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风格及其融合的经验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格论文,方式论文,经验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466(2000)03—0071—04
20世纪是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世纪,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接触与交流。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自1848年以来的接触与交流,其效应对西方和中国都非常复杂。一方面,西方人在反复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制、保守与浪漫,中国人在反复琢磨西方文化的优势、弱点及对中国人富民强邦的价值。但这些思考,都有很强的自我本位倾向,西方人想着如何扩大势力,中国人则想着如何在西方扩张中求得自身发展。另一方面,改造的妄想充斥头脑,似乎一种文化传统在现代人手中只是面团一样可以随便抟弄的东西。殊不知:文化传统比任何时代任何个人都强大百倍,人们的首要任务是学会与它相处而不是动辄就要重塑传统。加达默尔说得好:“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注: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4页。)
本文拟从根源角度显明中西文化各自的风格(Style)。 这种显明,悬置出于眼下需求的草率价值判断,也不急于给文化开药方。对事情有办法(造更好的芯片或优化公司制度),对文化没有办法,那是过于庞大过于长期的近乎自然的过程。
一、中国文化风格
中国本生的文化风格落实于儒家和道家,是一种二元性的格局。
历史上儒道争锋,使渴望统一性的人颇为苦恼,苦恼于文化的“体”怎样界定。其实这从一起步可能就错了。文化未必是逻辑统一的,其底蕴的歧异性往往很正常,只是给图省事的理论家造成了麻烦而已。
儒家和道家对于中国人的生活都很必要,每个在其中长大的人,只要还没有被某种僵化的逻辑败坏, 就都会在适当的境遇中应用(apply)其中的一种。
儒家强调“入世”,希望以温暖的人际关系整合社会,它缔结社会关系的方式既自然又特别,它以天然的血缘关系为纽带,将其扩散出去,为全社会的格局和运转提供模式。社会中人有的有血缘关系,有的没有血缘关系,但都要以血缘关系来理解。君臣如父子,师徒如父子,朋友如兄弟,同志如兄弟……传统养育的人们都本能般地会衡量以自己为中心渐渐扩散出去的人际圈子。费孝通认为:“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释名’于伦字下也说‘伦也,水纹相次有伦理也’。”(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儒家文化具有举世罕见的优势,即使人际保持融洽与温馨,使人们相与扶将,度此人生。其他文化圈不乏牢固的血缘亲情,但都没有使之辐射、发展为全社会的规范。也是这一点,能保证儒家文化永具魅力。尤其是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人际关系日益疏远,人们日益感觉孤独,儒家文化能够对其构成有力的批评,进而在变通之后可能成为某种有益的补充。问题在于怎样活化儒家文化,但无论怎样活化,它肯定不是逻辑问题,而是实践经验的问题。
但是,儒家文化也有与现时代南辕北辙的方面。儒家讲究“推己及人”,如前所述,这种“推”,必然是越推越薄,因此它对于农业社会中群居已久的熟人,非常有效,那样的熟人圈子注定不会很大,“推”得过来。现代社会是普遍交往的世界,熟人不足以界定交往范围,相反,陌生人频繁出现,那该如何“推”呢?几乎没有办法。现代人普遍诉诸事先的“契约”作为交往的指导和约束,这与“推”迥然不同,契约不在意置于其下的人是谁,只要他是人,要从事某一交往,就要受契约约束。这包含着某种普遍性的一贯原则。相反,儒家的“推己及人”却极为灵活,说不上是一种原则。《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注:参见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12页。)有人偷盗,就揭发他, 这是儒家当然同意的。但父亲偷盗,儿子却不能揭发,反过来也一样。直躬者务必视亲缘远近、关系厚薄决定不同的行事方式,这里面没有公共关系,而只有私人关系。费孝通评论说:“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隐讳。……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6页。)实际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中国人——从私谊到公务——行事的传统模式,如今也决不少见。现代社会要求公共制度的完善,但浸淫于儒家文化的中国人总有办法拆制度的台,上面有政策下面就有对策。
