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阈中的“中国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模式论文,视阈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197－05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模式”逐渐成为国际范围内热炒的一个话题。不同学者所持立场不同、视角不同，因而观点差异较大，肯定赞扬者有之，反对批评者亦有之。本文试从现代化这一视角来解读“中国模式”并旨在说明：“中国模式”既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发展模式，反映着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段性模式，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中国模式”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模式
“中国模式”，不论把它当作一个既定概念或者一种客观存在，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国模式”有其科学的历史定位。它虽然形成于中国，但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只有同时关照“中国模式”的中国语境和世界语境，才能科学认识其时代和历史方位。而要把“中国模式”放在两种语境中考察，必须考虑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中国模式”具有几个鲜明的特性。
第一，从形成过程看，“中国模式”是回应世界现代化的一种结果。现代化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现象，各国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这一世界历史现象的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就揭示了现代化这一客观历史过程，从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变革两方面作出了经典阐释。从生产力变革的角度，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P35)“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P35)而且，资产阶级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P36)。从交往关系变革的角度，他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P540)因此，现代化进程具有世界历史性，各国的现代化都不能脱离世界历史性而独立存在，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历史性的反映。中国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对世界现代化的一种回应。中国现代化一起步，就被纳入世界现代化进程，成为世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模式”是中国现代化在步入20世纪70年代后对世界现代化的一种回应。
第二，从表现形式看，“中国模式”只是世界现代化多种模式中的一种。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过程虽然在总体上有着共同的指向、相似的内涵，但是世界性的现代化毕竟是通过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具体实践推进的。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文化背景、民族传统的不同，走向或实现现代化的方式、道路各异，表现出现代化的不同个性。“模式”一词的使用，就是对现代化个性的典型描述。从15世纪中叶新航路开辟至今，现代化发展已经走过了几百年的历史，涌现出不同时期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如，曾经存在的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以德国和日本法西斯时期的发展方式为代表的统制经济模式，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指令型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从地域上划分，还有特色浓厚的莱茵模式、日本模式、东亚模式等。在进入21世纪之前，经济学家们通常讨论的主要有四种发展模式，即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和亚洲“四小龙”模式。“中国模式”进入国际视野，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但是，无论哪种发展模式，都为世界现代化增添了新的形式和内容。同时，每一种发展模式都受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支配。“中国模式”是世界现代化多样性的体现，同时又坚持和发展了自身特色和优势。
第三，从成熟程度看，“中国模式”是一种尚未完全定型的模式。世界现代化的动态发展深深影响着各国现代化进程。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过程，从传统农业文明走向现代工业文明，从封建、孤立、封闭走向现代、多元、开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牵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发生广泛、深刻、持久的变革。可以说，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浪潮方兴未艾。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仍然面临着本国和世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顽症和难题。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现代化起步较晚，在走上现代化道路之前就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现代化的阵痛。个别国家遭遇了现代化的逆转。一些国家在走上现代化之路之后，却转而搬用别国的发展模式，结果陷入现代化的困境。可以说，无论是英国、法国等早发现代化国家，还是亚洲、拉美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都没有一个国家彻底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彻底解决现代化所遇到的问题。“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对现代化的一种批判，不管成立与否，至少看到了仍处于动态发展中的世界现代化的一些弊端。也就是说，世界现代化进程一直处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世界整体尚未彻底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世界现代化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深深影响着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也不例外。因此，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思考必须放在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审视。
二、“中国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发展模式
要认识和评价“中国模式”，更不能离开中国历史的纵向发展。“中国模式”仍处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只能算作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阶段性模式，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已经走过了17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现代化经历了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器物现代化”、以戊戌变法为代表的“制度现代化”和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文化现代化”等阶段。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开展中国革命，不仅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现代化有了正确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争取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过程。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模式”建立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民族独立是建设现代化的必要前提。要实现民族独立，就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革命是现代化的原动力。马克思正是从推动社会发展的角度揭示了革命的伟大作用。他指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领导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现代化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因此，考察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不能离开这个前提。
“中国模式”建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探索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它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中国现代化有了根本的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同时，这一时期的探索实践，也提供了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后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借鉴。
“中国模式”形成于3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改革开放是现代化的不竭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借鉴国际经验，毅然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内，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其他思想文化桎梏，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对外，积极吸取世界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吸取一切有利于促进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辛探索，我们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中国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总之，我们在认识和评价“中国模式”时，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既不能因为这一模式已经形成而停滞不前，也不能因为这一模式还未成熟而否定这一模式。科学的态度应该是，以当前中国的现实为中心，着眼于推动实现“中国模式”更高层次的发展。
三、“中国模式”的现代化解读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取得的伟大成就集中概括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概括，为我们科学理解“中国模式”的内涵，提供了新视角。
在现代化道路层面，“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和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这条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P97)从现代化这一视角看，这条道路有如下特点：现代化的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的立足点是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现代化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动力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外交上，力主和平发展。这条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总之，这条道路，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因其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关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同；因其立足国情、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而与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同；因其主张和平发展而与早发现代化国家通过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等大国崛起的传统模式而不同[4]。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新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现代化理论层面，“中国模式”表现为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之所以说它科学，是因为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是对中国现代化广阔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不仅来源于实践，更重要的是它科学回答了实践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即在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起步晚、现代化任务繁重的发展中大国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可以说，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与现代化这一主题相关。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一套能够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顺利开展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理论体系。
