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配置模式与高校战略选择：我国大学融合的经济学解释_大学论文

经费配置模式与大学战略选择：中国大学趋同化的经济学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费论文,中国大学论文,经济学论文,战略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趋同化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最突出的特点。“专科想办本科，本科想办大学，大学想进211，211想进985，所有大学都想办成北大清华。”不但公办大学呈现出千校一面，民办大学与公办大学也日渐趋同。人们对这种现象多有诟病，但对于其产生的内在机理缺乏有深度的探索。人们普遍相信，行政化和计划体制是中国大学同质化的根本原因。然而，这种解释缺乏细致的学理论证，从而远远不能令严肃的观察者满意。因为人们同时很容易观察到，在没有计划体制的英美国家，也存在大学同质化的现象，这说明这种理论假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任何一种有效的理论，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逻辑自洽，二是经验支撑。经济学家认为，一个组织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激励结构决定的，相同的激励结构会塑造出相同的行为方式，这是组织趋同的根本原因。这里的激励结构，主要是指资源分配给该组织以及该组织内部的分配方式。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如果研究得到的报酬高于教学，那么大学教师必然重科研轻教学；如果政府规定大学年终结余的经费收归国库，则每年的预算就会刚好花完；如果大学的学科专业在经济上是独立的，那么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就难以建立起来。办学经费是大学组织最核心的资源，充足而灵活的办学资源有利于大学改进教学和科研条件，招聘更高水平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因此，办学经费的获得方式在大学激励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本文主要从大学接受经费的方式对其组织行为影响的角度探讨中国大学同质化的内在机理，并选取处于高等教育系统最顶端和最底端的两组大学进行相关的经验检验，以期从经济学的角度建构一种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为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学理依据。

      一、高等教育经费配置方式对大学行为影响的假设模型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系统地探讨了大学接受经费的方式对其组织行为影响的问题。大学接受经费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由外部的政治机构控制经费；二是由提供教育服务的大学控制经费；三是由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如学生等控制经费。亚当·斯密认为，不同的经费支付手段对大学组织及其内部行动者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

      在《高等教育新论》“经济的观点”一文中，加雷斯·威廉斯结合社会学和组织理论，对亚当·斯密的上述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提出，根据国家、大学和学生三者中谁控制经费分配权，可以把大学行为分成三种基本模式：官僚控制模式、学院控制模式和市场模式。其中，官僚控制模式是指高等教育经费配置决策由校外机构如中央政府做出，办学经费根据明确规定的分配标准分配给各院校。在这种模式下，资源配置权掌握在政治当局和行政官员手中。院校控制模式是指院校有条件获得独立的经费来源，如大学自己拥有土地、财产或捐赠。在这种模式下，资源配置权掌握在大学的手中。市场模式是指大学通过出卖服务(教学、研究和咨询)来获得收入。在这种模式下，资源配置权掌握在无数的消费者个人手中。

      在官僚控制模式下，高等教育系统呈现出同质化和仪式化的特点。同质化源于组织所面临的正式或非正式压力。在这种环境下，组织变迁是对政府法令的直接反映。为获取办学经费，大学组织不得不迎合政府的价值观和期望，如发布符合国家要求的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和大学章程。制度学派令人信服地证明，当理性国家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范围内扩展其支配力时，这个国家的各种组织结构会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制度化和合法化的规则体系，其结果是组织的同质性程度进一步提高，迎合政府期待的组织仪式也不断增多。官僚控制模式的优点是确保大学组织的统一性和政策过程的协调性。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政策目标可以通过与这些目标相一致的资源分配方式而直接迅速地实现。正如加雷斯·威廉斯所言，“如果国家想要求大学完成指定的任务，那么官僚模式就可以通过保证给其提供足够的资源而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官僚控制模式最主要的缺点是对学术自由的威胁以及教育变革难以发生。在这种模式下，由于资源的分配是自上而下进行的，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对大学自上而下的单向控制，这必然损害大学的办学自主权。由于对教育质量的评价很困难，故政府倾向于对学术人员的活动加以控制，而不是控制最终产出，这无疑损害了教师的学术自由。这种做法常常引发教师反感，正如亚当·斯密所抱怨的，对学术的外部管辖权很可能行使得既无知又任性，行使这一权力的人很少能正确行使它。在官僚控制模式下，组织容易僵化，不到压力不可抗拒时不会发生变革。但一旦发生变革就会是重大的、突变性的，而且是由外部推动产生的。

