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魅力——印度小说家介南德尔#183;古马尔早期创作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小说家论文,马尔论文,南德论文,心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印地语文坛上，介南德尔·古马尔（Jainendar Kumar 1905 —1988）是个传奇性的人物。他“没想过成为一位作家”， 但“受冥冥中神灵之手的操纵”，他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崇尚自由和自我，但又是一个宿命论者；他不在乎所谓法则，要冲破任何文学艺术的桎梏，可他的创作却逐渐走向自己铸就的模式中；他的创作深深扎根于耆那教哲学的土壤，深受甘地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见解；他没有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但他的创作却让挑剔的文学批评家们惊叹不已，最后获得德里大学和阿格拉大学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1905年介南德尔·古马尔出生于印度北方邦阿里加地区一个叫高地亚格杰的小乡村、一个信仰耆那教的中产阶级家庭中。他两岁丧父，由母亲和舅舅拉扯长大。在叔叔办的私塾里接受了早期教育。他的名字由安纳德·里拉改成介南德尔·古马尔。1918年离开私塾，1919年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进入贝那勒斯印度大学学习。1921年响应甘地倡导的不合作运动的号召，放弃学业，投入民族革命运动中，曾三次入狱。他早期生活极不如意，曾到加尔各答谋生，但找不到工作，又回到母亲身边，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后又曾随朋友徒步旅行克什米尔等地。他创作生涯的开始是个偶然。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游戏》（1928）确实是在“游戏”中写就的。《游戏》是他投给一个朋友手抄杂志的稿子，他的朋友转投到《伟大的印度》杂志。一天，介南德尔·古马尔在图书馆翻阅杂志时看到自己的作品，非常吃惊和兴奋。他接到杂志社邮寄给他的四个卢比的稿酬，从此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一位德国评论家曾就《游戏》问及他成为一位作家的秘密，他答道：“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愿。我从没想过成为一位作家，甚至在梦中也没有梦过我会成为一位作家。我本来有别的理想，比如找一份工作，但一无所获。我成为一位作家，这不是我的过错，而是冥冥中神灵之手操纵的结果。”（注：罗瑟·罗特哲：《殖民后的印度印地语创作》，玛诺哈·拉玛斯出版社1985年版，119—120页。）
另外一篇短篇《竞争》寄给了《甘露》杂志。普列姆昌德当时是这杂志的编辑。作品被退了回来，附着普列姆昌德的便条：“冒昧地问一下，这篇小说是译作吗？”普列姆昌德也感觉到作品有一种新颖的特色。从此，普列姆昌德和介南德尔·古马尔开始了一生的亲密友谊。普列姆昌德发表了介南德尔·古马尔的几篇短篇小说。他们的友谊是朋友般的，两者之间并没有师生关系。介南德尔·古马尔曾说过：“普列姆昌德先生的创作有自己的特色。但作为文坛上的新人，我希望他不要约束我，不用手把手地指导我，我不要任何约束，不想依赖任何人。这是普列姆昌德给我的最大的帮助。”（注：帕杰·辛赫：《介南德尔·古马尔》，哈里亚纳文学研究院1993年版，2—3页。）很明显，介南德尔·古马尔创作伊始未受任何人的单独影响，他的思想，他的主题，他的语言风格、结构形式等等都是独特的。他一走上文坛，就以自己独特的个性风格给读者和评论家们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
