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践提出的问题
十余年来，拉美学术界对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问题已经作了不少的研究，写了不少文章，虽说意见不完全一致，但结论似乎已清楚：这种战略由于实行贸易保护，国家干预和面向国内市场，严重“压抑了企业家竞争的本能”，“导致国家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汇率定值过高”，使经济缺乏活力，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丧失竞争力，“是对自由贸易的一种限制或束缚”；60年代末拉美经济之所以开始陷于困境，其原因就在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本身的性质”，这说明拉美的“赶超战略”是失败的；1982年危机的根本原因，也在于“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的历史局限性”；这场危机证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或模式已经过时”……。总之，进口替代似乎是应该否定的东西。然而，中国现代化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则同拉美学术界的这些结论大相径庭。早在十多年前中国开放初期，人们就曾经在发展战略选择问题上有过“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之争。当时，大家觉得应该实行“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相结合的双重战略。现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人们又觉得，“出口替代”战略确实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使中国的出口总额翻了两三番；但“相对而言，‘进口替代’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忽视了”，表现在“很多产品仍旧依赖进口，不仅品种扩大，而且数量增加”，以至在我国市场上，“洋货充斥，国货受挤”，有的行业“几乎整个都被挤垮”，有的人甚至主张“以市场换资金”，把市场“拱手让人”，“不懂得占领市场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之道”。他们认为，为了纠正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在深层次上纠正“战略选择的偏差”，在强调“出口替代”的同时，把“进口替代”也“纳入战略视野”。[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既然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同我们的结论大相径庭，我们就应该对自己的结论进行认真的反思、检讨，以求接近于真理。
战后拉美现代化战略选择和“进口替代”
当前，世界上最右翼和最左翼的学者对“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都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前者从工业化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按自由贸易原则办事，才能发挥比较优势，才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这实际上就是要发展中国家永远成为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供应地和发达国家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就是要发展中国家不搞自己的工业化。后者则从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完全是在发达国家消费方式的“示范”下形成的，是在关税壁垒保护下，由本国制造业生产供少数富人消费的以前需要进口的那些商品，而这种生产又需要消耗大量外汇收入来进口技术、资本货，乃至原材料，从而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总之，按照这两种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美国家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压根儿就错了。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现代化战略的选择并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在不具备历史条件的情况下硬闯蛮干，是错误的；有了历史的机遇而不抓住它，也是错误的。因此，现代化战略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其正确与否必须受历史的检验。拉美国家在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之后的300多年中，只能为宗主国的消费提供农矿产品，为宗主国的工业品提供市场。直到独立以后，它们才逐步认识到，这种局面如果继续下去，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从而产生了民族的觉醒，有了自主发展、搞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思想。各国觉醒的时间，有先有后。一般说来，受压迫最深者觉醒最快。比如，墨西哥早在大萧条年代以前就已经有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思想。当时的奥夫雷贡总统就明确指出，必须把经济独立看作是成为一个自治民族的条件。他说：要解决墨西哥的经济问题，国家必须有效地致力于发展，有效地开发自然资源，使本国变成一个出口国，改变世世代代所忍受的那种必须进口自己本可以大量生产的许多消费品的进贡者的地位。[②]但是，要实行这样一种“进口替代”，就不可避免地要打破业已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要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而这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就需要有历史提供的机会。这个机会终于在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来到了。在1929～1933年连续三年多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国际贸易中断，原来被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品所占领的拉美市场，现在空出来了。于是，拉美各国抓住了这个大好时机，搞起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显然，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内，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这是惟一可行的道路，惟一可行的战略选择；没有这种战略的成功，发展中国家只能继续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所谓发展、现代化，是无从谈起的。
