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资深外交家恳谈会发言摘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恳谈会论文,外交家论文,中日论文,摘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3月16日至17日，中华日本学会在京召开了“中日资深处交家恳谈会”。中国资深外交家王殊、凌青、肖向前、王嵎生、杨振亚、杨成绪、张毅君、程瑞声、石春来、王效贤，日本资深外交家栗山尚一、菊地清明、明石康、野田英二郎、中岛敏次郎、国广道彦、谷野作太郎出席了会议。3月1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会见了与会日本资深外交家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了谈话（全文另发）。各位代表在会上畅所欲言，讲出了许多颇有新意的观点。这里将与会者的发言加以整理后摘要刊出，以飨读者。
杨振亚（中国前驻日本大使）：
中日复交以来的30年历史中，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友好合作始终是主流，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在30年来积累下来的良好基础上，使中日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
战后的东亚经济曾经持续高速发展，在长时期里增长率高达7.5%，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引起世界各方面的关注，但在1997年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刚刚走上复苏道路又受到“九一一”事件的负面影响，经济再度下滑，现在仍面临着挑战。但我认为，这个地区面临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理由是：(1)各国经济尽管发展不平衡，但基础比较好，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只要各国能够抓住机遇，加紧结构改革，政策措施符合实际，完全有可能重新焕发出经济发展的活力。(2)东盟各国重视地区合作，首先是东盟10国内部的合作。在一段时间里，这种合作似乎有些松散，到“九一一”事件以后出现了谋求新的合作的倾向。东盟内部从今年1月1日开始实行零关税，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提前在2002年实现，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也会得到发展。(3)中日两国加强合作将为东亚地区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将对这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发挥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前，日本正在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发展。我们理解日本想成为政治大国的愿望，愿意看到日本在国际事务特别是东亚事务中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日本通过和平发展的道路成为政治大国，决不做军事大国。日本迄今取得的成就应当归功于吉田茂首相开辟的和平发展道路。坦率地讲，日本近来利用当前形势，不断扩大了自卫队在海外的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近海和周边了，并且加强了所谓“有事立法”，我身边的中国民众对此都很关注，实质上就是关注日本的发展方向。这时我就对他们解释说，日本做出的不做军事大国的承诺应该是有效的。希望日本能够慎重处理此事。
在东亚地区合作问题上，中日双方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友好合作的伙伴。我们在这个地区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这有助于加强合作。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共同的，就是促进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和发展。小泉纯一郎首相今年1月访问东南亚时提出要发挥"10+3"的作用，密切日本与东盟的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现在，日本与新加坡已经达成协议。此前，中国与东盟之间也达成了十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这个协议在本地区引起了很好的反应。我认为，尽管有各种猜忌，中日两国在这个地区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矛盾。有个别问题需要协调是很正常的，不会成为大问题。如果中日两国作为两个火车头来带动，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就是大有希望的。
明石康（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前联合国副秘书长、日本预防外交中心会长）：
