最为广泛和最具地区影响力。截至2009年7月，该论坛已经有27个成员，除了东盟十国外，还包括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欧盟等大国(地区组织)。论坛讨论的安全议题并不仅仅限于东南亚，世界政治中的众多热点都是其讨论的议题，比如南中国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反恐等。在论坛中，中美两国都行使了容纳式制度均势。
中国通过参与东盟地区论坛逐渐认识到容纳式制度均势的作用。在东盟地区论坛中，中国面临着来自东盟国家和美国的两方面挑战：东盟国家关注中国的南中国海政策；美国希望把东盟地区论坛制度化，并且希望中国增加防务透明度。以南中国海问题为例，1995年2月，菲律宾海军炸毁了中国在美济礁上修建的民用设施，发生引人注目的中菲美济礁事件。在此事件中，东盟联合对抗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24) 东盟国家采取的做法是协调立场，把南中国海问题纳入东盟地区论坛中，同时美国也不时表达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和航行自由问题的关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最佳战略是容纳东盟和美国的利益关切，而不是试图“封锁”东盟国家和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中国采取的办法是：与东南亚国家合作构建东盟地区论坛的规则；承认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存在的客观现实；成功地把台湾问题排除在东盟地区论坛的讨论议题之外；在南海问题上显示了足够的灵活性并确立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议。在东盟地区论坛中，中国采取的容纳式制度均势实现了两个方面的战略目标：一方面，兼容了美国的东亚利益和安全需求；另一方面，也缓解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担忧。
随着冷战后地区安全环境的改变，美国开始认识到东亚多边安全合作的必要性，并自东盟地区论坛建立以来就参与到其架构下的多边安全对话之中。尽管东盟地区论坛在解决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时不具约束力和缺乏法制基础，时常被斥责为“清谈馆(talk shop)”，(25)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没有一个可以替代的多边制度选择，因此美国还是接受并参与了这一机制。对于美国来说，参与东盟地区论坛有助于稳定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维护美国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有学者认为，美国把东盟地区论坛视为确保其“常驻”东亚的工具，同时，美国也把论坛看作是把中国“套入”规则安排的工具，以此鼓励中国实施“良好”的国际行为。(26) 总体而言，美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中也像中国一样，采取了容纳式制度均势的做法。
(二)东盟“10+3”：排斥式制度均势
1997年12月，东盟邀请中国、日本、韩国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了首次“东盟—中日韩”非正式首脑会议，所谓的东盟“9+3”机制建立起来(后来发展成为东盟“10+3”机制)。(27) 1998年，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中日韩”非正式首脑会议上，东盟“10+3”被进一步机制化。中国是东盟“10+3”的重要成员，而美国则被排斥在外。
中国和东盟把美国排斥在“10+3”制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对东南亚受害国家表现得“漠不关心”。美国没有直接给予亚洲金融危机的受害国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反而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它们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怨恨在很大程度上被转变成广泛的反美情绪。东盟国家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的教训是，美国不是一个可靠的经济伙伴。由此，东盟国家开始重拾马哈蒂尔前几年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和东亚经济核心论坛设想，希望通过加强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以解决货币不稳定等问题。由此，在东亚地区发展出了东盟“10+3”这一重要的多边制度。
在东盟“10+3”制度中，中国和东盟实施了一种把美国排斥在外的“排斥式制度均势战略”。有学者认为，东盟“10+3”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在单极体系中运用排斥式制度均势制衡美国的两个支柱。(28) 与上海合作组织类似的是，中国在东盟“10+3”机制中有两个目标：一是竭力把“10+3”机制从一个经济集团变为一个综合性的多边制度；二是把美国排斥在该机制之外，实施对美排斥式制度均势外交。同时，东盟也在“10+3”机制中对美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东盟的目的在于：一是有助于巩固东盟国家的经济团结，减少东盟对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依存度；二是对美国施压，促使美国改变对东盟的“傲慢”和“冷漠”态度。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中国还是东盟实施的对美排斥式制度均势外交，并不意味着它们要与美国对抗。
中国和东盟的意图是，用东盟“10+3”机制来增加它们与美国和西方谈判的筹码。“10+3”机制越成功，它们与美国和西方的谈判就越有利。美国对“10+3”这种排斥式制度均势战略“心知肚明”。小布什政府认为东盟“10+3”制度并不重要，相反，美国感兴趣的是亚太经合组织。小布什政府的一位官员就认为，亚太经合组织是“迄今为止最有活力的多边组织”。(29)
(三)东亚峰会：排斥式／容纳式制度均势的转化
