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183;国学#183;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旧学论文,学派论文,国学论文,东南大学论文,大学中文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3-0183-10
通行中国近代学术史的书写，“南北”和“新旧”是划分学派的两个关键性指标①。大致而言，新文化运动以降，民国文史研究的学术版图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北方以北京大学的新文化派师生为中心，主革新；南方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为中心，对新文化多持批判态度，被对手视为“守旧”。此种学术分际，又成为1990年代后“重写学术史”背景下今人讨论民国学术与学人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同时，由于学界对重接学术香火充满期待，富于热切的师承、门派“寻根”意识，欲重树学术偶像，从旧的学术史中寻求研究范式的新突破。这也使得民国学术谱系被赋予一层浓厚的“今典”意味。
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名“文学院”)巩本栋教授，在近几年为系内研究生开设“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课程，并在讲稿的基础上编著《中国现代学术演进：从章太炎到程千帆》一书。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示，巩本栋述学以学人为纲，从章太炎一直讲到程千帆和周勋初(二人均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专业教授，程千帆于2000年逝世)。巩本栋认为，当下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学术传统源自清末章太炎，“由章太炎所开启的一脉学统，经黄季刚承之，加之吴梅、胡小石、罗根泽、汪辟疆、刘永济的多方开拓，再助之以刘师培、鲁迅等，遂有以沈祖棻、程千帆、周勋初等为代表的东南学术传统在当代不但发展创新”②。最重要的是，这条清晰的“东南学术”传承线路，即构成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统。
回顾校史，现在的南京大学在1952年由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两校文理科合并而成。金陵大学为教会大学，创立于19世纪末。而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南京大学，其前身即1949年前的国立中央大学(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中文系，就将其系史回溯至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时期(有国文部、国文系、中国文学系等机构名称演变)。因教授兼课、学术资源相似和处同一地域的缘故，两校中国文学和语言文字的相关课程、学科和学系差别不大，在时人眼中属同一系统。
从南高师时期直到1949年，中央大学中文系即有“旧学”之名。强调文言文、反对白话文，重视古典文学文献研究、轻视新文学创作，推崇固有文化、排斥西学新学，是该系治学和教学最重要的特色。这不仅是“他指”，更是“自认”。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际，南大中文系老教授胡小石在公开场合作出检讨：“北大中文系向来注重学术的探讨，中大只提倡古典诗文的摹拟，他们能为学术界造就出一些学者，而我只为反动统治造就幕僚而已”。当时同为东南大学时期同事的陈中凡(钟凡)，虽然没能像胡小石那样敢于自我批判，但也深感中央大学中文系的那种风气(守旧，甚至是“反动”)，自己也应负很大的责任③。然时过境迁，1949年前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学术风气，现今又已重新评判，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专业)一段辉煌的历史神话，更成为该系昭显学术实力、与同业立异的重要历史资源。
本文以中央大学(含南高师和东南大学)中文系为个案，剖析当时文学④教学、治学风格与“国学”的关系，并涉及“学术共同体内”的派系之分和权势争夺。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历史上中大和南高、东大为“变量”，学校、学术机构和学人轮替频繁，而且学术的“新”与“旧”也应限定在相对意义中进行考量；其二，大学及其下属院系为“现代性”的学术机构，本不同于学缘上的师承、地域上“学派”或同人刊物⑤，故构建完整的“学术谱系”反而遮蔽那些看似枝蔓的部分，影响后学者在历史视阈中考察以大学为单位的学术文化流变。注重“探究学派被编成谱系的进程”，而非“编织学派的谱系”，是本文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
一、《学衡》之外：南高、东大“守旧”形象的再认识
1923年，尚为大学历史系学生的陈训慈提及当时学术界的一个明显倾向：“耆学宿儒往往与新进学者各不相谋。又因地域之暌隔，而各地学者常不能共通声气”，这实乃“不幸之现象”⑥。以上所言，治学取向的“新旧”和地域上的“南北”成为判断是时学术派分的标尺，这不仅是各地学者“不通声气”的隔绝所在，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彼此间的对立。陈训慈所在的东南大学向以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对峙而闻名，常被当时的舆论界和当下研究冠以“旧”或“南方”之名⑦。如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以反对新文化派白话文运动为指归。《学衡》健将胡先骕在该杂志停刊后多年指出：“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已正，人文主义乃得以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今年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而《学衡》得以植根的背景正是东南大学的“朴学精神”：南雍师生反对“北方学派以文学革命、整理国故相标榜”，“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不问华夷，不问今古”⑧。虽然南高、东大以融合古今中西为期许，但在北方学人看来，南高、东大的学术风气实为守旧。此种印象一直延续至今。如杜正胜提出：近代中国的学派有“趋新”的北大和“守旧”的南高之分，两相对立⑨。