关于东亚地区合作。东亚合作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后它的重要程度将日益增强。当然可以把东亚作为一个地区来对待，但是，从政治上和外交上看，把东北亚和东南亚分开也有好的一面。东北亚在政治上还有许多问题，日中两国应该多做工作。比如：(1)冷战虽然结束了，但是在东北亚还有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等冷战的遗产。(2)冷战后出现的民族问题、种族问题、宗教问题在东南亚明显存在。(3)传统的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同时“九一一”后又出现了如何反恐的问题。这些问题多层次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确实需要一种机制。通过ARF（东盟地区论坛）解决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ARF是靠加入国的共同一致来运作的，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发挥ARF的各种机制时非常积极，但中国等几个国家就比较谨慎，日本持一种中间态度。人们对东盟也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是在1997的金融危机和东帝汶问题上，东盟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是不是可以扩大ARF的主席权限或者设立办事机构，从小的问题开始解决这个地区的问题。东北亚的朝鲜半岛问题也不能靠一两个国家来解决，现在有朝鲜、韩国和美国、中国的对话机制，今后有必要吸收日本和俄罗斯参加。
关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概念最近有些变化。从传统上讲，国家利益就是领土。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国家利益概念开始包括一个国家的统一性、维护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等。那么，如何获得和增进国家利益呢？那就是或者通过两国关系的发展来获得利益，或者在地区合作当中或者在联合国等机构协调下的国际合作中增进国家利益，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但是保障传统的国家利益也有法可依。那就是一个国家的“自卫权”，这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的。联合国的事情主要是由包括中国在内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决定，日本战后曾一度用一种美化和浪漫的目光看待联合国，现在修正了这种看法。我们对联合国既不应美化又要重视。印度和日本这样有影响的国家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能会增加联合国的影响。
程瑞声（中国前驻印度大使）：
“九一一”事件以后，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在向好的方向转化。当前，中美日之间是平衡的关系，中美俄之间也是大致平衡的关系。这种趋势目前看来还会延续，但能否长期延续，怎样使之延续？中日两国的外交界和学术界应重视和研究这个问题。
中日两国在安全方面可以合作的领域有很多。在朝鲜半岛问题、印巴关系问题、巴以冲突和中东问题以及援助阿富汗问题上，中日两国的立场互相接近，都可以进行合作。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也应该进行合作。田中前外相不久前的讲话非常重要，她认为台湾可以像香港、澳门那样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统一，我听后非常感动。“一国两制”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理解，法国总统希拉克明确表示支持中国通过“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统一，欧盟也表示要对此进行研究，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曾就此向李登辉征求过意见。如果日本政府采取与田中同样的态度，从中做一些劝说工作，将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中日关系就会大大改善。
在反对恐怖主义活动方面，中日两国的立场也比较接近，但应当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恐怖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根源，与贫富两极分化有直接关系。日本作为经济大国，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可以一起探讨从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的办法。最近，在美国举行了“世界经济论坛”，在巴西举行了“世界社会论坛”。我从中得到的启发是，如果不研究全球化到来的利与弊，不解决在其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世界的安宁很难得到保证。在这方面，日本应当作为政治大国发挥健康而有益的作用。日本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应该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地发挥独立自主的作用，敢于提出重大的主张。如果美国的单边主义太厉害，日本也应当站出来说话。如果日本能够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我相信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一定会解决。
谷野作太郎（日本前驻中国大使、东芝股份公司董事）：
