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中国大陆统一的意义和作用——兼与季云飞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国大论文,云飞论文,九二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不同意1928年国奉南北统一战争和中国大陆的统一“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之说。认为：统一和统一战争，结束了四分五裂的旧军阀统治，形式上、表面上完成了全中国大陆的统一，顺应了历史趋势，是相对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在当时，统一有利于准备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统一不仅仅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上的胜利，它同时也是新疆、东北军阀正确选择的结果，更是1924年国共合作的国民大革命及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的直接成果。
关键词： 国奉南北统一战争 商榷 评价
本世纪初，由于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北洋军阀篡夺葬送，除沙俄在蒙古、新疆进行分裂活动、英国在西藏制造独立之外，国内先后存在着直、皖、奉北洋三系和西南、华北、华南、西北、新疆等大小军阀，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进行长期的封建军阀分裂割据，彼此频繁地进行争夺以至战争，时人称之为“南与南不合、北与北不合、南北又复不合”。他们各自拥有一定的地盘、军队，各自有帝国主义作靠山后台，有独立的财政、政党、议会、国旗军旗等。典型的像“土皇帝”阎锡山控制山西，其铁轨轨距也和晋外不等。十数年间，中央政府名存实亡。军阀们拥兵自重，实行强权政治、武人争雄、兵戎相向，所以强大的军阀经常上演气势汹汹的武力统一剧，而弱小的军阀则高喊“保境安民”、“联省自治”，人民遭受“北军打过来，南军打过去”之难，完整的中国陷入长期的战争动乱和四分五裂之中。
这一局面的结束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自1924年兴起的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和1926年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势力迅速由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到蒋介石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达成“宁汉合流”，国民党拥有了对整个东南中国的统治。之后，东南中国以蒋、桂、冯、阎为首的四个集团军的军事力量由国民党为其领导，以不完全的三民主义为其指导，以完成孙中山北伐事业遗愿为号召，以铲除旧军阀势力完成国家统一为目的而进行了一场继续北伐的军事行动。到1928年6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和平接收北京政权，当即对外发表宣言，宣布“统一告成”，6月16日，新疆省杨增新通电宣布服从国民政府，12月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联名通电全国，宣称“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东三省及热河一律改北洋政府五色旗为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东北军政要人分别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东北边防军长宫及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省政府主席。“至此，国民党政府在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①。
对于这场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深深影响中国历史的统一和统一战争，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史学家们要么一笔带过，语焉不详；要么有意回避甚至视而不见，连一些北伐战争史的专著也没有涉及1928年4月后的历史；要么是对其作用的评价欠客观，贬得多，一无是处，不能冷静的分析评价，是中国几千年分合统一历史中评价最低的，甚至连一个史家一致认可的历史事件称谓也没有，有称“国民党继续北伐”、“后期北伐”、“第二次北伐”的，有以“东北易帜”来代替的，有称“新旧军阀之间的混战的”。只有最近南京政治学院的季云飞先生对这一历史重新进行了研究，在1993年第3期《安徽史学》上，他发表了《宁汉合流后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伐”的性质及其评价》一文②，他否认了“军阀混战”说，主张把这场战争称作为“国奉南北统一战争”。我认为是很准确的，别有见地。但季先生对这场统一和统一战争的评价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国奉南北统一战争，它既有消极反动的一面，也有某些积极的一面，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说，消极作用大于某些积极作用。”这个结论和他的几个分论点却是我不敢苟同的了。略陈管见如下。先看看季先生的三个分论点。
首先，季先生也认为“这场战争顺应了当时中国国民希望迅速结束北洋政府反动统治的政治愿望，也顺应了国民追求国内统一的政治心态。”“客观上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尽管战后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统一”、“表面上的统一”，总比“一个国家两个政府”要好些。从这些论述中我们是不能得出上述“消极作用大于某些积极作用”的结论的。为使结论成立，季先生提出了两个论据：一是新生的南京政权更替北洋政府，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关于这个论据我将放在后面去讨论。二是“统一政府在对日关系上积极效果的估价，不宜过高”。季先生认为统一后张学良调东北军武装调停关内新军阀混战，使关外的东北军从30.5万减少到19万，由此使东北地区防务空虚，给日本侵略中国以可乘之机。我认为这不是日本侵华、侵略东北的主要因素。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不过一万多人，而东北军最保守的估计，除在中原大战后期调进关内7万人外，仍有16.5万人驻东北。