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发展及其解析——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的新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中美论文,机制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关系史历来被看作是一部大国兴衰的历史，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指出的：“在世界事务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相对实力不会保持不变，主要因为不同社会的技术增长及组织变革不同，导致这些变化对一个社会有利而对另一个则不利。”① 历史上，这种国家间相对实力的变化在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互动中完成并最终促成了国际体系转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最大改变就是国力高速增长，GDP排名在世界上的序次不断上升。这种情况导致美国及其一些盟国明显地倾向于从权力政治视角看待与中国的关系。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互动的结果，主要取决于权力的大小及分布。在一个存在霸权国的体系内，如果一个大国的实力与霸权国迅速接近，那么就可能与霸权国发生冲突。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的说法，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大国，并且会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机器和寻求地区霸权。由于美国不能接受这种结果，因此“大国政治的悲剧”即中美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② 中美两国间关系的发展时起时伏，持续发展却又摩擦不断，究其根由，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中国快速崛起后美国对其实力的担忧，加之双方缺乏战略层面的经常性交流和沟通机制，以致常常出现战略“误判”。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今天，大国间冲突和战争的成本已远远大于收益，因此，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与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如何双向互动，不仅是中美关系中的热门话题，也是当今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建立及其特征
中美战略对话从20世纪末开始，经历了一个由学界到官方的发展历程。由于中美两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盟友”，长期以来缺乏高层交往，因此双方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忧虑快速发展的中国利用其巨大的经济能量积极推行亚洲版“门罗主义”，而中国则担心现有国际体系的主导者美国为了维持其一超地位，在中国周边构筑包围圈，危及中国国家安全。在中美两国学界的积极推动下，中美双方于1999年开始了试探性接触。截至2004年8月，中美学者共举行了5届论坛形式的“中美战略对话”，该对话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美国太平洋论坛共同举办，轮流在复旦大学和美国夏威夷进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中美关系和地区安全问题举行了涉及战略层面的研讨。③ 随着新世纪中美关系的稳步发展，尤其是两国在经贸、反恐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日渐深化，构建一个官方层级的、涉及多领域的战略沟通和对话机制，并直接影响和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已成大势所趋。
2004年11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出席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间他会晤美国总统布什并首次提出：为了充实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应加强两国战略对话。④ 2005年3月，在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期间，双方确定将定期举行战略对话。⑤ 8月1日，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等双方代表近20人就外交和经济等共同关心的战略性问题进行磋商。⑥ 2006年9月20日，由美方提出、中方同意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启动，⑦ 同年12月14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作为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了此次对话。⑧ 至今，中美间共举行了5次战略对话，3次战略经济对话。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也将于2008年6月17－18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举行。⑨
综观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建立和发展的全过程，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特点。第一，战略对话层次递进，并向专业领域衍生。中美战略对话从学者论坛发展到官方对话，既表现了中美双方的慎重，同时也说明了两国对这一对话机制期望值的不断提高。特别是2006年12月14－15日举行的中美首轮战略经济对话，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这一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专题、11个分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双方并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共识。⑩ 从此，经济、能源、环保等议题从中美战略对话中分离出来，转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框架之下，而中美战略对话则更加专注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各自的定位也更加清晰和明确。
第二，对话形式由相对封闭走向适度开放。在前三次战略对话中，中美双方都表现得相当谨慎。对话前后，双方发布的对外新闻公告只提及对话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至于媒体关心的主要议题则是大而化之、模糊处理。及至第四、第五次战略对话，双方采取了对外公布主要议题的做法，在正式对话前后外界通过新闻公告、采访等已经得知，朝核、东北亚安全机制、防扩散与反恐、伊核、达尔富尔危机、巴基斯坦局势、台海、缅甸等都将是对话的重要内容。(1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举行前后都向外界公布会议主题、议题、达成的共识及取得的成果。这种由相对封闭走向适度开放的做法，不仅大大吸引了公众的视线，而且有利于媒体、学者、思想库等公共舆论的参与和评论，引发了更高的社会关注度。
