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从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理性主义论文,认识论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各派思潮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都把人的非理性因素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把非理性因素（如“意志”、“生命”、“情感”、“欲望”、“存在”）当作世界的本体和人的本质，从而把非理性因素本体论化，并主张非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在这里，我们只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的唯意志主义者叔本华、生命哲学家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认识论和现象学家胡塞尔的直觉方法作些分析。以便探讨直觉主义认识论的特点和它的不足。
叔本华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认识论认为，要认识人的意志和生命冲动，只能靠非理性的直觉，因为人的意志和生命冲动是生生不息和变化不已的，而静止僵死的理性方法是不可能把握变动不居的意志和生命冲动的。只有在直觉中，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相互过渡、相互融合，最后达到主客两忘和主客合一的境界，主体才能把握和认识到真正的实在即意志和生命冲动。叔本华认为，所谓直觉是指一种外在于时间和空间，并超越经验和思维的认识。这种直觉认识就是让“全部精神力量赋予直觉，使自己完全沉浸在直觉中，并让自己的整个意识充满着对于当下的自然客体（不论它是一棵树、一座山、一幅风景、一座建筑物或任何其他东西）的静观”。柏格森也指出“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1〕。这两段话表达了他们对直觉的看法， 也显示出了直觉主义认识论的实质。
如果说叔本华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主要属于认识论范围，那么现象学家胡塞尔的直觉主义则主要属于方法论的范围。当然，方法论同认识论乃至同世界观是紧密相联的。胡塞尔正是通过直觉主义的还原方法来阐述他的认识论思想和建立现象学哲学体系的。
胡塞尔认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就是现象。胡塞尔所说的“现象”和康德所说的“现象”有相似之处，即现象就是呈现在人的意识中的一切东西。不同之处在于，康德把“现象”和“物自体”二元地对立起来，而胡塞尔则把现象和本质有机地统一起来，并认为现象就是本质，本质就是现象。那么，怎样才能达到现象呢？胡塞尔认为，要达到现象，要探索世界的根本，要找到哲学的出发点，首先就得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观点和中立的科学观点都统统地悬置起来，中止这些观点所作的判断，因为自然的观点不去探索世界的根本实在，而科学的观点则没有关涉到人的主观因素和主观作用。所以，这两种观点都不能把握和达到现象，要达到和把握现象，必须面向“事物本身”，面向“事物本身”也就是要回到现象本身，而要回到现象本身，就得进行本质的还原。所谓“本质的还原”是指呈现在意识中的现象不仅是一种外在感性的东西，而且也是内在本质的东西。本质既是观念的和先验的，又是在现象中的，现象本身就是本质。那么怎样才能进行本质的还原呢？胡塞尔认为，本质的还原不是一个演绎或归纳的逻辑过程或方法，而是一个直觉的过程或方法，胡塞尔称之为“本质的直觉”。这种“本质的直觉”就是直接地审视纯粹的现象，然后再把这纯粹的现象也即“事物本身”或本质描述出来，这样就感到和把握了现象。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具有如下特点：
主客交融。在直觉认识中，没有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甚至连主体和客体的区别也消失了。主体和客体达到了相互交融，合二为一的非理性境界，这样主体就直观到了客体，从而也就达到了对客体的认识。叔本华认为，要认识表象就必须把主体和客体区分开来，但要认识人的意志本身，则不能从主客相分出发，因为如果从主客相分出发，只能把人的意志看作是其他所有表象中的一个，这样无法把人的意志和其它表象区分开来，从而也无法认识和理解表象的后面的意志。要认识意志，必须超越主客相分的对立和差别，不把人的意志当作表象和对象，直接地就人本身来了解人，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人最根本的东西是情感和欲望，也就是意志。叔本华称这种主客交融的直觉为静观，柏格森则称之为“理智的交融”。
直接性。主客交融和直接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主客交融也就是主客体的直接合二为一和融为一体。这种主客交融和直接合二为一的直觉，是一种非抽象、非逻辑、非理性的过程，它具有一定的神秘性。胡塞尔认为，“本质的直觉”就是在审视自己的意识领域时，要排除掉那些感性具体的和偶然混杂的非纯粹现象，然后通过“自由联想的变换”，纯粹的现象即本质就会直接呈现在意识里，然后我们只要把这纯粹的现象描述出来，就表明已达到了对纯粹现象的认识和把握。
贬低理性，抬高非理性。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并不完全否定理性的作用，只是对理性的作用作了严格的限定，把理性限定在生活实践领域，不能达到真正的实在。叔本华认为，理性所及的世界只能是不真实的表象世界，它的作用主要是实践性的，也即是充当意志的工具，但它不能认识意志，要认识意志只能靠直觉。柏格森也认为，理性和科学只与实践密切相关，而与“生命冲动”无缘，因为理性是静止的和僵硬的，而“生命冲动”是运动的和绵延的，不变的理性不可能认识变化的“生命冲动”，要认识“生命冲动”只能靠理智的交融性的作用，但在他们的本体界即意志和“生命冲动”领域则完全排斥了理性的作用。从这方面说，叔本华和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直觉认识是反理性的。
