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理论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结构论文,区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04(2003)02-0065-05
区域空间结构重组是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重要的区域结构调整任务之一。也是当前众多学科如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城市规划等研究的热点问题。新时期我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全球空间必然加快链接，进而逐步融合；随着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rn)的扩张，将加快形成各种层次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新空间单元；随着信息化和新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各种具有更高生产力组织效率的新空间结构形式将不断涌现。新一轮的空间结构重组需要在如此众多的、难于把握的变局下进行，需要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
我国自1997年开始实施国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以来，学界正在积极地探索各种新的空间重组模式，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创新空间，如城市经济区、流域经济区、交通经济带等以及各种微观经济空间组织方式如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带、依产业价值链而形成的连锁式分工协作区等。重组中国的区域空间结构，使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更安全地与全球空间接入，是新时期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之一，这一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也需要全新的理论进行指导。
1 三大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
1.1 空间结构：历史特征与未来景观
我国区域空间结构的基础是在严格计划控制下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前的区域空间结构是一种“计划空间”，后计划经济时期的区域空间结构是在计划力和市场力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开放，计划的空间控制力逐步减弱，市场的引导力迅速成长。总的看，传统空间结构的特征可以从两方面考察。第一，内涵特征。传统空间结构主要有三点突出特征：1)资源导向的空间结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区域资源尤其是物质性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区域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等三大结构存在紧密的驱动关系。资源结构是产业结构形成的动力源，不同产业部门的企业在微观上依据特定的区位选择逻辑发育出相应的区域空间结构；2)自然环境导向的空间结构。依赖于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区域产业结构受区域地质、地形、河网、气候等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明显，结果出现环境导向型的区域空间集中化倾向；3)体现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特色的空间结构。追求公平分享社会资源、平等发展区域经济是社会主义倡导的区域空间结构组织原则，通过权力之手，充分利用投资、土地管制和政策等手段直接干预区域发展。均衡发展是我国近30年计划经济时期区域发展政策的一根红线，直到“六五”和“七五”计划才开始分别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和“三个地带发展战略”[1]，并开始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区域空间结构组织原则。谋求空间平衡发展似乎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追求。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出现了明显扩大的空间不平衡，为了遏制这种趋势，西方理论界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外部功能一体化(External Functional Integration)达到空间的平衡；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内部地域的一体化(Internal Territorial Integration)以及“选择性空间积聚”(Selective Spatial Closure)达到内部自给自足来减少空间上的不平衡[2]。第二，景观特征。传统空间结构主要表现出两种突出景观。1)地带性景观。由于自然资源、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性，使区域空间结构的五大结构要素[3]及其组合呈现明显的地带性规律，从而使空间结构景观的地带性特征明显。从宏观看，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节点发育、通道密集、流量和流强大、网络结构初步形成、区域空间等级体系较完善；而中部地区的区域空间结构正处于链接、重组阶段，其发育水平较差，尤其体现在各区域的空间归属不明确、区域地位和功能混乱，目前还处于局域空间的完善阶段；西部地区的空间边缘化倾向明显，节点发育落后、次区域空间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尚未建立，目前还处于有序空间结构的形成阶段。