第三，高层要人轮番出场，军方介入引人注目。在多次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格外引人注目，中方先后出席的人员有：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戴秉国、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而美方先后主持对话的有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伯恩斯和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双方对话人员均维持在副部级以上，并各自在本国的政界和外交界，特别是中美关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2008年1月17－18日在中国贵阳举行的第五次中美战略对话中，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丁进攻少将和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辛恩代表中美军方首次参加了战略对话。期间，双方就增进中美战略互信包括军事互信等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12) 中美军方人员的参与使战略对话更加名副其实，也标志着中美战略对话向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第四，对话议题不断扩展，涉及内容逐步丰富。在第一次战略对话中，双方涉及的多是双边关系议题，主要有台海、军事、能源、人权、反恐、贸易及中美元首2005年实现互访等。在第二次战略对话期间，双方探讨的议题开始具有一定的战略高度，两国就如何在现有的国际体系内进行合作，以建设更加安全、繁荣、尊重人权和法治的世界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与此同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对抗传染病等成为双方对话的议题之一。自第三次战略对话开始，国际和地区问题皆成为双方共同关心和讨论的重要内容，涉及朝核、伊核、达尔富尔、缅甸、APEC、联合国改革等问题。及至第五次战略对话，中美军方代表首次在战略对话的框架下就增强军事透明度问题交换了意见，军事安全问题被真正纳入中美战略对话的框架之中。(13)
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构建背景
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用“利益攸关方”来定位中美关系。(14) 2006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此进一步诠释：“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15) 前者强调两国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后者则更强调合作，而且是建设性的合作。这种合作，既有双边，又有多边，既有对现有合作关系的深化，又有对现存分歧的解决。两种表述各有不同，但其实质都认为双方关系需要良性互动，同时也深刻诠释了中美战略对话建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首先，国际体系转型为中美战略对话提供了时代背景。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国际体系开始转型，传统的以大国间对抗为主的国际关系暂时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相互依赖的日益加深，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交往联系的日益频繁紧密，传统的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已很难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
国际关系转型时期的美国仍然是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主导者，正如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斯蒂芬·瓦尔特所评价的：“冷战结束使美国处于空前的优势地位，美国的经济比仅次于它的竞争对手高出40％，并且它的防卫开支等于紧随其后的六个国家的总和，而这六个国家中的四个是美国的亲密盟友，所以美国的优势比上述数字所显示出来的还要大。美国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先进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16) 然而，美国在处理反恐、防止核扩散、全球环境问题、解决地区冲突等问题上也独木难撑，依然需要与其他国家携手合作。在众多新兴国家中，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迅速崛起不可小视。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2508亿美元（初步核算数），比上年增长11.4％，已连续五年增速达到或超过10％。(17)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日益上升。2002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3.9％，居世界第六位；2007年中国GDP居世界第四位，所占比重从2006年的5.5％提高到6.0％。(18) 在综合实力不断上升的同时，中国也越来越积极地融入国际事务，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在联合国事务、反恐防扩、处理地区危机等领域中美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
作为两个世界性大国，中美在促使国际体系和平转型方面负有较多的责任与义务。一方面，中美双方须努力探求不同于历史上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互动之道，以适应形势发展和国际社会的新需要；另一方面，中美双方在维护世界繁荣与安全以及反对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遏止跨国犯罪、建立能源安全机制和治理气候变暖等方面有共同利益。通过中美战略对话的举行，双方可以在诸如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阻止伊朗发展核武能力、结束达尔富尔危机、认识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进行磋商与协作。