关于东亚合作。我认为东亚是包括东盟的。日本和中国如何合作搞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早些时候，中国的朱镕基总理访问东盟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不久前，小泉首相也前去访问，探讨包括贸易在内的经济合作问题。目前在东亚合作方面有三个问题：第一，如何理解朝鲜并使其融入到这个机制当中。我们东芝公司在与KEDO（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进行合作，但是由于朝鲜的不合作的态度和美国的单边主义的态度，使工作很难进行。我们期待中国能在说服朝鲜进入国际合作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在国际合作中，遗憾的是日本还没有和中国及朝鲜建立充分的信赖关系，可能是历史问题还在产生着影响。第三，要搞好东亚地区的合作，首先要恢复日本经济的活力，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日本的农业问题。应当避免大葱进口等小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
关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中国方面有地位的人表示这么积极的态度。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是在大国当中，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日本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只有中国。我任大使时就感到，消除日本政府和国民对中国的困惑的妙药，也就是好的手段有两个：一是日本用适当的方式明确表示不走军事大国的道路，同时，中国明确表示支持日本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实，由于国际政治上的种种因素，不可能只有日本一个国家新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中国做这样的表示是没有什么损失的。二是在北京和上海之间的高速铁路建设项目上引进日本的技术。如果这件事做成了，日本国民会非常感谢。这个问题不是经济上的利益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关于台湾问题。我在华期间的观点就与中国朋友的观点不同。台湾问题有很长的历史缘由，解决起来比较困难，关键是看台湾的民意。对于田中前外相的发言我从心情上不能百分之百地同意，不能超越台湾的民意说台湾能和香港一样来解决。关于台湾问题，中国有时提的要求可能过度了。
关于历史认识问题。1995年的“村山讲话”已经明确表示要对侵略反省。我认为那个讲话是日本内阁的决议，不该用村山个人的名义公布。对这个问题媒体也是有责任的，在日本有些极端的报纸。在发展日中关系问题上我对中国的媒体也有意见。日本战后是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日本没有征兵制，没有核武器、远程导弹等。关于历史教育，日本有问题，中国也有同样的问题。
肖向前（中国前驻孟加拉大使）：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而我从事对日外交工作已经60年。在此期间，结交了许多日本外交界的朋友。老朋友之间谈话常常是不用外交辞令的。1982年，为了纪念中日两国复交十周年，两国商定铃木善幸首相访华、赵紫阳总理访日。我那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为了做两国政府首脑出访的准备工作，与日本外务省的一位官员有过很多接触。一次我问他日本为什么不像德意两国那样承认侵略，他回答说：“你不明白，日本与德意两国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德国的现政权是希特勒的反对派，意大利的现政权是墨索里尼的反对派，而日本的现政权与战前的政权是一脉相承的。”今天在座的日本朋友也几乎都是我的老相识，希望我们都能在这里讲些心里话。
在东亚合作问题上，大平正芳首相曾在30年前提出“环太平洋构想”，他的主导思想是不论国家大小、发展先后，都应平等互利，在合作过程中应谋求协商一致。这是与战前的“大东亚共荣圈”完全不同的。我们今天搞合作也应不谋求霸权。东盟国家提出搞"10+3"，日本舆论认为中日韩三国应作为主轴来推动。至于在东亚合作中谁来当头，我看是无头为好。中国绝不想当头。中日韩三国要形成合力，在平等基础上提出和解决问题。
关于中国是否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我想讲一点儿背景。美国至今仍把中国视为潜在敌人，前不久还说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核打击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宣布支持美国的亲密盟国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老百姓在感情上怎么能够接受呢？
石春来（中国前驻澳大利亚大使）：
我想就东亚合作问题谈一些看法。这里说的东亚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两部分，所以应该分为两个层次来谈。
先说第一个层次即东亚合作。总体来说，东亚合作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东亚合作从1997年开始启动，1999年召开了"10+3"首脑会议，发表了关于东亚合作的联合声明，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第二是现在已经形成了正确的方向，出现了很好的势头，首先重点发展金融、贸易、科技等几个领域。第三是已经开始采取了实际步骤，其中值得重视的有以下两点：一是在2000年5月成立了短期流动资本监控小组,二是达成了双边互换协议，这标志着"10+3"实质性合作已经开始。第四是已经建立了合作机制，在经济方面有经济部长会议，在财政金融方面有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会议，在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科技、文化交流、政治外交等方面有外长会议，可以说在这几个方面已经机制化。经济上的良性互动已经开始，这有利于提高整个东亚的经济竞争力，也有利于加强地区内部以及与外部国家的友好合作。