1922年1月《学衡》创刊，曾在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任教的吴宓自始至终是该刊的主持者。此外，同校教授刘伯明、柳诒徵、梅光迪和胡先骕等人是主要撰稿人。1927年之后，《学衡》杂志时停时续，影响力大减，到1932年停刊，主要原因是吴宓1925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职和学衡派学人的星散⑩。而且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惟新是从的学风笼罩下，《学衡》“业已玷污，无可补救”。1927年11月，胡先骕曾建议吴宓改组《学衡》，改在南京出版，以期“焕然一新”(11)。不过，胡先骕的愿望并未能实现，吴宓更未能使《学衡》摆脱困境。而且，吴宓与《学衡》在南京的社员(主要是中央大学的张其昀和缪凤林等人)也存意见分歧，直接造成吴辞去总编辑而杂志停刊(12)。要言之，《学衡》与中央大学的关系已愈来愈疏远，后期的《学衡》庶几为吴宓一人之事业。且《学衡》并非纯学术刊物，而是更接近“文化评论”(“思想”)一类。有论者已注意到的，《学衡》和以柳诒徵师徒为骨干的《史地学报》的旨趣和体裁有较大的差异(13)，或许《史地学报》更能呈现东南大学“学术”的面相。在当时，东大国文系与《学衡》的指向也有不同。陈中凡晚年回顾他在1921至1924年任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的那段往事时说，“对当时的学衡派盲目复古表示不满，乃编《国学丛刊》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14)。陈中凡反对“复古”或有后设性，但《国学丛刊》与《学衡》确实在风格上大有差异。
1920年代中国学术界最流行的话题之一是“国学”。此盖由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同人推动而起，“整理国故”风靡一时。但北方的“整理国故”运动的逻辑后来发展到“打鬼”，“国学”的学科地位反而被消解(15)。而同时，南方的学术界也受到“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也纷纷倡言“国学”。1922年10月，东南大学国文系学生发起成立国学研究会，由系内教授陈钟凡、顾实、吴梅、陈去病和历史系教授柳诒徵任指导员，并出版《国学丛刊》杂志(16)。
顾实(惕生)撰《国学丛刊》发刊辞，认为研究国学的目的“一言以蔽之曰爱国也，好学也，人同此心而已矣”。他进而释“国学”之名：包括小学类、经学类、史学类、诸子类、佛典类和诗文类(17)。《国学丛刊》以“整理国学，增进文化”为宗旨，显受胡适“整理国故”影响。不过北京大学国学门同人对国学(国故学)的认识与东南大学国文系同人有较大差距。在《国学论丛》发刊前两个月，北京大学国学门创办《国学季刊》，胡适在其执笔的《发刊宣言》中明确表示“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包括这样一个系统，即“中国文化史”，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和制度史(18)。
两相比较，后者以“中国文化史”的系统观照国学，分门别类以“专史”划分，用“历史方法”、“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三大方法(19)，即蕴涵“历史平等眼光”和“科学方法”的取向，与前者有较大差别。
“国学”本属新名词，反观东大国文系，对于国学的认同和分类尚在四部阶段，无疑太旧。其实，东大同人的“国学”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有与时俱进的趋新努力。1922年10月27日，顾实在国学研究会组织的讲习会发表题为《治小学之目的与其方法》的演讲，强调治小学的目的有三：“第一个，是读先秦古书，或姬汉古书；第二个，是读三代金石甲骨文；第三个，是因达到第一、第二两个目的之后，而深明古代文化，可以贡献于国家社会，协助世界文化之进步”。顾实谈到“金石甲骨”，虽然“近来有许多人不信”，但据他多年研究经验，“对于文字上之考证，确实可信的不少”(20)。对于甲骨文字的信任表明他并不拘泥于“信古”(21)，从通晓文字训诂读古书从而达到贡献国家社会、有助于世界文化进步，实在与新文化派攻击之“复古”大有区别。
但在非此即彼的情态下，南京的“国学”在新派眼中必属旧学。东南大学国文系曾有组建“国学院”之议，1923年4月由顾实起草《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并由国文系通过提出，认为国学起源于“周季六艺百家”，国学的范围“当注目于用中国语言文字记录之书”，治国学有“两观三支”，即“以科学理董国故——科学部”，“以国故理董国故——典籍部”和“客观化之主观——诗文部”(22)。顾实在提出“两观三支”后，北大派给予其严厉的批评(23)。
另从学术传承而言，“国学”概念起源于清末《国粹学报》，核心人物乃章太炎、邓实和黄节等人。南社社员胡朴安曾任《国粹学报》编辑，他认为民国以后该报虽停刊，但“太炎之学说独盛”，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和《国故》(北京大学内反对新文化派的刊物，刘师培和黄侃为总编辑)、《华国》月刊(章太炎在上海创办)一样，与《国粹学报》一脉，受太炎学说左右(24)。仅就此层，东南大学所倡“国学”，绝不会与北京新文化派学人的“整理国故”相同。
可见，南北新旧各异，双方共指“国学”，其实又无法互相沟通，南京的国学不但未能赶上潮流，反而落入旧的窠臼。罗志田判断东南大学历史系趋新而国文系偏旧，即从南北学术互相认同的角度而言(25)。当下研究衡量民国学术“新旧”的标准尚难划一，但可以肯定的是两系的治学取向确具差异性。对于“国学”，其实多为东大国文系一家之主张，历史系的参与并不积极，柳氏师生在《史地学报》上也绝少提“国学”。而且顾实欲在校内设立国学院，是供国文系的本科生升学深造之需(26)。故从一定程度而言，东南大学国文系所倡之“国学”乃“国文”的高阶和扩大化。1927年后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延续了这一特征。
二、“国学”与“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学术风格