如果说儒家热衷于温暖的人际关系,修齐治平莫不基于此,那么道家则是冷眼看世界的,也冷眼看儒家。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另一种底蕴。
道家欲图“离世”,对儒家甚至大加嘲讽。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注:《老子》第十八章。)陈鼓应评论说:“鱼在水中,不觉得水的重要;人在空气中,不觉得空气的重要;大道兴隆,仁义行于其中,自然不觉得有倡导仁义的必要。等到崇尚仁义的时代,社会已经是不纯厚了。某种德行的表彰,正由于它特别欠缺的缘故……本章是老子对于当时病态的社会现象的一个描述,亦对儒家所宣扬的仁义忠孝思想的讥评。”(注:陈鼓应:《老子译注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5页。 )老子视儒家本身为一种病症:“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注:《老子》第三十八章。)社会要大治,似乎非有详明的规范不可,但老子不以为然:“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注:《老子》第五十七章。)这是古往今来对靠“加”点什么约束使社会好转的想法最深刻的质疑。按老子的见解,只有靠“无为”才能使天下大治,他喜欢“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是一种“减”的办法。“减”可使事情不过分遭损。“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注:《老子》第二十八章。)
柔韧以长久是老子的基本策略,“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注:《老子》第六十七章。)道家这种“韬光养晦”也成为中国人社会关系的一项法宝。
道家与儒家构成了互补。一种情形是,人们年富力强、时来运转时都努力谋事,都操持着儒家的“圈子”哲学,而在被挤出主流(伤病、衰老、倒霉)或欲图保持已有主流地位时,都善于运用道家的俭柔策略。另一种情形是,说话都是儒家,干事都是道家。中国人的生命轨迹运行在儒道两大文化传统之间。抽象地从理论逻辑上说什么时候该运用儒家的,什么时候又该运用道家的,根本说不清楚。但濡染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谁都能拥有这种运用与转换的实践智慧。
二、西方文化风格
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在风格上差异颇大。西方文化植根于另外的两种传统之上,即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和基督教的信仰传统。二者也不是逻辑上统一的,其内在分歧构成了西方人生活的必然张力。我们先论说希腊理性精神,次及基督教信仰。
首先,几何学—理性—理念论。
古希腊人是通过向埃及人学习而开始铸就自身文明的。后者曾嘲笑前者:“他们永远是孩子,既无知识之古,也无古之知识。”(注:转引自F·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9页。 )但是希腊人的文明创造力对未来的影响却远胜于埃及人。希腊人从埃及人学习了各种知识,而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土地丈量经验。土地丈量(Geometry)也就是希腊人原创的“几何学”的词源含义。但几何学与实用的土地丈量不是一回事,这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希腊人在经验基础上提供了崭新的智力途径,即证明。证明追求一种命题真确性的普遍辩护,其中不允许援用传统,借助权威,也不允许诉诸信念和实效性,它必须仅仅在给定的定义、公理和已知条件的限制下逻辑地推演出要求的结论。第二,几何学的思考方式具有奇异性:感官可知的事物形状都不是它要考虑的对象,感性现实是变化的粗糙的,而几何学对象是永恒的精确的。后者是前者在经验上不甚够格的对应物。那种永恒的精确的东西感官无法接触,只有特殊的精神能力即理性可以通达它。在这个意义上,希腊人通过几何学创造了一种独异的思维方式:以理性来穿透经验,达到理性的真实(Truth)。
如果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仅仅局限于几何学,它就不会有巨大的文化意义。它只有普遍化,才能具有文化意义。这个普遍化的过程通过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实现了。
