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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未来：徘徊在确定和不确定之间
石小敏：我对形势的感觉是“乍暖还寒”。最近我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不确定性”，这“不确定性”有很多原因，包括国内和国际的，增加确定性必须分步走来化解风险。
温铁军：你所说的乍暖还寒，我觉得很难用短期的政策手段去解决。记得早在1995年的宏观形势研讨会上你们就提出扩大内需，到1998年上级终于接受了这个提法，可这几年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去年我们消费的增长只有百分之十点几，没有明显变化，投资增长也仅仅是13%吧，而外需下降了。总的来说呢，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都不看好。人们对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乃至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好像有点进退失据。
实际上，过剩问题早就存在，不仅有劳动力的过剩，而且有资本的过剩。林毅夫曾经分析到，劳动力和资本过剩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表现为内需不足，启而不动。前年经贸委统计的600多种商品出现了供大于求占70%多，到去年已是80%。在600多种商品中，80多种是供需平衡的，其他大部分都是供大于求的，现在只有一种商品棕榈油还是需求大于供给。
多年来所说的改革，基本上是不动存量动流量，这么走，到今天就走不下去。应该说，此乃规律使然也，并非外部因素导致的。
盛洪：目前其实不是动存量，而是在保存量，客观上存在扭曲整个增量配置来保存量的危险，比如说股市的问题，我们换个思路，后面上市的公司全部流通，十年后现在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温铁军：我个人看法是，内需不足出现过剩局面只是表面，因为内需不足与不动存量的政策高度相关。改革无非是两大思路：一个是动存量，一个就是动流量。回顾1980年以来的城市改革，最初企业实行承包制，管理上改不了，就动流量，叫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然后说宏观调整，还是动流量，进行价格改革。不动存量的结果，就是国有企业包袱越来越重，最后拖垮了银行，拖垮了财政。吃了财政吃银行，吃了银行吃股市，最后回过头来还是吃自己。这也是个恶性循环。
石小敏：愈是传统体制的核心部门，改革就愈慢，就愈是表面化。目前中国的发展和改革，风险出现在两头和中间，两头是指某些垄断部门（如金融与资本市场）和部分地区的底层社会，那里无业与低收入群体增长很快，失望与绝望的情绪蔓延。中间是我们的干部队伍，现在腐败现象严重，引起上下左右的严重不满与不安。
回顾前20年，我们的改革以民生，以小康和温饱建设为中心，今后的20年，也许应该逐渐转向“民权”，“民权”就是法治社会，是社会民主的“初级阶段”。
钟伟：从宏观政策层面看，我们面对的恰恰不是不确定，而是太确定了。2002年将是平淡的一年，也许是平庸的一年。
从既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从投资、消费、外资和外贸看，2002年的中国经济较之2001年不是更不确定，而是确定得有些缺乏新意。2002年的形势很清楚了，就是7%左右；上，上不到哪里去；下，下不到哪里去。货币政策还是一如既往地稳健；财政反正是靠国债拉项目。从体制改革层面看，我们则面对着“地雷阵”，这两年的危险现象，就是把非国有资源集聚起来，汇集到国有部门中间去，这个或明或暗的巧取豪夺越来普遍了。
还有一个重要点，那就是买办阶层迅速形成。他们一开始是躲在幕后的，而现在已经走上前台。开放并不总是能够带来增长，两者之间存在“惊险的一跃”：就是开放的同时要注重自身的改革，尤其是致力于一个起码的宪政框架的形成。否则，开放的压力越强大，改革的进取越弱化，那么洋资本和土权力的结合就越有可能和越可怕。拉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是前车之鉴，种种发展主义经济学，诸如中心—外围理论、依附发展论等等都是拉美形成的，但结果如何？除了买办就是腐败。
如果说中国的未来命运有不确定性，那就是一种深不可测的未知的政策走向，“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温铁军：越说越发人深省，大家欢呼WTO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其实是知识分子做了一个梦，一个什么梦？梦到外部压力大的时候，政府会进一步改革导致腐败的垄断体制。梦早晚要破掉，哪一根稻草是压垮骆驼的，现在还是未知的。
危机和改革的交错，开放和增长的“惊险一跃”