1925年之后，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渐散。到1928年，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中文系)(27)师资阵容已是一番新景象。1927年6月，东南大学改组为第四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仅王伯沆、王晓湘和汪东三名专任教授，以及胡小石一名兼任教授。到1930年中国文学系有副教授(此时中央大学未设教授职位)汪东(旭初)、黄侃(季刚)、王瀣(伯沆)、王易(晓湘)、胡光炜(小石)、汪国垣(辟疆)、吴梅(瞿安)，讲师和助教从略(28)。王伯沆和吴梅系南高师和东南大学旧人，胡小石曾在东大兼过课，其余人等均为中央大学时代的新人。尽管中央大学中文系人员大部分变动，但其在外界的“守旧”形象却顽强地延续下来。
1927年11月，章太炎弟子汪东受聘任中央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汪东上任后，在一年之内延聘黄侃、汪辟疆、胡小石和吴梅为专任教授(29)。汪和黄为章太炎东京讲学时期的弟子，在太炎门生中学术地位显著(30)。黄侃从章太炎习小学和经学，1915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后改国文系)教授。1914年何谲时接替严复任北大校长，开始大批引进章太炎弟子以对抗“桐城派”的势力，1916年蔡元培接掌北大后更巩固了太炎弟子的地位。一时间，北大有被“某籍某系”(章太炎弟子，浙江人和国文系)把持之说。与其他太炎弟子不同，黄侃在北大自始至终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提倡文言文，被新文化派视为最为顽固的旧势力。随着学术权势转移，太炎弟子在北大式微，黄侃更与新派胡适等人不谐，于1919年离开北大转至武昌师范高等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北大学。1928年2月16日，黄侃离开东北大学，26日到达南京，开始在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小学和经术(31)。
黄侃在中央大学影响极大，此地中文系诸生传承了其音韵文字训诂之“旧学”，加之从南高师以来的反新文学传统(32)，中大文学“保守”的面貌丝毫不比东南大学时代减弱。王聿均于1938年12月入读重庆中央大学中文系。他对文学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读了一年后却发现自己“程度太差”，因为“中大中文系的老师都是从章炳麟先生到黄侃先生，同一个系统下来的，他们的学问太深，谈的东西都是非常古典的”，自己基础不够，只能转到历史系(33)。王聿均的看法可能还比较有代表性(34)。当时在中央政治学校教书的黄淬伯为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的门生，亦治小学，他认为黄侃“此人学问渊深，文章尔雅，乃旧学遗”，黄氏师承章太炎，章太炎“仅能承旧”，而王国维“又能闻新”(35)。相对属于同道的黄淬伯尚且如此，遑论新派。
1935年10月，黄侃逝世，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卢冀野与他的老师吴梅谈到：“中大文学院，所以能崇旧学者，以有季刚耳”，此后“恐新派人物，将乘机而起矣”，吴梅颇同意卢的见解(36)。卢冀野和吴梅的对谈，将“新派人物”置于对立面，本身意味着已将“我们”归于“旧”的一方。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并非黄侃一人之系，但汪辟疆、胡小石、王伯沆、汪东和吴梅等人绝非“新文学”之同调，中大的“旧学”形象由诸多同事共同建构。
胡小石在黄侃葬礼上致悼辞曰：“我研究学问的方向与季刚先生不尽同，如甲骨文，初季刚激励反对，到十六年至京，他却很精考求，收集材料。前者反对，是守师承(章太炎不信甲骨材料——引者注)；终至相信研究，这是做学问的精神。”(37)按黄侃到南京后，曾在中央大学借到《殷虚书契前编》四册，打算和学生潘重规一起抄录，并再抄录刘鹗的《龟藏》。黄侃虽收集和关注过甲骨文，但基本态度则是“无暇观之，姑以自娱，亦犹乡人偶入城市，归诧家人以未尝到者而已”(38)。胡小石此段悼辞或有夫子自道之意，强调自己治学的新取向，欲澄清“旧学”的名声，从另一个侧面更表明了中央大学中文系学人“旧学”的群像。
罗志田有一个总体性判断：“国学”在北大学人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后期已面临严重的危机，一方面“国学”无法与现代学科分类对接，另一方面“国学”之名愈发负面化，陷入了深深的认同危机之中(39)。这一说法大致不差，以上谈及的“危机”多由占思想演说主流地位的新派学人所亲身感受，且当时在关于国学论争“边缘”的章太炎(他自己当然不会这样看)也无奈地体会到：“仆老，不及见河清，唯有惇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40)。然而，若涉及一些具体的地域或个人，“国学”的境遇可能未必这样糟(罗志田已注意到东南大学的“国学”，惜未能延伸到中央大学时代)。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享“旧学”之名，系内诸教授又有研究旧学或治学偏旧之实，除此之外，系内的“国学”科目设置及其内部体系更体现出旧的面貌。
查1923年东南大学国文系课程，预科开设“国学入门”科目，主要内容为：文字发凡、声韵发凡、训诂发凡、章句发凡和读书发凡；本科设“国学概要”科目，分四部分，包括群经通论、诸子通论、史传通论和典籍总略，一年讲授，共8学分(41)。东大国文系设“国学入门”和“国学概论”课，大概与此时系内浓厚的国学氛围颇有关系。此“国学入门”以小学为主，大致符合清代朴学“读书先识字”的古训；“国学概论”实则为介绍“经史子集”知识的总和，而且与顾实拟就的“国学范围”若合符节。1927年夏东南大学改组为第四中山大学后，仍旧开设“国学概论”科目(42)。据1930年《国立中央大学一览》显示，中国文学系“设立目的”的第一条就是“以文字声韵训诂为研究一切国学之根底”。该系设置“国学概论”为一年级必修科目，全年4学分，该科“统论经学、小学、哲学、史纲要，使学者略明其源流派别，俾读者略知国学内容”(43)。王晓湘曾于1932年著《国学概论》一书。从体例看，该书的初稿可能就是为当时“国学概论”所准备的讲义，全书分“经学”、“小学”、“哲学”和“史学”四编论述，亦与“国学概论”科目的内容相同(44)。
