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反腐小说粗鄙化倾向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粗鄙论文,长篇论文,透视论文,倾向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3)05-0055-05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小说在基本完成了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后，再一次表现出对“中心”的浓厚兴趣，反腐小说就是在这股“重返中心”热中渐成气候的。因这些小说直接介入受众关心的热门话题和政治事务，当然会吸引受众的目光，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但当我们拨开笼罩这些反腐小说头上的光环后，就会不无遗憾地发现，不管是思想还是艺术，这些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粗鄙化倾向。
一、错位的隐喻与表象化生活
现阶段，从题材上看，最有影响的反腐小说主要涉及三个领域：反黑、官场和经济。反黑类小说代表作是张成功的《黑洞》、《黑冰》、《黑雾》等反黑系列小说、刘平的《走私档案》、《廉署档案》、《内部档案》等“海关”系列小说、张平的《十面埋伏》与老那的《生死海关》、张宏森的《大法官》等：经济类的代表作为张平的《抉择》、李肇正《无言的结局》、李治邦的《无处可退》与谈歌的《城市守望》等；官场类小说的代表作是周梅森的《中国制造》、《绝对权力》、王跃文的《国画》、方伟的《省长的家门》。虽然它们各自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有所侧重，但三类小说也是异中有同，它们都同样关注愈益严重的社会腐败现象，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也多有重复和交叉。
这些小说虽然出自不同作家之手，但在小说中大都有一个具有深刻隐喻内涵的介质，像《黑洞》中的龙腾集团、刘平的海关三部曲中的万利集团、《十面埋伏》中的古城监狱、《抉择》中的中阳纺织集团和官场类小说中的特定的“官场”。这些介质既是官场的“黑洞”、亲情的“黑洞”，也是欲望的“黑洞”和人性的“黑洞”，更是社会文明的“黑洞”。围绕这些介质，小说塑造了一系列非常暧昧的人物——聂明宇、张峰、陆伯龄(《黑洞》)，郭小朋(《黑冰》)，丁吾法、严宏星、谈惠山(海关三部曲)，王国炎、安永红、张文革、宋吉生、龚跃进(《十面埋伏》)郭中姚(《抉择》)，马光明(《无言的结局》)，周阳(《省长的家门》)、朱怀镜(《国画》)等。他们无一例外以介质为背景，或者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疯狂敛财，向政治权力渗透，如聂明宇、丁吾法、郭中姚等；或者直接“参政”，利用手中的权力掠取财富，并利用手中的畸形财富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扫平障碍，如朱怀镜等；或寻找政治代理人，千方百计为自己的欲望寻求世俗的庇护伞，如王国炎等。财富与权力、“黑道”与“白道”盘根交错的扭结状态使人性的阴暗和无限膨胀的欲望借着改革的名义取得合法化外衣。这种虚假的合法化成为聂明宇、郭小朋、丁吾法们危害社会的通行证。在聂明宇等人物身上，小说基本上表现出了“黑洞”的隐喻内涵。龙腾集团等介质与上上下下错综复杂的联系，使“黑洞”的几重隐喻关系相互渗透和交叉，形成了一个无底的“黑洞”。知识分子出身的海关缉私处长贺清明和老共产党员、常务副市长聂大海(《黑洞》)、海关关长严宏星、高干谈惠山(海关系列小说)、“我”(《生死海关》)、省人大主任仇一干、监狱总局局长高元龙、地委副书记贺正雄、政法委书记宋吉生(《十面埋伏》)等便是被这个“黑洞”无情地吞噬，并最终沦为阶下囚的。
