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重商思想及其政策措施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政策措施论文,思想论文,袁世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自秦汉以降，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洋务企业的带动下，民族资本经营的新式企业逐渐出现。在这种背景下，少数洋务官僚提出了“以商敌商”的主张，而不当权的洋务知识分子也提出了“商富即国富”、“恃商为国本”、“习商战”等主张。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剧，要求发展近代工商业的重商思潮席卷中国，清王朝的一些封疆大吏也开始高度重视商业的发展，袁世凯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一、袁世凯重商思想的渊源
袁世凯重商思想的形成与其早年的经历息息相关。从1885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袁世凯一直担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接受李鸿章的直接领导。他通过对商贸、轮船航运、铸币与借款、电报、关税等经济活动的参与，增长了不少见闻，尤其对日本通过商务而对朝鲜进行的经济侵略已有清醒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朝鲜的这段时间，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深入袁世凯之心。此外，驻朝期间，袁世凯还与盛宣怀、马建忠、马建常、唐廷枢等洋务人员有函电往来，他们也对袁世凯产生过某些影响。
甲午战后，维新运动应时而起，其中心命题是变法，包括发展资本主义农、工、商各项实业和变革腐朽政治体制。对于前者，袁世凯是十分赞成的，他作为洋务派中的年轻一代，一度成为维新运动的热心人，同康有为、梁启超及其他维新人士都有所接触。维新派思想家进一步发展了重商思想，从单纯强调对外贸易、重视商业活动，到重视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对农工商等各个经济部门相互关系的认识日益全面、日益深化，从强调抵御外国的经济侵略、挽回利权，到确定以资本主义工业为追求目标，通过发展实业谋求国家富强，早期经济现代化意识逐渐凸现。这对袁世凯触动很大。
至20世纪初，重商思想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不仅洋务派，清政府最高统治者也发出了重商的呼声。1903年起清政府设立商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促进、保护和奖励工商的国家机构。袁世凯作为晚清一位比较开明的封疆大吏，同样受到这股重商思潮的影响。由于浸染于洋务，又出入于维新，袁世凯认识到要想自强，必先求富，而学习西方以“工商为先”，经营商务，正是求富求强的重要途径。
二、袁世凯对商业地位的认识
1898年9月戊戌政变后，袁世凯被任命为护理直隶总督，他在谢恩折中说道：“北洋为通商总汇之区”，“直隶为近畿襟带之地，北洋乃通商辐辏之区。”表明他初任地方官，就对商业予以充分的重视。1901年4月，袁世凯在其上奏的《遵旨敬称管见上备甄择折》中指出，西方国家的致富之途，“大要在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认为必须借鉴采用西方国家的重商政策，“似宜亟兴商务，以保利权而厚民生”。
袁世凯的重商思想是在中国门户被打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因而他反对西方经济侵略、多次强调“各国致富之源，胥由商务”，主张与西方各国进行商业上的竞争，表明他已把发展商业作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经济措施。
不过，袁世凯虽然一再强调要与外洋进行“商战”，但他并非片面强调发展商业，而是主张协调统一地发展农工商务业。他说：“窃维富国足民之道，农、工、商务三者，实相为表里。”显然，袁世凯背弃了产业上的厚此薄彼观念，窥见农工商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在此基础上，袁世凯还从生产与流通的角度来阐明农、工、商三者的关系：“臣维农、工为商务根本，而商之懋迁，全赖农之物产，工之制造。欧、美、日本以商战立国，而于农业、工艺精益求精，经营劝董不遗余力。”即认为商务的发展不是独立的，它与其他行业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因而振兴商务，必须注重其他行业的发展。
三、袁世凯发展商业的政策措施
基于对商业在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的认识，袁世凯顺应潮流，对发展商业提出了许多可行的方案和举措，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设立保商机构，制定护商法规
袁世凯分析中国商业落后、西方商业兴盛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西方政府对商人的态度迥然不同。为了振兴商务，衰世凯认为，首先应该改变“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视官为虎狼”的状况。他不仅在上朝廷的奏折中多次阐明此系振兴商务的当务之急，而且在致盛宣怀的私人信件中也曾强调：“愚见整饬商务，必须官商一体，扫除官习。提倡保护，官吏任之，始可日有起色。”为此，袁世凯提出了更具体的措施：设立商务局作为专门联络商情、保护商人的官方机构，分立商会作为各业商人共同的社会团体，以便官商沟通，使两者得以联为一体。