2)生产地域综合体景观。地域生产综合体[4]一度被认为是高度计划体制下最佳的区域空间结构组织形式。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我国依据这一模式组建了众多的地域生产综合体。这种依计划安排的空间组团，虽然能有效地获取积聚效益和规模效益从而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降低，但它仅仅是一种生产性空间组团，较少考虑从生产到消费的内在价值链的客观要求，显然只适应卖方市场社会。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在全球化背景和新经济条件下，区域空间结构将呈现新特征，这些特征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显现，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公司／企业活动的空间效应快速扩大。在全球化背景和新经济条件下，一般认为城镇仍然是空间结构的核心，但新经济倾向于向大都市圈和都市连绵区积聚，而真正主宰区域空间结构变化的仅仅是少数国际性都市，这些都市的主人全部是一些大型公司或企业集团(TNC)，它们的空间活动对区域空间结构重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一是它能成为新的增长极核—积聚、辐射能力大；二是由于它依据新的区位抉择逻辑进行布局，它的区位选择具有很大的不定性；三是它能牵引原有城镇沿新的成长轴拓展，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地租的空间分布，导致城市内部空间结构重组；四是空间相互作用形成新的空间通道；五是促进产业结构重构，打破原有系统内生产力流的平衡状态；六是跨国企业是实现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链接的中介者。2)政府对空间结构重组的支配力量下降。在高度中央集权背景下，政府拥有调配空间资源的绝对权威，企业和其它空间消费客体的空间分布和相互位置关系是服从同一安排而形成的，空间消费者之间缺乏竞争，核算企业成本和产品售价时很少考虑空间地租，区位价值被抹杀。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虽然政府仍然可以通过控制土地供给总量以确定地价总水平，但难于控制空间内某一具体地段的地价水平，其消费价格是通过竞争后形成的，这种竞争价格对于政府而言可以实现土地收益的最大化，对于企业而言，通过空间消费竞争，能使它们各自适得其所，形成一种依据公平逻辑而确定的空间安排，从而在区域内形成一种新的空间结构。3)不同通道的空间组织作用发生变化。流动空间内无形通道的作用在强化，信息节点、知识节点的空间组织作用加强，而传统通道的作用在下降；承转空间和地方空间内，传统物质通道仍然是主要的空间链接纽带。随着铁路的提速和落站的减少，使其在中小尺度的空间组织作用下降，而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的空间组织功能越来越重要。4)区域间的空间链接更紧密。随着区域分工深化，商品流量增加，区域间互为供求的双边、多边关系将更紧密；同时，跨区域的企业集团将众多区域紧密地链接成一个整体；人员的自由来往更进一步强化了区域空间的链接。
1.2 区域发展与空间结构重组
1966年弗里德曼(J.R.Friedmann)提出核心—边缘理论[5]，该理论是解释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模式的一种理论。认为随着区域经济的增长，区域空间结构会发生阶段性的演变，按照区域经济自工业化前期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时期的演进顺序，区域空间结构相应地呈现出自离散型空间结构→聚集型空间结构→扩散型空间结构→均衡型空间结构演替次序。同样，罗斯托(Rostow W W)于更早时候（1960年）提出的区域发展阶段论[6]也说明区域发展阶段转型要求区域空间结构重组。可见，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空间结构的演替与重组是客观要求，这些理论是空间结构重组的重要理论依据。
区域内任何社会经济客体的空间活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会形成一种空间态势。随着区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区域空间结构也会随之进化，由简单到复杂、由混沌到秩序。关于区域社会经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所形成的相应空间结构特征的研究颇多[7-12]，无一例外地证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具有完全不同的空间结构特征，发展阶段大致接近的不同区域具有大致相似的空间结构特征。同样，区域空间结构的变化（如新区开发、基础社会建设、人口流动、城镇体系调整以及与区域外部空间相互关系作用的变化等）也会反作用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空间结构是区域发展的“函数”，可以通过空间结构的调控调整区域发展状态[13]。当区域社会、经济处于不同的转型时期时，空间结构重组的目标和战略、影响空间结构的诸要素的重组要求完全不同。当区域社会经济转型时，首先要确认所处的转型阶段，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组（表1）。
表1 区域社会经济不同转型时期空间结构重组的战略和目标
Table1 Stratagem and aim of regional spatial reorganization in different transfer period
1.3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空间结构重组