从总体和本质上说，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是唯心主义的。因为这种认识论认为直觉认识的对象不是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是“意志”、“生命”和“现象”这些精神和意识性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非理性的直觉在认识中的作用，把直觉认识当作是认识的本质，并以此限制甚至否定或反对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这是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不可克服的缺陷。
但是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毕竟在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哲学体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从非理性的角度寻找认识论发展的新出路，这从客观上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到人类认识的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虽然把非理性绝对化和片面化了，但它寻求认识论发展的新途径是应该肯定的。另外，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还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我们揭示了认识中的主客同一性原则，这一原则说的是客体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就应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认识途径和方法去认识它，只有这样，主体才能完成对客体的认识。柏格森认为，由于“生命冲动”是一种质的流变过程，它没有量的特性和规定，从而“生命之流”是超空间的，它只存在于不断流变的时间之中。因此要认识“生命之流”只能靠直觉，因为直觉是一种超空间的时间绵延和流变的方法，它和“生命冲动”具有同质同构的性质，所以直觉方法能认识和把握不断流变的“生命冲动”。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对这些认识论原则的揭示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
可以这样说，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得到了延伸。后现代主义哲学产生于本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主要是以文化思潮的形式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对传统哲学的基础、确定、单一，而追求一种破碎性、不确定性、多元性、差异性和开放性的“流浪者”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文化观。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同整个后现代主义哲学一样，并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而只是以一种厚实的哲学认识观存在于整个文化思潮之中。
“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是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哲学的本质特征的形象概括。这种概括是中肯的。因此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本质特征也是“流浪汉”式的。
后现代主义认识论试图消解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二分和反映论的基本原则，试图解构传统认识论的确定的和终极的认识追求。罗蒂把传统认识论斥之为基础主义和视觉隐喻。在罗蒂看来，传统认识论总是以确定的基础作为认识的起点，认识就象镜子一样对这一基础的反映，基础就成为了认识的权威和标准。德里达则把传统认识论当作是认识论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从而加以消解和解构。在德里达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坚信确定性原则，认为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固定的，其意义也是确定不移的。
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在消解传统认识论的基础主义和确定主义之后，代之而起的则是一种约定的、任意的、不断增生和开放的认识论，他们反对认识中的权威主义和终极目标的追求，主张一种多元的、无权威、无定论、无目标的自由主义的认识论。
罗蒂称这种认识论为连贯主义。罗蒂认为，认识不是什么对基础和客体的反映，而是一种社会地被辩护了的知识和信念，这种知识和信念就是一种和社会规范和社会行为方式相符合的语言习惯。因此，在罗蒂看来，认识的这种连贯主义也就是一种整体主义认识论。而这种整体主义认识论只有在“文学”而不是“哲学”中才能实现。罗蒂进而把这种整体主义认识论当作是“拟文学事业的哲学样板”。