介南德尔·古马尔的一生著述颇丰。1929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绞刑》、长篇小说《考验》。《考验》以切入人物心理世界的独特视角、对个人情感世界的挖掘及新颖的艺术风格，于当年获印度学院奖。介南德尔初入文坛，就以自己独特的魅力一举成名。《苏尼达》（1936）的发表，如D.H.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般，在印地语文坛掀起了一阵狂潮。众人褒贬不一。普列姆昌德称赞他是“高尔基再世”，有的人则指责作品伤风败俗。但《苏尼达》自然朴实、富有表现力的艺术风格则让广大读者耳目一新。1937年发表的《辞职》是介南德尔·古马尔创作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以出色的心理描写、内心独白，写出了一个女性一生坎坷多舛的悲剧和心路历程，表现了作者对生活和社会的哲学沉思，成为印地语小说史上的杰作之一。《格尔亚妮》（1939）是介南德尔创作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这部作品之后，作者封笔12年。12年后，他又以新的激情创作了一系列长篇小说：《苏克达》（1952）、《回转》（1953）、《流逝》（1953）、《迦耶沃尔登》（1956）、《自由的安慰》（1965）、《持续》（1968）、《无名的斯瓦米》（1974）和《十束光》（1985）等，并有十册短篇小说集问世。他的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相比，涉及的领域更为宽广，展示了各阶层人物的丰富情感；和现实的接触也甚于长篇小说。其中许多作品令人伤感，富有艺术魅力。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在印地语短篇小说史上可与契诃夫在西方短篇小说史上的地位相媲美。
介南德尔·古马尔是一位小说家，更是一位思想家。他深受耆那教哲学和甘地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不是盲目地崇信，而是有着自己的认识、思考和分析。他的散文创作涉及大量的领域，如文学、文化、信仰、爱情、婚姻、政治、宗教等。他对诸多问题都有自己朴素而深刻的思考。他不断地提出问题，又有自己对问题的独特见解。他的哲学散文著作有：《介南德尔的思想》、《工作、爱和家庭》、《文学与文明》、《文学、荣誉和爱》、《时代问题和理论》、《我们和时代》、《爱和婚姻》、《女性》、《国家和民族》、《对人类现状的思考》等70多部。此外，他还有几部重要的回忆录和旅行杂记：《普列姆昌德——在通讯中的个性》、《这些和那些》、《我的迷惘》、《克什米尔游记》等。他也曾涉及翻译，并以自己的独特风格而享誉文坛。他的主要译作有德国梅特林克的剧作，托尔斯泰的戏剧和短篇小说，亚历山大·库柏林的长篇小说《幻境》等。
1956年介南德尔应邀来我国参加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会。1960年作为印度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威尼斯举办的托尔斯泰逝世50周年的研讨会。介南德尔还多次获得国家大奖，1932年获印度斯坦学术奖，1968年获印度文学研究院文学大奖，1979年入选印度文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并获政府颁发的莲花勋章。
二
20世纪初，西格蒙特·弗洛依德对梦的解析引起了人们对自我认识的一场革命。他关于无意识、泛性欲的心理分析学说和对梦的解析的理论，以及他的学生荣格关于种族记忆、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理论的创立，使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正如美国学者里恩·艾德尔所说的：“本世纪以来，文学与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已认识到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它们涉及人的动机和行为，以及人创造和利用象征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两者都进入了对人的主观方面的研究。”（注：里恩·艾德尔：《文学与心理学》，转引自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70页。）
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20世纪的文学呈现出一个“向内转”的大趋势。揭示人类自身的奥秘、展现人的心理的复杂性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性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E.卡西尔在他的《人论》开卷处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注：沈恒炎、燕宏远主编：《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104页。）如果把他的观点运用于文学，描绘自我、认识自我、 正确地评价自我应是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因为人认识世界的过程，本质上是认识自我的过程，而人认识世界、创造文明的最终目的还是认识自身、实现自我。对人的重新认识成为20世纪文学中作家们有意识的努力。这种努力在印地语小说史上的先驱者即是介南德尔·古马尔。
