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基础研究——基于《资本论》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张 霞1,2
(1.河南大学 中原发展研究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2.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马克思通过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阐明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一般规律。通过探究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揭示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的基础。探究这一理论基础对于建设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资本再生产；市场经济
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个别资本再生产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其中后者对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以下3个部分来展开论述：(一)研究我国宏观调控理论基础的必要性；(二)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什么是我国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三)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一、研究我国宏观调控理论基础的必要性
现代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国民经济均衡发展，但市场经济的缺陷及弊端却导致其外部不平衡，引起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的不均衡。这种市场经济内在要求与外在表现之间的矛盾发展要求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难以避免地会受到市场经济本身的自发性、盲目性以及滞后性等弊端的影响。为了摆脱这种弊端的影响，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生活，就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高职院校中毕业的学生虽然可以填补社会中某一领域的人才空缺，但在我国逐渐进入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背景下，这些基础层级的就业市场也逐渐形成了饱和状态。因此高职院校就业难局面便越发凸显。结构性过剩的成因基本都为地域性供需结构失调，故院校在利用师资队伍建设而调整供应力量时，应尽量摆脱人才竞争这一目标，尽量以提升供应质量作为核心视角。
我国的市场经济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就特在我们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完整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的独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理论创新。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确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边界。市场调节具有其本身的弱点，除了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之外，还有短期性、不确定性和缺乏全局性。市场调节并不是万能的，在有些领域，比如在基础设施方面以及公共事业方面，它就是无效的。为了解决市场调节的种种缺陷，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得更好，政府科学而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就成为必要。江泽民曾经明确指出：“市场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平衡；市场难以对相当一部分公共设施和消费进行调节；在某些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的环节，市场调节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和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市场调节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这些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的全面发展。”[1]而搞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发展，也是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诸如以煤炭等为代表的行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严重、环境污染、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平衡等问题。理论界对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多数看法是受西方经济学影响的。有人认为，我国政府目前采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实行的西方供给学派的改革；也有人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我国就应该实行“大市场，小政府”，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国家实行的宏观调控就是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为依据的。面对这种思想混乱的状况，需要追本溯源，于是探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也需要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基础理论进行研究。
二、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一）资源基础与新疆农产品区域品牌竞争力的关系。农产品区域品牌资源基础包括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力资源以及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等几方面[12]。独特的自然资源是农产品区域品牌形成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原因，自然资源独特加之社会和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往往有利于知名品牌的形成[11]。因此，本文结合新疆农产品资源优势，提出如下假设：
(一)马克思再生产图式蕴含着总供给和总需求
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而要研究这一核心问题，就需要首先分析马克思再生产图式：
I. 4 000c+1 000v+1 000m=6 000(Pm)
第I部类1 000v+1 000m=2 000c，这是以第II部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但是其价值是要用于第I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的。而第II部类的2 000c,是以消费资料的形态存在的，可是其价值要用于购买生产中已经消耗的生产资料，以补偿不变资本。因此，两大部类之间就要发生一定的交换关系，I(1 000v+1 000m)=II2 000c，从而得出I(v+m)=IIc,通过这样的交换，既满足了两个部类的实现条件，又实现了两个部类间的供求平衡。
3.市场经济的矛盾需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
扩大再生产是指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是I(v+m)>IIc，这表明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不能完全实现，扩大再生产要有多余的生产资料，即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供给大于第二部类生产资料的需求。通过这个前提条件可以推算出，II(c+v+m)>(Iv+IIv)+(Im/x+IIm/x)，这里，m/x表示资本家消费的部分。这表明了扩大再生产要有多余的消费资料。可以说，两大部类之间是处于非均衡状态的，这种非均衡状态意味着两大部类的交换不能完全实现。要想市场均衡发展，就需要引申出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I(v+Δv+m/x)=II(c+Δc)(Δ表示追加)。这个公式表明了第I部类可变资本(v)、追加的可变资本(Δv)及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m/x)的总量必须等于第II部类不变资本(c)与追加的可变资本(Δc)的总量。即意味着两大部类对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之间，对消费资料的生产与消费之间都必须保持一种比例均衡的关系。即第I部类对生产资料的生产与第II部类对生产资料的消费之间，以及第II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与第I部类对消费资料的消费之间都必须保持一种均衡的关系[5]。