罗蒂的这种“拟文学哲学”的认识论是建立在自然主义语言观的基础之上的。罗蒂认为，任何外在于语言的东西都不能成为认识的基础，认识论的事业也就是语言的事业。但罗蒂所说的语言并不是能充当表达思想的物质外壳和反映的媒介，而是确定的客观实体，是“自我”和“世界”之中的第三世界的存在。罗蒂的自然主义语言观反对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科学实在论的因果指称论，主张日常语言基础上的意向指称论。克里普克的科学实在论的因果指称论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意义是社会历史地形成的，而不是言者的知识和信念。这就是说，固定的指称在一切可能的世界里都指示同一对象。罗蒂反对科学实在论的这种因果的历史指称论。他认为，日常概念可以指称你任意想指称的东西，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固定的意义，这种意义是流动的和任意的，它主要是言者的一种功能。
罗蒂根据他的日常语言的意向指称论，进而认为，语言的意义是潜在的和隐喻的，从而语义的产生实质上是语言隐喻的重描，这种语言的隐喻重描是功能性的和任意的，它不存在权威的和基础的重描，也不存在最终的语言和最终的描述。不仅如此，罗蒂还用这种隐喻重描来阐释社会和文化的进步。
德里达在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过程中，也试图消解言说语言的中心和权威地位，以书写语言取而代之。在德里达看来，书写语言和言说语言相比，它的所指意义要远远超过后者，因为书写语言的能指和意义所表征的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处于不断的流变过程之中。因此，指称和意义实质上就是在文本中所显现出来的痕迹，这痕迹存在于文本间性之中，它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好像在此处又好像在彼处。意义在文本中的这种痕迹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根时隐时现的流水线，它循着这根流水线的自由运动，而不断地增长着自己的内容。德里达称这个为分延，即是既区别又扩散地生长着，就像一棵成长着的树不断地分开和扩散着它的树枝一样。
罗蒂和德里达虽然主要论述的是语言哲学和解释学问题，但在他们的语言哲学和解释学中，贯彻和渗透着他们的认识论思想。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语言哲学和解释学中，看到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一般倾向和特点，这倾向和特点就是无基础、无目标、无标准的自由增生和自由扩散的认识论，也即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式的认识论。
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实质上是从非理性的特点，即非逻辑的自由流变和运动不已上，继承和延续了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从而把现代认识论推向了后现代的前沿。
但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对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也有不满意之处，这就是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把直觉看作是认识世界本体的唯一的和确定的方法，直觉虽然具有流变和自由的特点，但在外在条件和空间上又把直觉固定下来，把它当作认识世界本质的唯一方法和通向世界本体的唯一桥梁。另外，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在把变化不已的非理性因素如意志和生命冲动作为世界的本体和本质，并把它们和现象严格地区分开来时，也就把非理性当作世界的本体确定了下来，把它当作世界的基础和高于现象的东西，并把它当作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看来，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是不彻底的，它还承认有确定的认识方法和世界的确定本体，它所许诺的不确性和流变性实质上是被确定性的外围所禁固的，因此，后现代主义认识论是不满意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对直觉的方法和非理性的世界本体的承诺的，并努力消解这确定的认识方法和世界的本体。在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看来，不存在任何确定的世界本体和认识对象，不管这世界本体和认识对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也不存在任何确定的认识方法，不管是理性的方法还是非理性的方法。从而也就不存在任何终极的认识目的。总之，凡是确定的认识基础和对象、认识手段和方法、认识理想和目标，都应统统的消解和解构，认识就是无本无根、无牵无挂、无忧无虑的漫无边际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如果说，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是一种有其非理性因素作为基础的非理性主义认识论，那么，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则是消解了非理性因素这个认识基础的无任何确定性和基础性的流浪汉式的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认识论是在某些特征上而不是在非理性因素上延续或发展了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认识论的。
注释：
〔1〕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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