第二个层次是次区域即东北亚合作问题。中日韩三国的人口达14亿多，占世界总人口的23.5%；国内生产总值将近6万亿美元，占全世界的近20%。不管三国之间在政治、历史认识方面有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从长远观点看，只能走加强合作、共同繁荣之路，现存的历史认识等问题一定会减轻或解决，因为合作是符合各国的国家利益的，是符合东亚地区人民企盼和平、稳定的共同愿望的。东亚地区一定会成为与北美、欧盟鼎足而立的经济区域。
在合作的具体步骤上，应该先易后难。经济、金融、贸易方面的合作阻力比较小，首先应该在这方面加强合作。就中日两国来讲，尚未发展到相互依存的地步，特别是投资所占比重不大，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中日韩三国的发展水平是阶梯型的，是垂直型分工，互补性非常强，如果三国结合起来共同努力，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和集体力量，前途不可限量。其次是发展非传统领域的合作，如环保、能源、交通、打击海上犯罪等，这方面的共同利益很多，有些可以说是广义上的政治合作。在文化交流上也要加强合作。在政治、安全上尽管分歧较大，但应加强对话，增加了解，尽可能扩大共识，暂时解决不了的可以逐步解决。
关于台湾的归属问题已有国际条约的规定，国际上已公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说解决台湾问题要看民意，那么就应该看全中国的民意，内地13亿中国人的民意尤其要予以考虑。对民意应进行具体分析。李登辉执政时修改教科书，不讲中国历史，只讲台湾地区的历史，这是在误导民意。我们应当警惕一些人挟持民意、强奸民意，防止他们以“民意”为借口来对抗祖国统一。日本的政治家、外交家应与所谓“民意论”划清界限。
杨成绪（中国前驻奥地利大使、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会长）：
我是研究欧洲和德国问题的。我觉得中日两国可以从法德和解中吸取经验。二战结束后不久，法国为了防止德国的实力超过法国，建议欧洲实行煤钢联营。半个世纪过去以后，欧洲的煤钢联营已经先发展成为欧洲共同市场，后来又发展成为欧盟。总体来看，其发展过程是比较顺利的。
现在，东亚"10+3"合作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两国的学术界也已经对此进行了许多研究，但我觉得还是很不够的。我们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研究中日两国应该怎样做，而不是急于研究谁来“当头”。我的朋友松永信雄先生曾经提出：为了使中日两国消除猜忌，建立信赖关系，要想出一个办法使两国利益连接在一起。他提出的办法是两国共同建立海底石油库，因为石油能源对于两国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听了很受启发。今后，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也许还会有争论，在对于对方作用的估价上也可能还会争论下去。如果想找一个项目将两国利益连结起来，最合适的大概还是能源。在21世纪，最具有能源潜力的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怎样把那里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出来？现在中日韩三国都在想办法。我想，如果这三个国家真正消除猜忌，携手合作，在经济上是必然受益的。这个项目现在看来在政治上时机还不太成熟，但经过努力能否做到呢？这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野田英二郎（日本前驻印度大使、日中友好会馆副会长）：
民间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不能做的事民间可以做。有句话说，守业比创业难。虽然日中关系正常化时很难，但是维持和发展这种关系更难。其中一个不乐观的因素就是美国的单边主义，我想日本政府的处境也很难。在这个情况下，民间可以做的事有很多。
关于国家利益问题。“九一一”以后发生变化的不仅是美国，而是整个世界。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所谓第一阶段结束后的现在，阿富汗国内还有问题，宣传受到限制，许多小股武装回到了城市，现在的临时政权未必能够控制全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要开始第二阶段的行动，要对伊拉克动武。美国的意图是什么还不清楚。美国是军事大国，以它的力量可以推翻一个国家的政权，但是，政治问题是不能用军事来解决的。
在亚洲，1978年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进行改革开放，给亚洲带来了好的局势，印度也从1991年后开始进行市场经济的改革。可以说，90年代的亚洲在战后第一次迎来了和平稳定、以经济发展为主的新秩序。当然，在这里，日中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日本在战后能很快恢复国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没有要求战争赔偿有关。80年代以来，亚洲地区内的贸易依存度在不断上升。日本对美国、加拿大的贸易依存度已经下降到了20%，而对亚洲国家的依存度上升到了30%。中国对日本来说已经连续九年是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日资企业仅上海就有3000多家，全国有14600家。这种经济关系已经形成了亚洲和平稳定的基础。台湾到大陆的投资也很多，在经济上与大陆有割不断的联系。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整个亚洲的经济都是有利的。目前亚洲的整个形势是好的，不应该破坏这个局面。就日中关系来说，日本要严格遵守《日中联合声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日中联合宣言》三个文件。