在美国被排除在东亚峰会之前，东盟和中国实施的是一种排斥式制度均势战略。2005年12月，东盟“10+3”制度演变成东亚峰会，成员扩大到16国，即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当时，美国并未成为东亚峰会的成员国。在2005年首届东亚峰会召开前，东盟为东亚峰会的新成员设置了三个前提条件：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与东盟有实质性关系。《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指出，缔约国首先要“有决心和诚意防止出现争端”，当出现争端时则“应当不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任何时候都要通过友好磋商来解决它们之间的这种争端”。(30) 在东亚峰会筹备过程中，很多美国学者就发出疑问，既然有了亚太经合组织，为什么还要有东亚峰会？他们怀疑这个峰会的目的是要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势力。也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时任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在东亚峰会筹备过程中即公开表示，美国不认为有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必要。他还警告说，虽然主权国家有这样做的自由，但它们的行动不应该损害朋友之间“良好而牢固的关系”。(31) 美国拒绝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理由包括：(1)“我们不想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2)“我们对待条约是严肃认真的，但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一项毫无意义的条约，我们不会签署类似这样的条约”；(3)“国会可能不喜欢该条约，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尤其是恢复与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关系”。(32) 因此，美国当时没有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也就被东盟排斥在东亚峰会之外。
但是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在亚洲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美国极为担心中国会损害其在亚洲的利益。由此，美国开始改变其对东亚峰会的“漠视”态度。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代表美国政府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为美国参与东亚峰会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2010年7月，东盟十国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公报，对美国有意参与东亚峰会表示欢迎。2010年10月，第五届东亚峰会领导人达成共识，邀请美国正式加入东亚峰会。
面对美国对东亚峰会的“积极进取”态度，中国如何应对？笔者认为从容纳式制度均势的视角来看，中国应该对美国参与东亚峰会持“乐观其成”的态度。由于东盟和东亚部分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它们认为美国在亚洲扮演的“均衡者”角色可以制衡中国；再加上美国的超强实力和在亚太地区的重大利益，把美国排除在东亚峰会和东亚事务之外是不现实的。而且，把美国“纳入”东亚峰会，它将会被东亚的制度和规则所束缚，有利于中美利益的兼容共存。(33)
通过考察中美在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3”、东亚峰会三个多边制度中的关系，笔者认为：中美在东盟地区论坛中对彼此都奉行了容纳式制度均势；在东盟“10+3”中，美国被排除在外，中国和东盟行使了排斥式制度均势；在东亚峰会中，由于美国积极谋求参与东亚峰会，中国的排斥式制度均势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容纳式制度均势。从排斥式到容纳式制度均势的转变，这既是中国对美国作为亚太大国的一种事实性承认，又是制度均势战略对美产生作用的体现。
四 结论与政策启示
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中美之间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摩擦，比如美国对台军售、中美气候变化争议、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谷歌事件、奥巴马接见达赖事件、人民币升值事件等，对此，中美两国媒体出现了如下报道：中美正走向一场“贸易战”，中国正遭受“美国的冷战思维”。中美两国在利益、价值观和对待国内外问题的方法等方面的差异也被不断提及。(34)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部分学者和民间人士认为中国应该对美采取强硬政策。
未来十年是中国追赶美国的关键时期，权力差距的缩小会让美国感到焦虑和紧张，可能会相应地增加中美对抗的可能性。有学者分析，如果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美中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美国是否衰落，二是两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如果中国的崛起不是建立在美国衰落的基础上，基于硬均势战略的军事对抗就不太可能发生。如果中国的崛起伴随着美国的衰落，两个国家都可能选择硬均势以制衡对方。(35) 因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慎言中美对抗。中美制度均势对中美关系发展和中国和平发展的启示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要继续实施和完善对美制度均势战略。中国现实地认识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存在和实际利益，以不损害美国重大利益的方式实现自身战略目标；而美国则务实地接受中国迅速崛起的事实，开始认真思考如何与中国在东亚地区共生、共处、共荣。中国承认了美国的东亚“常驻大国”的现实，奉行了对美制度均势外交。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没有选择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方式，它奉行的也是一种软均势或制度均势战略。有学者用软均势理论模型分析了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认为，首先，美国并未像对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构筑一个遏制中国的新军事同盟。其次，尽管美国也做好了未来可能对华硬均势的准备，但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是沿着软均势的路径。(36) 从中国方面来看，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中美之间的差距仍然非常大，中国要对中美之间的长期差距有清醒的认识。对美制度均势而不是硬均势是中国外交的现实选择。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仍然不能轻言放弃。有些人“鼓吹”的中美之间大规模的战略敌对和军事对抗还远远没有成为现实。这不仅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可以与美国匹敌的竞争对手，而且中美经济联系的加深增加了硬均势的成本。