第一，自然计算系统必须是物理上可实现的。 计算系统对物质和能量的使用必须是有限的，所有物理实例化的量必须是有限的。例如，噪声通常是高频的，这限制了高频端的带宽。
(1)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从图示中可以看出：4 000c+1 000v+1 000m是生产资料部门的社会产品的价值，2 000c+500v+500m是消费资料部门社会产品的价值，而这两个部门生产出来的社会总产品价值就构成了价值形态上的总供给9 000。社会总产品在实物形态上的总供给就是生产资料的商品与消费资料的商品之和，也是9 000。可以说，总供给在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上达到了供给一致(平衡)。
2.2.5 不同仪器对fs/i的影响 考察了Agilent 1200（A1#）、Agilent 1200（A2#）和Waters型3种高效液相色谱系统对各成分fs/i的影响，结果（表6）各成分fs/i的RSD依次为0.62%、1.52%、0.61%、2.47%、2.20%、0.88%、2.11%、3.24%和1.37%，表明不同仪器对各成分fs/i无显著影响。
通过分析两大部类之间的3种必要的交换关系，这3种交换关系要想同时实现，就意味着整个经济的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处于均衡状态的。这个一般均衡关系也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具有丰富的内涵，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不仅指出了社会总产品，即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构成内容，而且表明了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是马克思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数学表达。
(2)三种必要的交换关系。通过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可以清晰地看出存在3种必要的交换关系。第I 部类的4 000c，是由第I 部类资本家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形态构成的，只能用于第I 部类。已补偿本部类消费掉的不变资本，要通过第I 部类内部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互相交换来实现，从而在第I 部类内部达到供求的均衡状态。
第II部类的500v+500m，是要作为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收入来购买消费资料的，第II部类内部的交换要通过第II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在本部类内部达到均衡状态。
II.2 000c+500v+500m=3 000(Km)
社会再生产需要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发展下去，这就需要生产过程中消费掉的各种生产要素必须得到价值上的补偿和实物上的替换，否则再生产就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以商品生产形式进行的社会再生产，对生产资料的部门来说，只有收回已消费的不变资本，才能重新购置新的生产资料，只有收回预先支付的可变资本，才能重新购买劳动力。而以逐利为目的资本家，为了满足其对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的需求，必然会对剩余价值提出新的需求。同理，对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来说，也需要补偿相应的c、v和m。如将I.(4 000c+1 000v+1 000m)和II.(2 000c+500v+500m)两者加总，便构成了价值形态上的社会总需求。而要想生产已经消费掉的“具有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和“进入个人消费形式的商品”[3]，就必然要求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所需要的各项生产条件得到满足。而这种补偿要求构成了实物形态上的社会总需求。
应收账款证券化是一项融资业务，涉及多个领域，专业性较强。这就要求各级部门或企业公司拥有大量的专业能力过硬的金融人才。他们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要对我国的国情、市场进行充分的了解与调查。高校要承担起培养金融人才这一艰巨任务，为我国应收账款证券化的发展提供专业化人才，促进我国应收账款证券化的发展。
(二)总供给和总需求均衡实现的基本条件
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物质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可以说简单再生产的过程中包含着扩大再生产的潜力。马克思从社会再生产的各种必要交换关系中，提出了社会总产品实现的基本条件，进而构建了总供给和总均衡的模型。
1.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总供给和总需求均衡实现条件
罗兰贝格执行总监全亮建议，企业在进行人工智能战略设计时，首先要分析业务战略和商业战略，在此基础之上提升企业员工的认知，突破原有业务的条线思考方式，形成更大的协同。在以上两个基础上再考虑人工智能技术该怎样应用，是否有数据基础和分布路径等问题。
简单再生产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抽象，是指在原有规模上(假定没有积累情况下)的简单重复生产。但是,简单再生产作为扩大再生产的一个现实因素，扩大再生产不过是简单再生产的展开。而马克思根据两大部类之间必然存在交换关系，得出简单再生产过程中社会总产品实现的最基本条件。即I(v+m)=IIc,即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价值额必须等于第II部类的可变资本。这是两大部类保持均衡的基本条件。通过这个基本条件，可以换算出II(c+v+m)=I(v+m)+II(v+m),I(c+v+m)=Ic+IIc。后两个条件是从第一个基本条件推导出来的，它们分别反映了消费资料的生产和个人消费、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生产消费之间的联系与比例关系[4]。只有在遵守这些基本比例的情况下，简单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通过上面两个公式可以推导出I(c+v+m)+II(c+v+m)=Ic+IIc+I(v+m)+II(v+m)，这个公式是马克思简单再生产图式中总供给和总需求均衡模型。这个模型的本质意义表明了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之间必须保持均衡关系，社会再生产才能顺畅进行。
2.扩大再生产条件下总供给和总需求均衡实现条件
为解决本地资源性缺水问题，深圳除了积极进行调配水工程建设，还注重依靠科技手段强化管理，谋求通过对水资源有效的监控和调度，实现在丰枯年、不同地区的水资源分配，最大程度保证水资源的供应。为此开展了 “深圳市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示范项目，通过集成全市所有已建成运行的水雨情、水源地供水计量设施和水源地水质、地下水、污水处理水量自动采集系统的数据，新建28个水源地供水计量设施实时流量采集系统，进一步丰富了水资源管理的基础信息，构建了水资源管理信息化平台，为提高水资源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提供了技术支撑。
通过I(v+Δv+m/x)=II(c+Δc)引申出另外两个实现条件：I(c+v+m)=I(c+Δc)+II(c+Δc)；II(c+v+m)=I(v+Δv+m/x)+II(v+Δv+m/x)。如果将这两个衍生的实现条件相加，可以得到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中的一般均衡模型：I(c+v+m)+II(c+v+m)=I(c+Δc)+II(c+Δc)+I(v+Δv+m/x)+II(v+Δv+m/x)。这个模型的本质意义表明了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是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客观要求，如果总供给不等于总需求，就意味着资源未被充分利用，没有得到最佳配置。
通过分析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基本条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要求生产与消费之间是不等的，这个不等意味着市场非均衡是扩大再生产的外在必然；而基本条件要求生产与消费之间相等，意味着市场均衡是扩大再生产的内在要求。二者(前提条件与基本条件)之间的矛盾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而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意味着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就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二，一些企业虽然制定了好的财务管理计划，但是在财务管理计划的执行上的控制力度不够，使得有点部门不能按时完成相应的计划，一拖再拖对企业的发展造成极大影响。因为企业上层对以下各部门的管理力度不够，给企业带来不可磨灭的损失。