菊地清明（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
关于国家利益。在日本媒体上很少有国家利益这种说法，也可能是日本政府进行控制的结果，因为它会让人联想到民族主义。这种情况是令人遗憾的。
日中之间的最大利益就是和平、安宁和福利，这种秩序是公共财产。日中在政治上要和平共处，互相不干涉内政，我特别要强调“互相”这两个字。在经济上要进行高度的、符合两国经济实力的交流，其中包括金融方面的交流。日中两国是不是相互依存关系，这是个认识问题，但是，今年日中之间的贸易额将达10万亿日元，这个事实说明了两国的依存程度。虽然日本在投资方面不如香港、欧盟和美国，但是在贸易上已经与中国相互依存。日本有人说这是日本产业的空洞化，中国的发展今后将是威胁，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一个富强的邻居，总比一个贫穷的邻居要好。日本的进口仅占GDP的8%，与欧美相比是不高的，因此说空洞化也不准确。
日中两国要实现共同利益，就应当官民并举做好以下事情：首先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相互的教育主权。双方都要有高度的自我控制，不批判对方，日中两国政府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对国民进行相互认识的启发教育。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上一枝独秀，在2008年将在总量上超过日本。我想到那时，原来雁行模式的亚洲经济可以由两只头雁带领飞行。现在大家都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但是，日本有高新技术，有资金，日中之间要进行分工，在经济上是可以“一山二虎”的。近十年的日本经济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经济滞涨，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经历过的，也有人说日本经济再有几年就不行了。但是，我想日本经济还是有实力的，特别是在高新技术和投资等方面还将在亚洲经济当中进行合作和做出贡献。
王殊（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德国大使）：
我曾长期在德国工作，因而打算从欧洲的角度来看亚洲。欧洲的情况与亚洲不完全一样，但有许多地方相似，特别是二战以后的情况非常相似。战后德国的第一任首相是阿登纳。虽然他已经去世多年，但至今还是有许多德国人、欧洲人在怀念他。因为他为欧洲的统一做了许多工作。二战结束以后，欧洲人对德国都持怀疑态度。阿登纳比较有远见。他首先承认了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错误，并着重解决了德法关系问题。因为德法关系问题是欧洲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了德法关系问题也就推进了欧洲统一的进程。欧洲的另一个伟大人物是戴高乐。他并没有因为德国曾经侵略了法国而拒绝与德国发展关系，而是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改善对德关系，也推动了欧洲的统一。现在，他们不仅受到了德国人民、法国人民的怀念，而且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在亚洲，我们应该做得同样好，特别是中日两国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希望中日两国的政治家都来做这项工作。当然，与当年法国人一样，中国人民对于那场战争的后果是不高兴的，需要中国的特别是日本的政治家下力气解决这个问题，互相指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年德国在欧洲统一过程中不仅在政治上做了许多工作，在经济上也做了很大贡献，例如承担了欧盟所需费用的很大部分，做出了很大让步。在亚洲团结问题上，希望中日两国的政治家也把眼光放得远一点。日本是经济大国，在消除误会、增进团结方面也应做出更大的贡献。
国广道彦（日本前驻中国大使）：
听了大家坦率的发言，在学到东西的同时还感到焦躁。我们现在还在谈论30年来一直在谈论的问题，其实我们应该多谈谈30年来好的方面。这是第一点。
第二，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条件和资格问题确实很多，例如大家所说的联合国宪章的问题也是其一。但是，听到在亚洲最有力量的邻居说出真话，我感到很吃惊。如果说因为日本现在和美国结盟就不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么日本不会采取放弃日美同盟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策。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不会。美国在西太平洋有它的利益，我们要研究如何与美国打交道，如何让美国建设性地参与亚太事务。美国有它自己的政策，我们不能只是在没有美国人在场的情况下，一味地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而是要对其进行研究。
第三，战后日本与东盟保持着很深的关系，日本帮助东盟做了许多事情，这一点东盟都知道。其理念就是综合安全保障。日本在军事上不能起什么作用，但是可以在经济上为地区的稳定和东盟各国的稳定发挥作用。ARF也是由日本提出的，并得以实现。日本多年以来就是为东盟地区的稳定做贡献，今后也会这样做。最近，中国也对"10+1"和"10+3"很积极，并提出了自由贸易协定，这是具有战略性的方案。尽管媒体上喊什么日本和中国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考虑的是如何与中国以及韩国在东盟问题上进行合作。