      在市场模式下，高等教育系统呈现出去中心化和开放性的特点。在这种模式下，强迫性的权力了无痕迹。没有人为整个社会做决策，所有人为自己做出的决策负责。在市场领域中，个人和组织都不会去追求遥远的愿景，他们更关注眼前的目标。他们希望通过自愿的相互交换达到彼此的目的，并从中获益。对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来说，成功的关键是拥有对方需要的东西。在市场逻辑下，大学组织的生存直接依靠出卖学术服务。它们出卖教学服务，学生购买；它们出卖研究服务，政府和企业购买。这样，控制资源分配决策的权力就掌握在大批学生手中和研究成果购买者手里。学生及其他教育消费者对不同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水平、科研能力和整体声誉进行评估、比较，然后自主选择购买哪一所大学的学术服务。这一选择过程促成了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和提供者之间建立联系，大学不得不面向社会开放办学。市场模式的最大优点是它可以不断激励大学变革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些不能吸引学生或研究经费的大学将日趋衰落，甚至倒闭。在市场模式下，大学组织适应环境的变革是连续的、渐进的。市场模式的主要缺点是可能使大学基础研究弱化以及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由于基础研究的收益具有滞后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基础研究很难转化为现实产品而缺乏赞助者。正因为如此，在市场模式下，大学的基础研究常常比较薄弱。市场模式必然导致大学之间的恶性竞争。大学将花费太多的资源沉溺于生源竞争，其结果是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降低。在市场模式下“消费者至上原则”成为了许多大学的办学理念，如民办大学常常采取悬赏招生政策，生源质量让位于生源数量。

      在学院控制模式下，高等教育系统呈现出自主性和封闭性的特点。在这种模式下，大学有独立的经费来源，足以负担全部经费开支中的大部分。因此，它们享有高度的办学自主权，既不依靠学生学费，也不受政府官僚机构的干涉。加雷斯·威廉斯认为，关于盎格鲁-北美高等教育体系学术自由的当代神话，以及大学教师取得终身任职以保护学术自由的必要性，最终都来源于16世纪中叶以来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院法人所享有的财政独立性。采用学院控制模式的大学，内部成员之间不存在使其联合起来对付外部经费提供者的共同利益，因此，大学内部呈现出目标模糊性和权力弥散性的特点。学院成员之间常常出现意见分歧，有野心的成员之间的权力之争是很普遍的。由于不存在官僚规章制度，也不存在市场手段，所以松散的联合和变化的联盟决定资源分配。在学院控制模式中，大学成员总是授予他们自己终身任职的权利，而同时又希望限制大学成员的人数。他们对新成员实行“非升即走”制度，旨在限制人数。不但限制教师人数，他们也希望限制学生人数。由于经费自足，大学成员总认为没有必要把学校的内部事务告诉外部人，所以对外部人来说，大学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学院控制模式的优点是有利于维护学术自由，其缺点是封闭办学，以教师利益为中心，对社会需求和学生需求反应迟钝。在学院控制模式下，由于财政权力掌握在法人团体手中，大学常常自行其是，很容易带有排斥变革的弊端。正如美国学者尼伯莱特所言，“在19世纪，英国和美国都不得不通过国家立法来打开自治的高等学府的铁门，让新的学科进入课程，其中许多学科与人类的利益休戚相关，而学阀们却顽固地将其拒之于门外。”总之，在学院控制模式下，大学的变革是罕见的、突变性的。

      当然，上述三种经费配置模式只是学术层面的分析工具，它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作为一种概念工具，这三种模式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洞察大学行为。但在现实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采用单一的官僚控制模式、市场模式或学院控制模式，政府一般会综合使用这三种经费提供方式，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会偏重其中某一种经费配置方式。

      二、经费配置方式变革与中国大学的战略选择

      20世纪50年代，为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建立起中央政府集中统一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即“统包统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经费由政府负责分配，所有的资源决策都受制于中央政府的基本决策。大学是作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进行管理的。1980年前，中国大学只有国家财政性经费。政府对大学的拨款方式实行“基数+发展”及“专款专用、结余上缴”的政策，这是一种纯粹的官僚控制模式。这种模式严重制约了大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之失去生机与活力，如计划经济时代大学普遍奉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办学路数。又由于大学资源的获得几乎不受市场影响，导致经费使用浪费、效率低下。