1901年11月，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创设了山东商务总局，并亲自拟定了《山东省试办商务局暂行章程》，制定了许多鼓励和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具体措施，以使山东商务局真正承担起保商护商之责和兴商振商之任。1901年底，袁世凯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于1903年5月批准成立了天津商务公所，后改名为“天津商务总会”。天津商务总会成立后以振兴和繁荣天津工商业为己任，一直十分活跃，“解纷苏困，救急恤艰，遇重事则集议，间有事涉争执，设评议员以理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以后，为了适应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又对商会进行了改组。1914年颁布的新《商会法》规定：省设商会联合会，县设商会，县以下繁盛区设事务公所。此外，袁世凯政府还颁布了《商人通例》等条例法规，以保护和鼓励商业的发展。
（二）调整土洋税厘，促进国货出口
袁世凯时常把“隐分洋商之利”“隐收洋人之利”和“夺外利以润吾民”作为振商的目的。在其提出的振商之法中，也以提高洋货税收、降低国货关税来提高和保护国货的竞争力，保住中国的“利源”，使中国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
为了促进本国商务发展，袁世凯主张实行“洋货厘税并征”，重进口税而轻出口税，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早在1900年5月，袁世凯就向清廷上奏：“中国既以洋货为岁入大宗，凡洋货之进口者，正不妨加重税厘，以杜漏卮，而增进款。”袁世凯又分析了洋货抽收厘金极少的原因，主张洋货的关税、厘金，“在进口时统征一次”，那么洋货的税收将增加“数倍之多”。这样，洋货税厘加重了，既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有利于国内商业的振兴。
另一方面，袁世凯还主张降低国货税厘，以便减轻商人的负担，加强国货与洋货的竞争力。1912年4月，袁世凯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即宣布，“速与有约之国商议加税，一面废去厘金和出口税。”1913年，袁世凯下令撤除崇文门、张家口厘局，一时商民大悦。此外，袁世凯还批准了一系列减免税厘的呈文。如1915年2月，张謇、梁士诒等给袁世凯呈文，请免七种自制工业品关税，以利出口，都得到了袁世凯的批准。
（二）改善水陆交通条件
袁世凯认为，交通的不便，对于商业的“开拓经营，诸多窒碍”，所以他努力改善内外投资环境。随着天津商业的迅速发展，市内交通已不能满足投资的需要，为此，袁世凯在担任直隶总督时期，修建了金汤桥、旧金钢桥及龙头铁桥。另外，袁世凯于1903年在新开河购地修建了新车站，即今天的天津北站。翌年，又决定，“自河北车站修一岔道接至西沽北岸，建设货栈、码头。该处与市场相近，水陆起运，均为便捷。”这充分表明，为了发展商业，袁世凯对天津的交通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铁路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袁世凯十分注重铁路的建设。1902年10月，袁世凯奉旨主持勘修了西陵铁路，翌年又主持在关外展筑了沟邦子至新民厅的铁路，从而打开了辽河以西地区的商务贸易。1905年，袁世凯向清廷上奏，认为“京张一路为北方商务攸关”，于是提议由中国自筹资金、自行设计、独立修筑京张铁路，得到了清廷支持，并被任为督办。京张铁路的修成，为南北商务贸易提供了更便利的交通条件。
另外，水路交通也引起了袁世凯的重视。海河是天津对外贸易的重要交通线，因此，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袁世凯对海河浚治工程予以大力支持。他还请示清政府将长芦盐的平价余利用来兴修水利，疏通大运河，以便盐商贸易。1913年，袁世凯在责成张謇规划全国水利事业的大总统令里说道：“其商埠海口，关乎航路之交通，商业盛衰，视为转移，尤应切实考核，认真筹办。”
（四）自主开埠通商
为了促进商务发展，阻止西方国家通过约开口岸扩大侵略权益，挽回利权，袁世凯还主张自主开埠通商1904年4月，袁世凯与山东巡抚周馥联衔会奏，将济南开为商埠，并将潍县、周村作为济南分关。往后两年，袁世凯始终参与其中并成为实际上主持开埠大计的核心人物。济南、潍县、周村的开埠，促进了三地工商业的繁荣。1914年1月袁世凯又明令公布山东的龙口开埠，以发展商务和维护主权。开埠后，龙口的商号由开埠前的百余家增至三百余家，买卖非常畅旺，成为山东及东南沿海一大商场。
结语
总之，虽然袁世凯在政治上逆潮流而动，但在经济上并不排斥资本主义发展，他的许多政策与措施具有明显的现代化倾向，重视商业即是其中一个方面。尽管袁世凯的重商思想虽然缺乏系统性和理论色彩，常常就事论事；不过，由于他在清末民初担任一方要员及民国总统，并将其重商思想付诸于实践，制定了具体的政策，措施也较为得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的经济侵略，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正如姜铎先生所指出的，袁世凯“对于中国近代化事业还是有一定建树的，不应一笔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