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党应对全球化的治理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5-0067-05
增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研究和借鉴国外政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本文试图对西欧执政社会党①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改革形成了哪些经验，以及如何对它们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提供几点意见。
一
19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力量相当活跃，欧洲社会党遇到了挑战，更遭苏东剧变，西方政治与舆论大幅度向右倾斜。随着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新技术革命导致各国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而新自由主义在解决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屡屡受挫，西方世界的政治生态又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创造了条件，试图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意愿应运而生。
新生代社会党领导层比较注意修正以往偏“左”的论调，也更加重视利用各种政治资源。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95年4月，英国工党通过修改党章第4条的决议，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转变为“关于社会、社会正义、民主、平等、伙伴关系的价值观”。用布莱尔的话说，“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却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它是以引导进步政治一个多世纪的价值观念——民主、自由、公正、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但它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因为它坚定地超越了那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旧左派，和那种把公共投资以及常常把‘社会’和集体事业当作邪恶而要予以消除的新右派”[1-1]。
此后，“第三条道路”似乎找到了一种既能适应全球化挑战，又能避免新自由主义弊端的路线与策略。但是，这么多年来社会党的执政实践表明，兑现承诺要比对承诺的设计艰难得多，一些改革举措并没有取得预料的成功。
应该承认，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左翼思潮，社会党国际也是当今规模最大的政党国际组织。而获得了执政机会的社会党，在限制资本，促进社会福利方面颇有建树，在反对战争、促进和平等国际事务中也有积极的表现。事实上，欧洲的阶级斗争从内容到形式今非昔比，通过议会民主，而不是暴力革命进行利益博弈已经是大家都接受的常识。“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这样一种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原则，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人在一切生活领域的平等的自由将能通过团结互助和社会组织而得到实现”[2]。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的）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Social Democracy; Sozialdemokratie/Soziale Demokratie)与民主社会主义往往难解难分，它们仍然是中下层人民利益的代表，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批评者，政治“光谱”仍然偏“红”，说它们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在情理之中。
1984年社会党国际主席首次访华，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瑞典首相、社民党主席卡尔松时说：“我们都是左翼。”[3]随即中共将原来适用于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四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扩大到各种类型的政党，当然也包括社会党。2003年10月，中共受邀参加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2004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会见了访华的社会党国际主席古特雷斯，标志着双方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近年来，我党与一些国家的社会党保持了密切交往，社会党方面也有意加强战略对话，就包括全球治理、执政治国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扩大合作领域。
社会主义必须切合于各国国情与实践，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开放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无论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要信奉马克思改造社会的理想，都可以看作社会主义运动的盟友，不应当互相攻击，更不应当势不两立。应当“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社会党的执政经验。
二
随着施罗德、布莱尔的下台，“第三条道路”与社会党在西欧已经风光不再，然而他们为应对全球化压力提出的一些治理思路值得关注。
（一）多元社会、社会认同与包容性
社会党试图寻找“超阶级”、“超越左与右”的表述（譬如“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鼓吹多元主义的治理观。多元主义承认差异和变化，尊重利益表达的多样性，并力图拓宽社会团结的范围。多元化社会是谋求广泛政治对话的前提，同时也意味着必须为协调和实现各种利益提供途径，创设并维护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
由于中间阶级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的主要力量，社会党逐渐丧失了传统的政治载体，他们同时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表。社会党“必须在尽管社会心态已部分地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仍旧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集团之间缔结能争得多数的联盟，并使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与这些联盟的利益与价值接轨。只有当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与社会心态和问题的存在状态相适应，并且能应付得了这一转变所引起的任务时，它才有在已经改变的条件下也继续成为有能力形成多数的、令人信服的左翼改良替代力量的现实机会”[4-1]。它们千方百计扩大政治基础，争取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的认可与支持。为了在多党政治环境中站稳脚跟，有所作为，社会党只能淡化本党的阶级性质，把自己“改装”成为具有全民性质、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党。
