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惨败与士大夫的觉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论文,士大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甲午战争，日本以一个小国打败了历来以天朝大国自负的中国。战争的惨败，给中国予极大的震惊、刺激，也震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界。中华民族群体觉醒从此开始了。其最有代表性的是士大夫的觉醒。他们从惨败中找到了中日两国不同的社会政治之差距，认识到惨败的根源就在于社会制度的腐败，思想文化的落后。于是，他们发动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戊戌维新运动。
一、甲午惨败给中国人的打击
甲午战争前，昧于外情而又惯于自傲的人们，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里，一向以为以偌大中国对付地狭人少，维新不久的岛国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战争的结局却出人意外。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战前的商品输出为主逐渐转为以资本输出为主。他们在中国肆无忌惮地兴建企业、修筑铁路、政治借款、企图直接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又开始了对中国的领土掠夺，卷起夺取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此时的中国，民情浮动，人心惶惶，到处呈现败北的惨象。不仅如此，甲午惨败后，中国的大国地位也一落千丈，成为弹丸小国日本的耻笑对象。日本《女学杂志》在1985年2月号发表的社论《大国之气概》说：“悲乎！中国400余州，广袤万里，民千亿，千古夸称中华，然当前之末路竟已如斯。神州之民决不可以此为荣矣。”
总之，甲午战争后在中国人的心中笼罩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遑、难于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耻辱感。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时，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和旧式文人从震惊、愤慨、困惑和忧伤中觉醒，他们逐渐蜕变，转化为新型的资产阶级，这就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
二、士大夫以强敌为榜样，东渡扶桑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已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洪仁轩在《资政新篇》中写道：“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①这是有洞察力的预见。而李鸿章则有更准确的看法。他在1864年致奕沂、文祥的信中说：“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两国远而距中国近……日本以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敌，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70年代，日本出兵台湾之举不仅使洋务派致力海防，而且使众多的中国人开始注视日本，研究日本。
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曾著述《使东述略》。该书较具体且可靠地提供了日本史地民俗、政治经济知识。何如璋出使日本之际，上距明治维新还不到十年，但日本的景物风貌已由本来的“汉唐遗风，间有传者”一变而“趋欧俗”。上至官府，下及学校，“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靡然以泰西为式。”日本明治维新不到十年，但西化如此之大，这不能不触动同为东方人的何如璋。他有心笔述，更有意启发中国效仿日本。
康有为专门写给皇帝看的《日本变政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司法、教育、警政、官制、军事。在列举日本变政事迹的同时，又用按语评考其意义和可资取法之处，以直接发挥作者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政治主张。这本书对1898年百日维新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以上二人对日本的认识主要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前。甲午惨败，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日本崛起于岛夷，居然跨海燃起一场巨大的战火，这是日本变法自强的结果。因此，甲午战争带来的屈辱越是沉重，就越能使中国人深刻领会日本的自强成功。于是，士大夫以强敌为榜样，于1896年3月，《马关条约》的墨迹尚未干透之际，中国第一批13名赴日留学生踏上了东渡扶桑的征途。
三、士大夫以救亡为宗旨，变法维新
封建士大夫一贯信守的行为准则是，事事讲求礼义名分，蹈故袭常，反映在哲学思想上即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其治国方略主要是维持现状，而不是变革创新。这种凝固、静止的变易观是造成甲午惨败的根源之一。当然，鼓吹变法，并非始于康梁，甲午战争前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就曾提出过。但他们未从政治上认识到变法的重要性，也根本未认识到外国侵略者会有亡我中国之心。他们仅仅主张经济改革，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以求得中国的富强。他们幻想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取消各国在华享有的种种特权，以达到“收我利权，富我商民”和“消除外患”的目的。可见，他们根本没有把变法和救亡联系起来。
甲午惨败犹如晴天霹雳，士大夫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瓜分豆剖”中国的野心，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亡国灭种的恐惧感，也增加了对企图亡我的各国列强的仇恨。因此，这批不甘坐以待亡的士大夫很快地接受了西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举起变法救亡的大旗，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帝国主义。用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呼吁变法救亡，在中国首推康有为。他匠心独运地把进化论注入公羊三世说，论证历史由低级不断向高级发展，祖宗之法必须跟随时代不断变化。而严复又系统地把西方的进化论译介给中国人，并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与天争胜”的原理，去唤醒人们顺应天演规律变法维新，以达到“自强保种”的目的。
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给古老的呆滞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界注入了强烈激素。正是这种进化理论，使士大夫开始认识到中国要在列强环逼之下争强保种，就“必当先明在对外界之说，即与吾群竞争之公敌何在也。”②并明确公敌就是侵略我国的外国资本主义，很显然，是亡国的恐惧和对列强的仇恨，借助进化竞争的学说唤起了士大夫的自我觉醒，促使他们将变法和救亡直接联系起来。他们反复地论证了中国“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道理。③揭露了顽固派的不变论实际上是等待列强吞噬的亡国论。使人猛醒，催人奋发，赋予变法维新以强烈的反帝爱国色彩。