“介南德尔创作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创作为印地语小说创作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使印地语小说从普列姆昌德的影响中得到解放。”（注：罗摩·达拉米斯莱著：《现代印地语小说》，邦沙出版公司1983年版， 148页。）普列姆昌德的创作关注社会生活，描写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所塑造的人物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表。介南德尔·古马尔则不然，他在一定程度和层次上对普列姆昌德所代表的文学传统进行了反叛，正如印地语“阴影主义”诗人让诗歌从古典诗歌韵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一样，他让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从普列姆昌德开创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定势中解放了出来。他以表现人的主观内心世界的文学取代了普列姆昌德的以表现客观外在世界为主的文学。他不再致力于描写社会历史的重大事件或者日常的现实。他不再追随普列姆昌德创作反映历史必然趋势的历史理性的创作视角。他关注的是人文关怀的维度。他呼吁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改善人的情感生活，完善人的道德观念。他挖掘人在特定情境下精神世界的隐秘的感受和情绪体验，力图把握人的自我本质，构筑一个庞大复杂、变幻不定的心理结构，挖掘人的真实自我和真实的思想情感。
在他一系列长篇小说中，《考验》一发表，就以其独特的刻画人物内心心理世界的视角被文坛关注。如前所述，作品展现了两对主人公在 爱和婚姻这块试金石前不同的心理变化和情感波动，对爱情这个人类历史长河中永恒的主题做了新颖而独特的阐释。尤其是女主人公格多——一个成为童婚牺牲品的小寡妇，作品刻画了她在爱与婚姻的磨难中，从少女的情窦初开到渐渐陷入爱的失望和婚姻的无望，再至精神婚姻的新生过程中各种复杂的心理变化。对格多情感历程中复杂细腻的心理刻画使这部小说在印地语文学史上成为心理小说的早期代表作品之一。
介南德尔塑造人物内心世界、挖掘人的潜意识的独特艺术视角在他的《苏尼达》中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苏尼达》是他成功的作品之一。作品被誉为是“印度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者也毫不讳言《苏尼达》受泰戈尔的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1916）的启发。两部作品在主题上有相似性，但在表示主题的艺术技巧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
《苏尼达》中人物不多，情节简单。斯里甘特和苏尼达结婚三年，没有子女。苏尼达是个美丽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但两人的婚姻生活并不和谐。单调、机械的婚姻生活使苏尼达觉得似乎生活在令人窒息的黑塔中。斯里甘特时常向苏尼达谈及他昔日的朋友赫利。一次偶然的机会，斯里甘特和赫利邂逅，并把他带回家中。赫利是个革命家，也是一位聪明、机敏、富有情趣的艺术家，但他似乎失去了生活的目标，陷入一种莫名的痛苦折磨中。外在的理想和内心的空虚让他感觉生活的无意义，甚至有自杀的企图。为了解救他，斯里甘特让苏尼达照顾他，尽力帮助他。赫利被苏尼达深深地迷住，拒绝了苏尼达让他和她妹妹结婚的建议。斯里甘特外出，赫利邀请苏尼达参加他的一次革命活动。当两人深夜来到树林时，赫利告诉苏尼达，活动被警察发现，已取消了。赫利向苏尼达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苏尼达在焦灼和冲动下脱下自己的纱丽，准备了拯救赫利而献出自己的一切。但此时的赫利却退却了。他把苏尼达送回家中，然后消失在门外，但发誓他不会自杀。苏尼达向斯里甘特描述了赫利的无常心态，而斯里甘特则夸奖苏尼达化解了赫利内心郁结的痛苦。