应该承认，反腐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把转型期社会的复杂性通过介质和典型性的人物表现了出来。反腐小说所着力反映的社会现实也确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新旧体制的纠缠、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的社会转型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矛盾远远地超出了新旧体制这个矛盾范畴，矛盾的多重性与多样性为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可能性。聂明宇、王国炎、丁吾法等人的出现，说明滋生腐败的可能性已经或正在变为现实。能够揭示这种腐败的社会现实，比起那些游离于现实，嗜好“躯体写作”或“下半身”写作的作家，的确体现了这批关注社会政治小说家的艺术勇气，理所当然值得称道。问题是，小说家以什么样的心态或者立场来面对“黑洞”。洞穿“黑洞”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审视“黑洞”、打碎“黑洞”，让黑暗势力在社会上无处存身。遗憾的是《黑洞》在裸露“黑洞”的同时，并没有撕碎“黑洞”。相反，他们在“黑洞”面前表现出可怕的暧昧态度。
不可否认，这批小说所塑造的众多反面人物形象还是非常丰满的，如果抛开特定的社会语境，小说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也算成功，这些人物身上确实也映射出转型期社会的复杂性，因此他们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史料意义。但这种成功却是以丧失批判为代价的。批判的缺席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小说家对这些所谓的反面人物在深层次透露出一定的把玩甚至欣赏的意向。《黑冰》中的郭小朋、《黑洞》中的聂明宇、《内部档案》等三部小说中的丁吾法等人物都精明强干，并且极具人情味，像郭小朋对母亲的之间的母子情深、聂明宇与妹妹之间的兄妹之情、与刘振汉之间的兄弟感情、丁吾法与女人之间的情感。当然，并不是说不能赋予这些人物以一定的正面人性因素。问题是，小说家在一定意义上把这种人性内涵作为他们“精明强干”的补充和说明，这样，很容易给人造成一定的错觉，那就是这些人物在小说中呼风唤雨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能量主宰这个社会，他们是当代社会的弄潮儿。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在这些反腐小说中，正义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只是邪恶力量的映衬。这些小说提供给读者的反腐英雄大都具有概念化、脸谱化痕迹。总体上看，他们在小说中是少数派，而且幼稚、不成熟，在邪恶势力面前处处碰壁，甚至头破血流。比如刘振汉(《黑洞》)、罗维民(《十面埋伏》)、崔才焕(《最后一个工厂》)、唐浩(《无言的结局》)等这些“时代英雄”的性格基本上可以用悲壮来界定。由于作家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腐败上，并试图通过鲜活的腐败形象来裸露这种腐败，于是便无暇顾及英雄形象的塑造，所以小说中的反腐英雄就无法丰满、真实地矗立在读者面前。反腐英雄们在小说中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腐败势力，也就是说，在腐败势力需要与反腐英雄交锋时，他们才很被动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他们形象的不完整性、零散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们在小说中势单力薄，凭着一己的热情来对抗社会的黑暗，他们是孤独的勇士在无底的“黑洞”中形单影只，作着无谓的抗争。虽然，最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成功了，但也主要是因为外部力量的介入，而不是在反腐的正常语境中水到渠成地走向胜利。从他们身上，我们固然可以看出社会前进的曙光，但这种光明因为缺少反腐语境的滋润和保养而过于微弱和遥远，显得虚假而失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小说家对我们这个时代充满着严重的误读。他们把少数的腐败力量过分渲染，有意无意中把正义与邪恶势力在社会中的位置颠倒了过来。虽然社会政治小说结局大都是以腐败势力的终结告终，但正义在邪恶面前苍白无力的尴尬局面彻底暴露了小说家价值立场的游离。很大程度上，小说中正义的胜利只是小说家出于某种目的而强行为小说安排的光明的尾巴。