与之相较，北京大学1925年国文学系和1935年中国文学系并无“国学”类的科目设置(45)，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设有必修课“国学要籍”，内容为选读九种古籍，为学生打下国学功底(46)。
1934年秋，与中央大学同城的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开始创办“国学特别研究班”，接收大学文史哲等系毕业生继续深造。该研究班创办的主要原因是“鉴于近代盛行新文艺，对于古学研究者殊少”，且“为保存国粹计”(47)。金陵大学国学特别研究班研究范围为文学、文学史、史学和哲学四大类(48)。按黄侃、吴梅和胡小石等人同时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兼课，又是国学特别研究班的导师，两校的“国学”可同等看待。金大的国学特别研究班是国文系的高级课程，从某种意义而言，“国学”即为“国文”的进阶。
“中国文学”作为大学的学科门类在一开始其实颇具不确定性，现代意义的“文学”或“语言文学”并不能涵盖大学国文系(中国文学系，中文系)之全体。陈中凡曾注意到，关于“中国文学”的界定，在一开始比较宽泛。如章太炎“凡以文字著于竹帛谓之文”(49)。1902年京师大学堂规定设“文学科”，科下设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50)。“文学科”即类似此后大学中国文学系(国文系，中文系)。中大和金大的中国文学系开设包含经史子集的“国学”课程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有历史传承性。这并不是孤例。五四之后，在“国学热”的流行旋风下，各大学纷设“国学系”，大部分的“国学系”乃“国文系”改名而来，而小部分新设“国学系”的课程体系基本和国文系一致(51)。
中央大学的“国学”状况抗战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1938年9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课程会议，组织专家对大学课程标准进行讨论。教育部根据会议结果作出最后决定，于同年9月将《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正式公布，各校自1938学年起就在一年级新生中开始施行。1939年5月，教育部拟定《文理法三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草案》。到1939年6月，教育部再次召开大学各学院分系课程会议，修正通过该草案(52)。在部定课程中，各校中国文学系不设“国学概论”科目(53)。查中大1941学年中文系课程，必修和选修科目中也无“国学概论”设置(54)。
有鉴于此，中文系主任汪辟疆特请部颁科目设“国学概论”。汪辟疆称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已届六年，“本人就教学经验与莞尔所及，细检原表，确有未安。症结所在：盖由过重西方文学界义，仞诗文词曲小说戏剧而外，别无文事，非唯导人空疏，抑且昧于中国文学真谛，舍己从人，我于何有？”他认为中国效法欧美分科治学导致了“治文学者摒除史哲，治史哲者不尚文辞，号为专诣，终鲜会通”。而且就中国文学系而言，“为文而不根诸经史，是为无本；不纬以名理，是为无物；无本无物，何以为文？”(55)
1944年8月，教育部召集专家在川东师范学校举行各院系课程讨论会，中央大学代表汪辟疆、伍俶和罗根泽等人参加关于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学系课程的讨论。在会上，汪辟疆提议在部颁课程标准必修科目中增加“国学概论”和“目录学”。增加前者的理由之一为“近年文系既不习经史本书，学生对于整个国学观念，毫无认识”。经讨论表决，此二科目被列为选修(56)。1944年秋，中央大学研究院增设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招收研究生(57)。中国文学部后改称中国文学研究所，其录取研究生的标准以“国学”为重。该所入学考试科目为“中国文学史”和“国学概要”(58)。由是观之，北伐之后，随着北京新文化派对“国学”态度的转变，“国学”的声势和学科认同可能并未到完全陷入危机的程度(59)。“国学”不仅成为“旧派”自守的堡垒，也成为囊括经学、小学、哲学和史学的新学科分类，至少在课堂上尚能贯彻这一思路，这种“旧学传承”的力量，恐怕也不容低估。
三、理念、权势与“学派”分际
东南大学改组为中央大学后，中文系出现的一个标志性变化即黄侃南下任教。南北交汇赋予学术以新的蕴涵，又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东南大学的“学术传统”，中文系的教授阵容也较稳定。但在抗战时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推崇新旧文学的学术理念之别连带出由学术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派系隔阂乃至争端，超出了原先的学术范围。
1938年夏，教育部下令在各大学内设师范学院以培养中学师资，师范学院下设国文系，由伍俶(叔傥)任系主任。国文系新办时只有伍俶和罗根泽二人，此后人数逐渐增多。据朱东润的回忆，因1942年时中文系不愿承担全校大一国文课的教学，改由国文系教师讲授，所以国文系一时间聘请了多位教员，如朱东润、王仲荦、魏建猷、杨晦、徐英、乔大状和吴组缃等人，在人数上逐渐超过了中文系(60)。相较于中文系，国文系教员的学术背景较为多元，一般均非中央大学本校出身，系主任伍俶毕业于北京大学，教授现代文学者也较多。时论对中央大学中国文学学科对此有一个评价，认为国文系是“较为开放的”；而中文系教授阵容有百分之九十出自南高、东大、中大这一系统，“是较为统一的”，两系有明显的分野(61)。
目前南京大学中文系，对中央大学时期的系史采取双重回溯。即师资和学术成就上，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师范学院国文系，两者间的重大区别没有得到重视。例如，将罗根泽与黄侃、胡小石和汪辟疆同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学科的奠基人(62)。学术重在求同存异本没有错，但“多源汇一流”并不能抹杀“多源”之别。罗根泽在中大任教时，于1942年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但令人诧异的是，他竟用文言写了一篇自序，与全书格局颇不相称。他的学生认为，这是由于他在国文系任教，为了在中文系教授面前显示文言文的功底，故如此(63)。是否是罗根泽为了“显示”，当事人并没有说明，但明显表现出两系的差别。