据南方委员会调查，在战后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30年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60年代和70年代，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增长率比发达国家要高，也比发达国家早期阶段的发展情况好些。[③]其中尤以工业的发展最快。譬如巴西，在1940～1961年间，其工业发展速度是整个经济发展速度的两倍多。[④]这个时期，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是以工业来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到70年代，有些国家的工业已开始能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竞争。所以，在战后一个时期，“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给拉美地区工业所带来的巨大进步，是不可否定的。虽然这一工业化进程已被80年代的经济危机所中断，但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这一战略的选择应该说是没有错的。
长期以来，美国统治者总是反对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美国也曾经是殖民地，也曾经充当过英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如果说出口初级产品也是当时美国的“比较优势”，那么，为什么美国不维持它的“优势”，而要搞工业化呢？如果说单靠初级产品的“比较优势”，美国就能实现工业化，并成为工业强国，那么，这种工业化和这个工业强国是怎么实现的呢？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当然不是。事实是，美国也经历了一个“进口替代”的过程，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利用欧洲输出的资本，全力推进工业化，才最后超过英国，成为工业强国的。既然如此，那么在美国行之有效的战略为什么别国用起来就不行呢？
“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与拉美经济危机
否定论者否定“进口替代”的主要理由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造成了80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危机。他们提出这条理由的证据就是东亚的例子，说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在同样的国际条件下避免拉美那样的危机，是因为它们早在60年代就放弃了“进口替代”战略，转到了“出口导向”的战略。事情果真如此吗？
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确是在大力推进国际贸易中发展起来的，是实行外向型出口导向战略的，但说它们都放弃了“进口替代”战略，则是不确切的。下面以韩国为例。韩国属于极端出口导向型国家，但它并不像某些西方人所说的那样，60年代以后就已经放弃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60年代，它的战略重点的确是全面促进出口，但到70年代，它又有选择地促进重工业发展，80年代又着重支持技术开发和薄弱工业的发展。这些做法虽不像拉美那样取名“进口替代”，但实质是一样的。如果说东亚的例子在这个问题上还不很典型的话，那么，南亚的印度则被公认为一个“典型的强有力的进口替代”国家。按否定论者的推理，这个国家应该和拉美国家一样，陷入80年代的危机。但事实却相反，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在增长，其增长率在60年代为3.4%，70年代为3.6%，80年代为5.5%。[⑤]
一般说来，拉美国家过去推行“进口替代”的意识比较强，所采取的措施比较激进，但要说拉美国家都没有像东亚那样转到“出口导向”的战略，则是言过其实。实际上，到60年代中期以后，南美的几个大国都已转变了战略。巴西已“从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转向更加向外开放的经济战略”[⑥]智利自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武装政变，推翻阿连德政权后，就组织了以“芝加哥弟子”为核心的经济班子，废除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所实行的国家干预和市场保护政策。到1979年，它的关税率已下降到10%。就是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最坚决的墨西哥，到1976年危机之后也开始发生变化，“货币主义者开始压倒结构主义者”。
由此可见，80年代拉美的经济危机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相反，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这场危机恰恰是在广大拉美国家开始转向自由主义，转向外向型“出口导向”战略以后发生的事情。所以，有人认为，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成功的主要经验之一，恰恰在于它们“大胆放手地采用了有力的工业政策”[⑦]；而拉美之所以陷入危机，恰恰在于它所实行的那种“进口替代”战略的不彻底性和片面性（指片面的工业“进口替代”造成了损害农业的“出口替代”，以日益严重的依赖进口去替代原来可喜的农业出口，特别是粮食出口，从而导致结构失衡，债务日重）。[⑧]这样的解释不是没有道理的。众所周知，造成当时拉美债务危机的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政策的突然改变：首先是突然提高利率（雷内指出，高国际利率是财政霸权国家的货币政策及其旨在填补预算赤字的财政政策造成的[⑨]，堵塞了拉美国家通过借债而解决资金问题的道路；其次是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国际贸易市场，压低了拉美国家出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从而又堵塞了它们通过出口解决经济增长所需资金问题的道路。面对这种打击，完全结合于世界经济的国家要比不完全结合于世界经济的国家脆弱得多。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有承受力，没有陷入危机，按阿吉特·辛格的解释，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如前所说，它们“大胆放手地采用了有力的工业政策”；第二，它们对经济干预的目的是要“引导”市场，而不是适应市场；第三，它们同世界经济不是紧密结合，而是尽可能达到一种“战略上的一体化”。[⑩]这三条当然不是西方所宣扬的新自由主义的准则，而是更多地带有“进口替代”战略的精神实质。阿根廷《民族报》甚至说得更清楚：不是“进口替代”导致了危机；恰恰相反，是因为有了危机，“进口替代”已经很难了。
“进口替代”战略是否已经过时？
在“否定论”者中，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意见，就是认为在当前经济国际化蓬勃发展的时代，“进口替代”战略已经过时。从一些后起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这种意见无疑是正确的。这些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的年代，曾经实行过这种战略，一旦获得成功，成为发达国家之后，由于“进口替代”的需要已不存在，它们自然就放弃这种战略，没有必要再实行这种战略了。对发达国家来说，情况是这样。若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条件建立工业生产体系的小国例外）“过时论”恐怕就不能说是正确的了。