很明显，作品的中心是写赫利长期受压抑的心理情结，挖掘他内心情结的复杂性。他心理情结的关键是长期的性压抑。这种情结只能由他爱上的女人才能解开，而苏尼达正是这样的合适人选。作者细腻地刻画了苏尼达和赫利相处时的微妙而复杂的心理变化。小说中，赫利的出现犹如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了苏尼达没有生气的婚姻生活，她又弹起了尘封的琴弦。这标志着她情感的一种悸动。但她仍然爱着丈夫，是个忠诚的妻子。他对赫利的行为是顺从丈夫的旨意的一种表现，是为了挽救因被压抑而变得意志脆弱想结束生命的赫利，让他获得新生。而赫利怪诞的行为则是内在潜意识的一种外在表现。作品的情节没有可信性，明显地受到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旨在表现人物心理的复杂性和内心情感的多变性。作品心理分析突出，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物情感的微妙悸动，在当时的印地语小说文坛上独树一帜，富有新意，引起极大轰动。时至今日，评论界对作品的内容和价值仍褒贬不一。
《辞职》是介南德尔最著名的作品。与《苏尼达》相比，小说有一定的现实性。整部作品以日记体的方式、以回溯的手法叙述情节。叙述者是女主人公莫莉娜尔的侄子——法官波勒摩德。小说展现了莫莉娜尔一生各个人生阶段的欢乐和痛苦及由此而来的各种复杂的心理历程。莫莉娜尔是女性苦难的象征和化身。她出身富裕家庭，但父母双亡。她的哥哥是她的监护人。童年时的她像只蝴蝶幸福地飞来飞去，是个开朗快乐、爱淘气、喜欢恶作剧的姑娘。当她情窦初开爱上同学的哥哥时，是她一生快乐的极点。她的爱情被她的嫂嫂发现后，嫂嫂狠狠地抽打了她，她的快乐变成悲伤。不久她就被远嫁给一个结过婚的中年男子。当她的丈夫得知她的恋情后，对她残酷虐待，最终把她赶出了家门，从此她走向了日益屈辱的生活。她和一个贩煤人同居，怀孕后不久又被抛弃。孩子病死后，她成为一个家庭女教师过上了平静的日子。但因为波勒摩德的婚姻的缘故，她又结束了刚平静的生活。最后为生活所迫，和下层贫民生活在一起。她拒绝波勒摩德解救她脱离苦难的想法，而让他去改变整个社会。莫莉娜尔最终在死亡中得到了安宁。波勒摩德震惊于姑姑的不幸，并对造成其不幸的社会的合理性感到怀疑，为自己身为法官却不能评判社会的正义而感到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悲哀。“如果我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那得到一个王国又有什么意义呢？”波勒摩德毅然辞去了法官的公职，做了一个游方僧人。
小说着力写出莫莉娜尔的痛苦和她对苦难的忍受。但很明显，她的许多苦难有时是她自我选择、自我营造的结果。她对各种苦难从不抵抗、逆来顺受。有的评论家认为，她的形象体现了耆那教苦修主义的理想，即通过自身的折磨来消灭旧轮回、制止新轮回，使灵魂得到彻底的解脱；同时也可以看到甘地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即征服自我以求体验到最高真理，而自我的征服必须在经历一系列的苦难和磨砺后才能实现。
莫莉娜尔遵循社会的各种规范，她对社会有清醒的认识，对生活哲学也有很高的见解，但她这样的女性在非人道的社会下，她的自我也被扭曲了，以至于选择用自我折磨的方式来求得精神的解脱，可见她受毒害之深。这样的社会难道不应该改变一下吗？作者间接地表达了对这种社会的抗议和抨击。
《辞职》把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和耆那教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通过一个女性一生的悲剧，向专制、黑暗和不人道的社会敲响了警钟。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式完美结合，被誉为是印地语小说史上难得的精品。
《格尔亚妮》是介南德尔小说创作史上重要的一环。格尔亚妮从英国学医归来，充满抱负和理想，但在婚姻的牢笼和各种传统“妇道”的规范中一无所成，不仅失去了自我尊严，而且被夺走了生命。由于偶然的原因，格尔亚妮不能和在英国一同留学的情人结婚，而是嫁给了阿瑟兰尼大夫。阿瑟兰尼是个贪图钱财、墨守社会规范的势利小人。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常有不道德的行为，却散布谣言诋毁格尔亚妮的声誉。他一方面需要格尔亚妮行医的收入，另一方面却不能容忍她的所谓违反“妇道”的各种行为。他时常痛打格尔亚妮。而格尔亚妮却认为他是爱她才这样的，不肯听从朋友的劝告离开他。她时常自问生命的意义、爱情的实质，却没有勇气违背传统的“妇道”去求得新生，反而在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折磨中企求灵魂的解脱。如果说莫莉娜尔是被社会摧毁的，那么格尔亚妮则是不幸婚姻祭坛上的祭品。通过格尔亚妮的悲剧，作品展示了向往理想情爱而又恪守传统道德的知识女性复杂矛盾的心理世界，令人震撼地表现了印度传统的社会习俗对人心灵的毒害。因为格尔亚妮这样受过西方教育的女性居然也承认印度的妇道是女性解脱的途径。作者提出了严肃的社会问题——女性对传统妇道的反思。所谓的把丈夫奉作神灵，必须忍受丈夫的一切虐待折磨的妇道有合理性吗？女性经济独立就能自我独立吗？作者极力呼吁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在印度社会的必要性。