1945年夏，教育部下令裁撤师范学院，国文系并入中文系。原中文系主任为汪辟疆，合并之后的新中文系由伍俶任主任。此后，1946和1947年中文系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解聘教员事件。在1946年遭解聘教员中，包括原中文系的两名教授和原国文系的五名教授、讲师(64)。但1947年夏解聘者大部分为原国文系教员，且新任主任胡小石为原中文系老教授，这不得不使人将解聘事件同学术派分联系起来。据当事人王仲荦回忆，1947年夏改由胡光炜(小石)任中文系主任，“他上任伊始，大刀阔斧地解聘了七八位教授，朱东润先生、吴组缃先生、蒋礼鸿先生和我，都在解聘之列”，在当时的学术水平来看，这些人都不是坏教师，“可是我们被解聘了，我今天还是百思不得其解”(65)。而据另一当事人朱东润说，因为中文系主任伍俶“下台”后，由原国文系的几位教师置酒话别，有几位伍的“得意门生”向胡小石告密。胡将参加话别的教师，除告密者外，全部解聘，一共12人(66)。显而易见，王仲荦和朱东润将当年解聘的罪责或隐或显地归于胡小石。其实，当时京沪两地的舆论也多将矛头指向胡小石。为此，胡小石特澄清中文系聘任教授问题，他强调停聘教员只有5人，其出任系主任后根据部章分设语言文字和文学两组，因语言文字组于两年前取消，故现加聘语言文字学教授，“总之，本系此次调整人事，皆一本‘为课择师，绝不为人设课’之原则，作合理调整，绝无任何政治成见及个人情感存乎其间”(67)。
胡小石谈话发表之后，被停聘教授之一的徐震在南京《新中华报》致书反驳，指出胡氏谓停聘教授4人、副教授1人不确，实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共12人。被停聘之4位教授曾见校长吴有训询问停聘理由，吴校长“仅云既聘胡先生为主任，当予信任，听其行使职权”。四位教授告以实况，校长答应托人和胡小石商洽，但胡氏未能宣布理由，仍坚持其停聘主张，并在《新民报》和《中央日报》上发表如上谈话(68)。另一位被停聘的中文系助教郑文也强调系主任胡小石所言失实，进行逐条反驳(69)。关于中央大学中文系此次解聘时间，虽然两造在报端上各诉是非曲直，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有12名教师被停聘。或许，当年中央大学中文系两次教师停聘事件的背后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但系内新旧间的隔阂给外人印象最深。但同时，新旧文学的并立也已是大势所趋，在学术上，旧者无法公开排斥新者。1948年3月中央大学校刊所登载的中国文学系概况云：“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其宗旨在综合古今，贯通中外，故其治学之要，既不偏于古文，亦不醉心新体，大抵考据与创作并重，务期以实事求是之精神，达到博而能约之境界。”(70)而且，胡小石上任时也表示：“新旧文学亦将并重发展”(71)。
以黄侃、胡小石、汪辟疆、吴梅、陈中凡、王瀣和顾实等人为核心，他们的治学取向构成了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时期中文系学术的基本风格。师生一起在长时间内给外界以旧学“学派”的印象，且他们中很多人也有强烈的自我认同，甚至引以为傲。这种学派的建构，和以门户、师承、家法和地域的学派分际有极大不同。一方面体现出大学这一“现代性”学术机构与现代学人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对于传统学派的超越。而另一方面，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中文系的旧学特征，以及中文系和国文系的新旧之别(之争)也提示出现代学术共同体中的传统因素。
作为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的后续，中央大学学术风气的变与不变，本是见仁见智的议题。当时就有校友表示：“南京高等师范，成立二十年矣，一变而为东南大学，再变而为第四中山大学，三变为今之中央大学。制度屡更，门庭易位，焚燬颓坏之余。仅旧日棲士之舍，馆师之楼，与所谓南高院者存耳。而一时大师，风流云散，或自放于江湖，或别立其事业，或竟入鬼籙，一去不返。”(72)不过，也有校友认为中央大学的治学风格并未有太多更易(73)。
后一种印象可能在北方学人的视野中更具普遍性。刘节毕业于清华国学院，受业于王国维和陈寅恪，他曾在1939年到重庆中央大学做短期研究，有如下观感：“该校办事甚有秩序，而学生少研究精神。一般教授之风气虽不可知，关于人文科学方面，实无多大表现。此风气大约自东南大学以来即已如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74)似乎中大烙下了前代“旧学”或“保守”的印记，实少“进步”之处。甚至在一些北方学人看来，中大及其学人始终是学术上的异数。抗战胜利后，罗常培还跟胡适说起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是“国学”的“反动大本营”(75)。
对手方的评价和印象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新”对“旧”的重构。但在“旧”的一方，的确也有主动立异的用意。如黄侃对自己被称为(甚至是“讥为”)“旧学”并不回避，并能深刻体察到新旧之别。他为金陵大学国学研究会刊物《金声》撰文云：“近顷从事于国学者亦多途矣，总之不离舍旧谋新者近是”，言小学，金石、甲骨已替代六书、三百韵；言经史，《山海经》、《穆传》替代《易》、《书》和《春秋》；言文辞，则野语、童谣反倒成为主宰。但是，“新之一果愈于旧之一乎？是未可知也”(76)。学术“新旧”的资格至今难下定论，不过船大难掉头，由旧变新实属不易。黄侃生前曾大批购买甲骨文书，但初衷不改，他曾对林景伊说：“汝等少年尽可研究甲骨，惟我不能变，变则人将诋讥我也”(77)。
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中文系的中国文学(含“小学”)治学和教学有丰富的面相，但“旧学”形象基本得以延续，并影响至今。而诸位名教授在“国学”的新气候下对于传统学术的坚守，更强化了其“旧”的一面。新与旧，既是学术风气和方法，更是两类学术共同体“互构”后的结果。更紧要的是，学术视差固然存在，但学界话语权和实际权势地位有时更具影响力。
本文入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2011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
注释：