      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试图突破“统得过多、控制过死”的官僚控制模式。1980年6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等三部委联合发布了《高等学校建立学校基金和奖励制度的试行办法》，明确提出允许大学建立基金使用制度，并赋予大学一定的基金支配权，从而开辟了大学通过提供科研服务等获得办学经费的新通道。这项改革打破了纯粹的官僚控制模式，第一次引入了市场的元素。1984年，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简政放权，缩小指令性计划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在这个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各大学可以接受委托培养的学生，并规定委培生或委培单位需要交纳部分培养费(学杂费等)，从而开启了大学生交费上学之门。1985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出台，明确提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要改变政府对大学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加强大学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方面的联系，使大学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和能力。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文件进一步提出大学可以招收委培生、自费生，并收取一定数量的培养费，这些自筹经费大学有权使用。正是在这一改革决定的推动下，1986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财务管理改革实施办法》，明确提出了大学财政拨款方式要从“基数+发展”转变为“综合定额+专项补助”，从而奠定了中国大学投入的基本体制。其中，“综合定额”是指根据大学前几年的学生培养成本数据或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数据，适当考虑学校教职员工的实际情况，而确定一个综合定额标准。“专项补助”则是根据大学的发展状况、规模、需要由主管部门拨付的，有明确用途的资助经费，主要包括“211工程”“985工程”专项、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捐赠配比资金专项、本科生国家助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等。综合定额经费学校拥有自主统筹使用权。可见，在新的拨款体制下，大学获得了一定的资金使用自主权，有利于提高政府拨款的使用效率。

      在改变政府拨款体制的同时，大学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大学竞争性研究经费渠道在中国的建立。1989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明确统招生也要开始缴纳学杂费和住宿费，从而拓展了大学经费来源的另一条渠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学经费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步伐越来越快。1992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普通高等学校收费制度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行收费制度改革，从而标志着学生免费上大学时代的结束，学生开始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出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舞台上。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教育税费、学杂费、社会捐赠等其他手段为辅的高等教育投入体制。这一体制为后来的《教育法》(1995年)、《高等教育法》(1998年)所确认。《纲要》特别强调：必须“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这一规定直接催生了一批经政府正式批准建校，具有独立颁发“学历文凭”的民办高校。

      学费收入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标志着大学经费配置的市场模式在中国的最终建立。1996年12月，教育部颁发了《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提出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所有学生都应该缴纳学费，首次将学杂费改称学费。这一规定开启了大学全面并轨收费的新时代，1997年大学生学费一下跳到3000元，学费年度涨幅高达30%～50%。1999年中国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政府积极实施“成本分担、收取学费”政策，学费进一步上涨。2000年，各大学收费标准普遍上涨15%，个别大学提高20%，学费进入4000元时代。2005年，学费全面进入5000元时代。为缓解学费过高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资助经费困难学生的政策，建构了“奖、助、贷、勤、减、补”为主要内容的资助体系。发展至今，在中国大学的收入来源中，学费收入已成为仅次于国家财政拨款的第二大来源渠道。据统计，1950-1979年普通高校累计投入教育经费224.14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为100%。1980-1989年向普通高校累计投入教育经费692.07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为91.77%，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为8.23%。1990-2002年向普通高校累计投入教育经费6546.71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为63.68%，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为36.32%，后者占高等教育经费总量的1/3强。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总经费中的占比降为42.77%，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高达57.23%。2011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总经费中的占比又回升到58.48%，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为41.52%。其中，学费的增长最为快速(见表1)。1993年全国普通高校的学费收入为15.96亿元，占当年普通高校经费总投入比例的6.64%，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的学费收入为1418.1亿元，是1993年的88.9倍，占当年普通高校经费总投入比例的33.68%。普通高校学费占普通高校经费总投入的比例由1993年的6.64%提高至2002年的27%、2005年的31.6%、2008年的33.68%，均大大高于1996年教育部确定的学费收入在学校总经费中的占比不超过25%的限定。