欧盟一体化的扩展和延伸，使得各国边界变得模糊了，民族认同也更具有开放性；另外，移民问题也是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多元化的一大表现，人口结构发生的变化，由民族、文化、宗教差别引起的摩擦甚至冲突带来了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建构一种超越任何愤懑的社会正义感，促进社会的包容性也就成了多元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吉登斯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inclusion)，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exclusion)，而这种反映多元社会的包容性具有丰富的含义，包括容纳不同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和价值诉求的多样性。“一个包容的社会必须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同时还必须为人们提供多样性的生活目标”[5-1]。
多元社会治理，必须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执政党不仅要代表本阶级，也要代表更多阶层的利益；不仅充当协调人，还应推出最能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共政策，以缓解利益多样化和社会多元化产生的矛盾。这也是社会党理解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民主实践。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多元社会并不限于欧洲，要实现不同利益主体，包括政党、企业家协会、工会、非政府组织和各种新社会运动的要求，就必须汇聚各种政治资源，促进它们的交往和联盟。当今社会分层越来越多，利益越来越分化，国家（政府）不可能大包大揽，“在出现了价值多元化与影响广泛的社会政治化的情况下，如何使共处得以实现。这个问题是所有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6]。
（二）风险社会、福利改革与积极性
在欧洲甚至出现了一个悖论：国家提供的福利越多，发生“道德公害”(moral hazard)的几率也越大，结果在加重国家福利负担的同时又孕育了新的风险。
社会党的福利改革，旨在消除“社会排斥”，将“事后”的福利救济转向“对可能性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possibilities)。这包括：一是推动“社会投资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这一概念适用于一个推行积极福利政策的社会”[5-2]。社会投资国家也被认为是“第三条道路”的一个标本，其最重要的特征是试图把福利的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成分结合起来，福利并不仅限于扶贫济困，而更应成为一种积极的、开发人力资源的投资。二是强调“无责任则无权利”(no rights without responsibilities)，“如果没有责任，权利和机会就成了自私和贪婪的动力”[1-2]。每个人都有责任去胜任工作来减少对福利的依赖。面对全球化的竞争，最大的风险就是知识和技能的匮乏，被动的“事后”保险或福利不可能抵消这种风险，必须通过社会投资，特别是投资教育和培训以增强劳动者的能力，这就从“消极福利”（失业福利）转向“积极福利”（工作福利）。三是引入市场机制，利用公共—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建立多元的福利结构。政府主要通过政策法规来调节社会分配，而不是直接进行再分配。
福利改革与风险管理有联动效应，这“不仅仅意味着减小风险或者保护人们免受风险影响；它还意味着利用风险的积极而富有活力的方面，并为风险承担(risk taking)提供必要的资源”[5-3]。为了降低风险危害，必须利用风险的积极方面，正如冒险精神充满了活力，风险也可以成为变革社会的动力。有风险，就有机会与创新，它们与安全、责任共同构成了“风险矩阵”(risk matrix)。积极的风险担当不但适用于企业家，也适用于劳动者，他们主动地创业和寻找工作，而不是消极地等待救济，在抗拒风险中获得满足，风险也就这样转变为福利。
“风险”作为政治动员的强劲符号，已经频繁见诸媒体和论坛。社会党提出要加强政府的适应性，针对可能出现的风险灵活应对，重新界定目标函数，使政府精力更多地专注于防患于未然，而不是充当消防队，疲于奔命地去补救。另一方面，风险总是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风险社会需要人们在意识、制度和政策方面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尽管许多风险问题无法在国家层面上解决，但不是说国家（政府）在风险治理中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政府的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它的风险治理能力，如果面对风险不知所措、进退失据，甚至试图掩盖真相，那无异于把自己送进更大的政治风险漩涡。
（三）市民社会、社群活力与参与性
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背景下，一种政府与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合作，通过协商、伙伴关系等方式进行的公共事务管理——“治理”(governance)活动受到格外重视。治理离不开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配合，“当个人与团体能够自由地组织起来、而这些组织又能够独立地发挥作用并调解公民与国家间的冲突时，公民社会就产生了”[7]。成熟的市民社会是走向未来的规范性社会组织，与之相伴的则是自下而上的社群活力(bottom-up community activism)的释放。以往政府习惯于与工会、企业家协会等利益集团打交道来贯彻政策，但现在许多新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环境保护组织、女权运动、社会责任运动等，它们往往具有全球性的规模，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社会党非常重视社群和市民社会理论，因为一个多元的社会，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或社群）之间必须保持某种平衡，否则，社会秩序、民主与社会正义就难以实现。市民社会的意义即在于社会力量拥有了一个自主的、可以为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划界的领域，以限制国家的随意干预和资本的为所欲为。另外，全社会都参与了风险的界定、讨论和决策，而公众参与的扩大和深入使治理方案也变得比较可行。事实上，欧洲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就是许多意见被公共政策吸收的过程。进而言之，无论多元社会治理还是风险社会治理，都可以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治理。公民的积极参与，是他们在政治上防止专制集权，经济上防止垄断压迫和实现自身权利的最有效途径。“要把政治决策的主权从民族国家机构转移到社会职能体系和生活世界，就要求社会政策的新形式，以使（社会）重新获得民主决定的权力”[4-2]。