①桑兵：《中国近代学术的地缘与流派》，载《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4页。
②详见巩本栋编著《中国现代学术演进：从章太炎到程千帆》，“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陈中凡：《悼念胡小石学长》，载柯夫编《清晖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301页。
④在当今中国学科分类中，“文学”和“语言文字学”各有相关二级学科，且界限分明。但在民国时期，一般大学的中文系(中国文学系或国文系)中的“中国文学”中一般均包含“小学”(语言文字学)，在教学中更难以截然区分。
⑤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学术史中的学派问题，受桑兵教授启发。详见其《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载《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102页。
⑥叔谅：《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史地学报》第2卷第3期，1923年3月。
⑦关于近代中国学术的南北差别，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载《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5页。
⑧胡先骕：《朴学之精神》，《国风月刊》第8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第15页。
⑨杜正胜：《史学的两个观点》，载《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59页。有校友指出南高师和东南大学保守一面体现在《学衡》杂志，“大体而言，南高东大，则是维护传统文化的堡垒”。除主流之外，师生中“也有一部分对新文化运动取同情的态度的”，如教育科师生普遍接受杜威理论，和新文化派思想接近(吴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9-20页)。吴此言不虚，他说的情况在中央大学时期更为突出。
⑩胡先骕道及：“实则《学衡》殊为不幸，刊行不久而梅迪生赴哈佛大学讲学，刘伯明病故，余亦赴哈佛大学进修，终以东大发生易长风潮而旧人星散，余虽返东大而柳翼谋与吴雨生皆已脱离。自经此风波，各人之情绪已变，集稿已大不易，后来遂仗柳先生之《中国文化史》以充篇幅，及北伐告成，东大改组，则城郭是而人民非，《学衡》运动乃随东大消失矣。”参见胡先骕《梅庵忆语》，原载《子曰》第4期(1934年)，转引自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11)吴宓：《吴宓日记》第3册，吴学昭整理注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37-438页。
(12)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13)陈宝云：《〈史地学报〉及其群体与〈学衡〉之关系的探讨》，《东方论坛》2007年第6期。
(14)陈中凡：《自传》，载吴新雷编《学林清晖：文史学家陈中凡》，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陈中凡力图展现其不“复古”的新一面，但在学生辈的谭其骧眼中，陈的面貌却恰恰相反。1925年秋谭其骧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就读，第二学期系主任换成陈中凡。谭其骧认为陈崇尚旧学，擅写古文，所以对他比较厌恶，因而转系。参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9页。
(15)详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59-403页。关于胡适及北大国学门“整理国故”的事业，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1999年版。
(16)关于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和《国学丛刊》的来龙去脉，许小青《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一文已有详论，兹不赘。
(17)顾实：《发刊辞》，《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3月，第1-2页。
(18)《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第13页；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页。
(19)《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第16页。
(20)顾实：《治小学之目的与其方法》，载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2-28页。演讲时间据《国学研究会记事》，《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3月，第147页。
(21)对于甲骨文等新史料以及出土文献与传世文字史料关系的态度往往能反映不同学者学术(史学)观念的新旧之别。详见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载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4-87页。
(22)顾实：《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12月，第121-123页。
(23)详见许小青《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24)胡朴安：《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原载1923年10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收入桑兵等编《国学的历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页。按陈中凡于1917年夏从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毕业，同年秋留校任文科预科补习班国文教员，1919年1月成为《国故》月刊社编辑。参见姚柯夫编著《陈中凡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4页。