柏拉图理念论哲学的思维方式生长点是几何学,它吸收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哲学精神,并做了强有力的推广。数学被认为是升入理念世界的“梯子和跳板”,(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3页。)柏拉图所创阿卡德米学园(Academy )门上据说有这样的入门格言:“不懂几何者莫入”。理念论在经验与理性、肉体与灵魂、虚幻与真实、变化与永恒、混沌与秩序、意见与知识等方面制造了对立,并以理性穿透前者以达到后者,求得本质。贯穿其中的思维方式,就是几何学的思维方式。有识者认为传统的西方哲学是“本质主义”,这很恰当,但更贴切的理解应是“理性主义”。
柏拉图哲学影响巨大。西方哲学要么是柏拉图主义的,要么是反柏拉图主义的(如尼采哲学),但没有非柏拉图主义的。 怀特海( A.N.Whitehead)曾指出:“我们如要指出西洋哲学史的特征,至少有一点可说,就是一切的哲学著作,都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解罢了。”(注:转自陈奎德:《怀特海哲学演化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第145页。)
希腊理性传统加惠于西方文化,其势力至今不衰。举凡科学、技术、制度、艺术等领域无不持续地受其影响。西方文化今日之强势,没有希腊人的创造性是不可能的。
其次,我们要论说基督教信仰。
基督教原为古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壮大后于公元4 世纪成为罗马国教,在以后1500年的时间里,它向全世界不断扩展,与佛教和伊斯兰教鼎足而立。
基督教信仰作为信仰,包含如下要点:上帝创世,原罪,赎罪和末日。
第一,上帝创世。
上帝从无中创造了这个世界,这是仅仅凭借一种超级的意愿、无中生有的过程。此事写于希伯莱文《旧约》的开始。据考证,“创造”(created)一词在古希伯莱语中只能用于上帝的行为, 不用于人的行为。(注:参阅《圣经》(启导本),中国基督教协会(南京)1997年版,第30页。)无中生有,这对于理性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从无到有是一个矛盾。但这是信条,理性只能尾随其后进行余下的某种论证。正因为理性在这点上已经无能为力,所以需要信仰的力量出场。
第二,原罪。
基督教中人的形象是卑微的,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因为人类的始祖背弃了上帝的告诫,偷食了禁果,识别了善恶,成了有死的种类。(注:参阅(圣经·旧约·创世纪)2:8;3:1—14。)这也与一般民事性的“违约”不同,它的当事人当然有责任,但当事人的后代也有责任。罪孽会遗传,这可思议吗?不可思议。但从罪的内容来看,我们也许能够获得一点线索。最初的罪,与知道肉体之为肉体有关,人类的始祖偷食禁果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树叶遮挡了阴部。肉体成了罪的见证,因此,始祖的后代虽然没有亲与此事,但因为从先人那里继承了肉体,也就有了罪。原罪与上帝创世一样是一种超世俗的规定,仍然要求信仰,理性还是无法彻底推演它。
第三,赎罪。
人因罪被逐出伊甸乐园,开始了流浪的历程。但这种被逐,并不是一去不返,因为上帝既然创造了人,就不可能真正恨人。所谓流浪,是一种特殊的考验,上帝要看人是否真心诚意地付出努力来悔过自新。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现世所过的生活,就是一个被考验的过渡性历程,其中人们要靠自己的表现来向考验者即上帝渴求宽恕。但是,人无论怎么做,无论做得多么好,都无法保证自己身上的罪已经涤清。评判的权力掌握在上帝手中,人没有资格评判自己是否做得够了。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希望中期待神恩降临。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历程,因为除了上帝,谁也不知道神恩何时降临,降临在哪些人头上。那么,一件自己可能到死也不知结局的事情值得花一生的精力去做吗?一条总走却总也走不完的路,谁还愿意走呢?(注:可参阅拙文“历史意识新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 期)中对有限性和无限性的批评性分析。)但是必须走,这对基督教徒是没有商量也不许犹豫的绝对命令,能支撑你的只有信念和希望。
最后,末日。
基督教悬设一种流浪历程的终结,它与被逐出乐园一事相对应,是神最后降临的时候,那时,漫长的考验结束,人类苦难的历史也就宣告结束,被上帝选中的人进天堂,别的下地狱。人类的历史正如个人的生活历史一样,是准备性的过渡,其最终价值体现在末日之中。《圣经·新约·启示录》描绘了末日既壮观又恐怖的景象。
基督教信仰的世界图景与希腊理性精神的世界图景差别甚大,但西方人对它们都熟稔于衷,在他们谋求现世福利时,往往用得上理性,在他们寻求生活意义时,往往用得上基督教信仰。按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见解,使西方文化在近现代变得无与伦比的资本主义发展,就既与希腊精神相关(理性化),也与基督教新教的伦理精神相关(劳动神圣化为宗教行为)。
三、经验性融合