作品细腻地刻画和展现了格尔亚妮在无幸福可言的婚姻下的孤独、寂寞、无助、躁动的心灵，及她被禁锢在所谓“妇道”的规范下不能觉醒、摆脱不了痛苦的绝望心理。有的评论家认为：“《格尔亚妮》本可以成为一部优秀的作品，但过于沉入心理的旋涡，影响了它的艺术魅力。”（注：帕杰·辛赫：《介南德尔·古马尔》， 哈里亚纳文学研究院1993年版，76页。）
虽然印地语小说批评家们经常在介南德尔的作品中寻找心理学的依据，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介南德尔的创作不同于别的心理小说家。他用一种自然的视角触及人的心灵。读他的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读者不会感到他在试图图解或界定什么心理概念。他只是捕捉他熟悉的人物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实心理，并自然而然地通过对话或人物的意识流、内心独白，去捕捉特定情境下人物的复杂情感。这一特征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中也表现明显。
《妻子》是介南德尔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展现了一个中等阶层的妇女在特定时空的心理变化。作者没有历时性地叙述故事，而是截取人物心理活动的片断。作者隐退了，读者仿佛直接卷入主人公的心理困境中。女主人公的丈夫是个革命者，整日在外奔波。而她则整日围着炉灶转。她不知道印度母亲应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什么是印度母亲的自由。但从丈夫和朋友们的谈话中及朋友对丈夫的尊重中，她猜想那也许是件好事并为丈夫感到自豪。但丈夫对家庭的冷漠，对她的冷淡，使她很痛苦，她常常想起他们死去的孩子，一种难以摆脱的空虚感包围着她。但她的丈夫仍只是视她为一个奴仆，和她保持着一段距离，好像她是个罪人。丈夫一回家，就让她准备饭菜招待朋友，从不过问她的情形。她开始对丈夫的冷淡产生不满的情绪，以沉默作为反抗。但经过片刻的心理矛盾后，她的心又归于平静，又接着忙于做饭，给丈夫和他的朋友们送上饭菜，并等在门边，等着丈夫的吩咐。她像一团即将熄灭的炉火，等着丈夫点燃。
她那为革命奔波的丈夫，在妻子的奉献和痛苦中构筑自己荣誉的殿堂。他不理解妻子的情感，对她动辄大发雷霆，对家庭毫无兴趣。他向朋友说教，大谈恐怖主义，要启迪民众的觉悟，但对启发自己的妻子却没有耐心，让妻子独自不停地品尝生活的苦酒，咀嚼心灵空虚的痛苦。
《吉合娜维》是另一篇短篇杰作。小说通过第三者的叙述，细腻地刻画了陷入无望的爱情中的女性及其心灵痛楚。女主人公的名字叫吉合娜维，她的痛苦在作品中用回溯的手法，通过象征的意象得到暗示。小说中多次穿插一首情歌，如电影的主旋律般不断地重复，表现女主人公的痛苦心情。吉合娜维经常在天台上喂食乌鸦，她请求乌鸦啄食她，但留下她的双眼，因为她的双眼等待着某一天能见到自己的情人。为了这一缥缈的希望，她巧妙地回绝了一个殷实之家英俊倜傥青年的婚约。小说中，乌鸦、情歌等意象的使用，使作品富有生命力和审美效果。而女主人公对爱情的自主意识，反映了印度现代女性人格意识的觉醒和作为“人”的主体精神的复苏。
另外，在《贼》中，作者很有力度地刻画了贼这一概念在孩子心灵中留下的恐怖烙印。但当真正遇到贼时，孩子的恐怖心理却奇迹般地消失了，作品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白。《脚镯》中，作者细腻地刻画了被父母误认为是小偷的孩子的复杂心理变化。而介南德尔的处女作《游戏》则通过儿童在沙滩上垒城堡的游戏，暗示出富有哲理的生活真理。
虽然介南德尔不像普列姆昌德那样关注社会，但他的一些作品对社会的抨击也是直接和明确的。《自己的命运》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作品描写了一个如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女孩》般的悲惨故事。在一个美丽宜人的城市里，富人享受生活，穷人倍受生活的磨难；正如大自然有美丽和残酷两幅面孔，人的命运也一样，自然是社会的象征。英国人享受着他们的幸福生活，英国化的印度人虽然皮肤不够白，但仍努力效仿英国老爷。他们对英国人摇尾乞怜，但对自己的同胞却昂首挺胸。命运多舛的穷人衣不蔽体，无家可归。故事中的小主人公就是其中之一。在寒冷的冬夜，他赤足光头，身上只裹着一件破衬衣。小伙伴被打死了，他也被赶出大门，在漫漫的黑夜中徘徊，不知自己的脚该迈向何方，向前？向后？向左？向右？他最终冻死在被洁白的雪花覆盖的美丽城市。而在这之前，裹得暖暖和和的律师却拒绝安置这个十岁的孩子，因为怀疑他是贼或是骗子。故事的叙述者和他的朋友虽然对孩子深表同情，但爱莫能助。最让人痛心的是叙述者将孩子的死归因于“他自己的命运”。然而这“命运”又是谁在冥冥中操纵的呢？