其次，中美问题的复杂性、特殊性决定了对话机制建立的必要性。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模式、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处于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特殊地位。两国间不仅存在许多近期需要解决的功能性问题，如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双方监管透明度、市场开放、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产品安全、能源安全、环境保护等，而且还存在许多战略层面的问题。“美国政策同时要与北京睦谊，又要与北京认为对中国安全有潜在威胁的国家交好——这的确是美国的立场——华府与北京之间就必须定期、谨慎地对话。”(19) 例如，中国的强大是否会对国际体系产生强大的冲击？中国是否会和平地融入现存国际秩序而不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这些问题的解决既关系到两国的近期现实利益，又关系到两国的长远战略利益，亟需中美在长期的战略利益与近期的国家利益间建立起多向沟通机制及寻找双方利益平衡点。
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应该是迄今为止双方找到的最好沟通形式，它基本上可以满足中美交流多层面、经常性和机制化需要。通过战略对话，中美两国不仅可以推动诸如产品安全、人民币汇率、贸易不平衡等功能性问题的解决，而且可以加强对彼此战略意图的深入了解。在美国看来，现在的中国正处于战略转型的十字路口，通过战略对话，美国可以较准确地把握中国的未来走向，评估中国的实力和意愿，促使中国真正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20) 而在中国看来，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发展，解决所有问题的出路也在于发展，通过战略对话，中国可以充分阐释其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消除、至少是减少“中国威胁论”的蔓延，为自身发展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再次，“9·11事件”是推动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化的直接动力。自中美建交以来，天安门事件、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一直困扰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两国关系曾长期处于低位运行状态。“9·11事件”改变了美国政府对安全威胁来源的基本判断，也促使其调整了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在此之前，布什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然而2002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认定，国际恐怖主义以及“高技术与恐怖主义的结合”是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反恐和防扩散成为美国对外安全战略的中心目标和当务之急。为此，美国将加强同其他各大全球力量中心的联盟与合作，化解地区冲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21) 美国的对华政策核心调整为推动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美国希望中国在经济、政治迅速崛起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重新认识到中国及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要在世界范围内打击恐怖分子，中美之间的合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中国可以在全球反恐、推动朝核危机和平解决、地区冲突战后重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一系列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这同样也是维护中国自身安全的需要。中美间因此有了实现战略对话的共同愿望，建立战略对话机制的条件也日臻成熟。
中美战略对话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中美战略对话自举行以来，经历了由不成熟到逐渐完善的过程。在其总体框架的指引下，中美关系呈现出良性发展态势。尽管两国之间依然存在着各种问题和不信任，但是双方并没有因为猜疑而分道扬镳，进而搞军事对抗，而是努力尝试了解和理解对方，这是现在中美关系与过去美苏关系之间最实质性的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它基于华盛顿系统地增进对华协调和合作的基本意图，表明了美国政府对中国日益上升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积极影响值得肯定。
首先，中美战略对话搭建了中美双边进行战略协调的新平台。自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来，两国虽然相互依存日渐加深，共同利益稳步增长，但台海、人权、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仍如鲠在喉，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健康稳步发展，中美间需要就这些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中美战略对话举行之前，两国间业已存在商贸联委会、科技合作联委会等对话沟通机制。但是，由于中美长期以来缺乏战略互信，这些对话机制常常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而搁浅，没有发挥对话机制应有的功能。以1990年建立的中美人权磋商机制为例，根据协定每年应举行两次会议，但是在其建立的前12年里只举行了13次。1983年成立的中美商贸联委会，按协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但至2007年底一共才举行了18次。中美国防部副部长级的年度防务磋商机制始建于1997年，随后发生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该机制直到2002年12月才得以重启。(22) 相比之下，中美战略对话机制自2005年建立以来进展顺利，未曾间断，级别也得以维持，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机制化保障。两国通过这一新的平台，就彼此关切的问题直接坦诚地交换意见，加强信息沟通，解决现实矛盾，共同预防和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有助于推动双边关系的协调发展。
其次，拓展了中美间对话议题的深度和广度。在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建立之前，中美间定期交流机制所涉及的范围分布在人权、军事、经贸和国会事务、反恐合作、防治艾滋病合作、奥运安保合作、能源政策对话等领域。(23) 但是，这些对话机制多是一些功能性、专业性的平台，对话层级较低，影响力有限。而战略对话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较之以往都有较大突破。中美双方不仅讨论了诸如台海、人权、贸易不平衡、能源安全、环境保护等双边议题，而且涉及了地区和国际安全领域的诸多热点问题，更加关注两国在重大问题上的战略协调。可见，中美战略对话机制是对两国间原有对话机制的完善和补充，它立足于两国关系又超出了两国关系的范围，从国际安全的战略高度探讨问题、协调立场，大大拓展了中美间探讨问题的广度、深度和高度。