在这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潮中，变法思想突破了以前狭小的藩篱，在中上层官吏和士大夫中得到广泛传播。这时出现了许多要求变法维新的奏议、文章、书籍；出现了许多宣传变法维新的报纸。其中康有为的《上皇帝书》，梁启超的《时务报》政论，就是杰出的代表作。这些著作的措词，提法都具有尖锐、痛切、激烈的宣传煽动色彩，与早先的士大夫薛福成、郑观应等人的口吻腔调已大不相同了。与此同时，改良派已不仅仅单纯地向社会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而且进一步向皇帝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在学会的名义下开始组织士大夫社团，于是名目各异的“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自发地成立起来。这就冲破了清朝数百年严禁士人集会结社、议论政治的禁锢，为争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迈出了第一步。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会”实际上已是具有政党性质的组织，甚至具有谋取地方政权机关的企图。由此可见，甲午惨败后，士大夫的变法维新由理论宣传转变为实际行动，由七、八十年代少数人的活动变成了士大夫群体性的行动。这充分体现了士大夫们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
要救亡就必须变革维新，必须改变“一人居上，万人在下”的君主专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虽然一些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已对封建主义思想产生了怀疑，但他们的思想中仍残留浓厚的封建色彩。他们主张学习西方，但总是把西方的科学技术、议会政治说成是中国古圣先贤早已有之的明训。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委曲婉转地发表自己的议论，而唯恐正面触犯封建制度和思想。甲午惨败后，士大夫中的代表人物，在宣传维新变法政治主张的时候，再也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勉强塞进封建传统思想框子，而是把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作为抨击的对象，明确宣布与封建思想决裂。1895年，康有为的《京师强学会叙》说：“……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中间，鼾寝于火薪之上，政务防弊而不务兴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审时，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远，……嗟吾神明之种族，岂可言哉！”梁启超也发出了“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的呐喊。而谭嗣同更指出“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事”提出“冲决一切网罗”的口号，他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号召人们打倒纲常名教，冲决一切封建网罗。谭嗣同深刻揭露封建君主专制的暴虐，鞭达纲常名教锢杀人们灵魂的伪善已达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思想界的高峰。由此可见，甲午惨败后，士大夫们已把鼓吹变法主张与反封建思想的启蒙运动结合在一起。康梁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反封建启蒙思想，并非偶然，而是受甲午战争后“创巨痛深”的民族危机煎熬的士大夫们重新深入思考，执着地寻求真理的结果。
救国就必须维新，必须猛烈抨击封建旧学，大力提倡学习资产阶级新学。长期以来，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科举成名。多少人为金榜题名皓首穷径；多少人为研究八股而耗尽精力。然而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对这种“科举正途”很少有人怀疑。直到甲午战争以前，也还没人敢对之公然挑战。甲午惨败后，富于政治敏感的士大夫们认识到纵然能在洋人的朝迁中求得功名利禄，也只能充当亡国士大夫的可悲角色。于是，他们自然把个人的出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只有国家独立富强，才有士大夫的出路。而中国要富强，首先要摒弃封建科举制度。从此，士大夫开始以先觉者和开拓者的锐气，批判旧学，致力新学，成为向封建文化勇猛挑战的第一代。在这方面，谭嗣同的转变较为典型。他早年曾经是一个沉溺于旧学的官僚子弟，对新学颇为反感。但“三十之年以后，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④很显然，正是甲午惨败才使谭嗣同开始对封建旧学深恶痛绝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接触西学较早的士大夫们也痛斥封建旧学，他们认为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凡是儒者所终身从事的八股词章，汉学宋学，都是迂腐陈旧和无用之物，要将它们“早束高阁”，另辟新路，否则“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⑤在对旧学批判的基础上，维新派又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改革和创新，他们指责封建史学都是“君史”，呼吁撰写民史，发起“史学革命”，他们批判无病呻吟的宋诗派和同光体，发起“诗界革命”……这一切打破了文化领域长期以来昏暗和沉寂的局面，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起点。
在肯定上述客观事实之际，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原因，士大夫的变革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他们既为反帝呼吁变法，但最终又幻想依靠帝国主义支持变法；既在变法初期大力宣传“托古改制”，但最终又竭力鼓吹“复古主义”；既提倡科学，但又企图旧瓶装新酒。这决定了维新变法不可逃脱失败的厄运。
回忆甲午惨败的巨大创痛，恰当评价士大夫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觉醒，激发爱国热情，吸取前辈变革的经验教训，以此作为现实改革的借鉴，这正是本文最根本的意图，也是纪念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的一点思考。
注释：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532页。
②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专集之四第77页。
③《戊戌变法》第2册，第204页。
④《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59-260页。
⑤《戊戌变法》第3册，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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