③”“防务空虚”说至少在沈阳重镇附近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不统一，东北军既要防御日本的侵略，又要与南方军队对峙，防务才会真的空虚。我们说，正是在对日关系上，从对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作用的角度，可以体现统一战争和统一的积极效果。国奉南北战争成功地达成了全中国大陆的统一，东北四省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管辖的一部分，从而挫败了日本策划东北独立的阴谋，阻止和延缓了日本对东北的武装干涉和军事占领。即使被侵占后，南京政府也一直以日本“归还东北四省，保全中国统一”④为对日关系的一个基本点。历史的真相是，在中国统一前，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已经确立。1927年4月田中义一为首相的新内阁就确立了武力直接“征服满蒙、征服支那”的政策。6月的“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7月，田中已将《帝国对于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田中奏折”密奏天皇，内称“……我对满蒙之权利及特益巨且大矣……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⑤可见，日本侵华野心由来已久，政策早已确立。不是东北军入关，更不是中国的统一招致了日军的侵略，给了日军以机会。相反，1928年的统一巧合了当时反抗外来民族侵略的需要。统一后中国国力、军力增强，全国人心有所归依，国际关系也发生了有利于国民政府的转变。这都有利于民族抗战，正应证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1928年的统一，对于抗日来说，“华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⑥不能设想，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或一个南北武力对峙的中国有能力去抵抗相对强大的日本法西斯。所以，就对日战争而言，没有“统一”，就可能没有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顺利实现，就可能没有全民族整体的抗战，也就可能没有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向中国战区，向中国政府的投降。总之，从中看不出“统一”的消极作用大于其积极作用。
其次，季先生认为，统一战争由于南京国民政府集中主要军事力量投入“讨奉”，客观上减轻了对中共红色根据地的军事压力，这是其积极作用。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妥。历史研究要用联系的观点广泛考察一事件所处的环境条件等背景因素，列宁说：“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⑦但应注意，是“基本的历史联系”，有机联系，要做到就事论事。我们不能以国奉南北战争有利于红色区域的发生和坚持，就肯定其积极作用。正如日本侵华有利于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但我们不能认定日本侵华战争也有其积极作用一样。显然，季先生误解了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的分析，毛泽东认为：“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⑧，这里是作为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来论述的，而不是说分裂和战争有客观的积极作用。
再次，季先生认为“国奉南北统一战争的成功，为蒋介石在全国建立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这对中国社会发展无任何积极可言。对此史学界论述颇多，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从而得出“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的结论。不错，这一论点，史学界确实是几十年一贯制的论述颇多。作为中国人民革命的头号敌人，十年内战期间沾满人民鲜血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确实表现为政治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独裁、反动、卖国三位一体。封建保甲，特务统治、新闻箝制、法西斯专政。周恩来说，蒋、汪叛变革命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⑨经济上，四大家族垄断国计民生，搜括民脂民膏，压迫剥削人民。军事上，推行反动的军阀混战和对人民革命力量的围剿。外交上，实行妥协投降、出卖国家主权和投靠帝国主义的外交路线。总之，只能归类为一个反动的封建法西斯政权。但我们讨论的问题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是评价1928年的南北统一战争及战后的政权与统治。我们只能就统一前后的状况进行比较，就南京政权、国民党统治和直、皖、奉系北京政权、军阀统治进行比较，是就1928年后的中华民国和军阀混战、政治独裁、经济衰败的北洋政府存在的17年进行比较。历史评价只能是比较，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是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评价的。
认准了这一历史比照原则，再来考察1928年前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发展在各方面都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势——尽管这种发展是畸形的，不平衡的，甚至有的发展相对于人民革命来说是有害的。具体来说，在政治上，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有了统一的中央行政和中央政府，形式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五权分治，1928年制定了《训政纲领》，1931年5月通过《训政时期约法》，开始完成由封建的古代中华帝国向一个近代国家的进化，一度跃居世界战后五强之一。经济上，统一之后到战前1936年，短期内创出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几个最高水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历史上最高的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89.3亿元。