第三，提高了双方意见的交换频率，有利于推动中美间现实问题的解决。中美战略对话及战略经济对话都被定义为：在一个纵观全局的、高级别的、兼具综合性与战略性的平台上，致力于推动解决两国间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以实现共同目标、增进互信。(24) 随着中美战略对话及战略经济对话的深入进行，台海、人民币汇率、贸易不平衡、军事互信等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美关系发展的问题逐步得以缓解。在台海问题上，美国务卿赖斯公开宣称台湾当局推动的“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民投票是“一项挑衅政策”，美国政府反对这一举动。(25)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人民币兑美元已由2006年12月14日中美首轮战略经济对话开启时的7.8197∶1升至2008年6月5日的6.9394∶1(26)，白宫顶住压力拒绝将中国列为操纵汇率的国家。(27) 在经贸问题上，针对美国国会提出的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涉华经贸议案，2007年7月31日，财长保尔森、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和贸易代表施瓦布联名致信美国国会，指出国会的行动“所起的作用适得其反”，并明确表示反对上述立法行动。与此同时，当中美经贸关系中出现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之时，两国立即在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下就这一问题深入坦率地交换意见，各自加强整治行动，并在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签署了《中美关于食品、饲料安全合作协议》、《中美药品、医疗器械安全合作备忘录》，同时决定启动食品安全通报机制。在军事交往问题上，随着中美间战略对话的开展，两国间互信增强。与以往中美间军事交流的极端脆弱性不同的是，虽然2007年11月发生了小鹰号航母事件，但中美军事交往进程并未中止，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于当月如期访华并与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商定建立中美军事热线事宜。(28) 12月中美国防部副部长级防务磋商在华盛顿顺利举行，2008年1月中美军方还首次派代表参加中美战略对话。可见，在中美战略对话框架下，双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保证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
最后，有利于中美之间增信释疑。自中美战略对话开展以来，双方在战略层面的互信明显增强。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后时隔不久，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代表布什政府发表政策性演讲时就明确指出，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美中两国现在是“利益攸关方”。在2006年3月16日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欢迎，并称愿意与和平、繁荣的中国合作，解决共同的难题和关系到双方利益的问题。(29) 可见，在战略层面，美方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兴起，并愿意与中国成为“利益攸关方”而非“战略竞争对手”。另外，长期以来中美对话中鲜有涉及的拉美问题也成为中美战略对话内容的一部分。2006年4月12－15日，美国国务院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香农访华，并与中国外交部拉美司司长曾钢举行首次中美拉美事务对口磋商。(30)
应该看到，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建立虽然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它并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两国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的摩擦、互疑、对立或竞争。中美战略对话机制本身也处于不断发展、成熟过程中，双方围绕机制本身依然存在着一些分歧和需要正视的问题。一是双方在对话机制的名称上存在分歧。中方称之为“战略对话”，美方则坚持称之为“高层对话”。(31) 二是这一对话机制有可能受到来自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随着美国大选临近，未来新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也给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存在和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2008年3月6日表示，由于11月4日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夏天将在华盛顿召开的第四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很可能是布什政府任内的最后一次，拟定12月于北京举行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很可能不再举行。(32) 三是较之美国与其盟国如日本建立的部长级战略对话，中美战略对话的层级还有待提高。四是综观历次战略对话，美方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话语权，中国如何增加自身分量，对等地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亨利·基辛格博士曾经这样评价中国：“如果中国与美国都参与决定亚洲的前途，亚洲的稳定就可以实现。如果与中国发生冲突，那就会引起两国把亚洲其他国家组织起来对付对方，激励强烈的民族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和中国同样关注在亚洲保持平衡。两国都有理由反对由一个单独的国家统治亚洲。中国要美国帮助平衡它同强大邻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关系，至少在它发展到强大得足以靠自己的力量这样做之前。美国需要中国在这些问题上以及在台湾前途、核扩散和转让武器技术等问题上合作。这些问题至少在今后数十年中应该成为中美对话的关键部分。”(33) 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亚洲地区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加之全球化趋势和全球性问题的涌现，美国要想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就不得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和态度。“在千年结束的时候，对美国霸权的说法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美国拥有足够的力量，一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它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它又不够强大，无力解决诸如全球恐怖主义、核扩散等问题。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和尊敬。”