第二，中美都应继续鼓励对方参与东亚地区的国际制度。“制度均势”理论告诉我们，国际制度是国家合作的框架，也是国际竞争和斗争的平台，是缓解大国“崛起困境”的重要途径。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积极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1／10+3”机制、东亚峰会等地区性组织。中国对国际制度的积极参与创造了更多与美国在重要议题上合作的机会。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其亚太外交政策开始修改前任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更加重视和参与亚太多边制度。奥巴马亚太外交团队成员多次重申，针对朝核问题，美国将持续透过“六方会谈”和其他成员国合作，让朝鲜重新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另外，针对东盟国家发展出的区域合作机制，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并代表美国与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美国在地理位置上并非亚洲国家，其参与亚太多边机制的做法主要是塞进其代言人和价值观，并极力避免排斥美国的地区安排。换言之，就是通过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组成所谓“自由联盟”，争夺多边合作的领导权。(37) 今后，中美两国不仅要鼓励对方积极参与多边国际制度，同时也要不断完善双边合作机制。两国在继政治协商、经贸磋商、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机制之后，还应努力寻求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建立或完善。
第三，中美都要继续加深两国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制度均势”理论告诉我们，高度的经济相互依存促使国家选择制度均势这一新的现实主义的均势战略，而不是传统的军事同盟，以应对来自体系中的威胁或压力。有学者认为，中美经济已经出现共生性关系。(38)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中美经济相互依存还不对称，这一不对称是由于中美权力分布的差距造成的。美国具有对中国的比较优势：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中国的5.9倍，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2.5倍，而且美国拥有一个盟友和伙伴的网络，在亚太地区和欧洲都是如此。因此，中国需要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专注国内发展问题，努力加深中美两国之间的对称性经济相互依存。
未来十年对中国而言仍将是一个必须牢牢把握的战略机遇期。良好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关键性外部保障。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要避免重蹈日本和德国当年的覆辙(武力方式挑战既存霸权国)。未来相当长时期，中国要继续实施和完善对美制度均势战略，通过共同参与东亚国际制度和加深中美经济相互依存，会大大减少和限制两国之间的战略紧张，从而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收稿日期：2010—09—03]
[修回日期：2011—03—16]
注释：
① 吴心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② 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nopf,1958.将权力转移作为一个研究计划的全面介绍，参见Jonathan M.DiCicco and Jack S.Levy,“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3,No.6,1999,pp.675—704。
③ David Shambaugh,ed.,Power Shift: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 Zhiqun Zhu,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Power Transition and Peace,New York:Routledge,2006; Steve Chan,China,the U.S.,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A Critiqu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
④ Kenneth Neal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p.117.
⑤ John J.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1994/1995,pp.5—49.
⑥ 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n Interdependence Work?” Foreign Policy,No.110,1998,p.87.
⑦ John Ruggie,“What Makes the World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855—885.
⑧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Taking Stock:The Constructivist Research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2001,p.393.
⑨ 王世录、王国平：《走向21世纪的东盟与亚太——东盟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亚太的影响》，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186页。
⑩ Kai He,Institutionalizing Security,Institutional Realism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in Southeast Asia,Ph.D.Dissertation,Arizona State University,May 2007.
(11) Kai He,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
(12) Kai He,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p.9; Kai He,“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4,No.3,2008,p.492.