区域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是区域结构的两个核心内容，是互动的两个方面。不同的产业部门具有不同的布局要求，产业结构不同，所形成的空间组合格局也不一样，空间景观差异很大；反之，空间结构的变动也会影响产业结构。艾萨德(Isard)认为[14]，不同的产业对积聚的要求是不同的，随着产业朝高级结构进化，积聚经济效益越来越明显，产业的空间积聚趋势也越来越强。陆大道(1991)认为，产业空间积聚趋势的扩大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是积聚效果导致产生的膨胀，使经济水平高特别是基础设施发达的地区愈来愈发达，相应地，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因此，产生了谋求区域平衡发展的任务；其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区域环境负荷之间的不适应。针对这两个问题，要求调整不合理的空间结构，解决过密和过疏的问题。自“九五”以来，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而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对空间结构的影响问题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研究问题，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兴起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更多。如知识经济对空间结构的影响（张平宇，1998）、中心城区职能的转型对空间结构的影响（张水清、杜德斌，2001）、工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布局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魏心镇，1989）、IT产业的发展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檀江林，2002）等。
区域空间结构是在区域内外长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的，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区域产业结构重构对空间结构重组的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是连续的、渐变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但区域空间结构一旦形成，即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15]，这种状态可称之为宏观的“结构惯性”(Structure Inertia)，这种宏观的结构惯性源起于微观的“区位惯性”(Location Inertia)。只有当区域内外条件发生重大转型时，区域空间结构才会缓慢地调整，形成新的空间格局，空间结构自身的这种结构转型功能可以称为“自组织功能”(Self-reorganization)。尽管区域空间结构具有自组织功能，但空间结构的重组总是滞后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陈旧的空间结构不能按照新的资源空间配置逻辑组织和分配资源，反过来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起阻碍作用。这样，就对人为干预和科学引导空间结构的转型提出了要求，这就是科学地、有意识地引导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意义所在。
2 新时期长江流域的空间结构重组要点
无论从自然地理环境还是经济社会环境看，有史以来长江流域都是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空间链接的纽带就是长江这一黄金水道及其主要支流。但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各次区域间的关联度逐步弱化[16]。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所引发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恶化的状况下，导致沿海地区经济外向循环上的拉力不足，而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在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结构上却又形成了“断层”，从而造成了地区之间产业结构转换受阻、梯度推移乏力。进入全球经济世纪，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必然要求长江流域融入全球经济的主流空间，迅速解决目前长江流域的空间连接中断、空间体系混乱、空间—产业结构雷同、产业—空间结构无序和各区域在空间体系中的归属不明确等重大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实施空间结构重组。
2.1 空间结构重组的目标：加快空间体系化建设
依据不同次区域空间单元的资源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基于比较优势而形成的产业分工格局，长江流域的空间结构重组应形成如下新的空间结构体系：1)流动空间为以上海为核心、以长江三角洲为腹地的沪宁杭都市连绵区。空间结构建设的重点是以实现流动空间向全球城镇体系的高级节点转换为目标，加快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步伐、加快上海与国际主流空间的安全而有效的接入并尽快成为国际空间体系和全球城镇体系的高级节点、加快三角洲一体化进程和东西向快速通道建设。目前，长三角地区广泛出现的城市郊区化现象[17]充分证明了大都市连绵区正在加速形成。2)承转空间为以武汉、长沙和南昌组成的“两湖”地区。空间结构建设的目标是促进承转空间向流动空间转化。三大城市经济区要逐步融合并形成统一的主要空间联系方向——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空间结构建设的重点是加快以通道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化建设、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积极主动地参与长三角地区的分工、并承接产业的移入。3)地方空间为重庆和成都两大城市经济区。空间结构建设的目标是促进地方空间向承转空间转化。重组要点是加快成渝经济带的建设，促进生产力要素的流入，使经济带进一步集聚与极化，形成强大的辐射力，带动外围空间的发展。同时应积极参与流动空间和承转空间的分工与合作，加强空间链接、防止与主流空间的脱落。