(34) 而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的存在和作用都举足轻重。作为两个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大国，中美间的良性互动必然会给国际关系带来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首先，战略对话可以协调大国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立场，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随着中美战略对话的进行，双方逐渐涉及影响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并实质性地推动了一些热点问题的解决。以朝核问题的调停为例，由于朝核问题与中美两国密切相关，因此在第四次和第五次中美战略对话中都将其列为重要议题之一。通过交流与对话，中美在促进和维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立场，直接推动了朝核问题取得重大进展。在第六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第二阶段，有关各方就进一步落实朝鲜半岛无核化、有关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对朝鲜的经济和能源援助等达成共识，初步确定了朝核去功能化、核申报等具体事宜。(35)
其次，战略对话广泛涉及全人类安全的重大问题，有利于推动全球问题领域方面的国际合作。第一次中美战略对话，能源安全被列入双方讨论的议题之中；第二次战略对话，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两国探讨的问题之一；第四次战略对话，气候变化问题受到两国共同关注。所有这些皆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其解决必须依赖于国际社会的合作，其中也包括来自中美两国的努力。再比如，美中两国分别是世界石油消费的第一和第二大国，两国在能源、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进行对话沟通，在高效环保地使用能源以及发展清洁能源问题上进行合作，将有利于缓解全球在能源安全、环境气候等问题上的紧张情势。随着战略对话的开展，美国不仅不再一味指责中国，而且鼓励中国采取完全符合国际规范的负责任的能源政策和策略，还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国接触，在美中石油和天然气论坛和亚太地区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中进行合作。(36)
第三，战略对话丰富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政治解决方式，创建了新安全观指导下国家间交往的新模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现代国际法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指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侵略战争，不得以与国际法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侵犯或者破坏另一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以战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一旦出现国际矛盾和纠纷，应避免武力冲突，首先考虑政治解决。中国主动提出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希望建立一种稳定和长效的机制处理两国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体现了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尊重，而且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中国的新安全观。中美战略对话是中国学者和政府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创造性提出的解决中美间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争端的高层战略对话工作机制，它的不断深化和稳定发展为解决两国矛盾提供了必要条件和机制保障。其实践表明，只要坚持用务实理性的态度处理国家间关系，客观地对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予以理解，非盟国之间也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心平气和地坐在谈判桌前进行战略对话，并寻求问题的最佳解决途径。
最后，中美战略对话机制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的处理提供了新的分析案例。历史上，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互动多伴随着战争。例如，16世纪的英国与西班牙、17世纪的英国与荷兰、19世纪的德国与英法、20世纪的日本与美国，几乎无一能规避这一历史宿命。有美国学指出，“作为现存国际体系主导者，美国的国家利益又是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就难以避免，甚至认为，中国崛起必将威胁美国，崛起的中国与仍然还处于霸权地位但正在走向衰落的美国必然爆发冲突。这是守成霸权国家与新兴霸权国家之间无法避免的最后摊牌。也就是说，两个‘巨人’之间必然要爆发冲突”。(37) 历史迈入了21世纪，国际体系正处于转型期，如何处理好两国关系，是双方都需要面对的全新课题。“中国完全不同于美国以前遇到的任何一个被视为对手的强国。其原因是，在双边层面，由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转型过程还远没有结束，因此美国对其发展方向无法做出长期的预测；由于中国既愿意与美国进行战略合作，又不回避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因此美国对其敌友身份无法自信地做出确认；由于对中国既怀着期待又抱有疑虑，因此美国在双边交往中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而是顾虑重重，瞻前顾后；由于双方利益的交叉与融合日益密切和广泛，因此美国在很多事务上投鼠忌器，难捏分寸。”(38) 鉴此，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它既可以满足美国的需要，使其能通过战略对话较准确地预测中国的走向，减少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损失，促使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又可以满足中国的需要，通过这一机制消除或减轻“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宣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和战略意图。中美两国在彼此的交流与互动中演绎着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新型互动模式，从而为丰富国际社会这一国际关系的经典命题作出新的贡献。
注释：
①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p.xv-xvi.