现在，人们都很重视“出口导向”战略，因为出口导向战略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规模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现代化的进程。致力于“出口导向”战略，自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出口导向”战略也有两种：一种是自由主义的“出口导向”，另一种是国家指导的“出口导向”。前者虽然也可以在国际经济秩序正常的情况下求得增长，但因为完全受国际市场的支配，很难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所以也就很难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跻于发达国家之列。这已经是历史所证明了的。后者是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依托、与“出口替代”战略相结合的一种“出口导向”战略，它既可以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的强大推动作用，也可以在赶超目标的指导下，优化经济的结构，提高市场经济的档次和水平，从而在一定的国际条件下，逐步达到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关于这一点，南方委员会的报告有一段很好的说明。报告说：“在强调促进出口的同时，不应忽视进口替代给实现工业化带来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的进步和制成品出口的扩大，将大大增加对工业品的需求。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一日益增长的需求可全部或部分靠进口产品来满足，但到一定时候便难保证足够的进口流量，特别是那些需求大出口能力有限的、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国家。应重视同时建立或扩大国内工业，以满足对工业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又说，“一个国家如不具备制成品生产能力，就不可能出口制成品，而推行进口替代，可以为发展这种生产能力提供必要的动力。”
有人说，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就是保护落后。这一点必须进行具体分析。不可否认，不适当的保护（过度或僵化）是有这种消极作用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进口替代战略的保护是为了扶植幼稚工业，使刚刚起步的幼稚工业不致被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所摧垮，并使之成长壮大，有能力参加全球市场竞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否定“进口替代”是不对的。对于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排斥“进口替代”的“出口导向”，实际上就是回到过去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那才真正是保护落后。
就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也不能说就已经完成了“进口替代”过程，永远不再需要进口替代，因为发展是不平衡的，出口也不是永保顺利的，只要在竞争中落后，或出口受阻，就有新的替代机会和需要。所以巴西经济学家佩雷拉说，1930～1961年的进口替代过程“虽然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畸形，但是，在仍然有替代机会的情况下，它还拥有内部的动力，使其继续发展”。[11]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的。70年代中期，当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并不择手段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的时候，本来已经放弃“进口替代”战略的巴西，在大力促进出口的同时，又决定强化“进口替代”政策，再次实施40年代末曾经执行过的“同类产品法”，并采取限制进口的措施，于1980年颁布进口管制条例，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大幅度提高工业产品的进口税率，同时对那些“以进养出”的资本货进口实行优惠政策。[12]历史表明，巴西两次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都同经济危机相关，说明“进口替代”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经济安全机制。
此外，在诸多国际贸易理论中，实际上已有不少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进口替代问题。如波斯纳的“技术模仿差距”理论和弗农的“产品周期和商业周期”理论就是这样。前者认为产品革新国可以通过新产品的开发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比较优势，它的这种优势可以一直保持到这种革新被其他国家所模仿。后者认为产品周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新产品在革新国问世阶段、新产品逐步成熟阶段和新产品完成标准化阶段；在这个产品周期中，模仿差距是由革新国本身填平的，因为出于降低成本和获取更多利润的考虑，革新国在周期的最后阶段，甚至第二阶段就有可能投资于劳动力价格便宜、所需原料富足、地理位置好的发展中国家。[13]但是，不管是前一种理论，还是后一种理论，都告诉我们，要把发达国家的科技优势转化为本国的优势，要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成果转化为本国的成果，惟一的途径就是进口替代；“进口替代”无非是这一转化过程的文字表述。没有这个进口替代过程，先进国的优势就只能是别人的优势，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就只能是别人的成果，要享有这些现代成果，就只能进口（如果手里有外汇的话），而只靠进口现代洋货过现代生活的国家是根本谈不上实现现代化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口替代”在一个各国相互依赖而发展又不平衡的世界里，是一个生生世世永不终止的现代化进程。
普雷维什究竟是怎么看的？
在批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一些文章中，很多都抬出了普雷维什这个重要的人物。似乎这个“进口替代”工业化理论的鼻祖、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指导拉美各国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人物，后来也转到了批判“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立场。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
