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原则规范下的秦汉政治与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原则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大一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一统”的本义是以“一统”为“大”。“大”在这里是推崇或尊尚的意思；“一统”，即以“一”“统”之，所谓“总持其本，以统万物”。换言之，“大一统”就是高度推崇和颂扬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也即对“一统”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是暂时的历史现象，而且总是遭到人们的谴责和历史的唾弃。即使在分裂割据的年代，追求统一仍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而以炎黄之后自居。又如，清统治者也将其入主中原、底定天下看做是“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之盛举。而当时的知识阶层，更是突出地流露了盼望统一的心态。如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水经注》、《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十六国春秋》、《齐民要术》、《颜氏家训》等著作的编撰范围，都不以当时某一小朝廷的统治区域为界，而以“大一统”国家为准，这明显反映了当时人们要求统一的深切愿望。由此可见，“大一统”观念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国家在政治上多次分裂，但中华文化不分裂，人们头脑中的大一统理念不分裂，人心不分裂，因此国家终归于统一。这种民族认同心理是柔顺的，然而却是坚强的，不可战胜的。
汉代儒者继承先秦儒家“大一统”思想，重视揭示《春秋》中有关“大一统”的微言大义，乃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王吉传》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所反映的都是这一现象。然而，汉代《公羊》学对“大一统”思想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对它作形式上的肯定或推崇，而是对其内涵作了实质性的丰富，从哲理的层次上对其进行了抽象和升华。关于这一问题，蒋庆先生在其《公羊学引论》一书中曾有比较深刻的阐述：大一统思想的形上含义是以元统天，立元正始，所谓一统，就是要统于元，以元为宇宙万物和历史政治的本体基始；而大一统思想的形下含义则是尊王、建立一统的王道政治，巩固合理而温和中央集权体制。可见，汉代儒者正是从阐发“大一统”思想的形上含义与形下含义角度切入，使孔子所创立的“大一统”观系统化、哲理化和实践化的。
概略而言，“大一统”原则从以下几个方面规范了秦汉政治与文化：
第一，学术文化的统一。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先后诞生，使“大一统”理念转化成了客观的政治实践。尤其是当汉王朝作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之后，更使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获得了切实推行的基础。现实的需要，促进了“大一统”思想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丰富深化。换言之，秦汉以降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一切政治文化现象，都笼罩着“大一统”的时代精神，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大一统”始终为“天地之常经”：“《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这首先是学术文化的统一。思想专制，文化统一，早在先秦时期即已成为众多思想家的共同主张，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考察，秦代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和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历史文化现象。
孔子曾十分明确地提出：“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这个“异端”，按照杨伯峻先生的理解，当为“不正确的议论”，也可引申为不同的学说或观点。孔子所谓的“攻”者，实际上便是要“排斥”、反对不同意见的存在和流行。《淮南子·要略训》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表明墨家学派本出于儒而另创新学。然而，其汲汲提倡“尚同”，显然也有统一思想、整齐舆论的意味。《墨子·尚同上》有云：“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则下之所誉也。”古者圣王为五刑，请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罔罟之有纲，所以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也。
到了其后学那里，则更致力于“攻乎异端”。如借晏婴之口极力贬斥儒学。以为儒学是不能“期世”，不能“导众”的无用之物：“(儒学)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儒家“亚圣”孟子之排斥异端，尤是众所周知：“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至于他放言“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几近乎是谩骂了。
至于法家，在攻击排斥异端，提倡思想一律方面，较之于儒、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到了战国晚期，也是有人主张对不同学派予以彻底的“排斥”，以统一、禁锢人们的思想的。这方面的代表韩非是当之无愧的，他曾反复地强调：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荀子》、《庄子·天下篇》、《吕氏春秋》、《六韬》同样尖锐地抨击其他思想学派，继续在那里以思想法庭终审官的身份大力提倡“整齐舆论”、“统一思想”：“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辩势恶用矣哉！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辩说也。”“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在这样的思想文化氛围引导、影响下，秦汉时期的学术文化自然合乎逻辑地走上了整齐划一、高度统一的道路，而且与先秦时期所不同的，是这种统一思想的努力能够借助于国家政权机器的力量，卓有成效地落实在政治实践的层面，呈现出操作上的可行性与具体化。
秦汉时期的中央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维系“大一统”，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择，用以规范、整齐全国上下的思想，这在秦代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在西汉初年是尊崇黄老之学：“其治要用黄老术”；“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自汉武帝起，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种思想上的整齐统一，直接影响着历史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规范着历史文化发展的方向。
第二，制度文化上的统一。
秦汉时代“大一统”精神的弘扬与践行，其次反映为制度文化上的统一。秦代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地方行政机制乃至统一一般的社会风尚习俗等举措。因此，司马迁对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还是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在两汉时期，也是制定和实施统一的赋税徭役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中央与地方行政体制、选官任官制度、学校教育制度，这方面的努力，自刘邦创建西汉王朝时即已开始：经过数十年的整合、发展，这种制度文化上的统一，到汉武帝时期基本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形态，即如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两汉以降，这种制度文化上的统一，始终为当道者所积极追求的根本目标。
第三，虚拟历史现象为“大一统”张目。
秦汉时期“大一统”时代精神对当时政治文化的规范与指导，还集中表明为人们虚拟历史现象为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的“大一统”张目。众所周知，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发轫阶段，在当时并不存在“大一统”的理想与事实。然而，人们为了论证“大一统”的合理性，不惜塑造编排历史，以造成一种“大一统”政治局面所由来已久，古已有之的印象。如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形容黄帝往来无常处，东至于海，西地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声称帝颛顼的天下“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耻，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而“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等等。这些虽属于虚拟的史实，但却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大一统”观念的感化挹注，深入人心。
第四，秦汉民族观念所体现的“大一统”理想。
秦汉时期“大一统”时代精神的弘扬，也反映为民族观念上对“大一统”理想的不懈追求。这在司马相如、何休等人的言论中均有集中的体现：“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遐迩一体，中外神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天子之急务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主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即主张四夷与诸夏地位平等，彼此和好相处，互助互补，民族关系上天下为一家。这是极其卓越的古代民族思想，也是中国历代民族文化观念的主流，它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民族逐渐融合，国家高度统一的理论前提，于是遂有司马迁论断匈奴为“夏后氏苗裔”，“中国”与“荆蛮”“句吴”系兄弟之卓识：“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它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五，秦汉各类文化创造活动中的“大一统”情结。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秦汉时期各类文化创造活动中对“大一统”精神的讴歌与弘扬。以汉代为例，如当时以铺陈写物为基本特征的大赋，在司马相如、东方朔、王褒、扬雄等人的手中，以恢弘的气势，丰富的词汇，华美绚丽的文采，反映了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物产丰足、都市繁华、宫室壮美、统一强盛的大汉王朝的声威，美化皇帝的功业，歌颂国势的昌盛兴旺，从而热情地宣扬了“大一统”的时代主题，在文学创作中突出地体现了帝国的文化精神。又如司马迁撰著《史记》，其初衷也是为了弘扬振奋“大一统”的时代精神。这一点在其《太史公自序》一文中有充分的反映：“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可见，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际上就是为了“明圣盛德”，对“大一统”政治局面进行热情的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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