盛洪：危机和改革，这个题目出得非常好。危机是一个长期过程，我想大致有几块，一块在农村，这是第一点，去年其实有改革，如东南七省粮食价格放开，我觉得是个好事，比如去年农村人均收入有点回升，这也是好事。但是有外部的冲击因素，可能会出现问题，这外部冲击因素就是WTO。进入WTO，我们要遵守的农业条款是不利于中国农业的条款。
钟伟：既然谈到开放和农业的危机，那我们就来算算账，目前农业的产值是1.7万个亿，如果按中国入世后可以对农业提供约8.5%的补贴，那么政府向农业的净补贴应该是1500多个亿，那现在政府对农业的真正补贴是多少呢？我们来算一笔账，政府向农村的补贴是800个亿，但从农业流出来2400个亿，扣掉800个亿，剩下来还有1600个亿，这意味着政府给农村的补贴的现状正好是负的8.5%，平均算到每个农民头上就不少了，就是一百五六十块钱了。所以，与其说农业的危机在世贸的外部冲击，不如说问题更主要的是在我们自身。
盛洪：第二块是金融，不稳定性已经从银行波及到股市。股市支撑是靠银行资金，股市崩溃是要伤及到实质性经济的，实质经济被伤及之后，又反馈到金融体系，它们是相互反馈的。如果再加上外来冲击的因素，我们更不能踏步不前。
第三块是税收体系。在WTO条件下，中国企业在中国的国土上还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歧视！前年我发了一篇文章，写的是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在税负上的相差就相当于销售额的5%。这是什么概念呢？假如利润是30%，销售额为5%就是利润的15%。这是非常高的，很多企业的销售利润还达不到5%。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必须比外国企业更有效益。
党国英：我就“三农”说上几句吧。
首先，农村这个稳定要比城市稳定面临的问题要多，农民的组织程度太差，因此越容易发生问题，发生了问题之后不容易谈判解决。现在农民感受到乡村正逐渐形成了一种管制农民、压制农民的这么一种权力体系。怎么办？下面干部们都主张选举，把选举推到乡镇这一级就等于把农民组织起来了，真正的是解决了对话的问题。那些农民选举出来的基层官员，可能会起到上下纽带的作用，我到基层接触了一些真正民选的村长，真是坚韧不拔。农民恨的首先就是乡镇这一级，在这次税制改革之后他们真是负担不起乡镇了。
袁钢明：刚才各位说到中国经济始终有通货紧缩的阴影，世界经济也不好。其实美国这十年中好多次差点就要掉下去，可格林斯潘短期的操作非常成功，才能维持这个十年的高增长。
而我国的计委注重长期，总是说为了长期的技术进步，为了长期的国际竞争力，必须牺牲一点短期的。结果呢？这些年，长期也上不去，短期也不上去，而现在的危机就是低增长，全民收入的低增长，消费需求的低增长，眼前的危机实际上积累着长期的危机。
现在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大多数人却竟然认为货币政策是成功的，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安全性、稳定性。去年存款增长15%，贷款增长11%，存大于贷。整个金融体制的收缩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宏观政策下，经济不紧缩才怪呢！美国经济2000年下半年情况开始急转直下，但美联储和财政部都全力扩张，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了经济衰退的威胁。而日本和中国错得一模一样，自从出了泡沫膨胀之后，就重视清除不良坏账。结果，经济下滑越重，不良坏账也越来越重。
钟伟：要注意美国的情况和中国差异性非常大。美国人的国债是作为国际投资者的资产池来发展的，所有人都能自由地买卖国债，但美国股票市场的开放仍然是保守的。现在中国如果期望有一个好的货币扩张渠道，不要急切地希望放开股票市场，可以考虑把国债市场放开。例如，通过双边协议的方式，比如说中越、中泰、中俄、中蒙签订双边协议，承认各国货币和人民币双币流通的合法性，承认境外人民币通过合法渠道到中国的投资也算外资。人民币要是这么走出去的话，实际上是将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合二为一了，这可能是风险最小最稳的一条路子。
举例说，2001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大概是4500-4800亿，资本流入还没有数据，2000年是7000亿美元。7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可以把贸易逆差还掉，可以把美国国债的境外持有者的利息还掉，还有盈余。当初日本有贸易逆差的时候，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和日本打贸易仗，指望日本把顺差缩小，现在却不在乎，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对美国享有最大贸易顺差国已经是第八年了，但至今美中之间没有大规模的贸易战，就是因为美国感受到贸易逆差背后真实的、大量的实物资源的注入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保证了他的低物价。国际资本向美国的净流入非常重要。中国的大国开放经济模式几乎难以逆转了，那么人民币资产不做成国际化的资产池，金融开放的风险就会相当大。