      表1 1999-2011年学费收入在总经费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1993-2011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来。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经费的配置模式正在从纯粹的官僚控制模式向市场模式转变：高等教育投入已由中央政府集中统一的分配方式向多元化格局转变，政府对大学的拨款方式也实现了从“基数+发展”向“综合定额+专项补助”转变，基本形成“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筹措经费”的机制。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高等教育被划归公益二类，这意味着公办大学被正式界定为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准公益机构。这一规定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公办大学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属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表述对高等教育经费配置模式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激发公办大学活力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一般来说，资源配置有两种主要方式，一个是市场，一个是计划。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让价值规律、竞争和供求规律在大学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在这种政策环境下，市场模式将在中国高等教育经费配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高等教育经费配置模式的变革将直接影响大学的战略选择。一个组织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源获取方式决定的。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最重要的目标是获取资源维持生存，这是任何组织制定战略规划的出发点。所谓战略规划，是指一个组织通过程序性的工作，产生根本性的决策和行动，并以此塑造和引导：一个组织是什么样的，该组织在做什么，为何这样做，并着眼于未来。经费的稳定性有利于大学做长远的规划。一般来说，只有组织拥有了充足而灵活的经费，才能实施有效的战略。在纯粹的官僚控制模式下，大学的发展战略常常流于形式；只有市场模式的引入，大学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在市场模式确立之前，制定战略规划只是少数大学的偶然行为；在市场模式确立之后，制定战略规划才成为了中国大学的普遍做法。

      对一所大学来说，其战略变革方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费配置方式决定的。从战略变革的角度看，大学战略选择主要有四种模式：一是资源获取战略，即大学所有的行为都是围绕如何获得办学资源展开，表现为遵循社会需求逻辑；二是赶超战略，即大学以同类大学中的领先者为标杆，通过全面比较发现异同之处，并确定组织优势和可能的发展机会，寻找组织成功的可能性，表现为“同型竞争战略”；三是比较优势战略，即大学在高等教育系统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办学定位，打造优势和特色，表现为“错位精准战略”；四是学术导向战略，即大学追随国际学术前言、瞄准新的学术方向开展教学和科研，表现为遵循学科逻辑和学术逻辑。一般来说，在官僚控制模式占优的情况下，大学倾向于赶超战略；在市场模式占优的情况下，大学倾向于比较优势战略；在院校控制模式占优的情况下，大学倾向于学术导向战略。在所有的资源配置模式下，大学都会采用资源获取战略，因为大学毕竟是一个资源依赖组织(见表2)。但在学院控制模式下，资源获取战略的重要性有限。

      表2 经费配置模式与大学战略选择的关系

      

      三、中国公办大学与民办大学的经费配置方式

      要检视经费的配置方式与大学行为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中国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的战略分野来检验。因为中国民办大学的资源配置基本上属于市场模式，其办学经费主要依靠学生的学费；而公办大学的资源配置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学生合理分担教育成本、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机制，属于官僚控制模式和市场模式相结合的体制。如果经费配置方式的确塑造了大学行为，那么大学战略将是一个极佳的观测点。从理论上来看，公办大学的战略选择更易受政府影响。为获取办学资源，公办大学会积极迎合政府的战略意图，其结果是千校一面，这就是所谓的赶超战略；由于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相对稳定以及公办大学获得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它们也倾向采用学术导向战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更是如此。中国民办大学的战略选择更易受市场的影响。为了生存，它们一般采用资源获取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为了证明上述假设，笔者选取两组大学，分析它们的经费配置方式和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第一组是处于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最顶端的3所“985工程”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第二组是处于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最底端的3所民办大学：黄河科技学院、西安外事学院、江西科技学院，重点考察它们在2000-2010年间的经费配置方式与战略选择。

      中国“985工程”大学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中央政府拨款、地方政府拨款、教育收费收入、科研经费收入、其他收入。其中，中央政府拨款和地方政府拨款包括教育经费拨款和其他经费拨款；教育收费收入包括学费、住宿费、委托培养费、培训费和报名考试费；科研收入包括中央科研经费拨款、地方科研经费拨款和科研事业收入；其他收入包括捐赠收入、利息收入、对外投资收益等。据统计，2005年，C9高校总收入161.65亿元，政府拨款占比为52.62%。2009-2013年，“985工程”大学(含C9高校)总收入5441.99亿元，校均年度经费达28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拨款占比40%，地方政府拨款占比6%，教育收费占比18%，科研经费占比27%，其他收入占比9%。政府拨款属于官僚控制模式的经费配置(占46%)、教育收费和科研经费属于市场模式的经费配置(占45%)、其他收入可以理解为院校控制模式的经费配置(9%)。由此可见，“985工程”大学的经费配置主要属于官僚控制模式和市场模式相结合的体制。中国民办大学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教育收费和其他收入，其中教育收费占比99%以上，基本上属于市场模式的资源配置。下面我们主要考察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3所“985工程”大学和黄河科技学院、西安外事学院、江西科技学院等3所民办本科院校2005年度的经费来源(见表3)。