作为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思想领导者，普雷维什对拉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批评，甚至严厉的批评，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问题是要弄清楚，他究竟有没有否定“进口替代”战略，有没有认为这种战略已经过时。从他晚年发表的著作看，恐怕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大量材料证明，普雷维什自始至终都认为，发展中国家是有必要运用“进口替代”战略的。他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论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为了克服对外贸易上的困难，发展中国家需要出口制成品或新的农工产品，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进口需要；如果出口受阻，无法出口这些产品，就只能通过适当的保护继续其替代进口。（2）由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性延误，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不断加强。为了出口，参与市场竞争，发展中国家不能不对替代性工业实行保护，并对工业品出口给予补贴。（3）各国的情况不同，条件不同，有些工业由于其明显的比较优势，应该建立，有些工业由于其明显的比较劣势，而不能建立；应该根据其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来推动出口或进口替代。（4）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其需求随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长而趋于急剧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其增长速度随发达国家的收入增长而趋于缓慢。因此，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不平衡是趋于出超，即出口过量，因而无需进口替代。而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不平衡趋势则以入超为特点，这就迫使它们在现行的交易准则内实行替代，以避免支付结算中的逆差。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如果因某种正当或不正当的理由而替代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那就会扩大国际需求的差异性；相反，发展中国家如果对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实行替代，则会逐步纠正这种差异性，而使发展成为可能。[14]
其次，普雷维什虽然批评过某些国家对市场所采取的过度保护的做法，但他并不反对适当保护。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的替代性工业之所以需要适当保护，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发达国家的优势越大，发展中国家就越需要保护。他说：“由于外围发展的延误，中心的技术、经济优势不断加强，说明有必要对替代性工业化实行保护，并对工业品出口给予补贴。”[15]他多次表示，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发展中国家应该在保护方面以及在补贴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
第三，普雷维什对五六十年代拉美国家忽视出口的倾向批评最多，但他并不把矛头对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本身，因为“进口替代”工业化并不排斥出口，相反，“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正有赖于出口事业的繁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批评了当时的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把所有力量集中在进口替代上，而对制成品出口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没有下决心实行一项明显地有利于制成品出口的政策”；同时，他也批评了发达国家，强调了发达国家所负的责任，认为发达国家当时并没有“为进口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工业品提供方便”，“没有鼓励外围的制成品出口”，[16]直到60年代发达国家的高速发展已经到了极限，发展中国家的简单替代潜力也已经耗尽时，它们才开始鼓励制成品出口。普雷维什还指出，60年代以后，拉美国家虽然普遍加强了出口，但它们“只是处在中心国家工业品交换迅速增长的边缘”，它们出口的新工业品“主要是那些因技术的新发展而不再更新的产品，或者是只限于先进产品的零部件”而且，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已具有竞争条件的产品，并“没有实行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了完全相反的政策”，即“根深蒂固的保护主义”政策，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被“各种不同形式的保护主义所困扰”。[17]
第四，在普雷维什对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批评中，最深刻的是他指出了这种工业化的依附性。在拉美，替代性的工业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跨国公司所支配，而这些公司“感兴趣的主要是在外围开发二流产品，这类产品在中心国家已被体现技术不断革新的新产品所取代”。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是“强烈地促进了消费国际化，而不是生产国际化”。因此，在现在的工业化进程中，拉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又再次被排斥在外”，陷于再边缘化。有了再边缘化，也就免不了有新的一轮“进口替代”工业化。
总之，普雷维什对“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的批评与西方一些人士的批评是根本不同的。后者对“进口替代”战略的批评是为了推行所谓新自由主义模式，而普雷维什的批评，则是为了推动现行经济体系的改造。普雷维什并不相信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神话，如同外围按照中心的模式发展的神话一样，都已经消失了。市场规律的调节功能的神话也正在逐步消失。”所以，他主张“改造体系”，主张由国家来调节剩余的社会使用，以提高积累速度。但他不主张把赖以产生剩余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经营权由国家自身掌握，而主张按集体的合理性使用剩余。这种集体的合理性指国家通过民主计划途径来进行调节。他认为，这种改造的选择“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综合”[18]。
反“进口替代”的思潮值得重视