美国也是使用资本效率最高的国家，举个例子说，如果不是美国吸收了世界上的净储蓄，就不可能出现网络经济，正是美国集中动用了全球2/3的净储蓄它才有可能出现技术和产业上的重大突破。我觉得中国就是要考虑中国的经济国际化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并逐渐走向国际化的问题。
石小敏：人民币国际化的实际进程有可能是港澳币、台币和人民币三者快走一步率先实现某种程度的“一体化”，到去年年底，香港、台湾、大陆的GDP加起来大约是1.7万亿美元。
温铁军：中国应该寄希望于区域化。但从国际环境看，现在，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日本，中国威胁论越来越占主流。不仅仅只是我们面临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好像越来越明显，国际政治上也有加压的可能。例如在去年11月初参加PECC（亚太经合理事会）香港年会上，美国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担忧入世后中国将从自己利益出发来撼动世贸原则，她认为中国入世不是中美贸易争议的结束，而是新的争议的开始。中国国内是否能够按加入WTO的承诺执行，她也认为问题会很多。当然，美国最耽忧的是中国会在亚太区域经济整合中发挥大国作用。
如何突破危局危机，实现历史在悄然间的转折？
石小敏：在国内经济改革方面有一些突破口：一是基层民主建设，如在某些有急迫需要的地方进行乡、镇一级的“自治”试点；二就是中央和各级地方在若干重要经济社会管理事务方面要有科学的明晰的法制化的职责划分，这样可以充分照顾到各地方的差异，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克服困难，分散风险。
秦晖：所谓危机，可能不光是经济问题，不管中国也好，东欧也好，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要解释这个现象，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东欧被西方骗了，搞休克疗法搞得太快，走得太激进了。那么中国好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就是中国保持了集权，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集权是不可持续的，但却可能暂时降低交易成本，这个说法更有说服力。
但是中国在转型期内，和前苏东的不同至少在于另外几点。第一，中国改革开放前搞的就不是计划经济，本质上不过是无计划的命令经济。苏东要摆脱高度精巧和僵化的计划经济代价高昂，但中国要摆脱命令经济是不需要付出效率损失的。第二，计划经济体制对人的束缚的同时给人提供保障，这是一种可悲的平衡。摆脱了计划束缚势必也要失去保障，这是苏东动荡不已的根源之一，而中国旧的命令体制对绝大部分人口来说基本上只有束缚，没有保障。所以，改革的阵痛和动荡要小得多。中国在这几年用专制集权的这一套铁腕手段来推行改革，的确比东欧要容易得多。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中国既没有市场平衡，也没有计划平衡，也就不存在平衡解体后出现的问题。
从集权的角度来看目前四伏的危机就清晰得多了，国有资本实际上是处于动态状态。一方面不断流失，另一方面又从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中得到补充，强权体制不断，这就保证了中国的国有资产始终在流失，却流失不完甚至还在增加的现象！所以，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过程是唯一可以讲经济民主的一个过程。因为国有资产是大家的，左派讲经济民主，是市场经济范围内说政府要干预资本家，说不让资本家有充分的决策权，这怎么能叫民主呢？但的确应该看到国有资产的处置是个公共事务，不形成一个政府和国民之间的委托代理机制，不把守夜人的监守自盗打掉，将来就是最大的隐患。
温铁军：现在农村已经到了群体性暴力事件无论规模和数量都增加的程度，2001年农村的群体治安事件已经高于城市。因此，近期应该尽力保证稳定，为了维持稳定，就得尽量保增长。只能在经济增长中来逐步解决问题。
钟伟：还是那句话，要比智慧，不要比勇气。这样谨慎的政策多了，建设性才能多于毁灭性。
温铁军：不错，就是这个结论。对于中国而言，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比智慧肯定是更重要的！
（原载《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