      表3 2005年6所公办大学与民办大学的经费来源(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许美德，等.21世纪中国大学肖像：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005年南京大学获得“211工程”及“985工程”专项资金2.611亿元，其中部分资金来源于江苏省地方财政。

      **江西科技学院没有具体的经费数据，此数据是通过书中提供的该校学生人数及学费标准推算而来。

      2005年，北京大学总经费收入为26.34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拨款为6.585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25%；学费收入为7.446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28%；科研经费为6.303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24%；投资收入为4.313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16%；捐赠收入为1.765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7%。官僚控制模式配置的经费占比为25%，市场模式配置的经费占比为52%(含学费收入28%和科研经费24%)，院校控制模式配置的经费占比为23%(含捐赠收入7%和投资收入16%)。因此，北京大学是一种政府、市场、院校多元化的经费配置模式。

      2005年，南京大学总经费收入为11.47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拨款为4.746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41.4%；学费收入为2.846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24.8%；科研经费为2.942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25.7%；投资收入为0.331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2.9%；捐赠收入为0.605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5.3%。官僚控制模式配置的经费占比为41.4%，市场模式配置的经费占比为50.5%(含学费收入24.8%和科研经费25.7%)，院校控制模式配置的经费占比为8.2%(含捐赠收入5.3%和投资收入2.9%)。可以说，南京大学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经费配置模式。

      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总经费收入为17.7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拨款为5.31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30%；学费收入为6.037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34.1%；科研经费为4.797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27.1%；投资收入为1.518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8.6%；捐赠收入为0.072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0.4%。官僚控制模式配置的经费占比为30%，市场模式配置的经费占比为61.2%(含学费收入34.1%和科研经费27.1%)，院校控制模式配置的经费占比为9%(含捐赠收入0.4%和投资收入8.6%)。可见，华中科技大学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经费配置模式，但市场模式占主导地位。

      2005年，黄河科技学院、西安外事学院、江西科技学院总经费收入估计分别为2亿、3.198亿、5.022亿，其中：黄河科技学院学费收入为2亿，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100%。西安外事学院学费收入为3.141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98.2%；投资收益为0.057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1.8%。江西科技学院学费收入为4.8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95.6%；对外投资收益0.2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4%；政府一次性拨款为0.022亿元，在总经费中的占比为0.4%。由此可见，3所民办大学的收入基本依靠学生学费，资源配置方式属于市场模式。

      四、中国公办大学和民办大学的战略分野

      1.公办大学的战略定位。中国“985工程”大学源于1998年5月4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根据这一思想，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把支持部分大学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列为优先的战略目标，这就是“985工程”的由来。作为一个旨在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下程，“985工程”体现了国家的意志。为了得到政府的巨额支持，几乎所有的“985工程”大学都将自己的战略定位描述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见表4)。

      北京大学的战略定位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此，北京大学起草了“陶铸全才”“发明新理”“引领文化”“服务社会”的新使命宣言。其中，“陶铸全才”强调北大的责任是培养各个领域高素质的人才；“发明新理”强调北大应该在人类的知识前沿进行原创性的开拓；“引领文化”强调北大有责任成为中华文明复兴的领袖；“服务社会”强调北大要通过学术创新服务国家。新使命宣言的重心放在基础理论研究上。北大认为，应用研究只有三种情况下才会考虑：“一是与基础理论密切相关的应用领域，二是满足紧迫的社会需求的应用领域，三是短期内有可能达到卓越水平的应用领域。”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瞄准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采取赶超战略和学术导向战略。尽管市场模式在北大的经费配置中占52%，但中国的市场模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模式。这是因为中国大学并没有完全的招生自主权，招多少学生和收多少学费由政府决定，所谓的市场模式只是官僚控制模式的变种。科研收入表面上是竞争性的，但是绝大部分的经费来自于政府控制的基金会。中央政府把对资源分配的控制权力下放给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项目评审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专业人员来自于将来可能使用该经费的大学和机构。虽然这些委员会一般以个人专长为基础任命，但也常常考虑各单位的代表性。这样专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常常既要忠实于专业标准，也要考虑单位利益。这种经费分配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专业官僚控制模式。由是观之，官僚控制模式在北大经费配置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官僚控制模式下，大学战略遵循同构逻辑，这是北大采用赶超战略的原因。由于北大经费配置中院校控制模式占有重要的地位(23%)，学术导向战略在北大体现得也十分明显。应该说，北大的赶超战略和学术导向战略十分成功，2014年北京大学实现了20个学科(总共纳入排名体系的共22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近一半学科进入全球前千分之一的目标。学校综合实力进入全球50强。