从上文可以看出，“进口替代”战略的实质，并不是这种战略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那些缺点，譬如“保护过度”、“忽视出口”等等，而是这种战略的工业化目标，是这种战略所体现的民族自主、自立和自强的精神。所谓“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就是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某些工业来替代进口，并以这些工业的优先发展来推动整个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发展战略；大至现代化的起飞，小至某项先进技术的应用或某项高精产品的投产，都会体现这种战略，都有一个“进口替代”过程。因此，“进口替代”战略不但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上享有不容否定的地位，而且，就是到现在，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资本主义经济强国要贸易自由，要所有的国家都向它们开放市场，因此，它们对坚持自主发展的“进口替代”战略有一种本能的敌视态度，从“进口替代”战略诞生的第一天起，它们就从未停止过对它的攻击。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奇怪的是当前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泛滥着一种否定“进口替代”战略的思潮。这种情况值得我们重视。
西方用以批判“进口替代”战略的武器，是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这种理论早就受到资产阶级进步理论家的批判，被认为是“强国的经济政策理论”。[19]目前发展中国家用来批判“进口替代”战略的武器，也是这种理论，只不过添上了一些诸如“改革”、“开放”等等很受欢迎的新名词，因而颇有影响力。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理由之一。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体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所谓经济国际化就是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演进的。19世纪的国际分工（落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正是这一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关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国家若要改变或避免“边缘化”的命运，就需要借助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构来干预经济，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体现了被压迫民族的一种最宝贵的精神。这就是独立自强精神。批判了“进口替代”战略，也就是批判了这种宝贵的精神，从而导致这种精神的堕落。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理由之二。
从30年代以来拉美的历史看，“进口替代”工业化总是同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的。每到危机来临，拉美国家即拿起了“进口替代”这个武器，来对付危机，战胜危机。“进口替代”成了拉美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用以抵御经济危机的一种安全机制。但是，到80年代，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国家不但把危机转嫁给了拉美国家，而且还利用危机把拉美历来赖以抵抗危机的这个武器“收缴”了。目前在拉美乃至在世界泛滥的反对“进口替代”的思潮，就是这一重大变化的突出反映。没有了这个武器，拉美国家在危机面前显然比战后任何时候都更脆弱了。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理由之三。
当然，经不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思潮是不可能持久的，实践提出的问题迟早会催人警醒。人们终会体会到，“进口替代”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有不解之缘的；会体会到，发展中国家的未来战略选择决离不开“进口替代”这个环节。巴西经济学家说得好，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要讨论“进口替代”是否有效，因为事实证明它是有效的；也不是要讨论五六十年代是否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例如是否可以加入工业品国际市场，因为在工业发达国的竞争下和巴西当时“所处的工业发展时期”，“这种选择是行不通的”；而是要讨论“进口替代”工业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畸形。[20]这种讨论当然不是为了要原封不动地恢复五六十年代的发展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并不是“进口替代”战略的全部（它之所以产生各种畸形或偏差，是因为它不能因时而变，走向了僵化的道路；而僵化的“进口替代”战略，是不能与“进口替代”战略划等号的），而是为了要全面、准确地认识“进口替代”战略，克服其僵化的一面，坚持和发扬其体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规律的一面，在积极推进外向发展（“出口导向”）的同时，不放松内源发展（“进口替代”），并把这种内源发展作为“出口导向”战略的基础工程，摆到重要的战略位置上，从而不断地把现代化推向前进。
注释：
① 沈立人：《再议“进口替代”》，载《光明日报》，1995年9月27日。
② 墨西哥外交部《墨西哥外交政策：175年的历史》，墨西哥城，1985年版，第252、253页。
③ 南方委员会的报告《对南方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中文版，第2页。
④ 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巴西的发展危机》，武汉，1993年中文版，第43～44页。
⑤ 阿吉特·辛格：《亚洲和拉丁美洲比较：80年代经济的歧异》。载阿根廷《经济发展杂志》，1995年第一季度。
⑥ 威廉·泰勒：《巴西的工业经济》，1981年版，转引自苏振兴、徐文渊主编《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⑦ 同⑤。
⑧ 参阅许经勇：《论输入型通货膨胀与金融危机》，载《求索》杂志1996年第1期。
⑨ 雷内·比利亚雷亚尔：《走向2010年的墨西哥》，墨西哥城，1988年版，第238页。
⑩ 同⑤。
[11] 同④。
[12] 参见苏振兴、徐文渊前引书，第113页。
[13] 同⑨。
[14] [15][16][17] 参见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1990年中文版，第四部分第一章，第182、178、178～179页。
[18] 同[14]，第43～44页。
[19]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中文版，第207页。
[20] 同④，第177～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