第四，如果朝鲜有了核武器又有导弹，这也是中国需要考虑的安全保障问题。我们应该探讨如何使朝鲜作为亚洲的一员，既不被韩国吞并，又能繁荣和统一。
第五，关于台湾问题谷野讲的有真实的一面，在日本也许确实有人希望台湾独立，但是那不是主流，不能改变日本的政策。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和平统一，更不会做妨碍和平统一的事，关于这一点和美国一比较就会很清楚。日本政府一直说和平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的事情。我们不能控制的是中国和美国动武，日本最担心发生那样的事情。好在目前这样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中国和台湾以及美国都认识到应该避免动武。
王效贤（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
在台湾问题上，关键是日本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中日两国所以在二战结束开始民间外交20年后才恢复外交关系，最大的障碍就是台湾问题。两国举行复交谈判时，为了在联合声明中正确表述台湾问题，费了很多脑筋。在确定声明内容后，周恩来总理非常高兴，在纸上写了“言必信，行必果”几个字赠给田中首相，田中首相也题了“信为万事之本”作为回赠。周总理在这里说日本守信用，主要是指双方就联合声明特别是台湾问题达成了协议。
说到《联合声明》就台湾问题达成的协议，有人认为只是指其中的第三条，其实不然。在《联合声明》的前言部分，写上了“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这句话。复交三原则的第二条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觉得后来的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很少有人明确地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总是用迂回的说法。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十分重视的大问题。朱镕基总理最近还在强调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我国不可动摇的原则，也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希望日本方面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影响中国的统一大业。这样，两国关系就会得到很大的、稳定的发展。
张毅君（中国前驻加拿大大使）：
我想就东亚合作问题补充以下几点。
第一，东亚合作将给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的经济上的好处。目前东亚地区已经有近20亿人口，约为世界的三分之一，比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人口的总和还要多一倍以上。从GDP来看，东亚也占世界的约20%，与它们差不多。从发展速度来看，据世界银行统计，如果以1990年为100，2000年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已达178，增长速度比其他地区快得多。如果能够建成地区合作组织，对各国都有很大好处。
第二，东亚合作在安全和政治上也会带来很大好处。欧洲曾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德法两国打了多年，但现在欧洲建立欧盟，已经不可能再发生战争了。如果东亚实现联合，中日关系就会好起来，亚洲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半。亚洲问题的关键是互相不信任，如果从比较容易做的经济、贸易、金融、技术合作做起，共同的需求和利益就会逐渐增加，安全和政治上的互相信任就会增强。
第三，关于谁来领导东亚合作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在东亚合作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东盟。"10+3"会议、三个"10+1"会议都是在东盟主导下召开的。这种情况与中日关系比较复杂有密切关系。要想使东亚合作取得更大进展，需要中日两个大国密切合作。希望中日两国也像“德法和解”那样加强合作。对此首先应当在两国的政治家和精英阶层达成共识。
第四，关于与美国的关系问题。过去，许多中国人都担心美国和日本联合起来与中国打仗。现在，情况已经有了许多变化。从1972年起，中国已经不再“反美”了。中国现在是要与美国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欢迎美国在亚洲建设性地存在”。对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中日两国应当加强磋商，也希望美国能在中日两国之间发挥均衡作用。我赞成后藤田正晴先生的意见，中美日三边均衡比较好，一家独霸不好，“二对一”也不好，三国应当经常进行协商合作。
王嵎生（中国前亚太经合组织高官）：
要搞好中日关系，发展东亚合作，找到好的合作模式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互信。模式或方法再好，如果没有互信就都是空话。所谓新的安全观，就是以互信求安全。在安全上，中日两国之间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如果仍使用冷战思维和传统的观点来处理两国关系就必然会出现这类问题。例如，小泉首相年初访问东南亚国家时并未说过反对中国的话，但日本的许多媒体却大肆炒作，说日本首相访问东南亚是将矛头指向中国，与中国争夺主导权。中国的《参考消息》在头版转载报道了日本舆论的这种动向，给中国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我想，既然两国都希望友好，就应该多做正面宣传，共同合作。