②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43－544页。
③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第五届‘中美战略对话’国际学术会议”，http://www.cas.fudan.edu.cn/show.php? articleid=234.
④ 吴绮敏、张卫中：“胡锦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布什”，《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1日，第1版。
⑤ 张勇：“李肇星与赖斯会谈”，《人民日报》，2005年3月22日，第1版。
⑥ 吴迎春：“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05年8月2日，第4版。
⑦ “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2006年9月20日”，《人民日报》，2006年9月21日，第4版。
⑧ 熊争艳、林立平、郝亚琳：“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幕”，《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2月15日，第1版。
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2008年6月5日宣布：“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举行”，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444251.htm.
⑩ 杨讴：“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人民日报》，2006年12月16日，第1版。
(11) 牛新春：“中美战略对话机制越来越开放”，《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6月25日，第55页；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第五轮中美高层对话结束”，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 011808conclusion.html.
(12) 王晓明：“中国军方首次参加中美贵阳举行的第五次战略对话”，《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18日。
(13) 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第五轮美中高层对话结束”，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011808 conclusion.html.
(14) Robert B.Zoellick,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New York City,September 21,2005,http://www.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15) 王恬：“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是建设性合作者”，《人民日报》，2006年4月23日，第3版。
(16) Richard K.Betts and Thomas J.Christensen,“China:Getting the Questions Right,” 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2000/2001,p.17.
(1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08,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8/01/pdf/text.pdf.
(1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April 2008,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8/01/pdf/text.pdf.
(19) 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801页。
(20) 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September 21,2005,http://www.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21) 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pdf.
(22) 傅梦孜：“战略对话与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8期，第59页；杜海涛：“第十八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07年12月11日。
(23) 傅梦孜：“战略对话与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8期，第53页。
(24)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M.Paulson,Jr.）2007年12月5日在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就“保持美中经济关系的发展势头”发表讲话时作上述阐释；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就美中经济关系发表讲话”，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120707 media.html.
(25) Press Conference by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ice,Washington,DC.December 21,2007,http:// 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7/12/97945.htm.
(26) 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图表”，http://www.pbc.gov.cn/huobizhengce/huobizhengcegongju/huilvzhengce/renminbihuilvjiaoyishoupanjia.asp.
(27) Kerry Dumbaugh,“China－U.S.Relations:Current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Policy,Updated March 17,2008,”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or Congress,p.9.
(28) 王新俊：“中美军事热线意味着什么”，《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11月7日，第4版。
(29) 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2006/nss2006.pdf.
(30) “举行首次中美拉美事务对口磋商”，《人民日报》，2006年4月15日，第7版。
(31) Kerry Dumbaugh,“China－U.S.Relations:Current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Policy,Updated March 17,2008,”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or Congress,p.5.
(32) 刘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面临交接期”，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3－11/1188227.shtml.
(33) 基辛格1995年7月13日在访华之后向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汇报，并在参议院外委会作证时所作的对中国的评价。
(34) Sebastian Mallaby,“A Mockery in the Eyes of World,”Washington Post,January 31,1999.
(35) “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共同文件”，《人民日报》，2007年10月4日，第2版。
(36)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亨利·M.·保尔森部长——迎接挑战：能源与环境的合作伙伴关系”，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040308e.html.
(37) Zbignew Brezinsiki and John J.Mearsheimer,“Clash of the Titans,” Foreign Affairs,Vol.146,January/February,2005,pp.46－50.
(38) 杜平：“中国成为美国百年外交新课题”，新加坡《联合早报》，2005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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