钢、发电、粮食、棉花等都达到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据中国银行1930年、1931年度营业报告统计，卷烟、棉织、造纸、机器、橡胶等11个行业，1929年度的总营业额为1.2亿元，1930年度平均增长率为250%，1931年为200%，棉织业1930年增长率为120%，1931年为128%，卷烟业1930年度增长率130%，1931年为115%。⑩在农村，南京政府也宣布过要实行“二五减租”，1930年6月公布的《土地法》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11)使农民所受剥削在程度上有了限制。军事上国防上，国民政府为内外形势所迫，扩大和强化了其所控制的军事力量。据1929年3月国民党官方材料估计，全国军队达200万人，常备军数量之多在当时世界各国中是少有的。从1935年起，国民政府初步开始了对日备战的工作，谋求自保，在全国各战略要点构筑国防工事，整理江、海防要塞，大规模地从德国进口陆战兵器和弹药军火，统一军队编制，实行征兵制度等。外交上，国民政府从1928年7月起，发起了一场同美、意、英、法、日等列强“修订新约”运动。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的一些束缚，形式上中国成了一个统一的独立主权国家，并改善建立了与世界上美、英、苏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以一个独立统一的东方大国身份出现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在社会生活方面，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国民处境比旧军阀统治时期亦有进步。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大概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国奉南北统一战争成功，为蒋介石在全国奠定统治基础，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无任何积极可言”之说，确有讨论的余地。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应坚持这样的原则：不能以感情憎恶代替历史，不能以某一历史时期的结论、事件发生中的结论作为历史研究的定论。而应遵循恩格斯所论说的原则：“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12)
综上所述，我认为1928年的“‘统一’和‘统一战争’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消极作用大于某些积极作用”之说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1928年国奉南北统一战争和1928年全中国大陆的统一，顺应了国民希望迅速结束北洋政府统治的政治愿望，顺应了国民追求国内和平统一的政治心愿，顺应了历史趋势，结束了旧军阀的统治，结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形式上、表面上完成了全中国大陆的统一。是相对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统一在当时的国际大气候中，无疑有利于准备全民族抗战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统一不仅仅是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1927-1928年军事上的胜利，它同时也是大势所趋，是新疆军阀、东北军阀正确选择的结果，更是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国民大革命及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的直接成果。只不过这一成果被国民党所独占，并成为其反共反人民的工具而已。
讨论至此，有论者会问，既然统一是有积极作用的，何以在统一之后中共仍高擎反蒋反国民党的大旗继续革命，其正义性又何在？这只能解释为，国民党及其政府反动的一面和其相对进步的一面合二为一。相对于旧军阀来说，相对于分裂的中国来说，1928年后的国民政府表现为历史的进步，但它逃脱不了被推翻的命运。正如反动的满清王朝要被推翻，继起的北洋军阀统治也要被推翻，但我们不能否定它们之间反动程度的区别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大致可以比作为十月革命推翻克伦斯基资产阶级政权，克伦斯基政权比腐朽专制的沙皇统治无疑要进步。它们之间也不是“换汤不换药”。正因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一个反动的一面和相对进步的一面结合的矛盾统一体，十年内战后期，共产党就有一个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有“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的转变，有一个服从国民政府领导、接受改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一个抗战后期建立联合政府的设想，有一个抗战胜利后建立和平民主共和国的设想。而在旧军阀政权统治下，在南北对峙的中国或四分五裂的中国，这些都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事。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206页。
②中国人民大学1993年第10期《中国现代史》报刊复印资料转载，本文所引季先生观点均出自此文。
③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13页。
④引自许会强《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对日备战工作述评》，1993年2月《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339-34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页。
⑦《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
⑧《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一卷49页。
⑨见《周恩来传》(1898-1949)第74页。
⑩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38、59、61页。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21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