在安全方面，日本对中国的疑虑是“中国威胁论”。在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客观和必然的现象。认为中国发展后必然向日本挑战，这还是受到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在近代史上，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往往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向原来居统治地位的国家挑战，斗争十分尖锐，甚至会发展为战争。但是，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与过去是完全不同的。过去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大英帝国相继出来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想重新划分世界的势力范围。不能再用冷战思维和传统观念来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中国方面对日本方面的担心，是军国主义复活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对此，我们也应当用冷静的态度来处理。中国对那些军国主义分子保持警惕是正常的，但不能把少数人的某些行为都看成是军国主义复活。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只是对中国的立场表示理解和尊重，其表述方式甚至不如《中美联合公报》。在这个问题上也很容易发生误解。其实，不是因为中国要动武，台湾人才要搞独立，而是因为台湾少数人先有了搞独立的野心，我们才不得不有所准备。如果是真正关心台湾海峡的安全，最要紧的一条是别让台独势力越走越远。总之，中日两国要建立互信，首先要把原因或症结问题找出来，太急了不行，要避免使用那些刺激性、挑衅性的语言。这样，中日关系的前途就是大有希望的。
栗山尚一（日本前外务次官、前驻美大使、外务省顾问）：
关于地区合作。首先要明确地区合作的目的，那就是建立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东亚的秩序，建立可以和国际规则接轨的各种制度。日本和中国应该共同努力。其次，要维持和增进东亚地区的共同利益，它涉及政治（和平、稳定、安全保障、法制、纷争、反恐、武器扩散、海上犯罪等）、经济（市场经济、贸易、货币、经济合作等）、社会（地球环境、国民健康、卫生等）等领域。再次，要建立进行合作的机制和体系。现在已有ARF、AREC、"10+3"等对话机制，应该探讨如何发展这些体系和是否还需要另外的体系。最后，应该明确妨碍地区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如何来消除这些因素？
关于《日中联合声明》。其中的第三条关于台湾问题的部分是我写的，后来经过大平外相和田中首相的同意，作为日本政府意见交付中方。中方认为日本的表示还不充分，所以又加上了“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大平外相又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这个立场现在也没有变化。如何实现统一是中国的内政。大平在国会上说，在中国实现统一问题上，中国和日本都说要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需要理性，只有中国能说服台湾的2000万人，第三方是做不到的。万一台湾独立，中国行使武力，不仅日本受影响，亚洲各国都会受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和平解决。请正确理解《日中联合声明》。
关于历史问题。我从外务省退休后一直在大学里任教。讲授外交及日中关系，也常对学生讲起历史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完全摆脱历史，也都有需要反省的历史没有必要以此为耻，但也不能说先辈做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日本在20世纪的前半期做了坏事，后来走上了民主之路。我们要在反省战前的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国际合作。1995年的“村山讲话”也明确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及日本国民的立场。我常对学生们说要认真读“村山讲话”。
关于与美国的关系。我在外务省工作了42年，其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穿梭于东京和纽约之间。与美国打交道比较难，要在亚太的大视野中看美国与日本及中国的关系。亚太事务仅靠亚洲国家是不能完全解决的，包括安全保障、环境、毒品、反恐等问题都是如此。我与美国打了30多年的交道。美国的确是单边主义，但那是有选择的单边，它根据自己的需要，有时与其他国家合作，有时就自我行事。这是美国的传统做法。可以说冷战后的美国从克林顿政权开始就又回归到传统了。
与此相关讲一点“中国威胁论”的问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及冷战后的一段时间，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舆论也曾说过“日本威胁论”。在多极化的格局当中，原有的“极”看到后来“极”的发展会感到不安，这是“威胁论”产生的原因之一。另外，日本在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自己作为一极的责任，这也助长了“日本威胁论”。中国现在比当时的日本具有更大的能量，如何使用这个能量特别重要，只要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中国威胁论”就会消失。
凌青（中国前驻联合国代表）：