介南德尔的创作以他封笔12年为一道明显的分界。前期的主要作品如上所述，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在创作上的突破，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艺术思维活动突破了当时文坛原有的思维定势，以一种“向内转”的个性化的思维方式来面对生活和人生。他从客观的物质世界里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那就是人的心灵。正像对于冲上沙滩的贝壳，有些作家只描绘它的美丽，而介南德尔却要探究贝壳的生长原因，甚至贝壳被冲上沙滩的“主观”原因。“别人摸瓜他寻藤，别人摘叶他问根。”他像一个大夫一样要探究病人疾病的根源，尤其是心理根源。但到后期，他的作品则失去了前期的活力和生机，作品的题材和主题常是前期创作的重复，而且常常陷入一种哲理的思辨中，他的小说创作才能逐渐枯竭。他的短篇小说集《科学和伪科学》和长篇小说《迦耶沃尔登》都表现出一种令人难解的哲学沉思，虽具小说的形式，但可以说已是一种哲学观念的艺术图解。但他1985年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十束光》可谓一个例外和创新。作品通过一个被迫离家出走的已婚女子选择妓女职业去实践改造社会的途径，最终又回归家庭的故事，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作家对国家、政治、经济、女性、婚姻、爱情、宗教等的思考，是作者一生创作的总结性的作品。小说很有新意，也很有思想性，尤其是对妓女形象的新阐释具有文化史的意义。同时作家也对印度传统中许多概念，如“牺牲”、“贞节”、“纯洁”、“祭品”、“妇道”、“伦理”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作品对印度的传统伦理规范和宗教是一次大胆的挑战和冲击。
四
介南德尔·古马尔是印地语小说史家们公认的印地语心理小说的先驱者。在他之后，印地语小说创作分化为两个主要倾向：社会的和心理的。前者继承了普列姆昌德的现实主义传统，或是对这一传统的发展和改造；后者则是以介南德尔、阿格耶和觉西——印地语心理小说创作“三驾马车”——为代表的心理分析小说倾向，而介南德尔则是其中领头的“黑马”。
介南德尔曾说过，他的小说创作是他表达思想的媒介，是对社会现实的审美反映，他创作的目的在于分析人的心理，因而他的作品没有大量的情节和事件，更没有悬念、突转。他的小说如小河流水般静静地流淌，作品营造出一种诗意的静谧氛围；读者感觉不到是在读小说，而是在作者的导演下，亲自参加体验了一次人物的心灵旅程。
介南德尔的创作中心是游离于社会现实之上的人的心灵。他对人的心灵的关注远甚于对客观世界的关注，因而他小说中的情节是经过精心提炼、为表现人物的心灵而设置的，是现实的一个朦胧的带虚幻色彩的倒影。他的作品缺乏明显的社会背景，因为所谓的社会背景在他的作品中是一个象征、道具，都经过了心灵化的洗礼。
介南德尔之所以在创作上有所突破，除了他注重要人物的心灵世界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艺术思维和艺术技巧也突破了当时文坛的各种定势，尤其表现在叙述技巧、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创新。他以自己的心境、眼光和尺寸去观照生活，而不在乎所谓的文学的法则和定义。社会历史在他的笔下都成为个性化、心灵化、情感化和思想化的有生命的形象，以他的人物的心灵史的方式沉淀结晶。他对社会生活的提炼和描写是为了刻画人物、表现自己思想的需要，不仅有他自己独特的视角，而且有审美意义。他认为“每个故事都有灵魂和理想，但灵魂和理想的表现必须是以潜在的方式展现出作家的审美情趣。主题先行的作品很少有佳作，因为它以丢失审美情趣为代价。”（注：介南德尔·古马尔编：《印地语23篇优秀短篇小说》，印度文学研究院1997年英文版序、前言。）因而他的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是刻画人物、表现作品主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读者从这些社会背景的淡化描写中仍能感受到印度民族深厚的民族文化的积淀。