当然反腐小说也并非全是平庸之作，像李佩甫的《羊的门》，莫言的《酒国》等就把腐败置于现实、历史、文化与人性的多重维度中进行考察，其批判的深度与广度令人叹为观止。
二、模式化情节及其三段式冲突
在小说的情节安排上，反腐小说存在着严重的模式化倾向。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小说中的三段式冲突。
A正与邪力量的失衡：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正与邪力量的严重失衡是反腐小说情节模式化的明显标志之一。《十面埋伏》中，王国炎虽然身在监狱，但他用抢劫得来的钱财，“从省城一直铺到古城监狱”，从而使才大气粗如安永红、薛刚山、龚跃进、张卫革辈(这些人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犯罪集团)，权重一时如省人大副主任仇一干、监狱总局的高云龙、地委副书记贺正雄、政法委书记宋吉生等成为他手中灵活运用的一枚枚棋子。黑社会势力全面渗入国家肌体，国家政权中的一部分人也正在腐烂变质。他们狼狈为奸、相互利用，利用各种手段，欺压百姓、鱼肉人民、打击正义势力、破坏人民政权，手段之毒辣、气焰之嚣张均令人发指。相对于甚嚣尘上的邪恶势力，以罗为民为代表的反黑斗士的力量要弱得多。罗维民只是个普通的监狱侦察员，无权无财。在王国炎编织的“黑洞”中，左冲右突。但在小说的绝大部分章节，他根本不是王国炎的对手。他对王国炎集团的调查，也只能是迂回战式的旁敲侧击，稍有不慎就会失去调查权，乃至失去生命。在小说《黑洞》中，以龙腾集团董事长聂明宇为核心的腐败势力也非常强大。龙腾集团身价数亿，是市里的支柱企业。龙腾集团的一举一动甚至会牵动全市经济发展的脉搏，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聂明宇是常务副市长聂大海之子而具有的政治地位(政府官员黄盛、陆伯岭基本上是受制于聂明宇的)，聂明宇集团的实力可见一斑。阴险狡诈、凶横残忍的聂明宇、张峰之流在物质财富与政治权利之间的游走显得游刃有余。以刑警队长刘振汉、副队长王明和三个警校实习生为代表的反黑斗士与聂明宇集团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聂明宇手中有政治权利和物质财富的双重庇护伞，而刘振汉却只有一腔不敢外露的豪情。从小说的前半部分来看，刘振汉要想撼动甚至瓦解聂明宇集团，比撼动一座山还要难。《黑冰》与“海关三部曲”中的反黑斗士同郭小朋、丁吾法集团的实力对比也不能呈正比。《抉择》中的反腐势力在小说开头确实比其它小说强大，因为李高成毕竟是一市之长。可中阳纺织集团董事长郭中姚的靠山却是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由于严阵等省委高级领导的干预使得李高成的反腐力量与郭中姚的腐败势力也处于不平衡状态。
B弱者的顽强斗争：处于被动一方的反腐力量不管理解不理解自身与腐败势力的失衡状态，都会无一例外地采取行动，以便扭转被动局面。细细考究，你就会发现反腐小说中的弱者抗争模式竟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他们一般都是出身卑微(即使有一定的权力，但往往被更大的权力压抑和制约)，身陷亲情、友情、爱情或利益的漩涡中；从腐败势力的外围入手，以点及面，在曲折斗争或牺牲中慢慢接近腐败势力心脏。省委副秘书长高长河(《中国制造》)前往平阳任市长，途中即被扣押；后来几经周折，逃离“虎口”。他一到平阳，即被卷入矛盾和阴谋的中心。平阳轧钢厂这个平阳市最大的投资项目，却变成了动摇平阳改革成果、吞噬国家资产的最大“黑洞”。即使位居市长，高长河也不能随心所愿，轻易扭转平阳轧钢厂的混乱局面。下级的阴奉阳违、溜须拍马，同级的笑里藏刀，老书记姜超林的心理失衡、省委副书记马万里的制约，构成了高长河前进的重重阻力。高长河只能在自己有限的空间里，亲自赴平阳轧钢厂调查、去车间走访、到乡间蹲点，从外围收集素材、发现线索，一步一步把利箭射向腐败分子的心脏。