2.2 空间结构重组的关键：东西向通道建设
不同等级的空间链接、产业的分工与协作以及生产力的流动都有赖于通道。以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为契机，加快长江航道建设和沿江港口的分工与协作；加快建设东西向陆上通道，尽快建成沿江高速公路和东西向铁路大动脉。同时还应加快资金、信息、能源、人才和技术等要素流动的无形通道的建设，以促进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
2.3 空间结构重组的途径：促进生产力的流动
空间结构重组的本质是区域生产力要素的重新配置，因此生产力的流动是顺利实现空间结构重组的根本途径。按照生产力流动理论[18]，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要素是趋利的。优区位地域配置优质生产力要素是实现空间结构重组的基本要求。长江流域的生产力流动应以产业结构重组为手段，实现劳动力、资金、技术、知识、信息和商品等六大基本生产力流的自由流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都市连绵区的产业调整目标是以知识型服务经济逐渐取代生产型工业经济，产业以流量经济产业为主，如R&D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等，以整个长江流域为服务对象；制造业以价值链上游的高技术产业为主，如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生产者以TNC为主。产业分工与协作对象是亚太以及全球的国际性大都市。承转空间应大力发展制造业并逐步提升产业结构高度，积极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依据优势确定有限的第三产业发展目标，避免与长三角地区恶性竞争。地方空间应以提高工业化水平、提高就业保障能力为首要任务，提升产业结构应以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为主而不是以新兴产业为主、调整方向以改变资源型产业结构为主。
2.4 空间结构重组的重点：培育新兴增长空间
增长空间是由众多增长极集聚而成，是增长极的有机集合体，是区域空间结构重组后生机与活力的体现，也是重组效应的体现[19,20]。长江流域应重点培育建设长江干流沿线产业密集带，沿江各相关次级区域重点建设皖江沿线、赣江昌九段沿线、汉江沿线、湘江沿线的长沙—岳阳段及环洞庭湖区、嘉陵江沿线、重渝沿线等新兴增长空间，带动各次级区域空间快速链接，形成长江流域空间整体。
2.5 空间结构重组的引导：政府对公共资源的投入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尽管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支配权力逐步下降，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区域宏观经济的走向和公共资源的配置等方面所起的旗帜作用却在增长。在空间结构重组方面，政府的主体作用表现在它能通过优化公共资源环境而有效地引导生产力流动，从而引导生产力要素在区域内重新配置，以实现空间结构重组。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通过西气东输、西电东送、沪宁沪杭高速磁悬浮铁路、浦东国际机场、上海国际集装箱深水港等一系列重大公共资源工程的建设，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快速地积聚各种国际、国内的优质生产力要素。20世纪90年代，上海吸引了我国中西部地区大量的优质资本，仅注册资金就有31亿元，其中长江中上游各省有13.7亿元，占整个中西部地区在上海注册总资金的45.0%[21]。同样，湖南省通过对湘江沿线重点开发区域“一点一线”地区公共资源的高强度投资，吸引了大量优质生产力要素的积聚，使这一地区迅速成为长江流域的重要增长空间。
2.6 空间结构重组的过程：企业组织方式的创新
企业是实现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真正主体。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通过资产经营实现产权重组和空间重新布局，从而最终实现空间结构重组，并最终呈现出新的空间结构景观。通过资产经营，促进企业的跨区域整合，以实现区域企业组织方式的两个转变：由“共和式企业网络”向“王国式企业网络”转变；由水平式重复布局模式向垂直式价值链分工模式转变。王国式企业网络以总部和销售中心设在上海的大型企业为核心，在整个长江流域中领导和支配某一产业领域内的绝大多数价值链相关企业、中、上游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则有大量不同相应水平的企业作为大企业的生产基地和供应商组成多层次区域网络。其最大的效应是促进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区域呈现依价值链而分工的空间格局，通过企业集团的运转自动地链接了各次区域空间。而共和式企业网络则导致企业重复布局、规模狭小、区域间恶性竞争等。目前，长三角地区提出要培育一批跨区域的“小巨人企业”和一批大型跨国企业，是符合国际发展潮流的，也是长江流域空间重组的必然要求，广大中、上游地区应积极响应，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领域主动地依据自身实际参与价值链分工。
致谢：感谢导师顾朝林教授对该研究的悉心指导。
收稿日期：2002-11-11；修订日期：2003-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