从叙述技巧看，介南德尔的小说常有创新。《考验》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刻画人物心理世界，对主人公格多的心理描写细腻生动，大量的“诗意”和散文化的语言叙述使作品富有特色。《考验》的意义不仅在于采用切入人物心理的独特视角，也在于它叙述角度的独特和精美。而在《苏尼达》中，主观的抒情和客观的叙事结合巧妙，二者相得益彰。《辞职》用第一人称叙述法，而《迦耶沃尔登》则用日记体的方式，写出人物的心理轨迹和矛盾心理。《吉合娜维》和《格尔亚妮》则顺着故事中人物的视角，采用“平视”、“回溯法”、“意识流”和“蒙太奇”等手法，对人物的心理做了深层次的刻画。所谓的“平视”即作者在看取和表现人物心理时，以平等的态度、平行的位置来关照人物的心灵，尊重人物性格心理发展的逻辑，而不像一些作家采取“俯视角度”或“仰视角度”。叙述者也是当事者，是陷入人物情感世界的卷入者，他努力去把握人物内心的感受，并借助于对于客观事物的精神的认识去表现出来。作品中所描写的客观事物都已深深地浸透了人物的情感，是心灵化的“客体”。如《吉合娜维》中的乌鸦、《考验》中的鹞鹰、《辞职》中的风筝和小鸟等都富有暗示性和象征性，是人物内心情感风暴的一个折射。
介南德尔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作家和思想家。他对于生命的意义和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有浓烈的兴趣和深刻的思考。他不在乎也不演绎各种理论的法则和意义。他认为任何法则和法规对人的创造才能都是一种桎梏。他追求各种自由——道德、理想、良知、思想与行为的自由；他要脱离文学与艺术的桎梏。他不在意自己的作品是否真实地描摹现实，他在意的只是再现自己心目中的历史真实以及这种真实对人内心情感的触动。他追求的是自己的作品对人类精神的瞬间能否起到凝固的作用，并对后世的人类生活是否起到精神的传承作用。他说：“难道真实是小说的目的吗？只有真实不是小说，小说是对现实的一个审美和心灵化的过程，是对人类精神的一种传承。”（注：介南德尔·古马尔编：《印地语23篇优秀短篇小说》，印度文学研究院1997年英文版序、前言。）
介南德尔是一位语言规则的“叛逆者”、“魔术师”。他认为“小说语言是手段，是不目的”。他的语言朴素、自然，但极有感染力，尤其是人物对话简洁、凝炼，富有潜台词和暗示性。正如评论家所说的：“墨守语言法则的读者和文学教师在他的语言中可以发现许多语法错误，但能够欣赏这种文学语言尝试的人将发现他的语言为印地语文学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风格——暗示和凝炼的语言蕴含更深刻的内涵，因而更显得自然和独具魅力。”（注：罗摩·达拉米斯莱著：《现代印地语小说》，邦沙出版公司1983年版，160页。）他的语言的感染力， 是诗意化和散文化的。但和伯勒萨德的华美精致的语言风格不同，介南德尔的语言是自然拙朴的“天然去雕饰”的“出水芙蓉”，像颗未经雕琢的璞玉。更难能可贵的是，介南德尔能用他自然朴素的语言创造出一种哲理的、思辨的氛围。
可以说介南德尔的小说以心理为纬，以语言为经，构成一张“意识之网”。在他的小说世界中对外部世界进行了提炼化的心灵处理，通过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展现出作者平凡朴实而又蕴致深沉的个人感悟。他的拙朴自然的风格，流畅明快，耐人寻味，亲切感人，一如向未谋面的知心朋友倾诉衷肠，而读者就在作者营造的沉静的氛围中走进人物的心灵中去。作者从“人内部”讲述故事，于是读者便直接参与了虚构人物的心灵与感官经验。读者始终体验着作品中人物所经历的那个时刻的心灵波动。他的作品有许多空白，需要读者通过积极的思考参与到作品中，从而增加心理的快感。读者是参与作品创作的一个重要角色。T·S·艾略特曾说过，只有读得懂诗的读者才能读得懂维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这样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介南德尔·古马尔的作品。
总之，介南德尔·古马尔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印度文学创作中心理描写的不足。如果说普列姆昌德的创作注重反映历史必然的历史理性的话，那么介南德尔的创作则更注重文学的人文关怀。二者分别以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两重视角关注了社会主体——人，在心理、精神、情感和灵魂上的悸动，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轨迹。二者在文学史上相辅相成，互补互足，是支撑起印地语小说百年史大厦的重要支柱。他们的创作使印地语小说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元格局和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