高长河尚且如此，小说中的热血青年田立业、反腐斗士孙亚东的反腐空间就更为狭窄，几乎是步步维艰，寸步难行。他们的反腐策略基本是沿袭高长河的思路，从发现问题到旁敲侧击再逐步渗入的。《抉择》中的李高成的反腐思路和策略也与“高长河模式”不谋而合。而罗维民、刘振汉等人由于地位卑微，又缺少权力的强力支持，他们的反腐策略要更为隐蔽，也更为困难。他们稍有不慎，不但不能反腐，而且还会失去工作和起码的生存条件，乃至生命。罗维民因为发现了监狱的反常动态，不听领导的“关心”和劝告，不为巨大的财富诱惑所动，宁愿过着拥挤、贫困的生活，也要将“反腐”进行到底，结果不但被停了职，家庭的安全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刘振汉出身贫寒，受到聂大海的恩惠和提拔才得到今天的位置，而且聂家与刘家亲如一家，聂大海与刘振汉父子相称，聂明宇、聂蕾蕾与刘振汉更是亲如兄弟兄妹，而且刘振汉和聂明宇曾经是亲密战友，聂明宇为了挽救刘振汉，被子弹击中，终身失去性功能。这些解不开的“情结”使刘振汉的反腐之旅步履蹒跚。但不管是物质的诱惑还是生命的威胁最终都没有阻挡刘振汉、罗维民们的反腐步伐。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特有的手段对古城监狱和龙腾集团进行迂回“包抄”，最终掌握了大量的证据，为制裁腐败创造了可能性。
C大团圆的结局：“弱者”的抗挣只是为扭转正义与邪恶力量的失衡状态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从反腐小说所提供的整体语境来看是非常脆弱的，转化的空间也非常有限。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语境基本上是一种人为渲染的虚假语境。从纯艺术的角度和小说的情节发展的因果链来考察，反腐小说中的这种触目惊心的失衡状态转化的可能性绝大数都无法实现。但是这种失衡状态不转化，非但官方无法承认这种小说的合法性地位，即便是普通读者也无法接受这种小说所提供的所谓“现实”。没有合法性、没有市场的小说，作家也无法接受。于是，一类意味深长的人物形象出现了，那就是能够制约腐败势力，权威高于腐败势力和反腐人士的高官、清官。这类关键性的人物的强力干预，终于使矛盾的转化向着有利于反腐一方发展。
相信很多读者和观众都不会忘记小说《抉择》和同名电视剧《抉择》的最后部分下岗工人夏玉莲，她身患绝症、瘦骨嶙峋，在刺骨的寒风中站在“商业中心楼顶最边缘”控诉腐败分子、倾诉对中阳的深情、呼唤市长李高成和省委书记万永年的场面或场景。由于工作人员和李高成的努力，万永年的声音“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同时通过中纺的高音喇叭和现场的扩音器，清晰而又高亢地传了出来，……。”万永年向夏玉莲和在场的以及全市乃至全省的群众传达出省委大力惩治腐败的信息和中纺集团的腐败势力已经或必将受到严惩的信号。最后，小说在这种悲壮、欢快交错融合的气氛中结束。李高成的努力、李高成的委屈、夏玉莲的眼泪都得到了回报。令人深思的是，李高成等为之努力的长期反腐行动并不比万永年的一番讲话更有力度。李高成们的胜利靠小说赖以建构的艺术逻辑是无法实现的，而只能借助于万永年这个高官、清官才得以实现。在《十面埋伏》中，罗维民、市公安局长史元杰、副局长魏德华、地区公安局长何波和众多公安干警与王国炎为中心的犯罪和腐败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不能真正把王国炎之流绳之以法。可是当省委书记肖振邦介入案件，反黑反腐的力度便发生了质的变化，结果也不言而明。在《黑洞》中，反腐斗士刘振汉因反腐而蒙冤入狱，可见刘振汉为代表的反腐力量的薄弱。实际上，按照小说的情节结构逻辑和人物的性格逻辑，他的失败和入狱虽然不合目的，但的确合逻辑。不过，小说为了营造大团圆的结局，在结尾把远在北京从未与读者谋面的天都市委书记钱涛和正义化身的大律师汪公搬了出来，他们一出现，正反两方的实力对比立刻发生了逆转，聂明宇集团垮台，刘振汉新生。虽然像《城市守望》、《无言的结局》等小说中的结局与《黑洞》等略微有些出入，但青年厂长经理们最终无一例外地得到清官高官的支持，取得了改革和反腐的胜利。