对于两类如此歧异的文化风格,希图对现实文化碰撞有所对策的人一定期望某种合理的解决战略。不幸这是过于乐观了。
前已述及,文化比个人强大得多,人实际上做不到拿自己的文化干点什么事。当我们以为拿文化做了点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所做到的,不过是应用我们所属文化中的某一部分来做事情或者接受了异质文化中的某一部分。某一个中国人可以因为某一类事情(如战争或监禁)与一个美国人走得非常近,以至于二人成为“兄弟”,这并不必然等于那个美国人接受了儒家文化,而很可能他是出于某种具体方便的考虑(例如便于协作)。一个中国人可以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但并不必然意味着他接受了西方文化,而很可能他也是出于某种具体方便的考虑(例如通过调整心境来对抗癌症或舒解对不听话的儿子的担心)。诸如此类的带着具体考虑的小事情,就组成了所谓“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不是一两个精英筹划的工程,而是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个近乎自然的过程,其中充满了随机性和事务性旨趣。即使是精英干预了文化融合,那也不是纠缠于文化的本质,而是着眼于具体生活事务。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使鲜卑民族汉化的时候,就是从服装、语言、婚姻和姓氏入手的。他自己把名字从复姓改成了单姓,称元宏。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中所描述的德国人对法国人的文化渗透也是从语言上着手的。这些都表明文化的互动即使在自觉的意义上,也必须是一个经验过程。本文所提“经验性融合”,即指此而言。
从文化类型或文化风格上总体性地探讨文化融合问题,自有其适宜性,但更为重要的是从经验上找到恰当的落脚之处。理论研究与经验摸索应该构成相互补充。文化风格可以从理论研究上求索,而文化风格的融合则必须从经验摸索上着手。与文化相比,人的现实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更好地生活下去,比捍卫某种文化风格的命运重要得多。况且,文化的命运也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没有哪一代人的努力它就要倾毁。据说猫有九条命,文化的命则更多。“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文化似乎一直“岌岌可危”,但实际情况却是,至今中国人的生活仍然是以本土文化为基准的。中国文化确实是在不断变化,但其断续兴衰有着极漫长的节奏,决非一朝一夕,一代两代的变化所能框定。“文革”中暮年的熊十力先生常叨念“中国文化亡了”,(注:参见郭齐勇:《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这出于有责任感的杰出知识分子之口,自是情理中的事情。但此类言语似乎出于情感的多,出于理性的少。因为“文革”并不是外来文化给中国人造成的东西,而是中国文化本身机理的一种表现。这一点今天想来应比20年前更加清楚。
另一方面,无论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它们自身就不是一个统一体,这给讲求逻辑的理论探讨带来了困难。对于中国人来说,中体西用的办法想过了,西体中用的办法也想过了,甚至激进的全盘西化的办法也想过了,今天还有某种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准备一试身手,事情到底怎么样了呢?既没有更坏也没有更好,事情仍象两条河水相遇一样随着不同的机缘汇合着,没有哪一种理论逻辑能够预先估测或规定其过程和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经验性融合的效果要远胜于从理论层面上寻求出路。
必须强调的是,那些担心文化殖民的人和那些要进行文化殖民的人,虽然意向不同,但他们都自视太高了,以为自己能做得了文化的主。世界文化交流的结果往往都是“混血儿”或“畸形儿”,它们不受任何文化理论的规范。
我们与其烦心于某种大而无当的问题,不如放松些心情,实实在在地琢磨些小问题,让大大的“文化”在这些小小的事情中慢慢演化。比如,考虑用水果沙拉作饺子馅的可行性,肯定更有趣也更重要。西方人曾把焰火改成了大炮,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用计算机网络优化选举制度呢?从小事情入手,进行经验性的尝试,文化大事也就成就在其中了。
文化融合与其说是学者精英的事业,不如说是大众的俗事,与其说是理论的任务,不如说是实践的摸索。
[收稿日期]2000—03—08
标签:儒家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读书论文; 老子论文; 基督教论文; 国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