从图示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社会总产品划分为价值构成和实物构成，而这种划分也是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基本前提的两个基本原理。社会总产品在价值形态上由不变资本(c)、 可变资本(v)和 剩余价值(m)三部分组成，在实物形态上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即第I部类和第II部类。
市场经济内在要求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发展，但是实际情况是总供求和总需求并不总是均衡的。价值规律是供需均衡的实现机制，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促使商品总供求和总需求均衡，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又导致市场经济的各种矛盾，这就需要国家宏观调控。平衡与不平衡作为对立统一的两面，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它们的关系表现在“各个领域中使用资本的比例固然是通过一个经常的过程达到平衡，但是这个过程的经常性本身，正是以它必须经常地、往往是强制地进行平衡的那种经常的比例失调为前提”[6]。所以，市场经济内在的平衡要求与外在的不平衡的矛盾，就需要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来化解。
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重农学派魁奈虽然在《经济表》中对再生产提出了一定的见解，但他只是在把社会总生产在实物形态上划分为农业和工业，不懂得把社会生产区分为两大部类，因此不可能懂得总产品在价值形式和物质形式上的补偿问题；斯密教条曾经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但它把社会总产品从价值上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3种收入，并断言全部生产物的价值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来实现的。斯密教条的错误在于：一方面在总产品价值构成中抛弃了不变资本，另一方面在总产品的价值实现问题上混同了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区别，抹杀了生产资料作为不变资本发挥作用的功能。而马克思在批判斯密等的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汲取其合理成分，创建了科学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马克思曾指出：“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2]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对于一切社会化生产都是适用的。
马克思当时生活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他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那时总供求的失衡，是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加以解决并实现均衡的。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经济矛盾，尤其是通过分析“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推导出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和信用，就有可能存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从而存在生产过剩的可能性。虽然马克思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考察对象的，但是通过分析，马克思认为生产过剩、总供求失衡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范畴。而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经济”以及高度发展的“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也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市场经济。可见，马克思最早对市场经济下总供求的失衡，尤其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分析，而他的这种分析为我们实行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意义
(一)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提升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宏观调控思想开始萌芽。从党的十四大到现在，我国宏观调控体系逐步走向成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后，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同时指出“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7]，这也是首次提出如何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问题。而“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7]159,“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这两个方面共同努力”[8]159-160，“在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效率和公平等关系方面，应该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更有成效”[8]268。
从党的十四大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一直把“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他同时强调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9]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在逐渐提高，同时也使我们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必将领导人民顺利实现中国梦。
(二)强化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虽然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对于一切社会生产都是适用的，但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被自觉运用，成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破坏力极大的经济危机才能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与我国存在明显的不同。我国作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国家，可以自觉地利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使社会再生产能够按比例进行，实现总供求与总需求的平衡发展。
1.理论基础不同
从本质上来说，新陈代谢就是身体一天之内消耗的所有能量。身体不只是在运动时才消耗能量，每一分钟都在消耗。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助教史密斯·瑞恩表示，从消化食物到呼吸，包括用手机发短消息，身体无时无刻不在消耗能量，不管你是被动还是主动。