(13) 该表排序依据是：根据表中的相关项目进行综合加权比较，如“塑造和平与战争的能力”、“贸易、投资和技术能力”、“地区机制中的代表权”、“对主导国的依附性”、“地位的认可度”等四项内容；同时也考虑各国(地区)的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由于朝鲜还未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和东亚体系，所以笔者未将朝鲜纳入该表中。
(14) 《温家宝总理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采访》(2003年11月21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11/24/content_1194045.htm; “Interview With Wen Jiabao:A Complete Transcript from Chinese Premier's Meeting,” The Washington Post,November 21,2003,http://www.washingtonpost.com/ac2/wp-dyn?pagename=article&node=&content-Id=A6641-2003Nov22¬Found=true。
(15) 笔者在这里参考的是“环球军力(GlobalFirepower)”网站的数据，网址：http://www.globalfirepower.com/数据截至2009年2月12日(访问日期：2011年6月8日)。
(16) Quansheng Zhao,“Managing the Challenge:Power Shift in US-China Relations,” in Quansheng Zhao and Guoli Liu,eds.,Managing the China Challenge:Global Perspectiv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235.
(17) 沈丁立：《全球与区域阶层的权力转移：兼论中国的和平崛起》，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8页。
(18) 中国海关总署的“海关统计”，http://www.customs.gov.cn/tabid/400/default.aspx.
(19) 中国商务部外资司：《2010年1—12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快讯》，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wstztj/lywzkx/t20110117_130179.htm；中国商务部外资司：《2009年1—12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快讯》，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wstztj/lywzkx/t20100115_117047.htm；中国商务部外资司：《截至2008年对华投资前十五位国家／地区情况》，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lntjsj/wstzsj/2008nzgwztj/t20100429_121110.htm.
(20) U.S.Bureau of the Census,http://www.census.gov.
(21) Daniel H.Rosen and Thilo Hanemann,An American Open Door? Maximizing the Benefits of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May 2011,http://asiasociety.org/files/pdf/AnAmerican OpenDoor_FINAL.pdf.
(22) 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Major Foreign Holders of U.S.Treasury Securities,” February 28,2012,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mfh.txt.
(23) 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国家会采取“容纳”和“排斥”这两种制度均势方式。容纳式制度均势指的是把对象国“束缚”在制度中；排斥式制度均势则指的是把对象国排斥出去。就容纳式制度均势而言，国家能够以此实施规范或准则构建来限制其他国家的行为，或者在多边制度中通过掌控议程来处理和它们利益攸关的事务。就排斥式制度均势而言，相关国家可以据此加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团结，以应对来自外部国家的压力。参见Kai He,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p.10。
(24) 吴士存：《纵论南沙争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25) Paul M.Evans,“Assessing the ARF and CSCAP,”in Hung Mao Tien and Tun-jen Cheng,eds.,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Asia-Pacific,New York:M.E.Sharpe,2000,p.158.
(26) Ralf Emmers,“The Influenc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Factor with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3,No.2,2001,pp.275—291.
(27) 东盟原有九个国家，即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和缅甸，1999年柬埔寨加入后成为十个国家，东盟“9+3”遂成为东盟“10+3”。
(28) Kai He,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p.44.
(29) Bruce Vaughn,“East Asian Summit: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 Report for Congress,Library of Congress (LOC),Washington,D.C.,December 9,2005,p.3.
(30)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Indonesia,February 24,1976,http://www.aseansec.org/1217.htm.
(31) “Secretary of State Colin Powell:Roundtable with Japanese Journalists,” U.S.Department of State,Office of the Spokesman,August 13,2004,http://usinfo.state.gov/eap/archive/2004/aug/13-637473.html.
(32) Ellen Frost,“Re-Engaging with Southeast Asia,” PacNet,No.37,Pacific Forum CSIS,Honolulu,Hawaii,July 26,2006,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pac0637.pdf.
(33) 祁怀高：《国际制度变迁与东亚体系和平转型——一种制度主义视角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68页。
(34) Jon.M.Huntsman,Jr.,“US Ambassador:Bilateral Ties Most Complex but Vital Source,” Global Time,February 11,2010,http://opinion.globaltimes.cn/foreign-view/2010-02/505179.html.
(35) Kai He and Huiyun Feng,“If Not Soft Balancing,Then What? Reconsidering Soft Balancing and U.S.Policy towards China,” Security Studies,Vol.17,No.2,2008,p.394.
(36) Kai He and Huiyun Feng,“If Not Soft Balancing,Then What? Reconsidering Soft Balancing and U.S.Policy towards China,” pp.363—395.
(37) 王义桅：《美国亚太秩序观的新变化及其面临的挑战》，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3期，第5页。
(38) 唐小松、邓凤娟：《中美经济共生关系趋向对称性》，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第39—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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