      南京大学的战略定位是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从1976年到1996年，南京大学通过20年的努力实现了建设“国内领先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在世纪之交，南京大学形成了清晰的新愿景，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1999年，南京大学修订了战略定位：到2010年建成世界高水平大学，到2020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争取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为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南京大学采取了赶超战略和学术导向战略。采用赶超战略是因为南京大学经费配置中官僚控制模式占主导地位。南京大学经费中来自政府直接拨款的占比高达41.4%。虽然市场模式的占比为50.5%，但中国大学经费配置的市场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官僚控制模式。南京大学采用学术导向战略，一方面源于自身的传统，另一方面源于经费配置的学院控制模式(占8.2%)。改革开放之初，南京大学就因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方面的卓越研究而声名鹊起。1978年，南大共获得54项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位列全国高校之首。自20世纪80年代起，南京大学积极鼓励理科教师和研究生发表能够体现一所大学科研能力的SCI论文。从1992年到1999年，南京大学SCI论文数量连续7年高居大陆高校榜首，从1994年到2002年，南京大学所发表的SCI论文被引用次数连续领跑大陆高校8年，超越北大、清华等名校居大陆高校第一位。南京大学的赶超战略与学术导向战略取得良好成效，2014年，南京大学有13个学科进入ESI前1%，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175位。

      华中科技大学的战略定位是建设研究型、开放式、综合性的国际知名大学。围绕这一定位，华中科技大学构建了新的愿景：育人为本、创新是魂、责任以行。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修订了学校的战略定位：力争在本世纪中叶把华中科技大学建设成开放式、综合性、研究型的世界一流大学。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华中科技大学不但采取了赶超战略和学术导向战略，而且采用了资源获取战略。早在20世纪70年代，华中科技大学就提出“内赶清华、外学MIT”的战略口号。华中科技大学采用赶超战略的原因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相同，因为官僚控制模式在资源配置中居主导地位。华中科技大学采用学术导向战略的原因与南京大学相似，一方面源于自身的传统，另一方面源于经费配置的学院控制模式(占9%)。华中科技大学的老校长朱九思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1978年，华中科技大学共获得32项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位列全国高校第二位。华中科技大学偏爱资源获取战略充分体现在资源配置市场模式的占比上(61.2%)。尽管中国公办大学的市场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柔性的官僚控制模式，但是华中科技大学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充分利用了其市场性的一面，提出了“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应用领先、基础突破、协调发展”的办学策略。事实上，作为一所理工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发展战略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还是有所不同，后者注重基础知识领域的发展，华中科技大学一开始就致力于融合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以此承担引领产业发展的使命。华中科技大学促成政府依托学校设立了光电国家实验室，积极孵化“中国光谷”(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应该说，华中科技大学的资源获取战略取得巨大成功，近年来经费总量跻身全国前10位。学校先后成立“东莞研究院”等6个驻外研究院，孵化出“华中科技”等3个上市公司，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长期为地方政府所倚重。当然，华中科技大学的同型竞争战略和学术导向战略也取得积极进展，2014年华中科技大学进入ESI前1%的学科达12个，在美国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跻身前300位。

      2.民办大学的战略定位。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私人办学的传统，民国时期私立大学曾一度十分兴盛。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私立大学销声匿迹。民办大学再度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这一规定为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1987年，原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规定社会力量的办学经费自行筹措，学校可以收取合理的学杂费，但不能非法牟利。1993年，《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出台，明确规定民办大学是“除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事业组织以外的各种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自筹资金，依照本规定设立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教育机构。”尽管后来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提出要积极鼓励民办教育，但“经费自行筹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政策一脉相承。在这种政策下，中国民办大学的投入主要依靠学费收入，“以学养学、滚动式发展”几乎是所有民办大学的发展模式。因此，吸引足够的学生(消费者)是民办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招生工作历来是中国民办大学的头等大事。生源竞争十分激烈，强行推销、悬赏招生、虚假宣传等营销手法纷纷出现。机会主义行为不可能长久，一部分有远见的民办大学的举办者逐步认识到，特色和质量是“立校之本”，“让消费者满意”是取胜的关键。这是许多民办大学采用资源获取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的重要原因(见表4)。