小说以悲剧或喜剧收场本身并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只是这种结尾是否按照整个小说的艺术逻辑合理延伸的自然结局却值得我们思考。如果整个小说提供给我们的是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的氛围，我们为了某种非艺术的目的而强行改变小说的艺术逻辑，这不但不能深化小说的思想力量，相反它却正好暴露出小说思想的苍白和批判的缺席的尴尬。事实上，王国维和胡适等早在上世纪之初就对大团圆的结局提出了质疑，胡适甚至认为大团圆的结局是“说谎主义”。这种说法虽然有失偏颇，但它确实道出了大团圆结局的逻辑思维，那就是哲学上非此即彼的排中律。令我们失望的是，反腐小说不但不能避免这种非此即彼的排中律，而且它们对这种非此即彼的排中律的运用也缺乏真实性而显得过于生硬、造作。
三、“中心”与消费文化的合谋
先锋小说的叙事迷宫和新潮小说的观念游戏，给小说带来新的基因的同时，也加速了小说的边缘化进程。当然，小说边缘化是与文化的多元化同时进行的，它们是受到众多历史与现实语境共同影响的结果。后来，躯体写作、尤其是所谓的“下半身”写作使小说向思想的死胡同越陷越深，小说在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在小说即将告别现实、与思想说BAY—BAY、读者背叛小说的时候，1990年代中后期的这场略显悲壮的小说“中心化”运动的意义便实在无法令人质疑。然而，媚俗化使这场“小说革命”的意义大打折扣。
(一)重返“中心”的误区：所谓“中心化”在我看来应该包括两个相互依存的向度：小说反映的内容是关涉政治经济和人类情感等重大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特殊，占据相对中心的位置，作为其反映的小说也就具备相对意义上的“中心意味”；另一方面，小说在整个文化产业中居于中心位置。一般来说，小说对重大题材的关注很容易使小说在整个社会精神生活中占据一定的中心位置，比如像1980年代前的中国现当代小说。但两者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有时候，即使小说反映的是重大题材，也不必然就会使小说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更加显眼，有时即使小说反映的是不关国计民生的个人咏叹也会主导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潮流。
小说的中心化在给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带来无尚光荣的同时，也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各种意识形态或利益集团的工具。这种意识形态性的急功近利曾经无情地蚕食了小说的艺术品格。1980年代以后，以寻根小说、文化小说为先导，小说领域发起了一场小“寻找自我”的艺术革命。1980年代中后期，中心作为宏大叙事、德里达意义上的罗格斯中心、全视角的主要对应物被小说家无情地解构。这种解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破坏性的颠覆，并不伴随着明确的建构意图。最终小说或在形式的迷宫中左冲右突，或在虚无的意义沼泽中不能自拔，或在欲望的陷阱中顾影自怜。小说对意义追寻的终结和人文精神的排斥，使小说失去了当下意义，成为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可有可无的点缀、花瓶式的小摆设，小说的边缘化固然是文化多元化的结果，但小说自身也难逃其咎。后来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新体验小说一方面保持对“中心”的警觉，一方面力图超越小说精神的虚无状态，力争把当代性生活场景以零距离的形式还原。这些小说避开了宏大叙事，但同时拉近了小说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当下性使这些小说赢得了大批读者，小说的中心化意识开始以零距离的方式有限地复苏。以谈歌、何申、关仁山、刘醒龙为代表的中青年作家发起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运动使中心意识的复苏从萌芽状态浮出水面。这个过程不仅体现为反映生活面的广度和当下意识的强化，还表现为对社会矛盾或腐败的空前关注，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转型期社会的复杂性上。