我想谈一下中日合作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对于东亚合作来说很重要，也关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和平与发展，它远远超过了两国之间的分歧和猜疑。在经济上，谋求共同繁荣，通过互补求得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在政治上，要维持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应该把中日合作放在首要地位。道理很简单。因为中日两国是邻国，邻国就要相处，相处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和平友好，一是武力征服，后一条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们只能在共存共荣中求得最大利益。在这方面，我们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
从国际形势来看，多极化还只是个发展趋势，现实情况仍是单极，要形成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一极”，还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地区集团化已经形成强劲势头，如美洲有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有欧盟，惟独亚洲没有。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第六大经济体，再加上韩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亚洲的发展前景是很光明的，其中，中日合作尤其应当受到重视。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要寻求资本的最佳组合。中国有广阔的市场、丰富的资源和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廉价劳动力，日本如果把它的资金投到中国，对于日本克服经济低迷也有好处。
两国政治关系如何对于经济合作会有一定影响。与此相关联，我想谈一下新的安全概念或安全观。所谓安全观，过去指谋求军事上的优势，用武力压服对手。现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传媒报道非常迅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也很容易，而全世界人民的觉悟空前提高，再依靠武力征服已经行不通了。巴以冲突和美国的恐怖主义事件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因此，在安全上军事因素固然重要，但光靠军事不行，必须寻求新的安全观。这个新的安全观就是要通过经济合作、共同繁荣，包括军事安全上的对话来确保安全，而不是仅仅依靠军事同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总之，我们应该抛弃旧观念，寻求新途径。
关于美国的单边主义，第一次听到有的日本朋友对此也表示担心。在近年的几次战争中，美国的军事力量有很大发展，作战方式也有变化，这助长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对此加以牵制的力量也不是没有。在美国的盟友当中，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保持距离的倾向要比日本明显得多，他们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常常对美国唱一点儿反调，而日本这种情况很少，跟美国跟得很紧。假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动武，日本将采取什么态度？“周边事态法”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台湾？我没有看见日本有明确的表态，这自然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忧虑。
中岛敏次郎（日本前驻中国大使、朝日法律事务所律师）：
谈两点感想：第一，我感到遗憾的是30年来议论的事情我们现在还在议论，尽管有些新的建议，但是，总的还是在谈过去，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讨论旧的话题上了。回顾日中关系，往往是稍有进展就因为这些过去的问题而停滞不前。日中两国政府为解决这样的问题要花费大量的心血。当然，历史方面的问题是有的，但是它不该影响日中关系的大局。我想今后的日中关系应该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一是面向未来，开展合作；二是在多边关系中发展日中关系。
第二，在东盟这种更加广泛的框架内的合作是日中关系在多边关系中发展的萌芽。今后，日中美三国的合作是亚洲和平的关键。美国的亚洲战略就是让日本和中国成为两极进行抗衡，这是美国的“平衡论”。美国的对华舆论也不稳定，往往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但是，美国从80年代起就认为自己不仅是大西洋的力量，也是太平洋的力量。所以，没有美国的参与就难有亚太的和平。中国和日本与美国关系的好坏也会影响到日中关系，所以，尽管都说美国有单边主义，但是要努力保持日本、中国及美国的平衡关系。战后法德两国的领导人不计前嫌实现了友好。欧洲经过半个世纪实现了统合。日中的真正友好也许还要几十年，我们参与日中关系工作的人要为之而努力，使日中两国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韦佳、闻华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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