      黄河科技学院的战略定位是办一所对学生最负责任的大学。所谓的“对学生负责”主要指对学生的就业负责，能够为他们提供谋生手段。黄河科技学院从一开始就注重培养工程专业学生，为他们提供良好的设备和设施，这一点与大多数民办大学不同。因为工科办学成本相对较高，所以一般的民办大学倾向于办经管、应用文科等短平快的专业。但黄河科技学院创办者认为工科学生毕业后最容易找到工作，因此学校坚定不移地执行着此条办学方针。不惜血本办工科是这所大学的特色。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黄河科技学院就建有两个应用科学学院：一个为工学院，下设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及建筑工程系；一个为信息工程学院，下设电子信息工程系、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系、通信工程系、软件工程系及网络工程系。后来为适应河南省就业需要，学校又开设了动漫、武术、药剂学、新闻传播、会计、外贸、艺术设计、钢琴、声学、舞蹈等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专业。2013年，黄河科技学院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更加凸显其“应用性、教学型、综合性”的特点。资源获取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的运用与该校经费配置的市场模式直接相关。该校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学生的学费，特色与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办学者知道，质量危机就会引发生源危机，生源危机就会引发财政危机，财政危机最终导致生存危机。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民办大学表面上是一种纯粹的市场模式，但是民办大学招生自主权和学费定价自主权却掌握在政府手中，所谓的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是大打折扣的。应该说，中国民办大学经费的市场配置中有浓厚的官僚控制模式的影子。这可以部分解释中国民办大学与公办大学的趋同性。1999年黄河科技学院作为中国第一所具备颁发本科学历证书资格的民办大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部评估小组认为：该校设置的课程与公立学校一致！

      西安外事学院的战略定位是办一所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民办大学。所谓特色鲜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国际化、应用型、综合性。学校的第一个特点是满足社会对熟练员工的需要。创办者最初的愿望是“致力于创办一所能容纳3000名学生并向他们提供就业实训的职业学校”。学校所办的专业主要是与就业市场相关的应用性专业。学校明确地将自身人才培养目标地位为：培养基础实、能力强、素质高、重应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一定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学校的第二个特点是极力保持并强化自身的国际化学习特色。学校是陕西省民办高校中最早获准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和留学生教育的民办高校，与美、英、法、澳、日、韩、马来西亚等国的40余所大学开展学分互认、师生交流互访等项目和活动。学校还引进哈佛、耶鲁、MIT等世界知名大学上万门精品课程。学校的第三个特点是创办综合性大学。受学校所在地鱼化寨“化鱼成龙”传说的启示，创办者希望自己的学校能从一所职业学院华丽蜕变为一所世界级综合性大学，梦想有一天“西安外事学院能成为一所中国的哈佛大学或者中国的斯坦福大学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基于这个设想，举办者将学校的使命确定为：与迅速崛起的祖国同命运，为人民谋福利，成为一流的民办大学。这三个特点紧紧围绕提高教育质量、塑造良好办学声誉这一核心。归根到底，学校的这种战略定位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顾客)，遵循的是资源获取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学校的战略选择依然取决于经费配置的市场模式(占98.2%)。有意思的是，西安外事学院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民办大学，让人不由得联想起许多“985工程”大学的战略定位，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民办大学与公办大学的趋同性。趋同性与中国民办大学经费市场配置背后隐性的官僚控制模式有关。

      表4 2000-2010年的6所大学的战略

      

      资料来源：许美德，等著：21世纪中国大学肖像：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黄河科技大学、西安外事学院、江西科技学院等6所大学的官网。