腐败是这些小说表现“复杂性”的主要载体，为了发展经济而对腐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使这些小说的批判流于生活的表面，因此有人据此认为这些小说为了发展经济而放弃道德的坚守是有一定道理的。反腐小说直接以反腐为手段介入当下，因此它的中心化意识非常强烈。可见，1990年年代中期兴起的中心化运动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但是，我们同样可以从这个过程中看出，这个中心化过程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观念误区。它把腐败作为介入中心的唯一视角。腐败的广度和深度是伴随着中心化过程而逐步深入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中的腐败还是源于发展经济的无奈，反腐小说中的腐败则是地地道道的为欲望而腐败、为腐败而腐败的畸形社会现象。单一的审视社会生活的视角使小说所反映的当下性流于主观和片面，把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多维度的精神空间强行纳入到腐败的单一层面上，从而使小说所承载的精神信息与时代主流信息擦肩而过，也阉割了中心化的精神意义和时代内涵，使中心化的结果成了令人尴尬的“伪中心”，本质上说，它还是一种“边缘”。这个意义上的边缘借着中心的幌子，比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边缘化对小说艺术和精神空间的危害更大。
(二)与消费文化的合谋。虽然反腐小说加速了小说的“边缘化”，可客观上它却为小说赢得了更多的读者，小说热确实呈上升势头。这个看似悖论的命题其实泄露了反腐小说的真实意图。不可否认，绝大多数反腐小说作者对腐败怀有切肤之痛，他们利用小说反腐的良苦用心也就不容质疑。但是夹杂在这种“良苦用心”里的还有这样一种成分——牟利情结。虽然这样说或许会对一部分作家的自尊产生冲击和伤害，可这是一种客观事实，我们无法回避。牟利的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消费大众对腐败这种社会现象深恶痛绝的社会心理。这种感性的仇视腐败心理，在愈益功利化的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在反腐小说出现之前，这个功利性、现实性市场是一片空白。首先填补这个空白的是历史小说和历史题材的历史剧本像《宰相刘罗锅》等，这种小说或剧本把大众对腐败的仇视转移疏导到历史遗踪中去，让他们在民间历史中得到惩治腐败的想象性满足。正因为如此，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剧本才得以在1990年代获得轰动。可这种想象性满足毕竟不能长久地维持、代替现实性满足。现实生活中一个又一个腐败分子的落马并最终得到惩治和受众对惩治腐败的渴望催生了反腐小说的诞生。二是小说的边缘化所带给小说家的清贫生活状况像一场噩梦缠绕着小说家的思维、侵蚀着小说家的精神空间。小说家主体精神主动性的萎缩使小说家无法抵挡现实利益的诱惑，他们把“好读”、“好看”作为小说的唯一标准。因为好读好看才有市场，才可以取得与通俗文化一样的现实利益。更为重要的使好读好看的小说很容易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本，进而取得更大的现实利益，在这消费“图像”或“图像消费”的时代显得尤其重要。一切以好读好看为标准，使小说家无暇或不愿耗费更多的精力来打磨小说的艺术魅力。因为很显然，如果考虑艺术因素势必使小说创作的速度下降，小说的产量也就随之下降，这样就不利于利益的实现。还有，出版商的急功近利、选刊的选稿标准也是推动反腐小说创作功利化的重要原因。模式化情节、情绪化叙事、平面化思想、大团圆结局等反腐小说中的粗鄙化现象都与反腐小说和消费文化的合谋密不可分。两者的合谋使反腐小说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沦为“小说的批量生产”。
收稿日期：2003-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