市民社会治理，政府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职能范围。政府所起的作用既有限又重要。政府应当创造宏观经济的稳定环境，促进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遏制不平等并确保个人获得自我实现的机会；政府还要区别哪些领域应该由它进入，哪些领域应该由私人部门进入，哪些领域两者进行合作更加有利。全球化并不是削弱了政府，反而加强了政府，但这种加强并非扩大统治范围的“大政府”，政府的重要性在于影响力而不是规模，重要的是它做了什么、做得怎样，而不是它做了多少。这就突出了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效率和责任，突出了与社会公正联系在一起的“实效性”。
市民社会与国家在法律上相对独立，结构上相互补充，功能上相互依赖，彼此成为对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市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市场和政府的权力，督促民主政府的有效运行和市场体系的良性运转。治理是一个由政府与社会形成的权力网络及其互动过程，是为了使权力结构更符合现代民主的要求，更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随着市民社会不断壮大，执政党在执政意义上把非政府力量纳入治理体系，而不是仅仅将其看作选举联盟或权宜之计，共同构建实现治理目标的新机制。“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必须保留其管制职能，但应尽可能地转变到只是创造条件(facilitator)，为公民承担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提供资源”[8-1]。执政党不能依靠某种谱系来垄断政治生活，而必须进行一场目标是广泛参与的、灵活高效的公共管理体制，“使民主制更加民主化”。这包括向地方和具体部门的权力下放（如公共卫生体制），以及向超国家的民主权力转移（如欧盟统一宪法）。
三
由于种种原因，各国社会党的表现五花八门，但大方向还是一致的：首先是谋求执政，然后在转型中探索复兴的途径。这就既要审时度势，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又要有政策措施，以及比较灵活的治理方案。认真对待全球化的公平诉求，探索更具有包容性、积极性、参与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既是各国人民的意愿，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一是改革是否太迁就资本了？批评者认为，“第三条道路”抛弃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立场，只为资本服务了。全球化的资本流动性增强了其与劳工、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劳动者的地位日益弱化；而对劳动者的灵活性要求，不过是为了迎合资本的利益而实现较低的工资、较多的工作时间、只有买方的劳动力市场。对此，“第三条道路”理论家认为，以灵活的方式实现社会公正不可能不考虑企业的积极性。“左派必须欣然接受市场、企业在财富创造方面的作用以及私有资本对社会投资的重要性”[8-2]。面对全球化挑战，无论左还是右的政治力量，都越来越摆脱不了资本的强制，任何执政党不管政治主张如何，都不得不为增强本国竞争力而调整产业政策和福利政策。“关键仅仅在于提出一种现代的政策以使当时的本国迅速、彻底地适应已经改变的、不可回避的条件”[4-3]。道理很简单，经济上不去，它就要被赶下台。
二是改革能否使劳动者普遍受益？全球化挟裹的风险，“在不安全时代的经济体制中，其核心是工人的流动，工人在不停地转动中，总有被甩出去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被较廉价的外来劳动力所取代的危险”[9]。福利国家面临着国际竞争力和风险社会的双重挑战。“在工作岗位的竞争中，各国竞相降低自己的社会福利标准，使本国的生产成本与其他国家相比更加有利，以此来吸引目前能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生产基地之间作出抉择的、大家都抢着要的投资者”[4-4]。问题是，福利改革是否能为防范风险提供救生圈还不好说，各国的改革成效差异很大：英国2004年的失业率远低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水平，也低于欧盟15国和西方7国的平均失业率。1996年以来英国生活标准指数超过了法国、德国和日本。2005年工党以明显优势再次赢得大选，实现了历史性的三连任。但在德国改革却遇到很大阻力，2005年社民党不得不与基民盟组成大联合政府。
三是怎样使改革主张为公众所理解？在政党政治中，任何涉及较大范围的改革措施都会演变成政治行为，为了赢得选票，在竞选或施政纲领中开“空头支票”并不新鲜，特别是避免在敏感问题上触犯众怒，这也是改革患得患失的一个原因。公众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改革进程，尽管执政党想把改革作为其政绩目标或政治资本，但改革不能保证总是“帕累托改进”的，总是要触及某些既得利益。任何改革对执政党来说都是不浅的险滩。2004年，德国开始生效的改革计划迈出第一步，社民党的支持率就陡然下降到24%；在该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德国社民党损失惨重。党主席明特费林承认，这是因为民众对政府改革计划缺乏理解。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不仅关系到改革成败，还决定了执政党的去留，2005年夏，施罗德被迫举行提前大选，政权易手。
欧洲主流政党，其实都知道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但在改革方式和时机选择上却有太多的利益考虑。改革往往受制于许多因素，即使明确了目标，也还是会有利益为谁所得、成本由谁承担的争议；如何使国家和人民的总体利益最大化，使社会各方至少不太勉强地承担改革成本，对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以及实施改革的技巧是一个严峻考验。
如何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协调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建立适合国情的社会治理体系，也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应当非常关心的现实问题。全球化对于各国劳资关系都构成了强大挑战，带来了一系列非传统左和右政治所能解决的新问题，这也是“第三条道路”锋芒之所指。社会公正应在保障人们享有权利的同时成为个人发展的动力，“社会行政的目的不是要用社会或国家的行为代替个人的责任，而是要通过改善社会来促进公民个人自我完善的实现”[10]。所以，改革的实质就是调整国家、社会与个人的责任和权利关系，具体目标是减轻政府负担、激发企业活力和增强个人责任感，在国家、市场和个人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
［收稿日期］2008-07-15
注释：
①本文的社会党，泛指包括社会民主党、工党等信仰从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Sozialdemokratie)到“民主的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再到“社会的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Soziale Demokratie)的欧洲左翼政党，主要是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代表性的英国工党与德国社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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