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特殊的任务
文/高栋
刘志丹夫人同桂荣
1979年暑假，我准备从沈阳药学院回西安度假。临行前，我到沈阳市南五马路沈阳军区一处将军楼看望冯佩铭老人，问她在西安有什么事情需要办理。老人家说：“想找一个保姆，最好是陕北人，有共同的话语”。看着我有点为难，老人家笑着说：“我知道你找不了，我已经给同桂荣（刘志丹夫人）写了封信，你带上，到西安后让我的姑娘贺红茹拿上我的信，你和她一起去找一下刘嫂子同桂荣，让她从延安老家找上一个能做饭的保姆来我这里，你假期结束回沈阳时顺便给带过来，中途在北京转车时要等十几个小时，时间太长，我已经给吴岱峰写好了一封信，你们就在他家里休息，乘晚间的火车第二天早晨就到沈阳了”。我听后立即说：“冯姨，请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冯佩铭老人是一位老革命，1934年在陕西米脂参加“闹红”，1936年初中毕业就投身革命，在部队一直担任文化教员。1938年由高岗主婚，她和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的贺晋年结成伴侣，从此她同刘志丹、高岗、贺晋年、吴岱峰等战友一起在陕北地区从事革命活动。1945年，毛主席派贺晋年选拔500名排以上干部组成干部团，去东北开辟工作。贺晋年先后任4野15兵团第二副司令员兼48军军长，后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主要协助高岗负责军事工作。冯佩铭老人1946年带着两个孩子，装扮成富人家的阔太太，在衣服夹层缝上陕甘宁边区中央政府通行证明信，两名警卫装扮成挑夫，从延安出发前往东北解放区工作。他们一路上有时坐汽车，有时坐马车，有时坐火车，有时住旅店，有时住接待站，历时两个月才到达了东北解放区。冯老1956年从部队转业到沈阳市教育系统，曾在沈阳育才学校担任书记和校长职务。上世纪50年代曾出席过全国教育系统群英会，是一位深受人们尊敬的革命老人。
我回到西安后，立即将信交给了贺红茹。贺晋年的女儿贺红茹是1960年从沈阳药学院中专部毕业的，毕业后没给家里人打招呼，就只身一人来到西安制药厂工作。她本来可以留在沈阳或去北京工作，但她说想出去闯一闯，这一闯就是几十年，并在西安成家立业。我和贺红茹认识是在西安制药厂红霉素车间结晶组，我是1976年8月从部队复员分配在红霉素车间结晶组，和贺红茹在一个班组。我是徒弟，她是师傅，我是陕北佳县人，她是陕北子长人，都是陕北老乡，又是校友，渐渐地她成了一位我非常敬重的老大姐。
我按照约定，和贺红茹一起去了西安和平路儿童电影院南隔壁东十道巷的刘志丹夫人同桂荣家中，贺红茹见到同老就大声说：“刘妈妈，我妈给你来信啦”。同老还是没听真，继续问“谁来的信？”贺红茹便大声的一字一顿地又说了一遍，同老这才听清了。同桂荣还是老习惯，不喜欢坐沙发或椅子，喜欢坐在床边上盘着腿，老人坐定后说：“傻女子，你知道我不识字，赶紧大声把信念给我听”。贺红茹念完信后，同老说：“冯佩铭的事情得抓紧办，明天我就打发人给老家捎话，尽快找一个合适人给冯佩铭做饭去，人找好后我让刘力贞给你们打电话，看啥时候走，把时间说定，提前告诉我好做准备”。接着同桂荣又说：“谁带着人去沈阳？”贺红茹说：“由小高帮着带过去，到了北京先住吴岱峰家，再转车去沈阳，送到我妈家里”。老人笑着说：“老冯身体不好，的确需要有个人帮助做做饭。当年在东北时，我经常去老冯家串门，一楼是高岗家，二楼是贺晋年家，我经常自己纳了鞋垫给贺晋年家和高岗家送过去，贺晋年当时管理军队工作忙得很，所以在家里经常见不着老贺，只能见到老冯”。老人讲述那段往事时是那么的兴奋，始终洋溢着喜悦的心情，我和贺红茹也静静地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老人个子不高，小脚，虽然文化不高，但始终跟着共产党走，一个人带着孩子，随着部队，从延安到东北解放区再到北京，一直在军队幼儿园工作，是一位深受人们爱戴的革命老人。
假期结束后，我带着同老给找的陕北保姆，从西安乘了20多个小时火车，第二天早晨到达北京。到京后，这位小保姆给我说：“想在北京转一转”，我说：“等到了吴伯伯家放下行李再说吧”。于是，我们一起乘车到了西单劈才胡同，中央组织部家属院吴岱峰家里。我将冯佩铭的信交给吴岱峰后，吴岱峰一边看信一边对他夫人说：“冯佩铭的客人来了，赶快做饭”。吴岱峰也是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曾经担任过陕北军区司令员，陕西省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中央组织部正部长级干部。我们在吴岱峰家里吃过饭后，他说：“好好在我家休息，明天再转车”。我说：“想今天晚上乘车，明天早晨就到沈阳了，将人送到后我再去学校报到”。当吴岱峰得知我正在沈阳药学院上学，高兴地说：“年轻人要珍惜时间，好好学习，现在国家经济建设急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毕业后报效国家”。吴老还留下了我的名字和通信地址，他穿着朴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是一位可爱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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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狼王愤怒了。原本以为的一击必杀，却被这只看似弱小的猎物顽强地抗了下来，它一定觉得这是对它狼王尊严的蔑视和侮辱。于是，它发出一声嘶吼，猛地摇头晃身，甩脱了对方的双手，凭借自身巨大的力量优势，一口撞向身下猎物的颈子。
次日早晨到了沈阳，我将这位保姆交给了冯佩铭，冯老说：“一路上辛苦了，谢谢你”。我忙说：“不辛苦，在西安和北京都有人相助，拿着您老人家的信，一路顺利，同老、吴老看到您的信后都很高兴，都很乐意相助”。冯佩铭说：“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了，谢谢他们的关照和关心，我抽空再给他们写封信，谢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