      江西科技学院的战略定位是建设一所以实践为导向的一流大学。这所大学的鲜明特色是职业性、市场化、应用型。与黄河科技学院一样，学校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工程专业为主，并把学生的就业视为学校的生命线。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普遍低迷的情况下，该校却自豪地宣称其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7%。这一成绩的取得与学校以实践为导向办教育有关。学校之所以将优势特色领域定位为工程专业，是因为主办者坚信中国仍然处于大发展时期，对工程技术人员有巨大的需求。“学校是以市场需要为导向而开办专业和设立教育目标的。”学校认识到，作为资源依赖组织，为了在职场立足，质量和灵活性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许多学生学术能力欠佳而动手能力很强的实际情况，学校提出培养一线工人的教育目标。由于一线工人最重要的品质是敬业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校据此提出以实践为导向办教育的理念。为更好地培养一线工人，学校与数千家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实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量启用管理第一线的人才，这些人的特点是“没有学术作品但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很高的职业素养”。江西科技学院的这些策略充分体现了资源获取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学校之所采取这些战略与办学经费配置的市场模式有直接关系。江西科技学院收入的95.6%来源于学生的学费，让消费者满意是学校办学宗旨。与西安外事学院一样，学校也提出要建设一流大学。这一战略定位既是为了吸引消费者，同时也是为了迎合政府的好大喜功，毕竟在市场模式的背后，有官僚控制模式的沉重之手。

      五、结论及启示

      高等教育经费配置方式对大学组织及其内部行动者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大学的战略选择中。在官僚控制模式占主导的情况下，大学一般选择迎合政府的战略期待和价值观，采用赶超战略；在市场模式占主导的情况下，大学一般遵循顾客至上原则，采用资源获取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在院校控制模式占有一席之地的情况下，大学一般尊重学术自由、遵循学科逻辑，采用学术导向战略。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采用单一经费配置模式，而是综合运用这三种模式。由于经费的流向是比较容易控制的，这使得其成为政府最理想的政策工具。政府可以通过改变提供经费的条件以影响大学的行为，这三种模式的组合运用可以使大学从事的活动易于或难于取得收入，从而鼓励或阻止大学开展某些活动。经济刺激恰到好处地运用，变革就会恰到好处地产生。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大学的经费配置是典型的官僚控制模式，大学呈现出高度的同质性。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官僚控制模式被打破，经费配置的市场模式逐步兴起，民办大学应运而生。随着大学办学自主权的逐步落实，经费配置的院校控制模式兴起。激励结构塑造组织行为，相同的激励结构会产生相似的战略定位。通过6所大学的实证研究，笔者发现：由于官僚控制模式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公办大学普遍运用赶超战略，并呈现出很强的同质化；由于市场模式处于主导地位，中国民办大学普遍采用资源获取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并呈现出一定的同质性；由于中国的市场模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模式，公办大学和民办大学实质上都处于官僚控制模式之下，相同的激励机制导向中国民办大学与公办大学也呈现出趋同性。应该说，同质化的确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最突出的特点。同质化的内在机理主要是经费配置的官僚控制模式。但是官僚控制模式并不是大学趋同的唯一因素。根据制度学派的观点，官僚控制模式只是一种源于政治影响和合法性的强制性同构，并不是所有同质化都源于强制性权威。在市场模式下，也会产生同质化，这就是所谓的模仿性同构。当一个组织面临不确定性之时，就可能模仿其他组织的形态。大学通过模仿其他组织可能会毫不费力地产生出可行的战略和方案，大大节约组织成本，提高了组织成功的可能性。中国“985工程”大学以英美一流大学为基标，采取赶超战略，取得巨大成功。甚至在院校控制模式下，大学也会产生同质化，这种同质化就是所谓的符合职业化要求的规范性同构。拉森和科林斯(Larson and Collins)将这种同构解释为某一职业成员的集体努力，旨在界定该职业的工作条件和方法，以及控制“生产者的生产”，并为其职业自主建立起认知基础和合法性。这种同构的压力来源于专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所创设出的专业权力。大学起源于行会组织，在千百年的历史中，学术人员创设了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终身聘任等当代学术神话。这些神话通过大学教育和正式培训取得合法性，成为学术职业的规范。全世界所有的大学都遵守这套相同的学术逻辑。

      当然，要改变中国大学的趋同化，最重要的还是必须打破大学资源配置的官僚控制模式。然而，一种经费配置模式一旦建立，就会形成各种既得利益者，除非面临承受不了的巨大压力，它是很难发生变革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虽然已经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大学经费配置的官僚控制模式依然难以改变。但是我们相信，在从管理走向治理的历史大潮下，大学资源配置的多元共治时代已经来临。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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