解读这则史料的关键在“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句话。“庶人工商遂”，杜注：“得遂进仕”。“人臣隶圉免”，杨伯峻先生参武亿《义证》注云：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自始至终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不言而喻，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自然也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息息相关。通过剖析可知，《资本论》中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特别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直接构成了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而对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原理。马克思通过全面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剖析其性质、形成机制及根源，揭示了市场经济的矛盾，为我们推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凯恩斯把有效需求不足作为宏观调控的依据，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凯恩斯认为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3个基本心理规律：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他用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来阐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存在市场失衡和经济危机[10]。凯恩斯这种违反逻辑的循环推论，把危机中形成的心理作为形成危机的原因。
2.利益立场不同
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宏观调控是立足于劳动人民的利益的。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决定了其宏观调控是立足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利益立场的不同，决定了宏观调控的目标的差异性。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是抑制市场机制的弊端和缺陷，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而西方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以唯GDP增长论为核心的。
(三)提供了促进我国经济和谐健康有序发展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均衡原理既充分阐明了在社会生产中结构均衡和优化的重要性，也生动地诠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量平衡观和结构平衡观。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均衡原理要求我国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同时一定要着眼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以实现我国经济按比例均衡发展，尽量“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因为这也“是保障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11]。同时启示我们要想做到按比例发展：首先，要注意调整收入差距过大，防止两极分化，以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其次，要想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既要注重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也要注意人口、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实现经济的稳健、可持续发展；最后，要加大实体经济的建设，防止虚拟经济泡沫化，这就要求“政府要加大监控的力度，充分借助大数据互联网，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健全决策支持体系”[12],以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四)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框架
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13]我们党正是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探寻到一系列经济发展理论和规律，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从而为我们党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此同时，通过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探析，结合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体系。可见，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继续和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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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macro adjustment and contro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social capital reproduction theory in Das Kapital
ZHANG Xia1,2
(1.Zhongyua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2.College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 Marx’s social capital reproduction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economic theory. It was founded 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bourgeois political economics. By analyzing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total capital, Marx further revealed the essenc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clarified the general law of social reproduction. By exploring Marx’s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reproduction,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theory of social total capital reproduction is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macro-contro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exploring this theoretical basis,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hines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market economy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425(2019)07-0151-07
收稿日期： 2018-11-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共享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研究”(17AJL0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自媒体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融入日常生活研究”(17YJC710080)
作者简介： 张霞，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doi: 10.3969/j.issn.1674-8425(s).2019.07.016
本文引用格式： 张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基础研究——基于《资本论》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7):151-157.
Citation format ：ZHANG Xia.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macro adjustment and contro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social capital reproduction theory in Das Kapital [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9(7):151-157.
(责任编辑 张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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