在现代化制度设计层面，“中国模式”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的概括。这一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制度层面，它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经济制度层面，它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体制层面，则包括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可以说，这种制度安排，符合中国特殊国情，顺应现代化潮流，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和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要求，因而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齐心协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这一制度，由于以最大限度满足和实现人民愿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根本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只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必须强调的是，不管是道路、理论体系还是制度体系，都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现代化建设中，党注重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致力于加强自身建设，致力于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致力于提高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因而保证了现代化的快速、稳定发展。“中国模式”的成功还与全体人民的团结奋斗分不开，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而获得了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紧紧依靠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等方面形成的独特经验，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顺乎时代潮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四、“中国模式”的价值与未来
“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模式”的价值与未来，不仅关乎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对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也不可小视。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2008年2月曾对记者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5]虽然奈的观点并不被西方学者完全认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模式”的形成无疑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后发现代化模式，丰富了各国人民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搬，也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早发现代化国家虽然展示了现代化的“前景”，但其现代化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性，不可能移植到西方以外的其他国家。“中国模式”的出现，深化了人们对于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其一，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证明，现代化并非西方化，后发现代化国家完全可以根据本国国情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模式”的初步成功向世人证明，后发现代化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完全可以突破西方现代化模式，根据本国国情走出适合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和“中国模式”的初步形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也挑战了西方经验唯一正确的神话。其二，后发现代化国家可以开辟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但需借鉴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有益经验。由于各国进入现代化进程的时间早晚不一，历史条件、文化环境迥异，这些差异性直接造成了早发现代化国家和后发现代化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尤其体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对峙中。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既要警惕和避免资本主义不良因素的融入，又要注意吸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能闭关自守，只有善于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本国实践改革创新，才能走向现代化和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益经验在于：一是我们坚决拒绝外来干预，坚持反对照搬照抄别国经验；二是我们要主动学习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一切先进经验；三是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努力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同时对丰富和发展世界现代化的多样性作出贡献。“中国模式”的实践说明，现代化道路是多样化的。各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在遵循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密切结合本国实际发展的现代化。保持民族特色是一个国家保持现代化活力的真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模式”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讲，只有经验借鉴意义，不能简单复制，就像中国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模式一样。因此，对于国情不同的国家来说，坚持本民族和本国的特色，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新型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格局，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使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改变了历史命运，越来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变动。其一，中国的新型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秩序的调整。现在推行的世界经济格局，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和主宰的，在很多事务中，尤其在多边贸易关系中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现象，经济交流与合作中的霸权主义阻碍了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转。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崛起，必将促进世界经济格局的新调整。其二，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综合国力的增强，直接决定了中国政治地位的上升，必将引起西方发达国家主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始终存在于国际政治秩序中。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增大，推动着世界格局由单极走向多极，推动着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新调整。“中国模式”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推动形成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必将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文明模式，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江泽民曾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6](P110)“中国模式”的初步成功表明了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崛起已经对人类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tin Jacques)在“文明国家”的意义上，突出了“中国模式”对于世界其他文明及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不同意义。他认为：“中国并不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且是大陆文明。”[7](P161)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均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守护者，并被附以巨大的权威性和合法性。”[7](P163)虽然雅克的观点仅代表一家之言，但是中国作为一种文明模式产生的影响却是客观事实。对于中国文明模式本身的描述，也许著名学者张维为描述的较为新颖和贴切。他说，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未像现在这样既古老又年轻，既传统又时尚，既中国又世界”[8](P64)。可以说，中国文明模式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中国文明模式所体现出来的文明特质，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先进文明成果的有机结合，也是人类文明发展普遍规律的体现。中国文明模式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化特色，反映了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智慧和积极贡献，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增添了色彩。
“中国模式”的价值问题是经济全球化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维度。从这个维度出发，“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的挑战实质是一种价值观的挑战。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及“中国模式”的特质，已经初步向世人展示了迥异于西方的中国价值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在为推动建立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而努力。中国的发展不能离开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而经济全球化也同样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中国模式”体现出的价值理念，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这就是“中国模式”作为价值模式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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