(25)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393页。
(26)顾实：《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12月，第121页。
(27)中央大学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一般简称“国文系”。抗战期间，中大创办师范学院，内设国文系，专门培养中学师资，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建制不变，但此时开始一般简称“中文系”，以示区别。
(28)秘书处编纂组编：《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第二种“文学院概况”，国立中央大学印行，1930年，“概况及计划”第1页、“教职员名表”第1页。
(29)秘书处编纂组编：《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第二种“文学院概况”，“概况及计划”第1页。
(30)关于章门弟子的讨论，可参见卢毅《章门弟子与近代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1)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241页。
(32)相较北大、清华和国内其他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长期没有开设新文学的课程，新文学研究和创作的教员一般也在外国文学系。详见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第363-384页。
(33)陈仪深访问：《王聿均先生访问记录》，收入陈仪深等访问《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版，第19页。有意思的是，刘达人于1938年就读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他说因为当时历史系重国学修养，他国学基础不好，想专攻西洋史又不成，所以第二年转入政治系。参见刘达人《重庆中央大学四年生活回忆》，高澍主编：《永恒的魅力——校友回忆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34)王聿均主要是因为旧学底子不好而畏惧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古文教育，西南联大毕业生何兆武则对中大中文系有鄙夷之情。何在中大附中就读，当时他听中大中文系主任汪辟疆说：“本系力矫时弊，以古为则”，而且附中学生都被教导要做文言文，而清华国文系主任朱自清则规定一年级国文课的作文必须用白话文，不得用文言文。所以他想到：“全盘抛弃或砸烂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不可能的事，但死抱住旧传统不放而排斥一切外来的思想文化也是不通的。”(《也谈“清华学派”》，收入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这已不再是有没有古学根底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中文系文言文教育的文化价值取向，大概也显出持“新学”立场的何兆武反观“旧学”的态度，或有普遍性。
(35)《黄淬伯先生日记》，1935年10月10日，由陆远先生提供。
(36)王卫民编校：《吴梅全集》第8册，瞿安日记卷十二，1935年10月11日，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26页。
(37)《胡小石先生追悼季刚先生讲辞》，载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页。
(38)黄侃著、黄延祖重辑：《黄侃日记》中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99、683页。
(39)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359-403页。按罗氏未点明具体的时间，从行文看，差不多也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
(40)1932年10月6日章太炎致马宗霍函，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4页。
(41)《国立东南大学一览(民国十二年一月)》，“文理科学程详表”第3页，铅印本，南京大学图书馆期刊部藏。
(42)《第四中山大学学程及教科书名(192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立中央大学档案648-711。
(43)秘书处编纂组编：《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第二种“文学院概况”，“课程及课程说明”第1-14页。
(44)王易(晓湘)：《国学概论》，据台北广文书局1962年版。汪东为该书所撰《跋》的时间为1931年12月，估计该书初版为1932年，至少说1931年底王晓湘已成此书稿。
(45)参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8-1129、1163-1165页。
(46)朱自清：《中国文学系概况》，原载1934年6月1日《清华周刊》，后收入朱乔森主编《朱自清全集》第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页。
(47)《金陵大学增设国学特别研究班》，《中央日报》(南京)1934年6月30日，第2张第4版。
(48)《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将增开高等国学课程，招收国内各大学文史哲学系毕业生》，《金陵大学校刊》第128期，1934年6月4日。关于金陵大学国学特别研究班，详见徐雁平《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述考》，载巩本栋等主编《中国学术与中国思想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3-594页。
(49)陈钟凡：《十五年来我国之国故整理》，原载《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年纪念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年，收入桑兵等编：《国学的历史》，第514页。
(50)《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载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51)尚小明：《“五四”以后“国学”热的一个新动向——大学“国学系”的设立及其结局》，载牛大勇、欧阳哲学主编《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49-564页。
(52)教育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三)，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第103号，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影印本，第496-503页。
(53)程会昌：《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评议》，《斯文半月刊》(成都)第1卷第16期，1941年5月16日，第7-10页。
(54)《国立中央大学三十年度课程纲要》，油印本，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藏，第6-11页。
(55)汪辟疆：《修订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意见书》，《中国文学》(重庆)第1卷第3期，1944年8月，第1-2页。
(56)社员：《修订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旁纪》，《中国文学》(重庆)第1卷第4期，1944年10月，第95-105页。
(57)《教育部指令：准增设中国文学法律教育三研究学部(1944年8月2日)》，载《南大百年实录》上卷(中央大学史料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0页。
(58)《本校研究所卅七年招生简章》，《国立中央大学校刊》复员后第45、46期，1948年7月10日，第7版。
(59)有论者认为“国学”具有现代性，打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封闭性，并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学”本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贺昌盛：《现代“国学”：命名及其功能——国学之现代性研究》，《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中国“传统学术”是否封闭尚须再考，且“国学”从根本而言，与现代大学学科分类不容，此为历史事实，故我不赞同此说。
(60)朱东润：《朱东润自传》，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
(61)薛纯：《从中大中文系解聘教授说起》，《大公报》(上海)1947年8月2日，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科学资料中心藏中央社剪报。
(62)周勋初：《罗根泽先生在三大学术领域中的开拓》，载巩本栋编著《中国现代学术演进：从章太炎到程千帆》，第234-255页。
(63)周勋初：《罗根泽先生的为人与为文》，载莫砺锋主编《薪火九秩——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64)薛纯：《从中大中文系解聘教授说起》，《大公报》(上海)1947年8月2日。
(65)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载《
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04页。
(66)朱东润：《朱东润自传》，第352页。
(67)《中大中文系解聘教授事，胡小石卢前谈话》，《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7月26日，第4版。胡小石谈话同见1947年7月25日南京《新民报》。
(68)徐震：《为中央大学中文系挺聘教授事告各界书》，《新中华日报》(南京)1947年8月17日，中央社剪报。
(69)郑文：《驳胡小石主任谈话》，《新中华日报》(南京)1947年8月17日，中央社剪报。
(70)邓中龙：《中国文学系》，《国立中央大学校刊》复员后第28期，1948年3月6日，第4版。
(71)《中大人事大致维旧局面，贺昌群氏退意仍甚坚》，《中大新闻》第4期，1947年7月16日，第1版。
(72)王焕镳：《谭南高学风》，《国风月刊》第7卷第2期，1935年9月，第12页。
(73)胡焕庸：《南高精神》，《国风月刊》第7卷第2期，1935年9月，第25页。
(74)刘显曾整理：《刘节日记》上册，1939年2月6日，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顾颉刚的感受可能与刘节不同，他在中央大学授课，发现“学生程度之高远在成都诸校之上”。参见《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3年1月31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9页。
(75)《罗常培致胡适函》，1946年5月1日，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1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285-286页。
(76)转引自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第339页。
(77)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所引杨树达1936年12月27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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